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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讯
《沙皇俄国侵略扩张史》上册出版
《沙皇俄国侵略扩张史》，是北京大学历史系苏联东欧史组集体编写的。上册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包括前三编。第一编记述了十六世纪中叶到十七世纪末，沙皇俄国的早期侵略扩张，其特点是地域性的蚕食活动。第二编写整个十八世纪沙皇俄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方针及其实施情况，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从地域性的蚕食转向世界性的侵略。第三编是从一七八九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写到一八五六年的克里木战争。这一时期，沙皇俄国由于拿破仑帝国的覆亡而建立了欧洲大陆霸权，然而，由于在克里木战争中被英法打败，沙皇俄国在欧洲大陆上的霸权随即受到致命打击。作者在第三编内，用确凿的史实揭露了沙皇俄国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一再采取行动，穿过中亚，插手赫拉特问题，对阿富汗地区进行侵略扩张。
本书的下册，包括四、五两编。叙述十九世纪下半期到一九一七年沙俄的侵略扩张。
（孙祥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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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建立和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林丕
一九七九年，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个可喜的现象，大约五分之一的工业企业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尽管这些职工代表大会还很不完善，所起的作用也大小不同，但仍不失为我国企业管理上的一个进步。
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人民创造的一种适合我国国情的企业民主管理形式。它诞生于五十年代中期，一九五七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对它作出了肯定的评价。我国人民找到这种形式并不是容易的。我们党自从在中央苏区建立第一批公营企业的时候起，就领导职工群众不断寻求企业民主管理的具体途径，经过二十多年的试验和比较，才从实践中摸索出这种形式来。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诞生之后，又走过了一段曲折的路程。林彪、“四人帮”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践踏了这株民主幼苗，使它被迫中断生长达十年之久。直到“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它才又恢复了自己的生机。
目前，职工代表大会在各地的发展很不平衡。有些地方、部门和企业迄今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有些企业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实际上只是走个过场。出现这些情况，原因固然很多，但主要是在领导思想方面。
在某些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和作风中，有一个积习较深的问题，就是习惯于自觉、不自觉地用某种“家长式”的或近似“家长式”的方法管理企业。其表现形式有多种多样，程度也不尽相同，共同的特点是习惯于一个人说了算，喜欢“鸦雀无声”。
这些同志对社会主义企业必须实行民主管理，实际上并不很理解。有人提出“民主管理是不是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疑问，就是一个证明。实行民主管理，是社会主义企业区别于资本主义企业的标志之一。实行民主管理，正是按照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有些同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产生疑问，除了学习不足以外，实质上是因为民主管理与他们习以为常的“家长式”管理相抵触，所以感到不那么自然。
这些同志对领导干部岗位责任制的理解，也是多少走了样的。企业领导干部岗位责任制的本来意义，是对企业的日常生产建设的指挥工作而言的。在这方面，应使企业领导干部在法定范围内有职有权有责，建立起有权威的生产指挥系统。至于企业生产建设的重大问题，则必须提请职工代表大会民主讨论决定，有些还要经上级领导机关审查批准，绝不能由少数人或一个人说了算。即使是企业的日常生产建设指挥工作，企业领导干部也要接受职工群众的监督。可是，有些同志却不是这样看问题。他们在决定、处理重大问题时，往往不愿意走群众路线，更不愿意受民主管理制度的约束。有的同志连“领导干部要接受群众监督”这样的话也不爱听，说：“我又不是坏人，你监督我什么？”其实他们并不是不懂得这两种“监督”的不同含意，无非是以“家长”自居。
