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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巧要巧到合理处
尹家民
最近，有位京剧演员谈到她演《拾玉镯》时，总觉得傅朋和孙玉姣在大街上不期而遇，便发生了爱情，缺乏故事发展的必然性。于是建议加上傅朋苦读诗书，边走边想，踩了玉姣的鸡，在赔礼中互相谅解而发生爱情一节。这一改，更合情理了。
由此，我想到在创作中如何处理情节的“巧”。作者为加强作品的戏剧性，选取独特的人物命运，安排性格冲突的偶然际会，诸如人物的巧遇，事件的巧合等等，这在作品中是常见的。“无巧不成书”，作品的戏剧性就要求情节的“巧”。但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告诉我们，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偶然中包含着必然。巧，要用得出人意外，却又必须在情理之中。巧得合乎情理，必然使剧情既波澜起伏，而又真实、自然，甚至使现实性和传奇性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否则，如果是凭着主观臆想，“戏不够，巧来凑”，那就会弄巧成拙，削弱艺术感染力，甚至会弄出笑话。如有一出描写海外归侨的话剧，其中说到两个人在一个研究室工作，朝夕相处，而多年不知是父女关系，这未免有点离奇；另一个电视剧中有这样的情节：女儿在受害者家中揭发父亲的诬陷罪，而父亲恰恰这时从远处来到窗前……观众看到这里，每每摇头叹息：“太巧了！怎么可能呢？”
对于巧，过去和现在都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如《雷雨》，通过鲁妈发现女儿四凤走上了和自己三十年前同样的道路，以两代人相同的悲惨遭遇，揭示了周朴园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虚伪、丑恶、狠毒和精神上的脆弱。《于无声处》则是把公安人员何芸负责通缉的对象安排为她的情人，而何是非所出卖的，又恰恰是当年救过他正走进门来的梅大姐。这样，多种矛盾纠葛在一起，一个家庭成了动荡社会的缩影。这种通过巧妙的情节把多种矛盾高度集中，使浩繁的生活内容在特定的场景、有限的画面上精巧地表现出来的特征，显示了作者善于提炼生活的才能。
当然，剧情中出现合乎情理的“巧”构思，对作者来说，并不轻巧。作者既需要眼界开阔，对社会现象进行广泛的观察了解，又需要充分掌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这是从生活中提炼巧妙情节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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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泪痕》的人物塑造
艺军
近半年来，我国的电影显示了令人振奋的迹象，新的题材，新的形象不断涌上银幕，预示着我国的电影艺术正酝酿着一个新的突破。但令人遗憾的是，反映农村题材的作品不多。当我透过《泪痕》看到农村的波澜叠起的最新画卷时，就特别感到高兴。它塑造了几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给我们留下十分难忘的印象。
《泪痕》以县委书记朱克实走马上任开场。他将闯入并承担着重任的金县是个什么面貌呢？据县委副书记介绍，县委领导“班子硬，路线正，团结战斗没派性”。有这样一个过硬的领导班子，金县当然就不言而喻罗！但当我们跟随朱克实坐汽车到全县转了一圈，虽是走马看花，一大批严重矛盾就显露了苗头。已经修了几年的水泉水库扔在一边不成龙配套，却要匆忙上马抽调三万民工搞土石岭这样的大工程，这是为什么？火龙公社因地制宜抓农业，为什么要受通报批评？当县委决定重大问题时，为什么不通知某些常委开会？此外还有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干部作风的问题，历史上的积案问题……
朱克实面临着重重困难。千头万绪，土石岭则是迫在眉睫关乎全局的首要矛盾。“大工程一上马，一切矛盾都掩盖了。三年五载见不了效，粮食上不去，群众饿肚皮，第一把手就得卷铺盖！”那个“不在其位”仍“谋其政”的前公安局长吕明远，是洞悉这个政治阴谋的。朱克实的敌手早就设好圈套，请君入瓮。形势是严峻的。影片没有给朱克实头上画上光圈，也没有让他论阴阳如反掌，早就洞悉一切。他只提出和解决在当时条件下可能提出和解决的问题。他有苦闷、有犹豫、有烦恼，他反复估量形势，只是当他确信自己的意见是符合党和人民的利益时，才破釜沉舟，勇往直前地促其实现，从而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影片把决定这场斗争成败的关键在幕后处理，让省委作出裁决，这是个没有办法的办法，不足为训。）
