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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总理会见日本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正副会长访华团
新华社北京三月十六日电 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天下午高兴地会见了日本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正副会长访华团。他称赞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为发展中日关系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华国锋总理在同古井喜实会长，小林进、渡部一郎、永末英一、盐谷一夫副会长见面时，称他们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他说：二十多年来，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朋友们为不断发展中日友好事业作出了很大努力和贡献。
华国锋总理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很重视同日本的关系。我今年五月即将去日本访问，目的就是要使中日友好关系发展得越来越好。
应古井先生的要求，华国锋总理向他们介绍了有关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情况。古井先生说：日本人民很关心中国人民的现代化建设，衷心希望中国人民在本世纪末达到自己的宏伟目标。他指出，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不仅是中国自己的伟大事业，对亚洲和世界局势也将会带来很大的积极影响。
华国锋总理向日本朋友谈到了最近闭幕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的重大意义。他指出，这次会议所作出的决定，主要是为了从组织上保证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在谈到国际问题时，华国锋总理高度评价了日本众议院三月十三日通过的要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和促进解决北方领土问题的两项决议。
日本国驻中国大使吉田健三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日友协副会长张香山、孙平化等。
今天晚上，访华团举行告别宴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副秘书长罗青长，外贸部副部长刘希文，中日友协副会长张香山、孙平化等，应邀出席宴会。
访华团将于明天离开北京。（附图片）
华国锋总理会见由古井喜实会长为团长的日本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正副会长访华团。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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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以《准则》教育党员遵守党规党法
北京部队各级党组织经过一年教育收到好效果
据新华社北京三月十六日电 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各级党组织去年以《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案）作党课教材，对党员进行党规党法和党的优良传统教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去年三月，《准则》（草案）发给全党后，北京部队上千名团以上领导干部深入机关、连队进行宣讲，并且和党员一起学习，重温党的优良传统，摆林彪、“四人帮”对党的建设造成的严重危害。许多单位组织党员对照《准则》（草案）查思想、查工作、查作风、查纪律，找出差距，制定改进措施。有的建立和健全了党课、党日以及评论党员的制度。在党的中、高级干部中还实行了参加党组织生活和缴纳党费登记、公布的制度。去年底，各级党委结合年终工作总结，对贯彻党内生活准则的情况进行了检查评比。
北京部队党员队伍状况经过一年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的教育，发生了可喜的变化。许多党员把《准则》的要点抄下来，贴在墙上，放在案头，随时提醒自己按照党的要求去做。大多数党员领导干部不论职位高低，在党内已一律以“同志”相称，平等相待。党委书记和常委委员开始以普通委员身份参加党委的集体领导，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基层党组织生活。一些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在外出开会、学习和生病住院期间也坚持向党小组写书面思想汇报。广大党员的组织纪律观念和模范作用也明显增强，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得到了较好的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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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党都要严格遵守党规党法
本报特约评论员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经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已经正式公布了。这是我们党几十年来处理党内关系和整顿党的作风的历史经验的结晶。它的公布与实施，对于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巩固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提高党在四化建设中的战斗力，将发生重大的作用。
