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2月25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西园门内的噪音
郁 进
走进中山公园西门,扑面就看见巧夺天工的花坛,那是用两色草儿构成的一幅大花毯,令人目骋神怡,感谢园林工人的妙手慧思。可是,往往有动地而来的轰响,震人耳鼓,撕破了这里的幽美恬静。
噪音来自儿童的乐园。其实,那里不仅有轰鸣震耳的噪音,也还有发自心腑的欢笑。
由公园西门东南行,不远就到儿童体育场。一片空地上有木马、秋千、转椅、沙坑和双杠等等。旷地东北有一座高大的棚架,那是活动的玩具飞机场和汽车场。一根强有力的中轴支撑着一个大木盘,直径约七米左右吧,靠近圆心的一圈摆着几架飞机,外圈是几辆汽车。一机一车,足容一孩乘坐。马达开动,中轴旋转,木盘便轰隆轰隆地转动起来了。
在轰隆的转动中,人们咧嘴笑了。乘坐飞机、汽车的孩子,用力掌握着方向盘,初来的,年幼的,都有点紧张,目不转睛,好象努力要保持行驶在严格的路线上。经常来玩的孩子,则悠然自在,望着伫立一旁的父母发笑。飞机还能上下升降,孩子们做着鬼脸,母亲们更高兴了,比自己去远游还津津有味,春风满面,扬手召唤,仿佛锺爱的子女启程到美满幸福的地方去了,何况上辈本应期望儿女有四方之志呢。——这是多么令人神往的情景啊!
这里也有我自己过去的笑声。我家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中间相隔七龄。男孩在这儿玩得乏味的时候,女孩乐滋滋地来接替了。前后十多年,星期天这里时常有我们一家人的踪迹。孩子们欢天喜地,也就是我们自己最大的欢愉。
春去秋来,韶光流逝,记忆却还是这样地鲜明。而孩子们却一步不停地长大成人了。眼下男孩将届而立之年,三级钳工;女孩成为二级磨床工。男孩带了两个徒弟,在车间被喊为师傅;女孩虽仍是一张稚气的脸,竟也带了徒弟。去年春天,我还添了一名孙女。孙女长得挺快,现在已会迈步,作怪样,牙牙学语了。
我再也毋需费时费劲领着儿女逛公园乘坐玩具飞机汽车了,我可轻松了。可是,我忽然想到,今年夏天,我的儿子也许会带着他的女孩前来乘坐,他们得依然在这个大木盘上团团转。我不禁跌入了沉思……
我不仅想到我的孩子还要领着他的孩子在这里团团转,我还联想到我们的历史和文化,想到一些古老而顽固的社会现象。我还想到,那刚刚过去的连台噩梦,今后不会再重现了吧!
想到这里,我倒并不讨厌西园门内轰鸣的噪音了,也并不主张立即拆换这个装置。在首都名园的一隅,有这么一个大木盘,三十年如一日地板滞地团团转,居然还能引起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的兴趣;而且,对前天的和昨天的事物熟视无睹,不知已有什么改变的措施,这本身就足以引动人们的思考。我希望,这震耳的噪音能化成一阵阵钟声。党已经在总结,指明了方向,提出了任务,我希望这噪音成为催促我们采取果敢行动的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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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连载

老舍的童年
舒乙整理
扣在箱子下
八国联军攻进城后,大肆烧杀掠夺。他们见了勇于反抗的男人就杀,见了年轻的女人就污辱,见了鸡就捉,见了狗就捅死,见了财产,只要稍有点价值,不管是什么,统统拿走。他们成群结队,不管多小的胡同,不管多穷的住宅,他们都去。第一批刚走,第二批又来,一遍又一遍,象篦头发那么细致,搜刮得一干二净。
老舍的家刚蒙受了丧失丈夫和父亲的大难,又面临了明火抢劫的厄运。
第一批洋兵进了院。家里的大黄狗叫着扑了上去,“鬼子”一刺刀下去,大黄狗咽了气。它的命运跟他的男主人一样。当然,比起那些贪生怕死的卖国贼来,它也是可敬,它勇于大声吠叫,它勇于全力扑咬,它要保护院里的孤儿寡母。它比西太后强,西太后不如一条狗!
