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深切怀念我们的黄敬同志
段君毅 周子健 汪道涵
黄敬同志离开我们已有二十一年了。
黄敬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是我国革命运动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二·九”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是中国人民的忠实的革命战士。抗日战争期间，在创建和坚持冀中抗日根据地、巩固和发展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黄敬同志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全国解放后，他是天津市人民的好市长。从一九五二年秋天起，他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首任部长。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黄敬同志率领全体职工，把基本上是修配性质的我国机械工业，改造成为名副其实的机械制造工业，并且开始从仿造向自行设计的方向发展。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期末，我国的机械工业，已经能够自己制造所需机械设备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在这样一位一生为党和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革命者逝世以后，叛徒江青和那个“理论权威”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竟也罗织罪名，百般诬陷。对了解江青底细的黄敬同志的亲属，也进行残酷迫害，甚至企图杀人灭口。他们捏造了一个“潜伏特务”的罪名，诬陷黄敬同志一家，受到株连的老同志和工程技术人员达一千余人。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个大冤案才得以昭雪。在这时候，使我们更加深切地怀念可敬可亲的黄敬同志。
（一）
黄敬同志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同实际结合，一贯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作风。
黄敬同志到一机部来，正是我国机械工业百乱待理的时候。除了一部分工厂能制造一些普通机器以外，许多厂只能做一些零件、部件和装配工作；设备陈旧，而且残缺不全；生产任务杂乱，许多工厂没有固定专业；生产很不正规，没有标准的产品图纸，没有一定的质量指标，没有严格的工艺规程。
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尽快地把这个修配性的机械工业改造成为制造工业？黄敬同志抓了三件大事：
一、组建机械工业队伍，确定各厂的专业生产方向。黄敬同志以原重工业部及东北、华东等地的机械工业为基础，把全国六个大区的机械工厂统筹安排，组成八个大行业。把各地机械工业的技术人员和有识之士组织起来，结合新厂建设组织基建设计和施工队伍。同时又对全国机械工业各厂进行统筹规划，大体上确定了各个工厂的专业分工。黄敬同志说，这是为工厂定“终身大事”。这是把修配性的工厂改为制造工厂的前提，也是建立工厂生产技术组织工作的依据。
二、建立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黄敬同志带领工作组亲自调查研究，提出推行作业计划把全厂的生产活动组织起来的建议。黄敬同志说：我们给工厂下达的国家计划，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我们主观的意志和希望，能否实现，要看实践。作业计划就是把国家计划付诸实践的重要步骤，是主观与客观相联系的重要环节。接着，他又抓了生产准备工作的计划化。随着增产节约、劳动竞赛的开展和发展产品品种的需要，黄敬同志进一步提出了“作业加技术，指标下车间，发展新产品，生产结供销”二十字工作方针，从作业计划、计划管理入手，把工厂的技术管理、经济管理全面地带动起来，使工厂的生产技术和经济工作水平逐步有所提高。