在取得这关键性的第一仗的胜利，朱克实才取得初步的主动权，从战略防守转入战略进攻；他才开始摆脱孤立状况初步获得群众的信任；并吸引一批革命力量在自己周围形成一个战斗核心——朱克实在观察了解周围的人们，人们也在观察了解他，考验他。多年政治动乱，在我们政治生活中，在人与人的关系上，造成许多不正常的状况。这样的描写是真实的、典型的，富有特定时代的风貌。
揭开木村这个“金县的旗帜”的内幕，平反曹毅的冤案并揭露出篡夺县委领导权的反革命集团，都是惊心动魄的斗争。曹毅的冤案更是奇峰叠起。编导并未迷恋和追求故事的传奇性，把影片处理成公案戏，把朱克实的眼界局限在如何侦破一个案件上；他是县委书记，不是公安局长，更不是侦察员。影片的风格一如它的主人公那样朴素无华，没有采用什么特别的艺术手法设置悬念，它让观众同主人公一道进入这个陌生的环境里，跟他一道接触生活中的矛盾，与他一道分析、思考、行动，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这段战斗历程。这些复杂而又紧密联系的矛盾的开展和解决，处理得很有层次，人物性格的发展也很有层次。
与党委书记这种常见的银幕形象对比，孔妮娜则是在影片中从未出现过的独特形象。远隔重洋的华侨女儿，千里迢迢投归祖国母亲的怀抱，却遭受到骇人听闻的精神和肉体的迫害。她要战斗，但在那风雨如磐的岁月，只有装疯卖傻才能活下去。这是对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悲剧的艺术概括，是对林彪、“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专政的血泪控诉！即使处在这种冤屈之境，孔妮娜还出于公心，为了人民的利益冒生命危险写匿名信、画图纸，在这个疯疯傻傻的外形里，包藏的是一颗苦难而赤诚的心。孔妮娜这个形象是容易引人注目的，仅凭她的外形就与众不同。这个“疯子”穿着破旧然而色彩鲜明的睡衣，披散着头发，手里拿着一枝红玫瑰，唱着忧伤抑郁的歌子，在大街上逛荡，不时发出令人揪心的笑声……。影片并不满足于这种外在的、易于取得的艺术效果，而着力于人物内心的揭示。孔妮娜揭去“疯子”的假面具的那场戏，就处理得有声有色。当她被带进县委领导的办公室，她见到县委书记、公安局长摆开的阵式，惊乱地打量着，思忖着。血的教训使她保持着高度警惕，她再一次用疯笑声来迷惑别人并掩饰内心的激荡。她被请坐下来，当公安局长叙述她真实历史时，她偷偷地用眼神扫过一旁观察她的县委书记。她含冤忍垢地活着，就是等待这样的一天呵！可她怎么敢干轻信，解除自己行之有效的伪装呢？她几次重复地问：“你们干什么？干什么……”这里包含着她的惊异、疑虑、困惑、痛苦、期望和欢欣；每一次台词的重复，不同的声调和表情，表达了不同的内涵，层次清晰地表现她心灵的门扉从关闭到打开一点缝隙，然后缝隙一点点扩大……等到朱克实向她伸出手来，喊她一声“孔妮娜同志，受委屈了……”她那心灵门扉一下敞开来，多年的积怨，夺门而出，泪如泉涌地扑倒在朱克实肩头……。一个饱受屈辱、伤害的灵魂，终于受到母亲般的爱的滋润，显示了康复的征兆！
影片中还塑造了一批次要人物，笔墨不多，由于抓取了每个人物性格富有个性特征的一点，都还能给人一定的印象。那个“说不清是我的思想跟不上形势，还是形势跟不上我的思想”的公安局长吕明远；坚决贯彻割“资本主义尾巴”、粗暴打骂群众的邹小山；多年从事无效劳动的水利技术员魏新；对所谓“反革命分子”曹毅怀有深情的老贫农姜大牛、章洛林；以及“曹毅的黑爪牙”金还田；老会计戚念慈等等，都带着独自的经历走上银幕。
影片中的反面人物也同样是带着自己的独特经历出场的。在文化大革命中靠充当反革命政治打手起家的县委副书记许飞雄，木村公社书记喻少康，患政治软骨病、卖身投靠的县革委会副主任尤裕后等，他们如何发迹，在什么样的利害关系上互相勾结、互相利用；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火并，也都比较真实可信。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挂帅人物张伟，则是个颇有深度的小阴谋家的形象。他谨言慎行，不动声色，城府颇深。直到木村经济问题暴露之后，他才正式露面，布置“丢车保帅”、承认经济问题不露政治问题的战略退却方案。象这样挂着革命招牌，两面三刀，口是心非，心狠手毒的敌人，曾给我们党和人民带来过多么大的危害！在文艺作品中，真实而不是漫画化，深刻而不是肤浅地鞭挞这种阴谋家，有其特殊的认识意义和教育意义。
《泪痕》在艺术构思上的一个新颖之处，是描写了一个没有出场的重要人物、前县委书记曹毅。朱克实是曹毅的接班人，也是曹毅的再现。两个形象，一虚一实，互相映衬。金县的山山水水，都显现着曹毅的身影。许多重大矛盾，都与曹毅有牵联。曹毅的冤情特别困扰着那些善良的老贫农的心，姜大牛雪夜祭奠的一场戏，突出地表现了金县人民的肺腑之情。这个被诬蔑成“反革命”的人物，在人民的心中却是一座高矗云霄的丰碑！在曹毅这个形象里，凝集了成千上万的为人民鞠躬尽瘁含冤而死的革命家的英灵。历史是公正的，它终究会冲刷那些玷污了革命战士的污秽，也要抹去那装潢着政治小丑脸上的油彩——这不是《泪痕》的浪漫主义幻想，这是我们生活中已经经历和正在经历的现实。盖棺也不能定论，谁也逃脱不了历史的裁决。