我们党已经确定了新时期的政治路线，其基本内容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始终地实现这条政治路线，最核心的问题，是建设好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
历史上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必须依靠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而党的领导，在很大程度上，又必须依靠符合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健全的党内生活和党的优良作风。离开党的正确领导，或者党内生活不正常，无产阶级的党纪党风被破坏，革命和建设就往往受损害，甚至遭受挫折。
大革命初期和中期，我们党虽然处在幼年阶段，但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党内生活是健康的、生动活泼的，革命事业发展很快。北伐战争开始前举行党的四大，那时全党只有九百多个党员。就九百多人的这么一个党，推进了北伐战争，说明党的正确领导在人民群众中和革命军队中能够动员起多么伟大的力量。到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放弃党在统一战线和军队中的领导权，对国民党右派软弱退让，在党内实行家长统治，拒绝不同意见，破坏民主集中制，终于把革命从胜利引向失败。
土地革命时期，党犯过三次“左”倾路线错误，都在不同程度上破坏了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尤以王明那一次为最严重，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些东西，对革命事业造成极大损害。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错误，才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使我们的党重新发达起来。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集中了几十个高级干部开了几个月的整风会议，又领导全党进行了整风运动，不仅从政治、军事、思想和组织上清算了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并且正确地总结了处理党内关系和整顿党的作风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形成了一套党内政治生活的马克思主义准则。毛泽东同志那时指出：“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如果我们把作风整顿好了，我们在工作中间就会更加主动，我们的本事就会更大，工作就会做得更好。”事实正是这样。
建国以后，我们党成了执政的党，这是党的地位的重大变化，党的建设面临着一系列新问题。适应这种新的形势，我们在处理党内关系上，又积累了一些新经验，制定了一些好的制度。这些进步反映在八大的党章中。从七大到八大，是我们党历史上最有革命朝气的时期，也是我们党内生活最健康、最团结、最生动活泼的时期。
这就保证了我们党能够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联，领导人民连续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恢复经济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等一系列光辉的胜利。
一九五八年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发生过一些曲折。一方面因为没有经验；另一方面，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特别是党内民主集中制的破坏，使我们党由于没有经验而发生的错误不能够及时得到纠正，或者纠正了又重犯；使某些野心家不能够受到党的集体的监督，得以夺取重要权力施展他们的阴谋；直到出现林彪、“四人帮”这样的大问题，害党害国害民长达十年之久。这次五中全会平反昭雪的刘少奇同志的重大冤案以及其他大量冤案，就是党内政治生活遭到破坏造成的严重恶果之一。
这些年由于党内生活准则遭到破坏而造成的是非颠倒、人妖颠倒，严重地损害了党的肌体，削弱了党的战斗力，破坏了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使党的事业遭受巨大损失，使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下降。我们对于林彪、“四人帮”破坏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的严重性及其影响决不可以低估。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优良传统开始恢复，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开始形成。但是也要看到，由于多年来我们的党风和党内政治生活出了大毛病，要完全恢复七大到八大那个时期的好党风和党内生活，并且搞得更好些，还需要全党做出很大的努力。特别因为文化大革命中接收新党员很多，他们没有经过党的严格训练，如何对他们进行党风党纪的教育，使他们都能够达到共产党员的标准，是一个严重问题。我们的党员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这二、三年来又有不少进步。但是，确也有一些党员不那么合格。不但新党员中间有不合格的，老党员中间也有不合格的，包括某些领导干部，他们过去是合格的，现在不那么合格了。他们或者受了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毒害，派性高于党性，公然抵抗党的路线，或者搞特殊化，违法乱纪，官僚主义严重。这些人在我们党内虽然是极少数，但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很不好，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危害很大。这种状况如果没有一个根本的转变，我们的党就不可能有效地领导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我们目前所以要特别注意维护党规党法，端正党风，就是为了从根本上治愈林彪、“四人帮”给党的肌体造成的疾病和创伤，使我们党的政治生活状况有一个根本的改善。我们一定要把党重新整顿好，把我们党固有的优良作风重新发扬光大起来。我们要坚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坚持党性原则，克服党内各种不正之风特别是派性，使我们的党面目一新，朝气蓬勃，在领导人民进行四化建设中发挥出强大的战斗力。
