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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印度杂拾
张振亚
黄 和 绿
从卡拉奇去新德里的班机正飞越印度拉贾斯坦邦的塔尔大沙漠。从舷窗下望，但见金光耀眼的沙丘，如波浪起伏，无边无际。这片干旱的沙漠，从北、西、南三面逼近印度的首都新德里。看来，新德里该是黄尘蔽日，天色灰暗的吧。其实不然，从机场到市区，看到的是一片翠绿，好象进入了树木的海洋。大片的草坪随处可见。我们乘着汽车在林荫道上疾驶，感到清新和舒畅。后来使馆同志证实，在新德里，即使刮大风，也难见尘土飞扬。我们还注意到，市内除了靠近德里旧城的那个发电厂以外，我们经过的地方，再没有看到浓烟滚滚的烟囱了。
我们去过的几个城市，象昌迪加尔、班加罗尔、阿格拉、马德拉斯以及孟买等地，也大都是草木葱茏，青翠喜人。山上也是绿荫荫的。印度处于亚热带，森林资源丰富，加以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因此绿化的成绩是举目可见的。
印度人口众多，同我国类似，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居民以农为生。独立以来，随着人口增加，耕地扩大，开辟道路，兴建工厂，全国的土壤和动植物资源遭受过不同程度的破坏，环境污染也日趋严重，因此，较早就注意开展绿化和环境保护，每个五年计划都拨出一定的人力和物力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一九七二年还专门成立了“全国环境计划和合作委员会”，以防止工矿、水利等单位或个人的计划和行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牛和奶
印度一向以牛多闻名于世。印度教徒有爱护牛的传统。据说过去在新德里和孟买，牛群到处游荡，甚至悠然自得地横卧街头。现在这种情况已少见了。在新德里和孟买闹市，马路上风驰电掣的小轿车、摩托车、公共汽车，穿梭往来，牛已不大可能厕身其间。当然，在新德里的郊区和远离城市的公路上，还有成群的牛慢吞吞地横越马路。
牛在印度人民的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尽管印度的海上、陆地和空中的现代化交通网已有较大发展，但是在广大农村中，牛车还是人们主要的交通工具。在南方访问时，我们经常见到穿着短裤、浑身晒得黝黑的赤脚孩子，顶着烈日，赶着“二牛抬杠”的高轮车子在公路上行走。牛也是农业生产的役畜。用牛拖木犁耕田的古老方式，至今仍然存在。
牛在印度的一个重要用途，是为广大城乡提供大量的鲜奶和奶制品。我们在印度逗留期间，每到一个单位或家庭作客，主人几乎都要以鲜奶款待。虽然印度每头奶牛平均产奶量低于西欧和美国，但全国的年产量仍达二千七百多万吨，居世界第四位。按人口平均计算，每年每人为四十公斤奶。在农村，据说只用一个半卢比（合人民币三角）就能买到一小桶奶。牛奶在减轻人口增长对粮食形成的压力方面，是起着一定作用的。
牛对印度社会的贡献还不止此。印度的三亿头牛每年能提供近十亿吨的牛粪，作为农村居民烧饭和取暖用的燃料。难怪印度人民是那样热爱牛。他们在经典著作中歌颂牛，在古代壁画中描绘牛，特别是在节日，总爱把牛打扮得漂漂亮亮，双角涂金，颈系铜铃。冬天还要为牛披上麻布……这些风俗历经千年而不变。
新与旧
在德里旧城的街道上，摩肩接踵的人群互相拥挤着。赤脚的孩子们在人丛中钻进钻出。人行道上是一个挨一个的货摊，上面堆满和挂满了闪闪发光的锦缎、五颜六色的头巾、镶花金属器皿、象牙制品、印度拖鞋、陶器、首饰等各种精巧的手工艺品。有的赤脚孩子坐在货摊中央向行人大声叫卖；有个老人索性从货摊中扒出一块空地，埋头大睡。卖油煎食品的摊子上，苍蝇乱飞，油锅里冒着热气。马路中央则是行人、小贩、汽车、牛车挤作一团，夺路而行。这就是古老的印度的热闹市集。据说印度的几乎每个城市中都有这种充满民间气息的市集，新德里也不例外。
新与旧的并存，在印度似乎格外鲜明：高楼林立、市面繁华的孟买滨海大道上，踯躅着赤身的、只穿一个兜裆的虔诚的苦行僧；在现代化的机床厂的车间里，墙上却有印度教的神龛；堂皇富丽的饭店中，衣着时髦的贵妇人，以传统的手抓饭的方式进食。种姓区别、等级森严、歧视妇女、轻视体力劳动、几代同堂的家长制大家庭等等现象，又同西方式的议会和工厂自由雇佣制等并存。独立后印度的工农业生产和受教育的人数都有增长，青年们、妇女们也在纷纷冲破宗教和种姓的无形樊笼。可是几千年之久的古老传统似乎仍然迟迟不肯退去。新旧杂陈，这就是正在变化过程中的印度社会的特征。 （附图片）
