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革命回忆录
永不熄灭的明灯
——纪念邓中夏同志
帅孟奇 蹇先任
我们很早就熟悉的邓中夏同志，是一位十分令人崇敬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邓中夏同志原名叫邓康，是湖南宜章县人，出生于一八九四年。他从青年时代起就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北方组织的创始人。曾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担任过江苏省委书记、广东省委书记。他是中国工人运动初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曾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全总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他领导了长辛店八月罢工、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开滦煤矿罢工、上海二十二个日本纱厂罢工和省港大罢工，是深受群众爱戴的工人运动领袖。他还担任过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的政治委员，为苏区政权建设和红军建设花费了不少心血。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夏同志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为中国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中夏同志虽然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六年了，但他的伟大形象和高尚品德却一直留在我们的脑海里，久久不能忘怀。
播革命火种
长辛店机车车辆厂，是我国北方工人运动的摇篮。一九二○年四月，正在北京大学文学系学习的邓中夏同志带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来到这里，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工人觉悟，开始同工人建立了联系。
一九二一年一月初，中夏同志以提倡平民教育的名义，创办了“劳动补习学校”。白天，他和同志们给工人子弟上课，晚上给下了班的工人讲课。经过中夏同志的辛勤耕耘，在长辛店工人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一九二一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中夏同志、史文彬同志为使工人在实际斗争中看到自己的力量，经与几个教员和工人积极分子研究，决定举行一次庆祝“五一”节大会，成立工会，会后游行。这次工人的盛大游行，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的新觉悟，显示了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力量。
工会成立之初，由于缺乏经验，有些工头也吸收进来。他们常常寻机闹事，妄图分裂、瓦解工人组织。于是，在中夏同志、文彬同志的领导下，展开了斗争，将几个反动工头开除出去。为了区别于原来有工头参加的工会，工人们决定把工会改为工人俱乐部。在中夏同志的努力下，长辛店车辆厂工人们日益觉悟，紧紧地团结在工人俱乐部的周围，开始了有组织、有领导的罢工运动。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四日，这个厂的三千多名工人在中夏同志的领导下，控制电话，占领车站，截断来往火车，开始了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的全体总罢工。经过工人的坚决斗争，军方和路局不得不同意了工人提出的条件。
这次罢工的胜利犹如星星之火，很快地造成燎原之势。紧接着，京奉路、粤汉路、京绥路、正太路、津浦路、京汉路的工人纷纷举行罢工。这些罢工象潮水一样，猛烈冲击着反动政府的统治宝座。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在中夏同志的领导下，开滦煤矿卷起了一场罢工的红色风暴，矛头直指英帝国主义的统治。
开滦煤矿是唐山、赵各庄、林西、马家沟、唐家庄五个煤矿的总称，是英帝国主义控制下的一座大矿山。那时，矿工们的生活是很苦的，终年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在全国工人罢工高潮的推动下，矿工们于一九二二年十月十六日，联名向矿局提出了要求增加工资；工人受伤由矿方出钱治疗，工人在受雇期死亡，由矿局发给五年工资，作为抚恤；工人俱乐部，矿局应给予承认；非经工人俱乐部同意，矿局不得任意开除工人等条件，开始了罢工。这时，英帝国主义除用军舰将印度兵运到唐山镇压外，还勾结直系军阀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派两百多名保安队到唐山血腥镇压，枪杀工人，逮捕罢工工人领袖。在这紧要关头，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的中夏同志赶到开滦后，深入工人中去了解情况，宣传罢工的意义。在一次工人集会上，他情绪激昂，咬破手指，写成血书，鼓励矿工们把斗争坚持到底。