第一批“鬼子”走了之后,母亲带着三姐索性不关街门了,知道街门再也关不上了,她们蹲在墙根里,等着第二批、第三批。
第二批“鬼子”比第一批搜得更仔细,他们进了每个屋,母亲的炕上放着两只大木箱,是两只用了多年的旧木箱,里面放着些破衣服。一岁半的老舍就睡在这两只箱子的旁边。“鬼子”发现了这两只箱子,翻了个底朝天。
等到这场搜刮结束之后,母亲进屋才发现一只大木箱扣在了娃娃的身上。
母亲搬开箱子,娃娃还在熟睡之中,幸亏他睡熟了,只要他一出声,十之八九也得先挨一刺刀,和那个大黄狗一样。捅死个小娃娃,在庚子那个年头,不比捅死个活蹦乱跳的大狗还容易吗?何况这个娃娃是那么瘦弱和不体面。
这段往事,以后,母亲经常讲给年幼的老舍听。八国联军的凶狠残暴的形象,在他幼小的心灵上刻画得很深很深,以致不管他走到哪里,这些往事都一次又一次地返回到他的脑海里。也许,这就叫不可磨灭的印象吧。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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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挽福芝芳
许姬传
梅兰芳夫人福芝芳抗爽好客,扶危济困,嫉恶如仇,有丈夫气。一九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以脑疾病逝,二月六日与浣华先生合葬于香山东万花山。
申江初见主人贤,
弹指流光五十年。
缀玉轩中开夜宴,
簪红馆里响繁弦。
沧桑几度红星灿,
风物怡情万里天。
浩劫摧人成痼疾,
春风吹到墓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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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随想录
纪 鹏若是真正爱护森林,就不该责备啄木鸟。浓雾迷恋地萦绕着高山,高山却渴望着朝阳的微笑。当寄居蟹将螺壳据为己有,同时也失去了独立和自由。如果跌了交就离不开拐杖,一辈子也不会成为长跑健将。要采圣洁的雪莲上雪峰,要采珍奇的明珠下海底。真诚能为友谊架设桥梁,虚伪却是冲毁友谊的恶浪。影子想摆脱人身自由行走,回声嘲笑原声没自己响亮。砧上识真铁,难处见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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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生活里的科学

要讲究睡姿
决 风
要得到充分的休息,就要讲究睡姿。睡觉时,身体中除去那些维持生命所必需的心脏、肺脏、胃肠等少数器官外,都要让它们完全休息。就是这少数几个器官,也要让它们的活动尽量减到最低,有更充分的休息。睡姿不外乎伏卧、仰卧、侧卧这几种。
伏卧最不符合卫生要求。伏卧时,胸部呼吸运动不畅,整个身体上半部的重量都压在胸部,以致不能自由呼吸,这是做恶梦的原因之一。
仰卧较好。仰卧时,呼吸自如,心脏不受压,能使人得到较好的休息,但容易把手放在胸部,压住心窝部,这也是梦魇的原因。此外,仰卧时,舌根部往后坠缩,容易引起呼吸不畅而发出鼾声。
侧卧有两种,一种是左侧卧。这种姿式不好,因为人体的心脏偏于胸部左侧,左侧卧时,心尖部向左移动,突出到胸壁下。这种卧姿容易使心尖受压,也是做梦的原因。
右侧卧最理想。右侧卧时,全身肌肉松弛,呼吸舒畅,而且能使心脏、肺脏和胃肠的生理活动降到最低。这时,心脏不受压迫,肺脏呼吸自由,能保证得到全身在睡眠状态下所需要的氧气。氧气供应不充分,是使大脑得不到充分休息的原因之一,因为大脑是全身需氧最多的器官。胃的内容物在这种姿势下,比较容易输送入十二指肠,因为胃与十二指肠的连接处是向右开口的。如果睡眠时,胃中还有未消化完的食物,则这种睡姿可以有助于胃的机械消化,使它更好地得到休息。
古代有“卧如弓”的谚语,右侧卧如弓形,有助于睡眠,看来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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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老调子还没有唱完
东方既白
自从“四人帮”溃灭以来,已三年多了。三年来,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卓有成效。处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些失了时效的老调子,特别是十几年来已经听厌了的老调子,照例可以休息了。然而不然,有些已经失掉了生命力的老调子,还在一些人的口边唱着。
关于这个问题,恩格斯说得最为形象:“他们(指卢格和海因岑)象马戏团的小丑,在做完了最惊险的跳跃动作以后,向观众鞠躬说:‘我又来了!’接着又老调重弹,毫无感情地罗嗦地向大家讲他那一整套令人听腻了的笑话。”这段话,我以为值得对老调子抱有好感的人反复思之。
