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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列宁怎样领导文艺工作
郑异凡
本世纪初列宁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指出，文学事业最不能机械地平均，标准化，少数服从多数。在这个事业上，绝对必须保证个人创造性、个人爱好的广大的空间，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大的空间，在这个领域中是最不能来一套公式主义的，不能用清一色的制度或者几个决定来解决任务。列宁强调说：“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论的”。列宁写这些话时，革命尚未取得胜利，俄国尚未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布尔什维克党还不是执政党，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是谈不上什么行政干预的。
问题是十月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把一切都管起来之后，上述原则是否继续有效，列宁是否继续坚持上述原则？大量事实证明，在新的形势下，列宁始终不渝地信守并贯彻了这一原则。我们略举数例，以见一斑。
十月革命后，苏俄出现一批以创造“无产阶级文化”为己任的无产阶级文化派，他们否定继承文化遗产的必要性，硬要在所谓空白的地上制造出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文化”。对他们的这套主张，列宁的批评是很尖锐的，说他们是在“无产阶级文化”的幌子下伪造历史唯物主义，列宁声明说，“我极其无情地敌视一切知识分子的臆造、一切‘无产阶级文化’”。但是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实验”，对他们的作品，列宁并没有采取行政命令的措施去简单地予以取缔或禁止出版和上演。他们可以上演自己的戏剧，发表自己的论文和作品，宣传和实践自己的主张。1924年，出版社公开出版了无产阶级文化派主要理论家波格丹诺夫的《论无产阶级文化》，出版者仅在说明中交代一下：出版此书并不意味着赞同作者的观点，但从争论的观点看，出版此书有很大的意义。党的机关报《真理报》既发表批评他们的错误的文章，也发表他们的反批评文章。1922年，《真理报》发表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主席普列特涅夫的文章《在思想战线上》，此文引起了一场论战，在接着发表的十来篇论战文章中，就有普列特涅夫两篇反批评的文章。在论战中各抒己见，展开充分的说理的批评和反批评。在批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作者之间，在某些问题上也有不同看法，他们也互相批评，互相补充。列宁对普列特涅夫的文章曾作了详细的批注，其中有很多精辟的论断，但他并没有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只是通过雅可夫列夫的文章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而雅可夫列夫的文章也并没有简单地依靠列宁的权威来压服，而是利用大量的事实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对这场论争最后没有作什么总结，没有一篇总结性的文章，而是把总结让历史实践去作。事情很清楚，在当时众说纷纭的情况下，靠一篇文章去作定论，统一大家的思想是办不到的。对一种错误观点的克服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但是通过这场论战，辨明了一些是非，群众的认识提高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那一套理论的市场缩小了，这个收获就不小。在这种问题上急于求成是不行的。
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少数领导人企图在组织上使协会摆脱党和国家领导的做法，列宁的批评是很尖锐的，卢那察尔斯基因主张给协会以“自治”而受到列宁的严厉批评。但是在艺术方面列宁是主张给他们以自由的。列宁起草的《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决定草案》中明文规定：“协会在艺术（音乐、戏剧、造型艺术、文学）领域仍保持自治。”这个决议清楚地说明了作家和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上，从主题、创作方法到表现形式的选择上都有自主权（自治权），党和国家不去进行行政干涉。我们看到，在列宁时代并没有规定统一的创作方法，当时在文学艺术界是各种流派并存，文坛相当活跃。苏联在20年代后期之所以能出现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同文艺界这种生动活泼的局面分不开的。
列宁对文学艺术问题有许多精辟的观点，但是他从来不运用自己的权威去推行自己的观点。1918年，无产阶级文化派猛烈攻击亚历山德拉剧院，要摧毁这个“反动艺术的巢穴”，这使卢那察尔斯基极为不安，他决定去向列宁求救。列宁同他进行了谈话，发表了自己对继承文化遗产的看法。最后卢那察尔斯基把列宁的意见作了概括：“这么说，可以总括一句，旧艺术中一切多少有益的东西要加以保存。艺术不是博物馆的艺术，而是有实效的艺术——戏剧、文学、音乐，所以应该用细心的态度来推动它们快速地向前发展，使之符合新的需要。对新的现象要有所选择。不容许粗暴地对待艺术。要让它们有可能用实际的艺术成就来取得更加显著的地位。在这方面要尽可能地帮助它们。”列宁很赞赏这个概括，认为“这是相当精确的定义”，要卢那察尔斯基努力使公众领会这个道理。卢趁机问列宁：“在这方面，我能不能用您的名义？”列宁立即表示不同意，他说：“这又何必？我在艺术问题上不能冒充专家。既然您是人民委员——您自己应当有足够的威信。”列宁在解决有关问题，处理一些不同意见时，也同样不采取行政命令的办法。例如有一次讨论国家剧院的取暖问题时，加尔金报告说：工农共和国在现阶段不需要大剧院和小剧院，因为它们仍旧演出那些陈旧的“资产阶级”的话剧和歌剧，如《茶花女》、《卡门》和《叶甫盖尼·奥涅金》等等，因此不必拿贵重的燃料去喂莫斯科各家剧院的贪食的火炉。这番议论自然早已超出燃料问题本身了，加尔金所说的实际上就是当时颇为盛行的极左观点。列宁是怎样处理这一问题的呢？列别辛斯卡娅回忆说，列宁在把这问题交付表决之前，仿佛是顺便提起似地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加尔金对剧院的作用和使命的看法多少有些幼稚。”然后，他请赞成加尔金主张的人举手，但是谁也没有举手，剧院就这样得以继续工作下去。
