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影评
为什么能那么感人？
——谈《啊！摇篮》、《归心似箭》和《樱》的人情味
严寄洲
最近，我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欣赏了三部风格隽永的好影片。在这三部影片中，那不落窠臼的故事、沁人肺腑的情感、栩栩如生的人物，一直在我的脑海中久久不能消逝。
这三部优秀影片是：《啊！摇篮》（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谢晋导演）、《归心似箭》（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李俊导演）、《樱》（青年电影制片厂摄制，詹相持、韩小磊导演）。
一年多以来，由于广大电影艺术家的辛勤劳动，出现了一批思想性较高、艺术性较强的好影片，使我国的电影百花园中，透出了春天的气息。而这三部影片，又好象是在琳琅满目的万花丛中，绽开的三朵闪烁着奇光异采的宝石花。
《啊！摇篮》描写延安保卫战时期，我延安保育院中的一批孩子们，在女干部李楠等同志的掩护下，经历了千难万险，撤离到了安全地带的故事。《归心似箭》描写我东北抗日联军的一个基层军事指挥员、共产党员老魏，在一次与日寇遭遇战中和部队失去了联系、而且还负了伤之后，历尽艰辛找部队，遇到了一个又一个考验的传奇色彩的故事。《樱》描写的是由于过去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所造成的中日人民之间的一段悲欢离合的感人故事。这三部影片的题材、风格、样式迥异；时代、地点、故事、人物也都完全不同。但由于这三部影片都着重写了人物的命运和富有人情味，因之感人至深，获得了广大观众的欢迎。我作为一个电影导演，从这三部好影片的艺术创作中，也获得了启示和教益。
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三年来，我们拍摄了一批如《从奴隶到将军》、《傲蕾·一兰》、《吉鸿昌》、《曙光》等受到观众欢迎的影片。但也还有一些片子受到了观众的冷遇，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重要的一条恐怕就是未能深刻地塑造有血有肉的、性格鲜明的典型人物。以一些军事题材的影片为例，本来军事题材影片是一向深受广大观众欢迎的。但有些军事题材的影片，往往只是着重描写了一个战役或一次战斗的过程，并在这些戏中组装进去一批当活动道具使用的所谓人物，编导者象耍木偶戏似的牵引着这些活道具去解释某个战役或某次战斗。自然观众是不会为这些剧中人的命运担心的，因为不管如何，反正影片最后定然是敌人必败，我方必胜。军事题材的影片如此，其它题材的影片也同样如此。莫怪观众批评某些影片是“一看开头，就知结尾”。
这三部影片的故事情节不落俗套，内容也健康。它既不概念说教，又不追求猎奇和故作惊人之笔。它的特色就是通过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写出了一批富有人情的、活生生的、平凡的人们的命运。影片中矛盾冲突的展开，都是和影片中的主人公的命运紧紧相扣的。《啊！摇篮》中的李楠、罗大爷、肖汉平；《归心似箭》中的老魏、玉贞；《樱》中的森下光子、陈建华，这些人物都不是概念的化身，他们是活人，他们的喜怒哀乐能引起观众的共鸣，他们的脉搏跳动能让观众摸得着，他们思想上的回旋跌宕能触动观众的心弦。
观看了这些影片，激动之余，不免要引起一些痛苦的联想。我想如果这些影片的摄制时间不是今天，而是在“四人帮”横行之时，甚至更远一些，是在那个“理论权威”插手控制文艺工作的时期，那么，这三部影片都势必被戴上“人情味”、“人性论”、“中间人物”、
“宣扬战争残酷”等莫须有罪名的帽子，而被宣判为“大毒草”。当然这三部影片的创作人员谁也逃不脱被当作“反革命修正主义黑干将”而横遭灾祸。请读者不要以为我说笑话，恐怕连《啊！摇篮》中那个刚满两岁半的小演员小方超，和四岁的饰演亮亮的小央拉，也会被诬为“修正主义黑苗子”而给以无情打击的啊！
人有人情，人有人性，本是无可非议的。可是在林彪、
“四人帮”横行的那十年浩劫中、甚至更长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却不能提、不能写、不能演、不能拍。绿灯只为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开路。粉碎“四人帮”后，党号召我们“开动脑筋、解放思想、创作无愧于时代的文艺作品”，才能拍出这样动人心弦的影片来。
尽管这三部影片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啊！摇篮》中多余地运用了一些目前流行的技巧镜头；《归心似箭》过于拖沓；《樱》中母女会面不相认的处理不够真实等等。但这不过是白玉小疵，我仍旧喜爱这三株难得的“宝石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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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爷爷和孙子〔木刻〕 郭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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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卡脖子”