上述问题的存在，有很深的社会历史根源。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尽管我们党进行了艰苦的、卓有成效的清理废墟的工作，但是封建社会的遗迹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它的影响还广泛存在。一方面是旧社会的封建家长制的传统力量仍然相当强大，顽固地不肯退出历史舞台；另方面是民主的传统严重缺乏，还由于经济、文化的落后，限制了广大劳动人民监督、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能力的发挥，也给家长制的习惯势力提供了延长生存的条件。这种情况反映到经济管理工作中，就出现了某些领导干部自觉、不自觉地把家长制搬用到社会主义企业管理中来的问题（当然是多少改变了形式的）；同时，也出现了某些职工群众缺少监督领导干部、民主管理企业的知识、勇气和办法，未能对官僚主义进行有效抵制的问题。
更严重的是，我们的国家遭到林彪、“四人帮”的十年蹂躏，受了严重的创伤。这种创伤的具体表现之一，是我们党在同封建传统的长期斗争中好不容易取得的一些企业民主管理成果，几乎毁于一旦。在林彪、“四人帮”煽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欺骗和侵蚀下，某些职工群众也受到了严重的内伤，他们不懂得无政府主义不过是林彪、“四人帮”推行封建法西斯专政的一种策略手段，却把它误认为是什么“民主”，这就大大降低了正确行使民主权利的能力和水平；还由于多年来某些企业中积累的问题很多，群众意见不小，有些领导干部没有勇气面对现实，产生了“民主发扬不得”的顾虑，想“绕开问题走”，用“家长式”管理把矛盾捂住，其实越捂越被动。总之，经过十年动乱，内伤很重，正常的民主生活被搞乱了，一些不利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因素增长了。这样，就使我国的企业民主管理遇到了更大的困难和阻力。
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目前尚未受到职工群众的普遍重视，还有一些实践中的原因。
在部分职工中，有一种看法：“搞职工代表大会没有多大用处。”这是由于有些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的确尚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致使有些职工未能从实践中建立起对它的信任。
现行的职工代表大会体制，由于是在中断十年之后刚刚开始恢复，作为第一步，它的职权范围大体上是沿袭过去的章程，恢复到一九六六年以前的水平。具体说来，就是以行使审议权为主，监督权不够充分，实际管理权暂时还很小。这就不能不限制了职工代表大会作用的发挥。例如，在人事管理权方面，只达到选举“三长”（车间主任、工段长、班组长）的程度。这比过去当然是一个进步，但对实现企业的民主管理，其作用是很有限的，因为真正掌握企业生产行政管理大权的并不是这些同志，而是厂长（经理）。在财、物、供、产、销的管理方面，职工代表大会只对企业基金中的福利、奖励基金的分配和使用，拥有决定权；对其他方面则只有审议权（“参政权”），没有什么实际的管理权。这种状况，同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企业民主管理的要求相比，无疑是差距很大的。在这种状况下，如果工作做得不好，例如企业主要领导干部不能充分尊重职工代表大会的监督权、审议权，职工代表大会又不善于监督，那就比较容易流于形式，走过场。有些职工群众对建立职工代表大会不热心，没信心，与此有关。
为了使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尽快成长起来，逐步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企业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
在当前，首先要通过总结经验，采取措施，把职工代表大会的现有职权认真行使起来，真正发挥出它的实际作用。要先把职工群众最关心的一些切身利益问题切切实实地抓起来，实实在在地保护国家、集体和职工的利益。例如，认真审查和决定企业的福利、奖励基金的分配使用方案、职工住宅分配方案、调整工资方案等；开展对企业的人财物管理工作的监督和检查，运用群众的集体力量，狠狠刹一刹某些领导干部搞特殊化、“走后门”（包括人事上的和物质上的）等歪风，逐步卡住这股社会祸水的具体流通渠道；等等。这些事情办好了，就能在群众中树立起职工代表大会的威信，激发职工群众的主人翁责任感，吸引他们积极关心和支持职工代表大会的工作，从而有利于这个制度的巩固和发展。
为了进一步发挥职工代表大会的作用，它的职权范围需要在实践中逐步扩大。现在，已有极少数企业进行了由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厂长的试验。它们的初步实践证明，这样做，对于改革我国的干部管理体制，比较准确地选择合格称职的“社会公仆”来主持企业的生产建设指挥工作，克服长期以来存在的某些领导干部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群众负责的弊端，减少官僚主义，加强企业的科学管理和民主管理，是必要的。随着企业自主权的逐步扩大，又产生了这个权应当“扩大”给谁的问题。是“扩大”给职工群众以及由他们民主选出的职工代表大会呢，还是“扩大”给企业的个别领导人？这个问题若不妥善解决，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的。因此，我们对职工代表大会的职权和责任，绝不能作静止的理解。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和职工群众管理水平的提高，职工代表大会的职权和责任应当逐步扩大和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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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太平天国研究中的新问题