列宁对文学艺术有很高的鉴赏力，但是如卢那察尔斯基所说的，他“从不把个人审美上的爱憎作为领导思想”。卢那察尔斯基有这么一段回忆：“列宁一生中很少有时间能稍稍集中地研究艺术问题，由于他一直厌恶而憎恨凡事不求甚解的态度，所以他不爱表示自己对艺术的见解。尽管如此，他的爱好还是非常明显的。他喜爱俄罗斯的古典作家，喜爱文学、戏剧以及绘画等方面的现实主义作品。”对当时风行一时的各种各样的新流派，列宁很不赞同，他在同蔡特金谈话时表示：“我不能认为表现派、未来派、立体派和其他‘各派’的作品是艺术天才的最高表现。我不懂它们，它们不能使我感到丝毫愉快。”但是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列宁并不以个人的爱憎作为对待某一流派或某一作品的依据。有一次他和卢那察尔斯基去看一个纪念碑设计草案展览，他对一个用未来派手法设计的纪念碑感到惊讶，但是当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还是那句老话：“在这里我完全是外行，请你们去问卢那察尔斯基好了。”而当卢表示没有一个纪念碑设计合格以后，列宁非常高兴地对他说：“我还以为您会搞出一个未来派的丑八怪来哩。”列宁这里表现出来的决不仅仅是谦虚的品质，而且也是对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的原则的尊重。
对于作家，列宁并不把他一眼看死，而是从发展上去看，看到他们的进步。十月革命后，马雅可夫斯基是未来派的热烈拥护者，对他当时写的一些诗列宁是很不喜欢的。列宁曾对高尔基说，他“乱叫乱嚷，捏造一些离奇古怪的字眼，并且他写的全不是需要的，在我看来，——不是需要的而又难懂。一切都是不连贯的，难读得很。有才能吗？甚至有很大才能吗？唔——唔，我们瞧一瞧吧！”列宁明显地表示不喜欢马雅可夫斯基的《150，000，000》一诗。但是列宁对这位诗人并不抱偏见，后来看到他写的一首讽刺官僚主义的诗《开会迷》，觉得写得很好，有现实意义，就又表扬了他。
当时未来派在青年学生中间极为风行。1921年2月，列宁曾夜访高等工艺美术学校。那里的大学生们对古典文学知道得很差，许多人把它当作“旧制度的遗产”而一概否定，在绘画、诗歌方面，很多青年人表示信奉未来派，他们希望列宁也同他们一样成为一个未来派。列宁同他们展开了辩论，告诉他们必须批判地吸收过去文化遗产中的一切优秀的东西，在这个基础上，而不是在空白点上，建立新的苏维埃文化。但是在谈到未来派时，列宁老实承认，他不久前才知道有未来派，那还是在报纸的论战中读到的。列宁对大学生们说：“应该和你们争论争论，不过我暂时不打算这样做，因为现在我辩不过你们，关于这方面的材料我读的还不多，我一定要读，一定要读。一定，一定要和你们争论争论。”他表示说，等读过材料以后一定要驳倒你们所有的人。这些话生动地表明列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列宁这里一口气说了几个“一定”，从这几个“一定”里使我们生动地感觉到列宁的一贯作风。
这里所举的只是列宁领导文化工作中的几个小事例。但是列宁所身体力行的这些观点和主张，对我们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不是颇有启发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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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问题讨论
也谈“决定作用”和“反作用”
胡福明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很重要。多年来，我们在理论上“生产关系变革决定论”盛行，实践上一再推行“穷过渡”，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这个问题应当讨论清楚。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是，有的同志认为，单讲这一面，还缺乏辩证法，于是要加以修改：一般说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的变革又起决定作用。他们认为这才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果真是这样吗？
最近有的同志在文章中提出：“决定作用”和“反作用”，虽然是两种不同的作用，但是，它们都是因果关系，而原因和结果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反作用也可以起决定作用，它们有“相同的内涵”。
能够说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和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有“相同的内涵”吗？我认为，它们的内涵是根本不同的。这应该具体分析。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指的是两个内容：第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这总不能反过来说：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吧！同样，判断一种生产关系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也看它对于生产力发展起什么样的作用。凡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就是进步的；凡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就是落后的。生产关系的这种性质，也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第二，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生产关系变革的动力。历史上为什么一种生产关系会被另一种生产关系所代替？因为生产力是不断发展的，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使原来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变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了，于是要求破除落后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这就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当然，生产关系不是消极的，它对生产力可以起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也有两种性质：第一，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时，它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第二，当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性质时，它阻碍、破坏生产力的发展。后者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落后的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犹如大脚穿了小鞋；一种是人为地拔高了生产关系，犹如小脚穿了大鞋。在生产关系变革的过程中，革命者如果无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主观地、任意地制造“先进的”生产关系，使它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就会出现这种小脚穿大鞋的情况。所以，这种“反作用”的内涵和上述“决定作用”的内涵是完全不同的；而且，所以会产生这种不同的“反作用”，恰恰就是由于生产关系的性质是一定要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