在党规党法中，党章是最高法规，是党内的宪法。现在公布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是为了彻底纠正党内生活不正常的现象，并且适合在党的建设方面肃清林彪、“四人帮”残余影响的特殊需要，它是对党章的重要补充。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七大和八大的党章就当时情况来说是比较完备的。九大和十大的党章，由于林彪、陈伯达、“四人帮”和那个“顾问”的干扰破坏，有许多错误。十一大的党章虽然纠正了一些错误，那个党章还是不完备的，特别是因为目前在党的建设方面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因此需要作较大的修改。现在中央已经着手起草新的党章草案，准备经过全党认真讨论，提交党的十二大审议。这个《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是党章中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的具体化。这十二条准则，一些基本的东西，是我们党在延安整风时期就提出来了的。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写的许多重要著作，如《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论党》等，都阐明过这些准则。现在我们从党内的实际情况出发，总结了处理党内关系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了同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作斗争的经验，重新把这些准则加以整理和充实，形成具有约束力的法规。这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执行马克思主义建党路线的一个创造，对于在党的作风上拨乱反正，保证我们党内政治生活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防止林彪、“四人帮”一类野心家破坏党内正常生活，具有深远的意义。
这个准则公布以后，全体党员、干部都要认真学习，联系实际进行讨论，切实执行。搞好党内政治生活和端正党风的基本方法，是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于一切不利于党、不利于人民的缺点错误、歪风邪气，要敢于斗争，彻底揭露，坚决改正。这个准则对领导干部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这对于当前健全全党的政治生活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都要以身作则，成为遵守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的模范。先正己，然后才能正人。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端正党风，做出样子，才有利于推动全党。党的作风整顿好了，全国人民就会跟着我们学，就会影响全社会、全民族，从而产生伟大的道义力量和物质力量。
这次我们采取把党的法规在报纸上公布的办法，目的是动员人民群众对党员和干部实行监督。人民群众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迫切关心党的建设和党员干部的作风。因为他们从林彪、“四人帮”横行十年的灾祸中深深懂得，建设一个好的党，党员和干部具有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作风，是建设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最根本的条件。人民不满意我们有些党员和干部的不正之风，正是他们爱护党，关心党和国家的命运，对党员和干部严格要求的表现。我们应当鼓励人民群众主动地用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准则来衡量我们的党员和干部，评论我们的各级党组织，从各个角度提出批评意见。这是我们搞好党风、实施党规党法的必不可少的保证。
端正党风，我们的办法是先建立法规，先进行教育，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这些准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就开始起草的。一年多来，吸收了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意见，作过七次修改。去年一月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和今年一月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对几个稿子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然后产生出初稿，提交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公布。所以我们制定这部法规是比较充分地走了群众路线的，体现了全党的意志和要求。我们公开指出党风不正的表现，表明我们党有信心、有能力把党风端正过来。会不会有阻力？阻力总是会有的。同时，林彪、“四人帮”组织上思想上的残余势力还存在，他们虽然人数极少，但是对他们的活动能量不能低估。他们会千方百计继续保留或散布林彪、“四人帮”的各种毒素，用剥削阶级的腐败作风来腐蚀我们党，破坏党的正常生活。对此，我们应当提高警惕。我们还要看到，我国这样一个在历史上小生产长期占优势，经济和文化还不发达的国家，社会上落后的意识形态和习惯势力，往往也会成为实施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生活准则的阻力。但是，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方针，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帮助和监督，善于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并且严肃党纪党法，我们一定能够排除阻力，使党内生活的马克思主义准则得到完全的实施。