三、进行企业的技术改造。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机械工业出现了“吃不了、吃不饱”的局面。黄敬同志分析这种矛盾现象时指出：品种少、质量差是机械工业的一个根本问题。主要原因是我们的技术管 理水平低，技术基础差，技术力量薄弱，一言以蔽之曰：技术落后。在他的倡议下，一机部向广大机械工业职工发出了掌握新技术的号召，并且明确地提出了围绕新产品试制和老产品技术补课，进一步加强技术管理，建立正规的现代化的制造方法和制度，提倡文明生产，克服修配习惯等项工作方针；采取了对老厂进行技术改造和加速新项目的建设投产等项重大措施，以壮大机械工业的物质技术基础。黄敬同志把培养技术力量、提高职工的技术水平作为机械工业的一项战略性任务，列入重要工作日程。他亲自筹划安排，要求把哈尔滨工业大学划归一机部领导并投资扩建。对各地工科院校中的机械系给予支持和指导，作为培养技术力量的重要基地。同时在各地办起了许多中等机械制造学校，许多工厂也办起了技工学校。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初期，我们只能仿制水平不高的外国产品。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高涨，要求机械工业提供越来越多的适合我国的自然资源条件、特点和具体使用要求的新设备，这就必须开展自行设计。黄敬同志指示各厂普遍建立设计、科研、试验机构。同时，抽调了大批技术人员，陆续建立了电器、机械、工艺三个研究院，成立了若干产品研究所，培养起一支科研力量，为机械工业开展产品自行设计和科研试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一九五六年，在党的八大发言中，他提出了我国机械工业由仿造向自行设计发展的方针。
黄敬同志就是这样从分析具体情况出发，抓住机械工业的突出矛盾加以解决，使机械工业得到迅速的发展，为当时机械工业承制更多、更好、更新的设备创造了条件。
黄敬同志提出的“掌握新技术”、“狠抓品种、质量”、“开展自行设计和科研试验工作”等建议，直到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黄敬同志一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十分注意密切联系群众。
黄敬同志经常向干部说：联系实际和联系群众这两条是我们革命的传家宝。我们反映情况、总结经验，一定要从群众中来，从实际出发，才能掌握客观规律，把工作做好。因此，他从不满足于在办公室看文件、听汇报，总是经常深入工厂、深入群众、深入生产实际去做调查研究。他到工厂，不仅听工厂领导的汇报，而且经常去车间、工段，广泛接触工人和技术人员，对机器设备、工卡量具、作业计划、原始记录、图纸、工艺文件、在制品、半成品等样样都认真地看仔细地问，虚心地向工人和技术人员请教。他常在工厂找工人、技术人员、基层干部开“调查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并将自己所了解到的东西，和他们一起讨论，总结提高，帮助工厂解决问题。
一九五四年黄敬同志带领工作组到上海汽轮机厂蹲点。当时该厂正在试制我国第一台六千千瓦汽轮机。虽然经过很大努力，但总是达不到质量要求。什么原因呢？黄敬同志一方面让工作组内懂技术的同志审查图纸，了解设备和工艺装备以及工人操作技术的情况，一方面深入车间向老工人、工程师、技术员和外国专家请教，反复进行调查研究。他还深入到职工宿舍找老工人谈心，鼓励他们为中国工人阶级争光。在黄敬同志的亲自关怀领导下，终于找到了问题，很快把六千千瓦的汽轮机试制出来了，质量完全达到设计要求。这台汽轮机到现在已经运行二十多年，一直保持着良好状态。
黄敬同志平易近人，工作时和大家一起发奋工作，业余和大家一起聊天。他广泛、深入地接近各方面的群众，熟悉他们的生活和语言。因此，他能够针对不同的对象，恰当地进行工作。同干部谈，他能把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党的方针、政策，以明白的语言讲深讲透，使你感觉到他是一个善于做宣传工作的领导干部。向工人讲话，他能把革命的道理、党的方针变成工人的语言，有时还讲些方言俚语，使你感到他就是一个工人。同知识分子谈话，他又以对事物的深刻见解，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使人感到他是一个良师益友。
（三）
黄敬同志积极响应党中央关于又红又专的号召，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精通业务的领导者。他在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同时，下功夫钻研业务、技术以及多方面的科学文化知识。他带领干部学习机械工业技术，组织力量把《机械工业百科全书》翻译出版，并指定章节，号召干部、技术人员阅读。他自己花了两三年的业余时间把它基本上看完，并在书上留下大量的批注。为了研究工业布局问题，他认真阅读《经济地理学》。他在办公室的墙上挂着刀具角度图，在床头壁上贴着元素周期表，以便朝夕观察、默诵。他还坚持利用晚上时间，自学高等物理和高等数学。