一九二五年，由日本帝国主义开办的上海内外棉第八纱厂粗纱部全体工人无故被厂方开除，工人们自动“摇班”（即罢工）。紧接着，沪西、曹家渡、杨树浦等厂的工人相继响应。几天之内，二十二家日本纱厂加入罢工行列，参加罢工的人数达七万之多。为使罢工运动置于党的直接领导之下，成为有组织的行动，党中央指示由李立三、邓中夏领导进行斗争。中夏同志在斗争中废寝忘食，做了大量宣传组织工作，帮助工人成立了工会，建立了工人纠察队，带领工人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工贼、包探、警察和工头进行斗争。一次在苏州河北岸潭子湾召开大会时，受到数百名警察的袭击，中夏同志临危不惧，站在一个坟顶上，振臂高呼：“我们被东洋人压迫了。中国人不要压迫中国人。”群众和声如雷，吓得警察纷纷后退。在这次事件中，中夏和五十多位工人被捕，当他和被捕的工人带着镣铐，走在大街上时，脸上不时露出笑容。他对被捕的工人说：“他们能捉我们，但他们打不败我们！”这次被捕，由于中夏同志的身份没有暴露，在党的工会的营救下，不久就被释放了。这次罢工坚持了一个多月，震动上海，轰动全国，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线。
怒斥“左”右倾
在工人运动中，中夏同志同“左”右倾机会主义顽强斗争，坚持工人运动的正确方向。
一九二三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由北京迁往上海。中夏同志随书记部到上海以后，被党调到上海大学主持工作。为了迎接工人运动新高潮的到来，他创办了“社会学系”，聘请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来校任教，培养了大批领导工人运动骨干。他还亲自带领学生，深入工厂，建立秘密工会小组，开办工人补习学校，逐步地建立和恢复了一些工会组织。
中夏同志在领导工人运动中，同黄色工会的斗争也是很坚定的。一九二二年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工会。在这次大会上，中夏同志坚持团结，痛斥了国民党和无政府主义代表的种种谬论，使大会获得成功，他当选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大会以后，为了争取工人阶级有集会、结社、罢工等民主权利，他利用军阀吴佩孚召开国会、制宪之际，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劳动立法运动”，亲自起草了十九条《劳动法大纲》，通电全国，各地工会纷纷组织“劳动立法大同盟”。
在一次又一次的斗争中，中夏同志通过实践逐步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九二五年五月，在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上，中夏同志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议期间，他同代表们一起批判了取消派的观点，推动了工人运动的高涨。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召开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中夏和周恩来同志一起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及瞿秋白同志的“左”倾冒险主义。会后，他作为全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留在莫斯科。这时，正在苏联中山大学学习的王明，结成了一个“左”倾宗派集团，中夏同志对于王明一伙的分裂活动极为愤慨，同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王明回国，打着“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篡夺了党的领导权。他对不同意他们错误路线的中夏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但中夏并未因此而放弃斗争。一九三三年，在王明路线的指导下，上海举行了一次“五一”节飞行集会。这次集会不少人被捕，群众被打散。对于这样的集会，中夏同志十分反感，他斥责说：“什么时候，我们的理论家们——那些自命不凡的人才懂得，只有长期积蓄力量，才能与敌人决战的这条真理。……他们坐在小房子里，不接触工人，不接触农民，也不接触青年，不懂得群众迫切要求什么？我们应当干什么！这些，对于我们那些可敬的自命正确的同志，可以借用混蛋吴稚晖的一句话，叫做‘漆黑一团’。”中夏同志同“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的实践表明，他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如果说中国工人运动象奔腾向前的滚滚激流，那么中夏同志就是中流砥柱。