粉碎“四人帮”三年多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做了许多大事，把林彪、“四人帮”颠倒的乾坤基本上扭转过来了。这是很了不起的，说明我们的党是大有希望的。我们的党是九亿人口大国的执政党，在全世界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不但要领导我们的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且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负有重大的责任。为了很好地负起国内外的重任，一定要把我们的党建设好，把党的作风整顿好。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深入的党风党纪教育，提高共产党员和各级干部的自觉性，为建设一个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有坚强纪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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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闽清县委密切联系全县的实际
采取措施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据新华社福州三月十四日电 中共闽清县委领导成员，在学习和领会五中全会精神时，密切联系全县的建设实际，研究和制订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措施，决心进一步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更好地带领群众夺取八十年代的新胜利。
粉碎“四人帮”三年来，从县委到各级党组织，普遍进行了调整和充实，特别是选拔一批年富力强的青年干部，充实了县、社两级领导班子，从而发挥了各级党组织在四化建设中的战斗堡垒作用，使全县形势越来越好。县委领导同志在学习公报时，回顾这些可喜变化，深刻认识到，要贯彻好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就必须有正确的组织路线保证。
县委在一边学习，一边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采取措施，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县委决定，首先从县级党政机关和公社现有干部中，选拔三十名青壮年干部担任公社副主任以上领导职务。同时，再提拔一批农业技术干部，参加公社领导班子。
去年，县委和公社党委曾普遍对党员干部进行了一次轮训，提高了党支部的战斗力。他们计划今年县委党校办十期培训班，对全县一千五百个大队党支部正副书记和大队长进行进一步轮训。同时，组织党员认真学习好《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及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文件和著作。并且在全县继续开展先进党支部和优秀党员的评比活动，树立榜样，使基层党支部和党员在四化建设中真正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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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协二大代表在分组讨论中表示要发扬成绩
使科协在四化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新华社北京三月十六日电 出席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在今天的分组讨论中，表示要进一步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在党中央领导下，使科协在四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代表们的住地今天呈现着一派紧张、热烈、愉快的气氛。一千多名代表，其中包括七百多名副研究员、副教授、高级工程师以上的专家、学者，认真讨论了周培源所作的中国科协的工作报告。大家说，这个报告总结了科协第一次代表大会后二十二年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今后科协工作的方针、任务，说出了大家要说的话。这次大会，定将进一步调动起广大专家、学者的积极性，使今后科协的工作更加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