印度农村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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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作者·编者
关于“扶桑”
闻一
半年来，本报一些文章曾以“扶桑”指喻日本，引起不少读者的疑问。他们来信对于“扶桑”究竟指什么地方提出一些问题或自己的看法。现在我们发表闻一同志的文章，供关心这个问题的读者参考。
·编者·
“扶桑”是不少人都熟悉的一个名词，但它究竟指什么地方，历来众说不一。一曰“扶桑”即日本国，或在日本国中；一曰“扶桑”在大洋彼岸的墨西哥；也有说是在美洲其它地方的。学术上的探讨
在我国古老的典籍中，最初是把“扶桑”作为一种神木或这种神木所生长的地方。屈原的《离骚》曾经写道：“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但“扶桑”作为一个国家的名字，第一次是出现在《梁书·东夷传》中：“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其上多扶桑木，故以为名。”“大汉国在文身国东五千余里”，“文身国在倭国东北七千余里。”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倭国”和“扶桑”在《梁书》中同列并举，显然指的是两个国家。后来，李延寿在《南史》中援用了《梁书》关于扶桑的条文。
历来人们研究“扶桑”，一是依据正史《梁书》、《南史》。另一是依据神话、传说和笔记如《山海经》、《十洲记》、《梁四公记》、《酉阳杂俎》等。《梁书》最后成书于公元六三六年，《南史》稍后。可见，在公元七世纪中叶以前，我国的史籍没有将扶桑看成是倭国（日本国）。随后的史籍，自《新唐书》直至《清史稿》，也没有把《扶桑》作为一个国家名称的。倒是在近代，把扶桑看成墨西哥的不乏其人。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认为扶桑是指的墨西哥，并指出那里出土过中国的古镜——“沙镜”。朱谦之在《扶桑国考证》中也力主“扶桑即墨西哥”之说。马南邨在《燕山夜话》中，肯定地认为“扶桑即墨西哥”。
国外史学家研究“扶桑”，在文献上也是依据我国的《梁书》。从一七六一年法国汉学家德岐尼提出“扶桑即墨西哥”以来，二百多年中史学家们对此议论纷纭。在十九世纪时，德国史学家布莱特施耐德尔和法国史学家克拉普洛特坚持主张“扶桑”在日本。近年来由于在美洲出土了一些中国古代的文物，所以“扶桑”即墨西哥之说又很盛行。美国芝加哥的莫茨在一九七二年写了一本书，名叫《淡墨，中国人在美洲探险的两份古代纪录》。书中记录了一些有趣的材料：中国人用十二生肖，墨西哥的玛雅人也用蛇、鹿、兔、狗、猴、虎等动物名称来表示年岁概念；中国有“送灶”和“接灶”的风习，玛雅人也要在年终的最后五天毁掉一切家神，五天后再重立，等等，用以证明古墨西哥的玛雅人与中国人的一些习俗有相似之处。所以，莫茨也主张“扶桑即墨西哥”。
但是，在日本的史籍中，也可以找到把日本国称作“扶桑”的例子，如成书于一一六九年以前的《扶桑略记》，这是一本用汉文写的记述从神武天皇到堀河天皇的史书。之后，德川时代一个叫藤野真子的写过一本《扶桑记》，其中说：“扶桑木者不知为何树，相传皇祖神武天皇时，称本邦曰扶桑国，盖取此为名。”（转引自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
“扶桑是日本”或“扶桑即墨西哥”，这是中外史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在墨西哥及拉丁美洲其它地方出土的一些文物，充分说明了中国人很早就到过美洲大陆，同那里人民有过交往，但这仍不足以最终证明“扶桑就是墨西哥”，因为有些相关的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究。可以认为，史学上的“扶桑”究竟是指什么地方，现在还是个谜。相信随着考古和历史学的发展，这个谜总有一天是要解开的。文学中的借喻
说到文学作品，在从唐朝到现在的诗词歌赋和各种笔记中，关于扶桑国的描述倒是屡见不鲜。唐朝诗人王维在《送秘书晁监还日本》一诗中提到：“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这里的扶桑是指喻日本。在我们看到的材料中，这大概是较早将日本当作扶桑的诗句。又如，贞元年间有个叫徐凝的写了一首《送日本使还》，其中也说：“绝国将无外，扶桑更有东。”这些诗人为什么将日本国称作扶桑呢？大概是受了神话的影响。看来，他们当时并没有想到要对“扶桑”一词作历史上和地理上的考证。