王庆成
近年来，太平天国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特别是一九七九年五月，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和南京史学会联合举办了全国规模的有外国学者参加的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对有关太平天国的许多问题展开了讨论，推动了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对洪秀全早期思想的不同评价是一九七九年提出的重要问题。多年来的传统观点是，洪秀全在一八三七年就萌发了反清革命思想，一八四三年应试落第后，创立拜上帝会，就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他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著作宣传了政治平等、经济平等、民族平等、男女平等的民主思想，奠定了太平天国革命的理论基础。新的一种见解与旧说的不同，主要有两方面。第一，认为洪秀全的思想发展过程是：青年时代追求功名；一八四三年后功名失败，信从《劝世良言》，希望通过拜上帝以改造世道人心、拯救社会；一八四七年后在现实阶级斗争推动下走向革命道路。第二，认为洪秀全的著作中并没有政治平等、经济平等思想，它们不是太平天国的理论基础；相反，洪秀全决心反清后，修正了早期著作中宣传的不杀、忍让、安贫乐命等思想，转而采取了某些适合于农民战争利益和需要的观念，其纲领是平均主义的，也是专制主义的。
这种对洪秀全早期思想的不同见解，不仅是对太平天国革命兴起过程的不同认识，而且还涉及到太平天国的性质、面貌等问题。它值得继续深入研究，而且需要把这些不同见解同太平天国整个过程联系起来考察。
对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近年来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有的论者认为在南京建立的太平天国政权，已经是一个新的封建政权；有的认为它还是农民的革命政权，但是处在封建化的过程中，或者说，几乎已经完成了封建化。这些不同的看法，大都是从太平天国的思想意识、政治制度、土地政策等方面来立论，都注意到了太平天国在这些方面的封建性因素。太平天国革命是在刚刚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发生的，它在各个方面从开始就带有封建性，是不言自喻的。研究者抛弃了过去某些不切实际的看法，注意到它的封建性表现，这是很必要的。当然，除了这些封建因素，它是否还有与旧的封建政权不同的因素，仍然是有待研究的课题。
关于太平天国的政权问题，还有同志从政体方面提出新的看法，认为太平天国的政体是虚君制，以天王为国家元首，以军师为政府首脑。后来杨秀清逼封万岁，企图把军师和君主权位集中于一人；杨、韦死后，洪秀全把军师职权抓到自己手中，成为专制君主，这样就先后破坏了农民民主主义性质的虚君制，导致农民政权逐步向封建主义转化。这一新的研究对太平天国政治制度方面许多具体情况的考证和阐述，是富有学术价值的。当然，对太平天国政体及其性质的概括，是否恰当，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商榷，事实上也已引起了不同的意见。
联系到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的认识，对于太平天国在一八五六——一八五七年内讧分裂事件也提出了新的解释。认为当时发生内讧是由于政权的逐步封建化和领导集团的思想蜕化，热衷于追求个人权力和生活享受引起的。它是争权夺利的斗争，而不是什么路线斗争。这种新的看法，同长期以来流行的“反革命政变”说、“人民内部矛盾”被“敌对分子”利用说等等都有不同，受到了研究者的注意和重视。
近年来，评价太平天国领导人是一些史学工作者感兴趣的问题。大家对前几年那种神化洪秀全和对杨秀清、石达开、李秀成等有意丑化罗织罪名的做法，坚决反对；要按照历史人物的实际情况和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来评价是非功过的正确学风，得到了重新提倡。很多人认为不应该由于石达开、韦昌辉的阶级出身而先验地判断他们是混入太平天国队伍的。对于石达开，人们争论他在大渡河的失败是否属于“变节”。对于杨秀清的评价，争论的问题似乎仍在于他的行为是否可以称为“逼封”、“篡权”。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以来，对于历史人物的研究，尤其是对于太平天国人物的研究，作出某种政治鉴定，例如是否“叛徒”、是否“野心家”、是“变节”还是“变节行为”等等，似乎被当作了这种研究的目的和内容。戚本禹所传布的这种恶劣影响，往往使历史人物的评价纠缠于这些政治概念的争论，从而降低了科学研究的性质。近年来，这种情况已经有所改变。如对于李秀成的评价，一些研究者不去争执他应该定为“变节”还是定为“动摇”，而是对他的行为作出分析和解释。一种意见认为，李秀成是在天王已死、事业已经失败的情况下，为了避免继续流血才要求敌人允许他解散残部，这是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所致。另一种意见认为，农民阶级和秘密结社的美德是忠心、义气、“不事二主”，而李秀成突出的思想是“各为其主”，所以他在主死国亡的情况下就另事新主，这不能用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来解释。