代表们在讨论中表达了对科协二大胜利召开的兴奋心情。中山大学数力系主任、广东省数学学会理事长梁之舜教授说，想到党和国家对科学工作者所寄予的殷切期望和给予的艰巨任务，心里特别高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现在我们还有不少困难，但是应当向前看，总结过去，计划未来，满怀必胜信念，再接再厉，迎接光辉的明天。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和中国声学学会理事长、一级研究员汪德昭认为，今天的盛会，是为了明天的战斗。他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使我们实现四化的信心更足了。五中全会提出要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我国出现了更加安定团结和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天津土木工程学会理事长杨天祥，在前来北京的火车上就和同车的一些学者、专家讨论召开科协二大的意义。在今天的分组讨论会上，他说，过去，科协在经济建设中发挥过很好的咨询、参谋作用，在培训技术骨干和科普宣传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可以断定，这次大会以后，科协的工作一定会更加兴旺发达。
代表们这几天纷纷为四化建设献计献策。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八十高龄的林克明教授，从广州乘火车到达北京的当晚，就执笔撰写了有关建筑问题的八条建议，一直写到凌晨三时。在今天分组讨论时，这位满头白发的老专家兴高采烈地就科协工作的有关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生物学科的十几个学会的代表，在讨论中联合提出了一个关于加强对学生和群众进行生物科学教育的倡议。台湾省籍科学家和港澳科学家，也在今天的讨论中就科技人才的培养问题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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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反帝斗争中建立功勋
——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七年
这篇文章以确凿的事实说明，刘少奇等同志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具体领导武汉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同帝国主义进行了坚决而英勇的斗争，曾夺回被英帝国主义占领了几十年的“租界”。至于当时湖北省总工会解散工人纠察队和纠察队缴枪等问题，责任在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刘少奇同志在武汉革命斗争的整个期间，从未被捕过；从武汉去庐山养病，党中央是知道的。林彪、江青等一伙诬陷刘少奇同志“内奸、工贼”，完全是蓄意罗织罪名。
一九二七年，刘少奇同志为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建立了功勋。这一年年初，在他的具体领导下，武汉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对制造汉口“一·三”惨案的英帝国主义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夺回了被英帝国主义占领了几十年的“租界”。这是近百年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的创举。同年四月，刘少奇等同志又领导武汉工人对屠杀中国工人的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林彪、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和那个“顾问”等一伙完全抹杀刘少奇同志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的功勋，反而诬蔑他是一个“心惊胆战”，害怕反帝斗争的人，并诬陷他“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在“四·三”惨案中“为日寇保镖”。
还是让事实来说明问题吧。
刘少奇同志于一九二六年二月从长沙到达广州后，病情稍有好转就到中华全国总工会主持工作，并同邓中夏、苏兆征等同志一起，领导省港工人继续坚持震动中外的反帝大罢工。这年七月，北阀战争开始。十月，北阀军占领武汉，刘少奇同志从广州来到武汉，为全国总工会迁武汉作准备，并兼任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领导武汉的工人运动。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武汉各界民众举行庆祝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北迁和北阀战争胜利大会。大会宣传队在和英租界交界的空场上演讲，遭到英帝国主义武装水兵的袭击，当场刺死我海员一人，刺伤群众数十人。英帝国主义制造的“一·三”惨案，激怒了武汉人民。一月四日，武汉举行了有四十余万人参加的抗议大会和示威游行。工人纠察队和示威群众冲进英国租界，驱逐了英帝国主义的巡捕，占领了租界。当晚，武汉群众在刘少奇等同志的具体领导下，召开紧急大会，决议解除英租界巡捕的武装，并建议当时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派中国军队接管租界。武汉国民政府执行群众的决议，收回了英租界。随后，英国政府被迫与武汉国民政府签订协定，正式交回汉口租界。
一九二七年四月三日，日本帝国主义水兵四人在汉口乘坐人力车不给车费，并行凶杀死前来干涉的中国工人，后来又调动大批水兵屠杀闻讯前来示威的群众，造成“四·三”惨案。据当时《汉口民国日报》报道，惨案发生的第二天，武汉各团体举行紧急联席会议，刘少奇同志代表全国总工会在会上报告了惨案的情况。当晚，全国总工会又召开武汉各工会代表紧急会议，刘少奇同志报告了各团体联席会议的情况。会上通过决议，要求工人阶级“应即时与各界革命民众一致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所加于中国同胞之惨杀”，并提出“取消中日间一切不平等条约”。九日下午，全国总工会召集代表大会，刘少奇同志在会上作了报告，号召大家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屠杀，反对妥协。