省港明灯亮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各学校学生二千余人，在公共租界进行反帝示威，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枪杀上海日本纱厂工人顾正红事件的真相。当行至南京路时，突然遭到巡捕的逮捕与屠杀，造成“五卅”血案。为了打击帝国主义的气焰，中夏同志和苏兆征同志一起组织、领导了举世闻名的省港大罢工。
省港大罢工之前，中夏同志以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的身份赴香港揭露帝国主义残杀工人罪行。经过对各工人团体的组织发动工作，组成了以苏兆征同志为主席、邓中夏同志为副主席、总顾问的“全港工团联合会”。这个罢工的统一指挥机关，向香港英国当局送了政治自由、劳动立法等六项要求。在遭到拒绝后，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九日晚，香港爆发了大罢工。
罢工开始以后，香港当局立即宣布戒严，调海军陆战队登陆并令军舰在海上游弋。香港工人与广州罢工工人一起，联合广州市郊农民、青年学生、士兵等，组成浩浩荡荡的罢工大军。当游行队伍路过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时，遭到英帝国主义的枪杀和军舰上炮火的轰击，造成了“沙基惨案”，这引起了工人的极大愤怒，使罢工人数激增到二十五万，达到高潮。
香港工人来到广州后，在香港、沙面各工会代表大会上，中夏等同志领导进步工会代表同黄色工会头头进行了坚决斗争，戳穿了他们篡夺罢工领导权的阴谋。后来大会选举了罢工委员会，苏兆征同志任委员长，李森同志为总干事，邓中夏、廖仲恺等为顾问。罢委下设管生活的干事局，设有理财的财政委员会，设有惩处汉奸、走狗的会审处和拘留所；设有维持秩序的武装纠察队。罢委拥有很大的权力，处理一切与罢工有关的事务，实际上是一个“工人政府”。
中夏同志对罢工工人的生活十分关心。香港罢工工人到广州不久，时入深秋，许多罢工工人既没有御寒的衣服，又没有房子住。他就与同志们各方面联系，在廖仲恺的支持下，封闭了赌馆、烟馆，腾出广州所有空房，暂作工人宿舍，安顿罢工工人和家属。中夏等同志到处奔走，在郊区农民、各省市和海外侨民的大力支持下，建立了工人食堂，为工人开办了医院，建立了工人学校和工人子弟小学，并亲自给工人和工人子弟上课。
中夏同志还主持出版了以《工人之路》为题名的罢工委员会机关报。发布罢委的指示、命令，报告罢工进展情况，刊登财政收支，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总结罢工经验，揭露黄色工会代表的破坏活动等。中夏同志除亲自指导编辑人员的工作外，还经常写文章，使《工人之路》在罢工中起了推动、激励工人斗志的作用。
罢委成立后，为了打击英帝国主义，担任工人纠察队训育长的中夏同志，根据罢委的决定，领导纠察队封锁了东起深圳，西抵前山的海口，禁止所有轮船开往香港，切断了香港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香港变成了臭港、饿港和死港。为了使广州经济不因切断香港与外界联系而受到影响，他向省委书记陈延年同志建议：对英帝国主义以外的各国商船，可发给他们许可证，允许来广州贸易。这个策略实行后，很快地解决了广东的经济困难，促使广东商人保持了中立，拆散了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为长期斗争创造了条件。
在省港大罢工的日子里，为了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阐明省港罢工的真相，中夏同志苦战三个通宵，写成了《一年来省港罢工的经过》一文，总结了罢工的基本经验。这次大罢工在中夏、兆征、延年等同志的领导下，坚持了十六个月之久，在政治上、经济上给英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促进了广东工农运动蓬勃发展，支援了北伐。罢工结束时，许多省港罢工工人和农民加入了北伐队伍，不少工人参加了叶挺的独立团，为迎接中国革命高潮准备了力量。
初击洪湖浪
一九三○年九月，中央派邓中夏同志前往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任特委书记和红二军团政治委员。
中夏同志来洪湖苏区之前，是全总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他在暂住莫斯科期间，整理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写作了《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当写到三十章中的第十三章时，中夏同志接到党组织令其回国的电报，为此他立即中断了写作，打点行李准备回国。他认为：“与其作文章来论革命的经验，不如实际地做革命的经验更为有益。我虽然对于这本书未能及时完成引为憾事，然而却因为回国参加革命实际工作又引为莫大的快事。”很快，他毅然踏上了南下归途。