对太平天国经济政策的研究，年来稍嫌冷落，当然也有一些新的讨论。其主要点仍与评价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有关。如有的意见认为，一八六○年以后在征收田赋上对地主阶级妥协退让，强制佃农交租，使太平天国与地主阶级政权没有根本区别。有的论者认为后期的土地政策是前期的继续，仍然是革命的。另有一种新的见解，认为《天朝田亩制度》是农民平等平均思想的具体化，但它阻碍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但受到工商业主和手工业工人的激烈反对，而且也不受农民，特别是自耕农和富农的拥护。从一八五三年冬开始，太平天国改变了政策，放弃了土地公有，承认土地私有，恢复和保护城市工商业，这样，促进了城乡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这里提出的问题，不仅涉及对《天朝田亩制度》等的评价，而且也涉及太平天国革命和政权性质及其转变。
对太平天国宗教观念的研究，是近年来的又一进展。在过去的长时期中，对太平天国的研究基本上回避了宗教问题，或者忽视宗教对运动的影响，或者对宗教在运动中的作用仅仅进行简单的斥责。近年来，这一无形的禁区已开始有所突破。有的研究者对“太平天国的基督教”同正统基督教作了比较，认为洪秀全创立了一种新宗教，以作为发动农民起义的工具。有的认为外国宗教之所以能与中国的农民革命发生联系，是由于拜上帝会的上帝不仅保留了中国宗教的传统成分，而且允诺农民可以无灾无难、有衣有食。对太平天国宗教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太平天国研究中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问题。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过程和因素是多方面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是我们进行研究的基本方法；但这不应该是将农民起义简单化，简单地使用地主和农民这两个概念，而是应该研究当时各种社会成份、社会现象及各种矛盾的复杂情况，才能加深对历史的认识。克服了思想僵化，扩大了视野，丰富的课题就在眼前，等待着研究者努力探索，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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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马克思喜爱的科学英雄——刻卜勒
宋洪训
在马克思遗留下来的浩瀚的文献中，有一篇别具风格的《自白》。那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伦敦风靡一时的娱乐性问答书，英语叫《Confession》。（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588—589页）
一天，马克思的女儿燕妮和劳拉拿着这样一份问答书，要父亲填写。马克思浏览了表上的所有问题，随手一一作了回答，就这样留下了这份文献。
对于这类娱乐性问答自然不能完全认真看待，这里有时带着半开玩笑的性质。不过马克思写下的这些答案却反映了革命导师的性格、爱好和为人。
在“您喜爱的英雄？”这一栏里，马克思写了两个名字：斯巴达克、刻卜勒。
马克思把斯巴达克列为自己喜爱的英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斯巴达克是公元前一世纪意大利奴隶起义的领袖，他率领奴隶和部分农民，同罗马统治者英勇奋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后来被大奴隶主克拉苏的部队击溃，斯巴达克本人壮烈阵亡。斯巴达克以自己光辉的一生在古代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虽然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论述到这位英雄的篇幅并不多，但我们看到在他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写道：“晚上为了休息，我读了阿庇安关于罗马内战的希腊文原本。一部很有价值的书。……他笔下的斯巴达克是整个古代史中最辉煌的人物。一位伟大的统帅（不象加里波第），高尚的品格，古代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59页）马克思珍视的正是这种古代无产者的真正代表的高尚品格。