怎么办呢?鲁迅在《老调子已经唱完》一文中有一段话,是有启发的。他说:“先请他们从洋楼,卧室,书房里踱出来,看一看身边怎么样,再看一看社会怎么样,世界怎么样。然后……。”由此可知,老调子之所以还没有唱完者,脱离实际之故也。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代、社会,是多么复杂,又多么丰富,旧东西还没来得及扫荡掉,目不暇接的新东西又不断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了。这就要求我们不是深居山中,而是要走出山外去看看,还它一座庐山真面目。这才能唱出新调子来。
既而一想,事出有因,大概由于老调子所依存的物质基础,还没有得到彻底改造。所以只有当物质基础得到彻底改造之时,老调子才会彻底唱完。虽然如此,等待是失策,必须力求以新调子去代替老调子,理由很简单,老调子是阻碍、破坏物质基础改造的蛇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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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书随笔

蒲松龄、杨屾的启示
王永厚
近读有关农业史籍,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清代,写过《聊斋志异》的著名文学家蒲松龄就极为重视农业,他以浅显通俗的文字写成《农桑经》,目的是使“人人皆知稼穑”。他在《示诸儿》一诗里说:“人生各有营,岂必皆贵官?但能力农桑,亦可谋豆箪。”在康熙、乾隆年间还有一位名叫杨屾(shēn,音申)的学者,他勤奋好问,博学多才,但他一生不应科举,未入仕途,在乡间一面教书,一面从事农业生产。他编著的《豳(bīn,音彬)风广义》就是农桑生产的经验总结。杨屾认为“耕桑为立国之本”,“耕以供食,桑以供衣,树以取材木,畜以蕃生息。”他还把农业知识作为教学内容之一,主张“在学校不可一日不讲”,他编写的《知本提纲·修业章》就是给学生讲授农业生产技术的讲稿。
“四人帮”不承认种田要科学,胡说什么没有科学,农业照样丰收,这种流毒至今尚未肃清。有人一谈“四化”,就片面地理解为只是学数理化,钻尖端技术,农业似乎与此无关;教师指导学生填升学志愿,家长为子女选择生活道路,也往往忽略了农业这一大专业。试想,如果不重视农业,农业战线不增加大批生力军,怎能加快农业发展的步伐?又怎能实现农业现代化?这必然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我们应从蒲松龄和杨屾的事迹中得到启发,古人尚且重视农业教育,在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更应该负起责任,真正认识到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教育青年一代正确对待理想和志愿,切不可鄙薄农业,要鼓励更多的人学农,爱农,立志为实现农业现代化贡献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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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广志和他的水粉画
郑宗鋆
最近在北京举办的《关广志遗作展》,展出了画家的水彩画、水粉画等遗作九十幅。这里发表的《故宫角楼》就是其中的一幅。画面上角楼巍然矗立,飞檐层叠错落,倒影映入碧波,反映了夕阳斜晖中古建筑的壮美。
原画作于黄褐色亚麻布上,形成暖色基调。画家先以炭铅精确起稿,线条已有轻重虚实,滞涩流畅之别。着色时暗部稀薄透明,层次微妙,而亮部施以浓色,明快响亮。他喜欢掺用朱砂、石青、石绿等经久不变的中国石色,宛若工笔重彩。其画风逼真而非自然主义的摹写,严谨而无宫廷院体的板滞。
关广志先生(1896—1958)是我国老一代的著名画家,少年时期,他在中国画方面已显示了才华。沈阳美专毕业后,一九三一年他赴英深造,研究水彩、水粉和铜版画,成为英国皇家美术学院最早的中国留学生。他还考察了法、德、意、荷、苏、埃等国的绘画,研习了历代作品的风格技法,广泛吸取了国外造型艺术的精髓。归国后,勤奋探索自己的艺术道路。几十年来除在燕京大学、国立艺专等校任教外,精心致力于描绘祖国的锦绣山川,辉煌的古代建筑,创作了水彩、水粉、铜版画近千幅,成为知名的中国风景建筑画家。抗战时期,他宁愿生活清苦而拒不参加敌伪举办的画展。全国解放后,他曾多次深入生活,热情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面貌,一九五二年前后所画的《武汉长江大桥工地上》和《兴安岭伐木场》等作品,标志着他艺术生命的新起点。
关先生的绘画,融汇中西,有一种强烈的“东方美”。他创作的具有中国气派、独特风格的作品,至今仍为群众所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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