中夏同志在回国接受党的重托之后，从负责同志的介绍中了解到，湘鄂西苏区是党领导下创立的一块重要的根据地，直接威胁着当时反革命统治的重要据点武汉和周围一些据点。中夏顾不得旅途艰辛，水陆兼程，到了红二军团后方办事处。
红二军团是湘鄂边的红四军（后改为红二军）和鄂西区的红六军在公安会师后组成的。湘鄂西的党和红军在贺龙、周逸群同志领导下，以中央苏区为榜样，依照党的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作了大量工作，实行了土地革命，壮大了红军，建立了工农政权。但是，在一九三○年六月李立三同志推行“左”倾路线，提出组织全国武装起义和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邓中夏同志一到洪湖，认真分析了敌我态势，认为要二军团攻取武汉无疑坐待失败。于是，他连连发信四封，请示中央与长江局，建议将部队先集中洪湖附近，待召开军事会议后，再执行中央指示。
邓中夏同志初到洪湖，虽然在组织上受到第二次“左”倾路线影响，但是，在重大的斗争策略上，是从湘鄂西、洪湖地区和红二军团的实际出发，并领导红二军团取得很大的胜利。
邓中夏同志任二军团政委期间，先任同志在同他相处的日子里，有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他以革命为己任，把党的策略和政策视为生命。
一九三○年，中夏同志来到湘鄂西以后，突出的有两点：一是废寝忘食地学习；二是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记得他刚到湘鄂西不久，就深入到根据地进行调查研究，纠正一些由于推行“左”倾路线造成的政策不妥问题。
在监利调查中，中夏同志正确地处理了农民反水问题。有一个时期，不少乡的农民在反动派挑拨煽动下，组织所谓“北极会”和“硬肚会”，并与白军一起反对红军，反对苏维埃政权。当时有人主张采取更严厉的措施。邓中夏同志调查后认为，除反动派的挑拨外，农民群众的反水是与我党和红军的经济或土地政策不当分不开的。当时，鄂西土地并未平均分配，只把地主土地转给了佃户。雇农以及失去土地的游民无产阶级并未得到苏维埃政权的实际利益。更重要的是，在富农路线影响下，反富农方法不当。不少地方搞扩大化，把中农当作富农对待。中夏认为这种办法并非正确的阶级斗争方法。另外，广大群众负担较重，苏维埃政权又很少照顾。中夏同志如实地向中央反映了这些情况，并在实际斗争中纠正了“左”倾路线造成的一些错误，争取了群众，扩大了红军的影响。
在斗争实践中，中夏同志运用党的政策，正确解决了错误路线造成赤白区群众对立的问题。一个时期里，白色区域的群众在反动派挑拨下，到赤色区域见人就杀，见物就烧；一个短时期，赤色区域的群众也采取相同对策。因此，赤白区交界处十几公里无人烟，交通断绝。地方党的领导同志把这种错误称为赤白对立，并将其理论化。邓中夏同志批评说：所谓赤白区的对立，绝不是赤白区群众的对立，而是赤白区两个政权的对立。教育红军、赤卫队和苏维埃政权的负责同志，在斗争中注意纠正这一错误政策。在中夏同志的教导下，不少赤区群众改变了这种错误作法，从而，扩大了红军影响，争取了白区群众，为根据地的扩大和发展，提供了可靠的政治条件。
中夏同志贯彻党的政策和策略思想是很坚决的。一九二七年，他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拥护毛泽东同志关于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群众条件好的农村去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正确主张。他对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建立起来的革命根据地十分尊崇，视为楷模。他在二军团的《红星周报》上发表文章，主张“要有革命根据地，巩固的向前发展”。
在红二军团一年多的时间中，中夏同志在立三路线的压力下，受到立三路线的某些影响，产生的问题，他既不回避，也不推卸责任。他说：“对于湘鄂西苏区，特别是对于二军团政治领导的错误，无疑由我负主要责任。虽然我在第二军团没有最后决定权，然而不论任何同志的意见，经过前委的决议，我就应该负责。”他的言行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坦荡襟怀。
斗争不止息
一九三一年的冬天，党内许多革命同志遭到王明左倾路线的打击，中夏同志就是其中之一。他们不但从政治上打击他，也从经济上卡他，在中夏回上海的一年多时间里，毫无收入，只靠爱人夏明同志当徒工的微薄工资来维持生活。在这段时间里，他一面认真刻苦地学习马列主义，总结实际斗争经验教训，深刻认识了立三和王明路线的错误；一面积极为党工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宽阔胸怀，度过了他生命中极其艰难的一年。当他接受负责党在上海“互济会”的工作时，正是“济总”处于被敌人破坏的危险环境。为了迅速恢复工作，他找到另外两位同志建立起党团组织。很快把“互济会”恢复起来，支援在斗争中遇难的同志和朋友，妥善地照顾烈士的子女与遇难者的家属。