扶桑在我国文学作品中用来形容日本，可能从一开始人们就没有什么争议，而且很快传到了日本，并被日本人所接受。据日本德川时代一本讲述日本与其它国家关系的书籍《邻交征书》记载，我国元朝有个叫丁复的人，曾写过一篇《扶桑行》的长歌，歌中是以扶桑为日本的。长歌的开始几句是这样的：“日出扶桑根，日上扶桑顶；海色秋茫茫，天光何万顷。扶桑日东出，若木日西落；日出天始明，扶桑人不恶。扶桑有国自鸿荒，有国有人天性良。”
到了明、清及现代，用“扶桑”来指喻日本，在我国的各种笔记和诗词中就更常见了。鲁迅在《送增田涉君归国》一诗中将日本称为扶桑：“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名句。郭沫若也用扶桑来指日本。
看来，文学作品中对扶桑一词的使用和历史学上对扶桑一词的考证，并不是一回事。一千多 年 以来，中日两国的文学家用“扶桑”一词指日本，并没有影响历史学家继续对“扶桑”作历史上的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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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肖邦轶事一则
一天，在通往柏林的大路上，一辆驿车来到一个小驿站前。由于没有替换的马匹，音乐家肖邦和同车的旅客不得不在驿站上等候。肖邦忽然发现了一架钢琴，便坐下来弹奏。旅客们听到悦耳的琴声，都不由自主地靠拢来，大家都被这位艺术家的精湛演奏深深吸引着。
有一个抽烟成癖的人，自称一时一刻也离不开自己的烟斗。然而，当他凝神倾听肖邦演奏时，竟然完全没有发觉他的烟斗已经熄灭。
“马备好了，可以上路啦！”肖邦听见驿站上的叫声，便停止演奏，起身要走。但是，周围的听众还没有从音乐的陶醉中醒来，一再要求肖邦继续弹下去。肖邦只好再坐下来演奏。人们再次沉浸于美妙的音乐王国里。
后来，每当肖邦回忆起这段往事时，内心总是充满了激情。在他看来，这些无名听众对自己的艺术的鉴赏，比名家的恭维和大音乐厅里的掌声更值得怀念。 君亶（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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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儿童画在国外
李昌连
一九七九年是国际儿童年。在这一年里，我国先后组织了近二十起《中国儿童画展览》在国外展出。中国儿童用自己的汗水浇灌的朵朵美丽鲜花，在天涯海角开放，为增进中国人民和儿童与各国人民和儿童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作出了贡献。
去年，送往国外展览的儿童画共有一千多幅，这些画都是一九七七年以后的作品，有彩墨画、水彩画、水粉画、色铅笔画、腊笔画、版画等。用我国传统的水墨画法作的画，在展品中占了相当比重。这些画出自全国各地中小学生之手，有的小画家只有四岁，还是幼儿园的娃娃。
这些小画家喜欢把自己的日常生活作为题材。“学科学”、“做游戏”、“杂技表演”、“看电视”等展品，表现了中国儿童天真可爱的心声和欢乐向上的性格。在美国展出的“上学去”，画的是一群儿童骑着马，高高兴兴上学去的情景，从孩子们的装束和草原景色可以看出，这幅画是内蒙古儿童生活的写照。
《中国儿童画展览》先后在美国、日本、英国、法国、瑞士、瑞典、加拿大、澳大利亚、尼泊尔、南斯拉夫、秘鲁、印度、芬兰、委内瑞拉等国展出。
许多外国朋友对中国儿童在展品中表现的丰富想象力非常钦佩。在联合国为纪念国际儿童年举办的以《我在二○○○年的生活》为题的世界儿童绘画比赛中，中国儿童胡晓舟画的“荡秋千”，受到了高度赞扬。胡晓舟小朋友幻想中国儿童在二○○○年要把绳子系在月亮上，愉快地作荡秋千的游戏。这种新颖的题材，以及它的笔法、用墨、设色、构图等，都令人不禁要对一个六岁孩子的大胆想象发出赞扬。“荡秋千”这幅画荣获了一等奖。胡晓舟在应邀赴巴黎访问时，曾同获奖的其它国家的小画家一起作画。他用笔熟练，设色恰当，一气呵成，在场的外国朋友无不赞叹。现在，胡晓舟的“荡秋千”，已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印成一九八○年挂历（见上图）分发世界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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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欧洲美元市场”