影片中的这许许多多的人物，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他们的总和，构成了一幅较完整的农村社会面貌。影片的故事发生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它所反映的斗争，是革命人民与林彪、“四人帮”斗争的继续。几乎所有的人物，性格上都带有那个灾难年代留下的鲜明印记；所有的斗争基本上都是医治历史遗留下来的创伤。除旧布新，影片带有这种鲜明的时代的特色。在一部影片中展示这样广阔的生活画面，概括一个历史阶段的复杂斗争，脉络清楚，有条不紊，这显示了编导的艺术功力；更重要的，显示了编导的雄厚的生活基础。
《泪痕》的艺术力量还在于敢于正视现实，不回避生活中的矛盾。揭露矛盾，表现创伤，是为了解决矛盾，医治创伤。现实是严峻的，血泪斑斑；现实也是生气勃勃，满怀希望的。从这个意义而言，《泪痕》所反映的生活，正是我们在困难重重中勇往直前的祖国的缩影。（附图片）
《泪痕》一镜头：县委书记朱克实向老农了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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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深厚·博大·精湛
——喜读《茅盾评论文集》
林焕平
《茅盾评论文集》最近出版了。这是作者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至一九六二年秋所写的评论文章的汇编。这些文章，过去收在《鼓吹集》、《鼓吹续集》、《读书杂记》里。《夜读偶记》、《关于历史和历史剧》，曾出过单行本。《中国神话研究初探》，据《前言》所称，则是写于一九二八年之旧作，是当时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ABC丛书”之一种。把这些著作汇编成一套书出版，这还是第一次。由于它的内容深厚、博大、精湛，又在当前迫切需要文艺评论的呼声中出版，所以是文艺界的一件喜事。
这套上下两册的文集，集文学知识、历史知识乃至一般社会科学知识于一炉，是指导文艺创作，特别是短篇小说创作的好书，称之为小说学、文艺学，亦不为过。
这本文集有着显著的特色：
首先，茅盾同志是一位杰出的前辈作家，他以极其渊博的理论知识，结合丰富的创作经验来评论作家与作品，是作家所写的评论，不是理论家所写的评论，因而显得格外亲切。不少评论家所写的作品评论——有些作家所写的也是如此，往往侧重于分析思想内容，即使分析人物，也往往是着眼于人物的思想内涵，而把艺术分析抛置一旁。茅盾同志的文艺评论，则总是把思想分析和艺术分析结合起来进行，对题材、主题、人物形象、组织结构、语言运用、景物描写、细节点染等等，进行深入细致的剖析。如他分析《百合花》精致到比作家本人的构思还要深入；对《新事新办》的分析，准确到比作家本人的理解还要透彻。这样，使一般作家特别是青年写作者看了，就会暗自捉摸：应该怎样写，不应该怎样写；使一般喜欢阅读文艺作品的人，领悟应该怎样欣赏作品；使广大语文教师懂得，应该怎样对学生分析文艺作品。
其次，茅盾同志知识渊博与精湛，确实令人叹服。他总是有意识地运用马列主义世界观来指导自己的评论写作；又经常地劝导青年文艺工作者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为这对于做人和创作，都是象空气和阳光一样需要的。由于对社会科学研究精湛，所以站得高，看得远，钻得深；由于学问渊博，所以视野开阔，知识的运用得心应手。他评论创作方法问题，总是与思想方法相结合进行，从不把创作方法孤立起来。如他研究古典作家的时候，既看到作家世界观的复杂性，却又看到创作方法的相对独立性，他评论某个历史时期的作家与作品时，既注意时代的特点，又总是与文学史、文艺思想史和哲学思想史结合起来研究。读了这样的评论以后，不仅可以加深对所论作家和作品的认识，而且必定可以大大地增广知识，开阔眼界。
茅盾同志对创作方法和思想方法谈得特别多。他有自己的见解。例如，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他认为是个思想方法问题，只有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做到两结合。因此他不同意文学史上向来就有两结合的说法。这还值得继续讨论。