在中夏同志的领导下，上海“互济会”的会员有很大的发展。各阶层中有不同程度同情革命的人士，采取多样形式组织起来，进行极为广泛的救援工作。中夏同志还通过“互济会”进行了组织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互济会”的细胞成为许多反日爱国团体的核心。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件以后，上海爆发了十万多工人大罢工。当时，帅孟奇同志在沪西区的工人群众里做秘密工作。这年“三八”妇女节前夕，准备起草“三八”节宣言。当时，工人的文化水平都很低，写不好。这时，听说沪东区新来的一位同志很能写，组织上就派孟奇同志去找他，一见面，原来是中夏同志。孟奇同志在莫斯科学习时，认识中夏同志，孟奇同志想：他是国际上的知名人物，为什么到上海一个基层组织呢？中夏同志看出了她的意思笑笑说：“共产党员嘛，哪里需要就到哪里”。他谈笑风生，非常愉快，边改边讲如何向群众宣传的方法。如针对童工爱唱歌谣的特点，可以编些深入浅出、好背、好听、好懂的童谣，说给她们，一个人学会了就传给两个人、十个人、一百个人。
为了革命工作，中夏同志从来不畏风险。当时，在白区上海和其他大城市，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党曾参加公开斗争的周恩来、恽代英、邓中夏等人物是十分重视的，他们用极高的赏额来拘捕他们。有人劝中夏同志要少到工厂去，少参加一些会议。中夏同志却说：“我们要善于隐蔽，但不能为了安全而失去同群众的联系，假如我们不与群众联系在一起，我们便毫无作为，那末敌人也就用不着害怕我们了，我们也就失去了一个革命战士的作用了。”
铁窗映红心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五日晚，邓中夏同志离开法租界去研究和布置工作时，又一次被捕了。
十六日下午四时，敌人第一次开庭提审。中夏同志被捕时化名施义，敌人没有掌握他的任何证据。中夏利用这个条件，在法庭上毫无惧色，慷慨地揭露敌人的暴行。他气愤地质问，为什么光天化日之下，无故捕人？为什么用酷刑对待毫无证据的人？中夏同志声色俱厉，法官十分狼狈，只好宣布退庭。在狱中，每天都把中夏同志吊打数次，施以种种刑罚，敌人的暴行没有使他屈服。
后来，同他一起被捕的林素芹成了可耻的叛徒，暴露了他的身份，被“引渡”给南京反动当局。在敌人审问中，邓中夏同志大声地宣称：“我就叫邓中夏，中共中央委员，红二军团政治委员”。当敌人再问他时，他轻蔑地说：“就这些就已够枪毙的了，还问什么？！”
硬的一手不行，敌人就来软的一着。他们首先用党的叛徒围攻诱降中夏同志，被他一个个赶了出去。接着反动当局又让一些国民党的中央委员来看他，劝他投降。一个家伙挑拨说：“你是共党的老前辈，现在受莫斯科回来的那些小辈的欺压，我们都为你不平”。中夏同志痛斥他说：“我要问问你们，一个害杨梅大疮到第三期已无可救药的人，是否有权利去讥笑那些偶感伤风咳嗽的人？我们共产党人从不掩盖自己的缺点与错误，我们有很高的自信力，因此我们自己敢于揭发一切缺点和错误，也能克服一切缺点与错误。你们呢？背叛革命，屠杀人民，犯了人民不能饶恕的罪恶，你们还有脸来说别人的缺点与错误，真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
这时又有一个国民党的中央委员，自称是搞政治的，要与中夏同志谈谈理论。在激烈的两、三小时的争辩之后，中夏正告说：“请你寄语你们的中央委员会，假如你们认为你们有理，我邓中夏有罪，请你们在南京公开审判我，我可以与你们订一个君子协定，你们全体中央委员都可以出席。我么，辩护律师也不要。最后谁情亏理输，便要自动向对方投降。”中夏同志又冷冷一笑说：“量你们的蒋委员长第一个不敢这样办”。这时，一个国民党“要人”威胁说：“那么要关你十年”。中夏冷笑一声说：“哼！我看你们在南京也坐不了十几年了”。同狱的难友以为不杀中夏了，都来向他祝贺。中夏却冷静地对大家说：“敌人是不会放过我的，他们很快就会杀我的，但敌人绞不死中国革命。”
到南京后临牺牲的前几天，中夏同志知道自己的生命有限了，但他一点也不悲观，除有时间和难友们下下棋外，大部份时间用在宣传和学习上。狱中无书可读，他就向入狱不久的一位北京青年借了一本《清代通史》，认真地学了起来，一直学到牺牲之前。他这种高尚的共产主义品格，使号子内外的很多人感动的落泪。
阴险的敌人，以为逮捕了邓中夏同志就可以在政治上打击中国共产党。可是中夏同志却用他庄严的行为提高了党的威信，扩大了党的影响。于是，蒋介石决定杀害中夏同志了。一九三三年十月一个令人痛心的早晨，中夏同志被绑了出来。法官问他：
“这是你最后的悔过机会了，你还有话说吗？”
“我一生未做过需要后悔的事。我也没有什么话要对你们说”。中夏斩钉截铁地说。接着中夏同志历数反动派的种种罪行后，高呼着：“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被押上铁皮囚车，向刑场开去……。就这样，十五年一直与无产阶级血肉相连，一直在革命巨浪中搏斗的中夏同志，在雨花台英勇就义，用他的鲜血灌溉了革命的花朵，染红了革命的旗帜。中夏同志牺牲时，年仅三十九岁。
今天中夏同志那句“他们能捉我们，但他们打不败我们”的话，依然响在我们耳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夏同志永远活在中国革命的历史里，活在党的队伍里、工人阶级的行列里，永远活在亿万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