滕茂桐
“欧洲美元市场”从一九五七年开始，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它是一个由各国商业银行进行大规模美元存款、放款和信贷的国际货币市场。它的所在地不限于欧洲，而是以欧洲为主，它的交易货币单位也不限定于美元，而是以美元为主要货币单位。把它叫作市场，并不是因为它有固定的交易市场，而只是具有市场的职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了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五十年代末，美国的国际收支出现了逆差。为了防止逆差继续扩大，美国政府对于资本输出实施了某些限制，这使国外流通的一部分美元，为避免受限制而不肯流回本国，再加上美国国内的定期存款利率较低，就更促使在美国国境外流通的美元不流回美国。这些美元资金在美国国境以外，辗转存储与贷放，并未流入外国的中央银行，因之也就没有形成向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兑换黄金的压力，美国便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与此同时，英国政府为了扩大自己的金融优势，也鼓励商业银行和商人吸收美元存款，办理美元放款业务，这样，一个无国籍的游资市场——欧洲美元市场就逐渐形成。
“欧洲美元市场”是目前资本主义世界提供长期、中期信贷资金最大的“资本市场”。据一九七九年底的估计，去掉商业银行之间存款、放款的重复部分不计，资金总额约为六千亿美元。
“欧洲美元市场”在六十年代迅速发展。美元以外，用西德马克、瑞士法郎、荷兰盾、法国法郎、英镑等进行的国际信贷交易，也在各国境外出现，除了最主要的伦敦城和次要的卢森堡之外，在新加坡、香港、巴哈马、巴拿马、日本、加拿大等地，都进行着以美元、欧洲国家货币、甚至日元、港币为计算单位的信贷活动。这样就出现了一个不分国界，而是由国际大银行之间以电子计算机运算、直通电报和直通电话相互联系的信贷“市场”。
七十年代石油输出国的对外收支顺差积累约为一千八百亿美元，其中的六百亿美元存放在欧洲美元市场。瑞士、日本、西德的国家银行，在它们的货币汇价猛升时期，抛出马克、日元、瑞士法郎，以收进美元。这些美元也是存放在这一市场。此外，跨国公司由于欧洲美元市场利率较高，也把闲置资金存放在这个市场。
现在向“欧洲美元市场”筹款的，有英国北海油田，苏联和东欧各国以及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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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布拉格的古钟
凡是来到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的人，都希望看一看布拉格古城那座天文钟。
布拉格古城位于伏尔塔瓦河的东岸。早在十四世纪末，它就是中欧的一个经济文化中心。在古城广场的南边，矗立着一座哥特式建筑物——古城市政厅，古钟就安装在市政厅的塔楼上。
这座古钟既是一个计时工具，又是一件大型艺术品。钟面的两边，各有两个塑像：右边是白骷髅死神和拿着乐器的古宫廷里的土耳其人；左边是照着镜子自我欣赏的虚荣神和紧握钱口袋的吝啬鬼。每隔一小时，死神就转动古代计时用的沙漏，并拉动钟绳。这时候，钟面上方的两个小窗子打开来，每个窗口露出一个基督圣徒的塑像。它们先面对广场，然后转身退去。跟着，小窗关上，小窗上方的公鸡开始啼叫。它告诉人们，一个小时又过去了。
古钟钟面上除了时针外，还有指示日、月、星辰的指针和表示一年四季农民生活的日历图案。这些日历图案是捷克民族绘画奠基人约瑟夫·玛内斯绘制的。
古钟的机械部分是在一四一○年制造的，钟楼则建于一四九○年。传说，当时的元老们为了不让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钟，在古钟建成后，就把制钟匠的眼睛弄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占领布拉格后，古钟曾遭到希特勒匪徒的破坏。战后，古钟经过多次修复。去年经过再次整修，现在它又以焕然一新的面目迎接来自各地的客人。
辛 凡（附图片）
布拉格古城的天文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