黄敬同志总是以孜孜不倦的钻研精神和切磋琢磨的态度来探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有一段时间，他到前华北农业机械总厂请工程师给他讲解双轮双铧犁等农具，从结构性能，南方和北方、水田和旱地的使用情况，以及农民和专家的反映，他都认真地问，注意地听，边听边记边讨论，有时还兴致勃勃地亲自开动拖拉机进行试验。他出差也忘不了打听农业机械的使用情况。一九五七年，他在党中央的一次会议上，作了我国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汇报，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赞许。
黄敬同志一贯强调：学习外国、外单位的或书本上的经验、知识，一定要结合本国、本部门、本单位的具体情况，不能生吞活剥，不能机械类比。他在一个新建的重点企业蹲点时，曾经认真研究外国给该厂制定的一套管理制度，准确地指出其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并告诉厂里要结合自己的情况加以修改。在执行技术标准和国外设计等问题上，他强调要认真消化，从具体情况出发。比如汽车坐垫用的牛皮问题，中国南方因为有牛蝇咬，牛皮往往有疤痕，而有的国家较冷，他们的牛皮疤痕少。开始时硬要按外国规定的标准，我们十几张牛皮也选不出一块合格的汽车垫子来。其实有点疤痕，处理好了，并不影响使用。他常举这一类的事例，反复向工厂同志强调：首先要高标准、严要求，又要认真消化，搞清道理，从具体情况出发，恰当地解决实际问题。
黄敬同志不仅自己刻苦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努力钻研业务技术，同时也大力组织一机部机关工厂的干部和工人努力学习，力求为机械工业带出一支思想正确、联系群众、熟悉业务、懂得技术的骨干队伍。他在机关请人给司局长们上课，他自己带头听讲。他出差时，也要通知随同人员要带上哪几本书，以便一面工作，一面和大家一起学习。
（四）
黄敬同志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一道工作。一机部的领导成员和各级干部来自“五湖四海”。黄敬同志不分亲疏远近，一视同仁。在部的领导班子中，黄敬同志是个好班长。他和党组同志谈心时说过，一个领导人是否有民主作风，关键是要看能否让别人敢于把不同的意见当他的面在会上讲出来。在他主持的会议上，不论是各级领导干部还是一般的工作人员，大家都敢说话；就是刚从学校毕业参加工作的学生或是厂里的青年工人，也敢于同他展开争论。他常说：没有讨论，冷冷清清最不好。不管是谁，只要你说得对，他就接受你的意见。例如当推行作业计划时，有的同志说他推行的方案是根据成批生产工厂的情况提出的，对单个小批、大量生产的工厂不完全合适。他认真思考，并多次找提意见的同志交谈，听取各方面的反映。最后，他组织工作组，分赴单个小批、成批、大量生产三种不同类型的工厂去调查研究，结果提出了在不同类型工厂推行作业计划的三种不同的实施方案，切合实际地解决了问题。
黄敬同志对于犯过错误的干部从不歧视、嫌弃，总是热情地帮助、关怀，使这些同志非常感动，努力改正错误，振作精神工作。对于存在某些缺点、毛病的干部，黄敬同志也敢于大胆使用，充分发挥他们的长处，帮助他们克服缺点。对于反对过他的人，他也照旧信任和使用他们。
黄敬同志认真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善于团结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他经常向各级领导同志讲知识分子对建设国家的重要性。他了解知识分子的思想，肯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具有爱国心和事业心，信任他们，很好地帮助他们。他对一个工业大学的领导同志说：现在搞建设，要尽可能地注意团结各种不同经历、不同认识水平的教授、专家、工程技术人员、科学研究人员，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为机械工业培养出更多的人材。他对科技人员敢于大胆信任使用，让他们有职有权，并且在工作中支持他们。例如，一九五六年国务院组织制订十二年科学技术规划，黄敬同志授权两个非党技术专家参加有关机械工业技术的规划工作，并从各厂抽调一些技术人员协助他们。黄敬同志多次听取他们汇报，及时给他们指示、鼓励，帮助他们把这项工作做好。知识分子在工作中作出了成绩，他总是予以肯定和表扬；有了缺点、错误，又能耐心批评帮助。机械工业系统的许多科技人员同黄敬同志都很熟悉，工作上的意见能够向他当面提，思想上搞不通的问题也愿意请他帮助开导。
黄敬同志以他革命的一生，以他永不停顿的感人事迹，给我们作出了很好的榜样。今天，在怀念他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他的优良作风，努力在政治上不断提高觉悟，在技术上刻苦钻研，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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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革命回忆录