再次，茅盾同志评论作品时，总是运用对比的方法来进行分析。俗话说，“不怕不识货，最怕货比货”。有比较就能鉴别。在《文集》中，茅盾同志评论短篇小说比较多。他不是单篇分析，而总是拿几篇甚至十几篇有某些近似或有某些足以互相联系的作品，分组对比，进行评论，分析优劣。例如，在《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中，拿《百合花》来和其他几个短篇进行深入细致的比较分析，然后得出结论，认为《百合花》是一篇优秀的短篇。又如《读〈新事新办〉等三篇小说》中，进行了比较分析后，得出结论说，这是一篇技术水准很高的短篇小说。他比较鲁迅的《祝福》和《离婚》，认为前者的思想性要深刻。联系到外国作家，他分析莫泊桑的《羊脂球》和《蜚蜚姑娘》，又比较莫泊桑的《首饰》和美国作家欧·亨利的《东方圣人的礼物》，认为前者比后者的思想性都要深刻。这样，不仅会使作者懂得自己的作品的优缺点何在而铭感肺腑；一般读者也会领会怎样才是作品的优点或缺点，而提高了思想认识。
最后，茅盾同志严谨认真的治学精神和写作态度也值得称道。他几乎阅读了所有有关吴越战争的史书和传统戏曲，才执笔写《关于历史和历史剧》，对历史剧创作的基本问题，提出了至今仍应遵循的规律性见解。他花两个月时间，读了近百篇的短篇小说，写下了大量的笔记，才写《读书杂记》。《夜读偶记》，是读了一九五六年九月至一九五七年八月发表的、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的三十二篇文章之后写成的。未读全文，人们以为是一篇随感式的文章，实际上，这是一种简明扼要阐述中国和外国的文学思想、艺术思想和哲学思想互相渗透、交互影响的著作。其中纠正了文艺思想史上好些混乱的认识，如把“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新浪漫主义或现代派”作为欧洲文学发展的公式；说现实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等等。
在二十三年前，毛泽东同志刚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时候，茅盾同志就积极响应“盼望所有的可供争鸣的园地都尽量开放”，无论成家，或未成“家”的都踊跃争鸣。并且希望：“凡有所‘鸣’必‘言之有理，持之有故。’‘鸣者’要有严肃的责任感，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茅盾评论文集》很好地体现了这个精神。这对于今天贯彻“双百”方针，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为四化作出贡献，仍是有积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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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随笔
从李四光爱音乐说起
祖振声
看了电影《李四光》，不但被主人公那废寝忘食地致力于地质学研究的精神所感动，而且还对他竟能有余力爱好音乐颇感兴趣。看着影片中他那专心致志听音乐和拉琴的镜头，不禁又让人联想到发现了相对论而又会弹钢琴和小提琴的爱因斯坦；想到既是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之一，又喜爱德国民歌与贝多芬交响乐、甚至还会作曲的恩格斯；想到了既爱革命歌曲，又爱贝多芬《热情奏鸣曲》的革命导师列宁……。
无论任何职业的人，大概都知道音乐所给予人的乐趣：当你在紧张的工作、学习之余，听听音乐，唱唱歌，拉拉琴，总是使你忘却疲劳，并得到美的艺术享受。再往深处说，音乐还有陶冶人们性情的潜移默化作用。“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孝经》）。“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记·乐记》）这是两千多年前的古人都懂得的道理。
然而，大概是经过了十年浩劫的缘故，对于音乐的社会作用，似乎谈的人不那么多了。而学校里呢，索性对音乐美的教育也不重视了，以致不少青年学生拿来歌谱不会唱，听到交响乐不知音，大有“乐盲”之嫌了。缺乏必要的音乐知识与修养，就不懂得音乐真正的美，甚至把丑当做美，去盲目崇拜和猎奇。近来，有的青年竟然从一种“卿卿我我”、无病呻吟的音乐歌曲之中取乐，什么《魂牵梦也牵》，什么《今日欢乐明天梦》……如果整日沉迷于这种靡靡之音中，那我们的青年人将会被潜移默化到何种地步？
健康的音乐情趣，不仅能丰富我们的生活，更能培养我们高尚的情操。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路上，不是应该以健康优美的音乐声，为我们前进的步伐伴奏吗！