林彪、江青等一伙诬陷刘少奇同志“为日寇保镖”的唯一“根据”是，武汉各工会代表紧急会议决议的内容中，有：“服从总工会命令，严守革命纪律，决不上帝国主义所收买之反动派的圈套，拥护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信赖国民政府办理‘四·三’惨案的一切交涉，我们一致作外交的后盾”，以及湖北省总工会的布告中，有：“请大家同胞万勿骚动，（一）不要打日本人的窗户。（二）不要打日本人，听候国民政府严重交涉及总工会办法”。我党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召开的“八·七”会议发表的《告全党党员书》，以及同年四月五日的《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都说明，这是根据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的指导方针和斗争策略制定，不是刘少奇同志决定的。林彪、江青等一伙不顾这些明明白白的历史事实，诬蔑刘少奇同志“为日寇保镖”，是蓄意罗织罪名。
原《审查报告》还指控刘少奇同志随后“调走武汉工会骨干，使‘干群脱节’”，“解散工人纠察队”，“把全部枪枝弹药，甚至连童子团的木棍……拱手交给了国民党管理武汉卫戍事宜办事处”，以此诬陷刘少奇同志充当了“内奸”、“工贼”。查阅一下当时的记载，实际情况是，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的行动日益猖狂，“宁汉合流”逐渐明显。有鉴于此，当时的我党中央决定疏散各地聚集在武汉的干部，以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一九二七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李维汉同志，于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写的证明材料说：“武汉国共最后分裂，……在此以前，从各省各线撤下来的大批干部集中在武汉，中央曾决定：凡是能回本省工作的，仍是回本省工作；适宜于分配到其他地方工作的，分配到其他地方；一批人去莫斯科学习。”一九二七年任湖北省农民协会党团成员的郭述申同志证明：“在一九二七年‘七·一五’事变前夕，……省委一位同志（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讲了国民党即将公开叛变革命，白色恐怖即将来临，党决定对干部采取调动措施：一、已经公开的党的重要干部出国或到外地，并指名象董必武、吴玉章等同志到苏联。二、有的干部赶到九江，到贺（龙）叶（挺）部队去。三、有的同志如没有暴露的可以隐蔽下来”。一九二七年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的郑超麟，于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八日证明：“‘七·一五’前后，党中央通知说汪精卫、唐生智已改变态度，要反共，把党的干部进行了调整，把公开身份的党员调走，把别方面的党员调来。……‘七·一五’以前没有听说有人被捕。”
以上材料证明，湖北省总工会当时将政治面貌已经暴露的党员干部实行隐蔽、转移，把有些干部派往贺龙、叶挺部队，同时又调一些政治面貌没有暴露的干部来坚持工作，不但是执行党中央的决定，而且所采取的这种应变措施，在当时是必要的，完全正确的。
可以设想，如果不采取这一措施，在尔后“七·一五”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时，在武汉的党员干部必将受到更多不应有的损失。
至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湖北省总工会解散工人纠察队和纠察队缴枪的问题，主要应当由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负责。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就指出：“……中央不但没有设法武装工人，它反一遇见资产阶级方面的不满意，立刻便自动的解除武装，解散汉口工人纠察队。为保存与小资产阶级联盟起见，中央便下命令解散劳动童子团。”陈独秀等人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中也承认：“中共中央……自行取消汉口总工会纠察队的武装，以避免和国民党军队冲突；这都是莫大的错误”。这些都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这一事件的责任所在。刘少奇同志当时并非中央主要成员，这样的问题，不是他所能决定的。至于刘少奇同志作为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代表工会向国民党工人部工人运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所作缴枪经过和意义的报告，完全是执行上级错误决定的问题。原《审查报告》把这件事的责任推到刘少奇同志身上，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把它又演绎成“特务内奸活动”，则是栽赃诬陷。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九日，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武汉召开，刘少奇同志是这次大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他在会上再次当选为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七月上旬，他因病经组织同意，乘坐贺龙同志的差船，离开武汉去九江“特区”的庐山养病。刘少奇同志病稍好后，就化装成水手，秘密乘船去上海转入地下斗争。
原《审查报告》无中生有地诬蔑刘少奇同志与汪精卫、陈公博“秘密勾结”，“并被指定担任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向敌人“献策”。这是丁觉群在指供下不堪追逼，于一九六八年十月六日编造的。丁觉群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期间是共产党员，任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工人部长，一九二八年被捕后脱党。丁的编造是一眼就可以看穿的，因为这个所谓“工人运动小组”，只有一名组长，就是刘少奇，和一名组员，就是丁觉群。这个假交代还编造说刘少奇同志曾写信给陈公博，要陈对他来一次“苦肉计”即假逮捕，以掩盖所谓“内奸面貌”，而刘少奇同志把这一情况竟当场告诉了丁觉群本人。