难于忘却的纪念
——记女战士张秀岩同志
李析哲
我的姑母张秀岩，从青年学生时期就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不屈不挠地为革命事业奋斗了一生。她没有死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却惨遭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含冤死在我们关押反革命的监狱中。
张秀岩同志原名张峥漪，出生在清朝末年的一个封建家庭里，在兄妹四人中是最小的一个。她幼年时，正值“家境中落”，加上封建社会重男轻女，所以她读书甚晚。她常常自叹“不幸生为女儿身”，极力想争取与男子平等的地位，希望象个男子一样去干一番事业。她认为妇女应该自立，不应做男人的附属物。她不满封建女性的温柔婉顺，也不满资产阶级女性爱慕浮华、追求享乐的思想。她放弃了“个人的幸福”，放弃了一个封建官僚家庭所可能带给她的生活享受，决心过独立的生活。她的二哥张璧正好与她相反，青年时虽然参加了蔡锷领导的讨伐袁世凯、反对帝制的战役，后来却逐渐走上一条反革命的道路。张璧在保定军官学校毕业以后，在北洋军阀时代飞黄腾达，曾经打算把张秀岩嫁给一个他在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后来成为国民党要人的军阀。张秀岩坚决反对封建家庭的包办婚姻，不屑与那些纨袴子弟为侣，过那种寄生腐朽的生活。
五四运动前后，张秀岩同志先是在天津女子师范学习，后来又转到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后改为女高师）读书。在周恩来同志和邓颖超、郭隆真同志的影响下，她的爱国主义的革命思想更加强烈，积极地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她与郭隆真同志是同学，来往甚密、友谊很深。她在北京读书时，受到当时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任教的李大钊同志、鲁迅先生等进步教授的影响。他们在课堂上揭露军阀统治，抨击旧中国社会的黑暗，介绍苏俄的现状，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张秀岩同志总是早早就来到课堂，认真地听讲，仔细地做笔记，听完课以后还和同学们热烈讨论。她经常和进步同学一道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宣传抵制日货，反对封建买办婚姻，成为爱国学生运动的一个积极分子。
一九一九年，“五四”前夕，北京传遍了中国在巴黎和会的要求被拒绝的消息，许多学校的学生群情激愤。“五四”那一天，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反动当局得到学生要参加游行的消息以后，下令将学校前后门上锁。学生们怒火冲天，一拥而上冲开后门，跑步到西单集合，整队向天安门出发。张秀岩同志不顾自己身体病弱，和大家一起冲出校门，参加游行。秀岩同志走在游行队伍中，心情特别兴奋。那一天，有许多学生在火烧赵家楼时被捕。张秀岩同志参加了营救被捕学生的工作。不久，京、津两地都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张秀岩同志作为联络员，积极奔走于京、津两地之间。在那火热的五四运动革命高潮中，张秀岩同志成长为一个冲锋陷阵的女战士。
一九二二年，她在女高师毕业以后，到厦门集美女子师范当教师，继续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她先后在几个学校任教，均因宣传革命思想而被解雇。
一九二五年，张秀岩同志到北京香山慈幼院女师任语文教师。“五卅”运动以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中国共产党员郭隆真同志，奉调回国，在京、津一带工作。郭大姐与张秀岩同志经常来往，她到香山慈幼院去开展工作时也住在秀岩同志那里。一九二六年张秀岩同志经郭大姐介绍入党。入党的第二天，郭大姐就带着她去见李大钊同志。大钊同志为了躲避北洋军阀的搜捕，正住在当时的苏俄大使馆旧兵营内。就是在这样一个受到严密监视的环境中，大钊同志仍然热情地接待了张秀岩同志，并且和她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大钊同志对秀岩同志说：“我早就听隆真同志谈到过你的情况，你是女高师的学生，你的为人和献身革命的品质我们是了解的，党组织经过较长时间的考察后，决定吸收你入党。希望你入党后成为一个更坚强的革命者。党组织决定由你任香山慈幼院党支部书记”。后来，她常常回忆起这段历史，认为大钊同志是她的良师，总是尊敬地称呼为大钊师。