让我们象李四光、爱因斯坦、象恩格斯和列宁那样，从美的音乐中去寻找乐趣与汲取智慧的力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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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船长”精神赞
兴叶
发表在《人民文学》一九七九年十一期上的柯岩的报告文学《船长》，记载了我国优秀远洋轮船长贝汉廷的先进事迹，满腔热情地歌颂了一个为四化贡献力量的先进人物，并从先进人物身上敏锐地概括出一种可贵的“船长”精神，即自觉的国家主人翁的精神。
船长贝汉廷，为着国家的事业，刻苦地学习和掌握丰富的航海知识，学习和掌握多种语言工具；他熟练地掌握航海的种种业务和努力提高自己的科学水平；即使在“四人帮”横行，他们航海事业的骨干被诬蔑为“修了”的时候，他先是为自己离开大海而痛哭，接着为我国一些不争气的海员丢了国家的脸而愤慨终于又树立起了钢铁意志，为要回到大海上去，而通宵达旦地学习业务；为了节省和赚取外汇，他以豪迈而又坚定的勇气，稳妥而又科学的精神，用设备简陋的船承担了装运贵重的成套设备的任务，创造了德国“汉堡港一百多年没有过的”奇迹；为了使国家免受损失，他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争取了英国伦敦工人的友谊，把原来不给卸的二百吨滑石粉卸下了；为了给四化争分夺秒，加速四化速度，他争取了在苏伊士运河口少停留二十多天时间，并且改变了外国人头脑中的“你们中国人从来不在乎船期”的看法；为了争取使从国外买来的四条船“返修”成合格船，他用极大的毅力去研究专而又专的几十门有关冷藏业务的学科，从各种冷冰冰的数据中找出根据。他对外国人，既有国际主义和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又显示出中国人的伟大形象；他既不傲慢待人，也没有奴颜婢膝之风。贝汉廷的这种“船长”精神，充分表现了新中国的国家主人翁的姿态。
作者在作品的末尾，有这么一句话：“我讲了一个船长的故事，可绝非只为了船长……”为了谁呢？作者说：“是你呵，我的祖国”。
从这段话中，我们同样感受到一种很可贵的精神——即作家的“船长”精神。
经过十年的政治风暴，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遭受林彪、“四人帮”一伙极大的破坏，在我们面前问题成山、麻烦成山、困难成山。面对这个现实，是悲观失望、无所作为呢，还是以国家主人翁的姿态，来医治创伤、重建祖国？我们的人民，采取了后一种态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们为党分忧，勤奋工作。这种可贵的精神，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希望，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作为一个人民的作家，一个党的文艺工作者，当然也应该有国家主人翁的精神，应当热情歌颂新时期的种种新人。我们高兴地看到，最近三年来先后在文艺作品中出现的乔光朴、梁言明、李键，以及《船长》中的贝汉廷等，就是这样的英雄人物。
一个对党和人民负责的作家最重要的是：始终站在党与人民的立场上，以鲜明的爱憎来对待生活，反映生活，并以自己的作品来影响生活。《船长》中，作者以对祖国对人民高度的负责精神，用严肃的创作态度反映生活，既充满了热情，又十分清醒。作者没有一味歌颂光明，还指出光明下的阴影；作者没有沉醉在英雄们的业绩中，还写出了这些血肉之躯的苦恼。从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到“作家的职责”这个抽象的命题，忽然变得十分清晰，十分具体。这表现了作家对党、对人民、对祖国无比热切的爱与对革命事业高度的责任心。
正由于这种执着、热切的爱和责任感，使作家们无时无刻不关心人民的利益、意愿与希望。他们把党性和人民性结合起来，忠实地作为人民群众的代言人，敏锐地发现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尖锐问题，以文艺为武器来反映生活，为革命开道，为人民呐喊。他们写老一辈革命家，是为了恢复历史的真实面貌，是要找回失去的光荣传统；他们写“伤痕”，是控诉林彪、“四人帮”这伙历史罪人，是要人民总结受伤害的惨痛教训，以免重蹈覆辙；他们反对思想僵化、官僚主义、封建特权思想更是为了扫清实现四化的思想障碍，使前进航道畅通；他们歌颂新时期的新人则是要人们找到榜样，充满信心去重新战斗……
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不为名利，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为了追求真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歌颂着光明与人民的业绩，揭露着黑暗与丑类，如同一盏