冯铭鑫 杜习明
在电影院里，观众正看得热闹，突然，银幕上的动人的画面消失了。怎么回事呢！原来，影院忘了给电管所送票，管电的给眼色瞧，把电停了。
在物资部门，顾客来取货，业务员问：“张宝林（指张弓、宝丰、林海三种酒）来了吗？”顾客忙说：“忘了，下次带来。”业务员说：“今天没货，你改日再取吧！”
有些单位本来和人家签有订货合同，你如果不常给他们进点“贡”，他们就会说七道八停销你的产品。有的生产队到粮管所交公粮、卖余粮，也得封个“小礼”，若不然，那些“实权”人物会以粮食不干，仓库没地方放等为借口，让你把送来的粮食重新拉回去。
如此等等，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少见的这些事，被称为“卡脖子”。借手里的一点权，卡别人的脖子，是旧社会遗风，是私有制的反映。解放以后，这些恶劣的旧风气，早被人们所唾弃了。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又颇为盛行起来。遗憾的是，粉碎“四人帮”三年多的今天，有些单位仍然存在，这就不能不成为实现四化的障碍了。
这种现象所以存在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林彪、“四人帮”横行十年，破坏了正常经济生活，物资贫乏，供不应求；但一些人头脑里的自私观念，把公有视作私有，则是一个很重要的主观原因。他们缺乏整体观念，只知由此得一点私利，却不知这不只是卡了哪一家，而是卡了整个四化的脖子，到头来是大家吃亏，包括他们自己在内也是被卡了的。为了实现四化，必须大喝一声：这样干是不行的！对于吃红了眼的那些人，要给以应有的处理，否则四化就难以顺利进行。
在全国人民同心同德搞四化的日子里，树立革命正气，打击歪风邪气，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正气压倒邪气，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一切妨碍四化建设的绊脚石、拦路虎，终将被历史所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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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连载
老舍的童年
舒乙整理
他们互相认识，都是旗人，都当兵，而且是亲戚。进来的士兵是老舍母亲的娘家人，是她的表侄。
父亲已经不能讲话了，他费了很大的劲举起了一双布袜子和一双裤脚带，把它们交给了来者，托他把这点东西带回家去，报个信。
父亲的腿和脚已经肿得很粗了。布袜子和裤脚带早就穿戴不住了。
表侄要背表姑父走，父亲执意不肯。到家还有好大一段路，而敌军很快就会破城而入。他不愿意连累第二个人。
表侄抱着布袜子和裤脚带，哭着跑回了家。到了家，他说不出话来，只剩下哆嗦，他的勇气只够把袜子勉强托在手里。他怨恨自己一辈子。一个男子汉，楞没把受伤的亲人背回来，他感到没脸见人。可是，难道这一切都是他的过吗？谁也不肯这么想。
“鬼子”紧接着进了城。要车没车，找人没人，甭想再寻找父亲了。父亲再也没有回来，他经过漫长而又痛苦的折磨之后凄惨地离开了人世。
给父亲做了一个小木盒盒。盒子里放了那双布袜子、那副裤脚带和一张纸，纸上写着他的姓名和生辰八字。就这样，全家人哭成一团，埋葬了这一家之主。
事隔七十七年之后，同样的事，又重演了一次，不过这次轮到了老舍本人，这是谁也没有料到的。历史竟会如此酷似的重演！
一九七八年六月三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已经去世十二年的著名作家老舍举行了一次隆重的追悼仪式，来自全国各地的最有名望的文学家、艺术家和北京居民的代表近千人，向他们的老朋友的骨灰盒默哀致敬。
这个骨灰盒里没有老舍的骨灰，里面放的是他生前用过的一支钢笔和一副眼镜。骨灰盒上刻着死者的名字“舒舍予（老舍）1899—1966”。
父子两代人都死于非命，一个倒在帝国主义的炮火之中，一个是死于林彪、“四人帮”的暴政之下；
父子两代人都死得特别悲惨，一个躲在被人遗弃的粮店里孤独地受尽了折磨，缓缓地离开了人世，一个同样孤独地带着遍体鳞伤倒在一个小湖的边上；
父子两代人都没有遗骨，一个是埋葬了一双布袜子，一个是以一支钢笔一副眼镜为象征。
但是，时代毕竟进步了，人民打倒了文化禁锢主义，人民战胜了损失空前惨重的大倒退，人民沉痛地纪念了自己心爱的文学家。他们以无限惋惜的心情欣赏作家写的话剧，以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的印数翻印作家写的小说，所有这一切都雄辩地说明：埋葬布袜子的时代的的确确一去不复返了。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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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新书
推荐一本好书：《往事与哀思》