一九二七年，郭隆真同志不幸被捕。郭大姐是回族，秀岩同志为了进行营救，设法先认识了西北军阀马福祥的老婆。然后，假借马福祥的名义，把郭大姐保释出狱。后来，又设法将郭大姐安全送出北京。一九三一年秋天，郭隆真同志在山东济南英勇就义。秀岩同志听到后悲痛异常，思念不已。她发誓：“为共产主义奋斗，我可以肝脑涂地，在所不惜”。她在香山慈幼院工作的时期，发展了许多党、团员。在男校和女校都建立起党支部，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的白色恐怖下，工作是十分艰险的。她常常只身奔走于香山和清华、燕京两校之间；为了开会，接关系，她还常常出入于西直门，当时，城楼上有时就悬挂着被反革命屠杀的烈士的头颅。
“九一八”事变以后，张秀岩同志担起北平左联负责人的工作。在这个时期，我们一些侄儿侄女受到她的革命启蒙教育，一个个走上革命道路。我们兄弟姊妹和她在延安时抚养的一个烈士子弟，也在不同历史时期，先后参加了共产党。
秀岩同志在女高师读书时是学中国文学的，涉猎文学古籍很多，历史知识也比较广博。参加革命以后，她为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年时期又自学日语，搜集了大批日译本的马列著作，孜孜不倦地学习。为了介绍日本左翼作家的作品，她曾经翻译过一本《日本新兴文学选集》，包括日本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等的作品，还出版了一个进步文学刊物《地球》。她时常把一些革命书刊带回家来给我们看，象鲁迅的《呐喊》和《徬徨》，蒲列汉诺夫的《艺术论》，高尔基的《母亲》，等等。在白色恐怖下，每当风声紧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帮她把党的文件和那些中、外文革命书刊埋藏在后院的杂草里。在她的影响下，我们十分乐于为革命尽一点力量。我的二姐参加了左联和戏剧活动，我的哥哥帮助她用米汤密写信件，我的母亲和我的三妹则是她在家中或外面开会接头时的掩护人。就这样，张秀岩同志把一家老小组织成一个和谐的战斗的革命家庭。
一九三四年，张秀岩同志被党组织调往天津工作。她到天津以后，与河北省委宣传部长李铁夫同志一起“住机关”。那时，她是近四十岁的人了。她半生为革命工作，错过了青春时代，直到那时才组织起来一个革命小家庭。张秀岩同志叫我称呼李铁夫同志为杨先生。这位杨先生中等身材，口音非南非北，吐字发音都不清楚。相熟之后，我才知道，他是朝鲜共产党人，原名韩伟鉴，在中国党内化名为李铁夫。由于在祖国难以存身，到中国来参加革命。
我去天津看望他们的时候，正是李铁夫同志受到王明路线打击，断绝了组织上和他的联系的时候。秀岩同志因为支持铁夫同志的意见，也遭到了同样的打击。但是，他们毫不气馁，照旧为党工作，仍然广泛地联系着工人、学生、职员，以及一些上层人士。秀岩同志还不避艰险，千方百计地利用张璧和各种上层关系营救被捕同志。他们发展了一个又一个党员，领导、组织了各种抗日救亡的群众团体。奇怪的是，这些党员被当时的党组织接受了，而他们却仍然被排斥在党的门外。那时，秀岩同志在天津铁路局图书馆当小职员，依靠微薄的薪水来维持他们的生活，并用来做为党的活动经费。他们自己出版了一份油印小报，从外报和外电中选载有关红军长征的消息，宣传红军的战绩。
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以后，党组织恢复了同李铁夫、张秀岩同志的联系。一九三七年春，我们党在延安召开苏区党代表会议。铁夫同志当时是天津市委书记，做为白区的代表之一，前往延安参加会议。会后，铁夫同志不幸染上伤寒病，在七七事变后不几天病逝于延安。铁夫同志病危时，党中央急电天津，要秀岩同志立即去延安。她在七七事变的前夜动身，待赶到延安时，铁夫同志已经安葬在清凉山上了。这一对饱经患难的革命夫妻，竟没有最后见一面。
解放以后，张秀岩同志因长期从事艰苦的革命工作，积劳成疾，从一九五九年起离职休养。她本应有一个愉快的晚年，但终于没有逃过林彪、“四人帮”与他们那个顾问的魔手。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他们把卧病多年的秀岩同志从病床上拖下来，投入监狱。张秀岩同志以顽强的革命意志又进行了一年多坚强不屈的斗争，终于含冤惨死在狱中。
一九四五年七大开会时，毛泽东同志曾向张金保和张秀岩同志谈过这样一段话：你们两位张大姐，一个出生于南方，一个出生于北方；一个是工人出身，一个是知识分子出身；一个出身于贫苦家庭，一个出身于地主家庭。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大家走到一起来干革命，的确也不容易啊！又向张秀岩同志说：你改造了一个家庭。后来，毛泽东同志在西柏坡时，曾对彭真、张洁清同志说过：中国社会是复杂的，一个家庭可以出张璧这样的人，也可以出张大姐和你们这样的共产党员。几十年来的历史，难道不是已经证实毛泽东同志对张秀岩同志的正确评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