“灯火”照着我们前进的历程。他们把全部的赤诚与智慧贡献给人民，贡献给实现人类最美好的理想。这种珍贵的主人翁精神得到了党与人民的赞扬与尊敬。我们衷心地希望他们身上的“船长”精神蓬勃发扬，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作出新的贡献。
我们赞美“船长”精神，因为它方向坚定，勇于负责，善于驾驭，又使全船上下团结一致。我们是共同生活在一条通往美好未来的大船上的，我们是同舟共济的呵！在生活的激流险滩面前，在暗礁与漩涡面前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强有力的“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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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必须注意演出质量
河北省文化局 王玉西
由于工作关系，对河北省文艺演出情况进行了一些了解。我们看到，粉碎
“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大批传统剧目与群众见面了，许多被解散的文艺团体得以恢复，这是十分可喜的。但目前，少数地方，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剧目混乱、演出质量下降、有些戏社会效果不好的现象，这是应该引起注意的。
河北省有二百多个专业剧团。为了增加经济收入，除了话剧团、歌剧团、歌舞团、杂技团以外，所有戏曲剧团基本上都演传统戏。而且，因为话剧团、歌舞团经济收入不好，有的地、市主张将其改为戏曲剧团。在传统戏的演出中虽然有不少优秀剧目，如歌颂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的，或介绍历史人物聪明才智的，或虽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内容，但表现了一定的生活情趣和艺术技巧，能给人美感享受和娱乐作用的，等等。但也出现了一些不好或不够健康的戏：有的违背历史真实，胡编乱造，要么宣扬了错误的政治观和历史观，要么散布了消极的思想情绪；有的表现了一些丑陋的行为和低级趣味。有些公社和生产队的业余演出团体，演出的剧目更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出现上述问题，除了因剧团水平所限，缺乏对剧目的鉴别能力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单纯为了经济收入，而对剧目的政治和艺术质量不太负责任。有的剧团，每演一场，都有经济补助，所以只要能上座，不管剧目什么内容，都要拿来演。有的一天要演四、五场，演员虽然很累，但演出补助多，也心甘情愿。应当承认，地、县绝大多数剧团是集体所有制，要求经济上自负盈亏，因此，能做到经济收入自给有余，这是好事。但因为注重了经济收入，而降低了演出质量，这是不好的。剧团是“出售”精神产品的，它直接影响人的思想、观点、道德、情操，通过演出剧目，对人们起潜移默化作用。所以，衡量一个剧团的成绩，不能只看演了多少场，收入多少钱，首先要看它把什么样的剧目演给观众，表演得如何，演出的社会效果又怎样。
提高演出质量和增加经济收入是既矛盾又统一的，演出质量高，群众欢迎，就可以多收入，两者是一致的。如果解决得不好，也会有矛盾，比如排戏，开支很大，时间过长，或者只注意政治上的教育意义，而忽略艺术效果，也会影响经济收入。剧团负责人应该很好地解决好艺术质量和经济收入的辩证关系。
提高演出质量，最重要的是要有好的剧本。一方面，对传统剧目要严格挑选，进行必要的加工整理。另一方面，要努力编创一些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新剧目。我国传统剧目数以万计，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即使是优秀传统剧目，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在思想内容或艺术手法上，难免有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不相适应的地方，这就需要进行改造，真正做到古为今用。同时，戏曲剧团只靠演传统戏过日子是不行的。还必须努力利用戏曲这种形式表现现代生活，反映我们时代的新人、新事、新思想、新道德、新风尚，从而赋予戏曲这种传统舞台艺术以新的生命力，使其在四化建设中作出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