华 然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散文集《往事与哀思》。你想具体地详细地了解林彪、“四人帮”是如何残酷迫害人民喜爱的文艺工作者吗？请看这本书；你想知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是如何在极端艰险的环境里，用各种形式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吗？请看这本书。
《往事与哀思》里收辑了缅怀十七位已故作家的回忆文章四十六篇，他们是我们大家尊敬而熟知的：郭沫若、老舍、何其芳、阿英、邵荃麟、赵树理、柳青、杨朔、郭小川、侯金镜、以群、魏金枝、丰子恺、傅雷、闻捷、海默和罗广斌。他们生前都以自己的灿烂的篇章，使社会主义百花园中的鲜花妍艳，倍添姿色。然而，谁曾料到，在“四害”横行的年代里，他们竟横遭迫害，有的受尽凌辱与虐待，饮恨而死；有的精神、肉体长期遭受折磨摧残、身心交瘁……
在这本书的组织、编辑过程中，不少作家、记者以及逝世作家生前的至亲友好，热情地拿起笔来，回忆往事，倾泻哀思，教育后代。笔者们对已故的十七位作家的才华、品格、道德、贡献有真切的记述，热情的赞美；有对他们不幸逝世的深切哀伤和痛惜。每当我们从黄秋耘同志写的《往事与哀思》一文中读到，他同荃麟同志两人十年浩劫期间关押在一个很小的房间里的那段情景时，就禁不住热泪盈眶。请看：“有一天半夜里，他咳嗽得很厉害，我端着茶缸坐在床前给他接痰，他忽然用冰冷的双手紧握着我的左手，断断续续地说：‘秋耘，我们总算共事多年了。你给我想想看，我参加革命几十年来，有没有干过对党不起的事？’我带着哽咽回答他道：‘自从一九四七年以来，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一起。我想，我们也许都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有意识地去搞什么阴谋诡计，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我没有干过，我坚信，您也不会干的……我想，总有一天，组织上一定会把问题弄清楚的。’他又说：‘这几年来，有好些事情我都不大了解。但，我……相信……党，相信……群众。’接着，一阵剧烈的咳嗽打断了他的话。”——这血泪之语、铿锵之声，读着真叫人撕肝裂肺。类似的文字，在这本动人的散文集中，几乎每篇都有。这既是对林彪、“四人帮”的愤怒批判，也是对那条为害多年的极左路线的血泪控诉。
这本书不但印有每个逝世作家的照片，而且撰有作家的小传，便于读者了解每个作家的全貌。装帧设计也素淡、庄重、肃穆，一朵朵小白花寄托着人民对逝者的哀思和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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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观众的话
俺农民想看科教片
俺们沂蒙山区，交通不便，广大农村干部社员对科学文化知识懂得不多。听外出参观的人回来说，有的地方搞什么“吨粮田”，都感到很惊奇，不知道用啥法子打那么多粮食。在这里，逢上风调雨顺的年景，亩产也就是七、八百斤，超千斤的都很稀罕。俺想，俺们和人家头顶一个天，脚踏一个地，为啥产量不一般？可能就是没有搞科学种田。
现在，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得到了落实，广大社员的干劲真给鼓起来了，干部和群众都想为国家多作贡献。可是俺们偏偏不能和人家一样多打粮食，真是急煞人哪！俺大老粗有心啃书本，又消化不了；伸着耳朵听广播，又记不住。如果电影工作者能理解俺的心情，把小麦、水稻、花生高产的经验，拍成科教片，放给俺农村社员看，这样，先进的生产技术就容易接受下来，那有多好呀！山东费县垛庄公社社员
张华盛 曹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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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观众的话
让新闻片重返银幕
现在，每次进电影院，一开映，就是“正片”——故事片。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新闻纪录片已经被逐出银幕，销声匿迹了。我认为大有为新闻纪录片在银幕上争得一席之地的必要。
解放以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大量优秀的新闻纪录片，及时地反映了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歌颂了各条战线的先进人物，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现在，我国进入了四化建设的新时期，新事物、新经验层出不穷。如果各地组织力量，积极拍摄这方面的新闻片，那么，对打开人们的眼界，促进四化建设，无疑将产生巨大的作用。
新闻片是进行宣传报道的一种很好的方法。我建议多拍反映四化建设的新闻纪录片，恢复把新闻片放映于故事片之前的传统，也可以组织专场、汇映，千方百计让新闻纪录片重返银幕，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
中共上海金山县委办公室
顾吾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