那么，马克思何以喜爱科学家刻卜勒呢？刻卜勒是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德国的杰出天文学家，他在哥白尼学说的基础上发现了行星运动规律。刻卜勒的发现为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打下了基础。牛顿后来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如果说我看得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们的肩膀上。”这巨人们就是指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和刻卜勒。刻卜勒为科学事业献出了毕生精力，对天文学作出了杰出贡献。当然，从科学的革新精神来说，哥白尼要胜过刻卜勒，而论科学事业的贡献，牛顿又超出刻卜勒。那么，马克思何以单单把刻卜勒列为自己喜爱的科学英雄呢？这里恐怕还有其更深一层的内在原因，那就是刻卜勒的一生经历中有使马克思感同身受的地方。
刻卜勒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里，从小体弱多病，是个新教徒。早年在神学校毕业后，进入大学，在那里了解了哥白尼的日心说，坚信不疑。一五九三年，二十二岁的刻卜勒在大学毕业后，因被斥责为具有“自由思想”而不能担任任何神职。此后，刻卜勒到了奥地利格拉次的高等神学校担任数学和天文学讲师，在那里写下了第一部著作《宇宙的奥秘》，从此成为哥白尼的忠实信徒。天主教徒对新教徒的迫害使刻卜勒不得不离开格拉次。一六○○年，刻卜勒到了布拉格，在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那里工作。不久布拉赫逝世，刻卜勒被任命为布拉赫的继承人，有权使用他的观测资料。贫困一直逼迫着刻卜勒，他不得已给国王鲁道夫二世当一名“数学师”，但得到的只是半薪。以后，刻卜勒发表了一系列天文学著作，根据他自己和布拉赫的观测资料，发现了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刻卜勒定律”。
天主教徒对新教徒的迫害仍在继续。一六二六年，刻卜勒的住所被团团围住，威胁要处决他这个“异教徒”，只是因为他曾是国王的“数学师”，才幸免于难。
早在一六一八——一六二二年间，刻卜勒不倦地从事科学研究，发表了《哥白尼天文学简论》，阐述了日蚀、月蚀的成因和预测方法等天文理论，并对当时公认的地球离太阳的距离作了校正。宗教裁判所为了彻底根除哥白尼的“异端邪说”，宣布将刻卜勒的著作列为禁书，并将可能搜到的所有书籍付之一炬。
宗教裁判所对刻卜勒的迫害使他无处安身，一六二六年，刻卜勒到了乌尔姆地方，希求找个避难之所，安心从事科学研究。但是，刻卜勒远没有实现自己的科学理想，由于被贫困所迫，他不得不四处流浪。一六三○年，刻卜勒在去勒根斯堡的途中得重病，不久就与世长辞了。死时年仅五十九岁，人们在他身边发现：除了一些书籍和手稿以外，仅有七个分尼（分尼为百分之一马克）的现钱。
刻卜勒一生经受宗教的迫害、当局的歧视、荒诞的诽谤和贫困的折磨，但始终忠于自己的科学事业。有一首古老的四行诗这样赞颂刻卜勒：
没有谁比刻卜勒飞翔得更高，
他在一生结束时穷困潦倒；
由于他只赐给智慧以欢乐，
他的肉体始终是饥肠辘辘。
当马克思提笔填写《自白》、写到喜爱的英雄刻卜勒名字的时候，一定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自己贫困窘迫的境遇、颠沛流离的生涯和坎坷不平的征途。正是在填写《自白》的六十年代，马克思处于贫病交加之中，北美战争使他失去了《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撰稿工作——每周收入仅两个英镑的主要生活来源，而当他一想到已经花了十几年心血的《资本论》还没有最后完稿，他的心情自然是十分难过的。马克思之所以选择刻卜勒作为自己最喜爱的英雄，恐怕也就包含着对这位非凡勇敢的科学家的钦佩之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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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理论》出版
《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理论》一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物资经济研究所几个同志合写的，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理论》一书围绕着四化这个中心，系统地研究了当前企业管理与经济改革中的权利、职责、效果、利益、立法等几个重大原则问题。
全书共分十章，分别论述了经济核算理论创立的过程；经济核算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管理形式；独立经济核算制的基本内容；社会主义生产经营的经济效果的内容和反映经济效果的指标；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使用的经济效果以及资金有偿使用的问题；活劳动使用的经济效果以及提高活劳动消耗的经济效果的途径和意义；成本、价值和销售收入在实现经济效果中的作用；社会主义盈利的性质和作用；改进计划管理体制、推广经济合同、搞好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是加强经济核算的途径；等等。 （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