丁觉群在他写的材料中反映了他被迫编造假材料的情况。他在一九六七年九月三日写的一份思想汇报中，谈到强要他交代刘少奇同志搞了什么“黑组织”时说：“他搞了一个什么黑组织？有哪些人？进行了些什么活动？如果我当时曾加入刘……的黑组织，现在揭发出来，就可为人民立大功，而对我不会有丝毫害处。我岂能等到今日才交代？……但是强不知以为知，向党谎报，同样是犯事（罪）。”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他被逼不过又交出一份笔供，他在附信中明白说明他所写的材料完全是虚假的。他说：“为了批倒批臭刘少奇，我这个文件是打破事实的框框写的。”同年十月十八日至十二月二十七日，他对自己所写的一些材料连续四次翻供和申述。十月二十六日他在一份“思想汇报”中申诉说：“我……怕反映了真实情况，我被怀疑为刘……的辩护人。”一九七二年，丁觉群被释放回家后在日记中写道：“我只说在党内我受刘的领导，而不提陈独秀当权的党中央对我的指示和湖北省委书记张国焘对我面示，就是使刘……无所躲闪”。一九七八年一月，丁觉群病死。他儿子在交出这本日记时说明，其父生前对他说过：“我深深的知道，刘少奇早已被打倒了，现在只是要找到一些能够说明所以必须打倒的罪证材料公布于世，以求名正言顺。现在找着了我（自然还有许多别的人），而我不能使他们如愿以偿，我是下不了台的，后果我清楚。”
原《审查报告》还根据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汉口法租界巡捕房给法国驻武汉总领事的一份报告信，认定刘少奇同志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同向忠发、许白昊、项英等工会领导人一起，被国民党的汉口卫戍司令部逮捕过，而且还说什么这是刘少奇同志与汪精卫、陈公博“密谋”假逮捕的“苦肉计”。所谓假逮捕，如前所述，完全是丁觉群的编造。在编造前，他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写的交代中曾明白说明。一九二七年刘少奇同志在武汉并未被捕过。他说：“北京红代会的同志到我家调查时曾说刘少奇在汉被捕过，是汪精卫释放的。我当时对他说，我在离汉以前一直在市党部办公，没有听说有捕人的事，市面尚是平平静静的。”据当时在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总工会工作的林棣之、陈仲波、曾昭美、吴良福等证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晚，有一些国民党军队冲进全国总工会和省总工会占房并进行骚扰，但没有见到和听说发生过有向忠发、许白昊、项英、刘少奇等工会主要领导人被捕的事。林棣之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八日写的证明说：“一九二七年，我在全国总工会当会计，六月下旬的一个晚上，驻扎在全总后边的国民党军队把省总工会占了，只占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八点钟，我与林育南一起上班，先到了省总会，军队早已走了，省总内有很多人，都是工会的。……没听说抓人的事。”
当时任湖北省总工会宣传小队长的陈仲波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写的证明说：“一九二七年六月底或七月初，一个晚上（天气比较热），天快黑的时候，大约七、八点钟的样子，有二十至三十个穿灰色（或草绿色）军装，全副武装的军队，先去了全总闹了一会，后去了省总，时间不长（大约一个多钟头），当时省总一般办事人员都在，第二天我去省总时，省总的人都在，没有听说抓人的事。”
当时任湖北省总工会秘书处书记的曾昭美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七日写的证明说：“军队冲总工会，向忠发、刘少奇、项英都不在，我都没有看见他们，没有听说抓人。”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下午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记录也提到，国民党军队二十八日有人到全国总工会去要房子，二十九日李立三同志又向国民党中央报告，有一个机枪连占了全总的房子，刘少奇同志也于二十九日要求派四、五个兵去保护湖北省总工会。这也充分证明，刘少奇同志当时并未被逮捕。
当时许多报刊对武汉国民党军队骚扰工会一事都有报道，但都未提到有工会领导人被捕。《申报》一九二七年七月二日刊登的一条消息说：“东方社二十九日汉口电 军队占领总工会会址事，经苏兆征与第八军李品仙交涉结果，此次之事乃因双方意见有欠疏通之故，现经谈妥，军队已于本日午后撤退。苏兆征亦返至总工会内，门前有少数纠察队在彼守护。……”《庸报》同日刊登的一条消息说：“二十九日下午十时汉口电今晚全国劳动界代表，在人民俱乐部开会，工界与军界领袖均有演说，当场谈及今晨军队占领工会会所事，经双方解释，误会全祛。今晚军队已撤去，工会仍归纠察队防守。”事实上，当时向忠发、许白昊、项英等也都没有被捕过。当年法租界巡捕房的这份法文报告信显然是不真实的。
原《审查报告》根据丁觉群编造的交代，诬陷刘少奇同志到庐山养病，是受汪精卫指使“躲往庐山”
“继续进行叛卖勾当”。据罗章龙教授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证明，一九二七年八、九月间他在长沙见到向忠发，向忠发告诉他：“刘少奇到庐山去养病去了”。聂荣臻同志也证明，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前，“中央同志指定我将准备南昌起义的决定，通知当时在九江养病的刘少奇”，这是“为了起义后少奇同志养病时的安全，使他好有所准备”。这就充分证明，刘少奇同志从武汉去庐山养病，当时党中央是知道的，并且对他的安全十分关心，而不是象原《审查报告》所说的“汪精卫……指使他躲往庐山，……继续进行叛卖勾当”。
历史的真相终归要大白于天下。刘少奇同志一九二七年在武汉为革命斗争所建立的功勋将与历史共存，而林彪、江青等一伙捏造并强加在刘少奇同志身上的一切“罪状”，也必然要被历史事实彻底涤荡。
新华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