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和生产关系的反作用，不但内容不同，而且性质也不同。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绝对的，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是相对的。
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无条件的。不管落后的生产关系如何顽固，不管反动阶级如何拚命维护它，生产力的发展终究要冲破它，或迟或早地建立起新的生产关系。同样，也不管超越了生产力水平的生产关系披着多么革命的外衣，不管有多大的权威维护它，生产力迟早要抛弃它，寻找适应于自己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始终不断发展，始终是革命的因素，它推动生产关系的改良或革命。生产力的发展永远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生产关系则不同，它的反作用是相对的。只有适合于生产力性质的生产关系才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推动历史前进，不适合生产力性质的生产关系只能阻碍生产力发展，阻碍历史前进。不仅如此，落后的生产关系虽然能够严重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却不能使生产力的发展完全停止。历史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在奴隶社会末期，奴隶制已经腐朽，严重破坏生产力，但正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新的生产工具，生产力继续发展，虽然是缓慢的，但却由此产生了新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和地主阶级，封建的生产方式是出现在奴隶制的末期，而不是出现在奴隶制的上升时期的。同样的，正是在腐朽的封建行会制度下，手工业生产发展了，出现了工场手工业，产生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腐朽，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并不是完全停顿，而是仍在发展，半个多世纪的事实说明了这一点。以上事实并不说明腐朽的生产关系不会破坏生产力的发展，更不说明不需要社会革命，而是表明腐朽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是相对的，不能使生产力的发展完全停止。不管在什么情况下，生产力总是要向前发展，只是有时迅速（当生产关系和它适应的时候），有时缓慢（当生产关系束缚它的时候）而已。所以，生产力的发展是绝对的。正因为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绝对的，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是相对的，它们的内涵不同，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不能互相转化，任意颠倒的。
主张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可以起决定作用的同志，实际上是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和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当作是两种可以截然划分开来的作用。所以他们认为，在一般情况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在一定条件下，就不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这是一种辩证的关系。这两种作用同时发生，贯穿于过程的始终；又互相渗透，不能孤立存在。不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只有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却没有生产关系的反作用；也不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只有生产关系的反作用，而没有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这一点，只要我们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过程，就可以明白的。
在一个新的生产方式产生以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新的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它所以能起这种进步的反作用，是因为它基本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所以，这种反作用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生产关系逐渐落后于生产力，它们的矛盾日益尖锐、激化，直至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这种落后的反作用，同样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和生产关系的反作用都是同时存在，相互起作用的，怎么能将它们分割开来呢！？
主张生产关系可以起决定作用的同志总是强调，他们所说的“一定条件”，就是说：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了。他们认为，在这种一定条件下，就不是生产力起决定作用，而是生产关系起决定作用，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了。果然是这样吗？我们要问：就是在这样的时候，为什么要改变生产关系呢？还不是因为旧的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的需要了，所以才必须变革。这还不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吗！？我们还要问：就是在这样的时候，是不是可以主观地想改成哪一种生产关系，都一定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呢？二十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由这种唯心主义的“生产关系变革决定论”来规定不断地改变生产关系，只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并不能推动生产力前进。这里究竟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还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呢？
所以，我们认为：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和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内容不同，性质不同，不能混淆，更不能借口“转化”而将它们颠倒过来。生产关系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起决定作用。如果说，在某个时间（一定条件）生产关系起决定作用，那么，在这个时间内生产关系就可以不受生产力的约束，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就不是普遍规律了。这种观点还是历史唯物主义吗？这些同志口上强调“因果关系可以互相转化”的辩证法，实际上却不去具体地辩证地分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过程。他们把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和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机械地对立起来看，将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夸大为决定作用，而丢掉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这是什么辩证法呢？
二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宣扬“两个决定作用”，就是唯意志论泛滥，上层建筑决定论肆虐，生产关系改革决定论盛行。这就是多年来造成我国政治经济动乱的理论根源之一。不这样去看问题，而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去找对“决定”一词有过几种用法，这还不是丢掉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脱离了社会实践了吗！？
在我国，“生产关系变革决定论”的影响很深，破坏性很大。多年来，一些同志不从生产力水平出发观察生产关系，而是离开生产力观察生产关系，对发展生产力没有兴趣，热衷于变革生产关系。有个公式很流行：不管生产力水平如何，集体经济的规模愈大愈革命，公有化程度愈高愈革命，叫做“一大二公”；商品生产、按劳分配限制得愈严愈革命，自留地、家庭副业、自由市场愈早消灭愈革命，穷地方与富地方、山区与平原愈是一律化愈革命。这就是“生产关系变革决定论”在思想上的表现。“生产关系变革决定论”在实践上的表现就是“穷过渡”。1958年发动了一个“穷过渡”运动。那时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刚刚建立，还没有来得及巩固，却公然宣布高级社过时了，不适合生产力发展了，匆匆忙忙向公社化过渡，向更大更公的集体经济过渡。“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地方又把生产队基本核算单位过渡到大队基本核算单位，同时宣布限制商品交换、按劳分配，“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穷过渡”的实质是否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否定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变革生产关系，使生产关系超越生产力的水平，小脚穿大鞋，而且愈穷愈要过渡。“穷过渡”的结果是严重破坏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有目共睹的。我们今天要克服“穷过渡”造成的祸害，应当抛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观点呢，还是应当抛弃“生产关系变革决定论”呢？这个问题实践已经作了回答，广大干部和群众是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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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价
褒扬先烈 启迪后人
——介绍《不屈的共产党人》丛书
姚维斗
在党领导的伟大的人民革命斗争中，无数共产党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永远不应忘记他们。为了帮助广大党员和青年了解中国现代革命史，学习革命先烈的光辉事迹及其崇高的思想品质，人民出版社正在编辑出版一套《不屈的共产党人》丛书，重点介绍中共党史上的著名烈士。第一辑已在全国发行。
《不屈的共产党人》第一辑，全书共28万字，收入了22位著名共产党人的传略。本书介绍的人物，有为中共建党作出重要贡献的何叔衡、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有坚贞不屈的“二七”烈士林祥谦、施洋；有“五卅”运动的先锋战士刘华、顾正红；有杰出的女战士郭隆真；还有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牺牲的蒋先云、赵醒侬、古柏等著名烈士。书中如实地记述了英烈们的成长过程，反映了他们在党的引导下，在与人民群众血肉般的联系之中，如何获得了力量和智慧。他们为党的事业英勇奋斗，壮烈牺牲。书中介绍的烈士陈赞贤，写了他如何从一个信仰“教育救国”的穷教师，到处碰壁，终于找到共产党，成为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蒋介石对他恨之入骨，亲自下手令杀害他。陈赞贤威武不屈，中弹后仍昂首挺立，高呼口号，竟身中18弹而牺牲！贫农出身的青年工人顾正红，开始时，同外国资本家进行斗争，一次次失败了。后来，在党的领导下，迅速成长为工人领袖。他在入党后不到3个月，在与日本资本家面对面的斗争中，冲在最前面，两次中弹后仍鼓励工人们团结斗争，成为“五卅”运动的第一位烈士。书中还写了象古柏那样的共产党员，不仅与阶级敌人斗，还敢于反对党内的机会主义。他因反对王明的“左”倾路线，被打成“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小集团”的成员之一，但他敢于坚持原则，勇敢地批判王明路线。洪湖的传奇式英雄彭国材，更是冒着生命危险，坚决抵制王明代理人的错误肃反路线，最后竟被残酷地秘密杀害……
这本书写人物眉目清楚，重点突出。如记述蒋先云的经历时，突出了他和蒋介石的斗争。蒋介石千方百计地拉拢他，他却不为所动。“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在大会上威胁共产党员要退党，并示意蒋先云当“带头羊”，蒋先云却勇敢地站出来说：“我是共产党员，永作共产党员！”蒋介石不死心，又亲自动员他退党，他坚定地说：“头可断，而共产党籍不可牺牲！”蒋介石又改换花样，妄图用封官许愿、委以“中将教育长”的高位利诱他，遭到他的严词拒绝。书中还生动地记述了他担任北伐军团长后，在战场上身先士卒、三仆三起、英勇捐躯的悲壮场景……
介绍烈士的事迹，不单是为了纪念前人，更是为了教育后人。我们相信，《不屈的共产党人》丛书，将会帮助广大读者用先烈们的光辉事迹激励自己，更加坚定地在新的征途上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