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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必须同不正之风作坚决斗争
张策
从粉碎“四人帮”、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全党努力，我们的党风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进步。但是，与建国初期相比，党风还没有根本好转，不正之风还相当严重。当前，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把党风搞好，同不正之风作坚决斗争。
值得注意的是，有一部分同志对搞好党风的紧迫性认识不足。他们还没有认识到，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他们对危及党的生命的各种不正之风熟视无睹，等闲视之，有的甚至习以为常，到了麻木不仁的地步。他们对某些人抵制党的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问题，不当一回事。他们对有些人因主观武断、盲目蛮干、不负责任，造成国家和人民财产的严重损失，不感到心疼。他们对于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任意挥霍人民血汗的行为，不去坚决制止。他们对于某些干部无视人民民主权利，强迫命令，横行霸道，压制民主，打击报复等不正之风不揭发、不批评，甚至不讲是非，官官相卫，包庇了事。这怎么能够把党风搞好呢？
不正之风，腐蚀了我们党的肌体，消蚀了不少同志的革命意志，破坏了党和群众的密切关系，削弱了党的战斗力，从而降低了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助长了社会上的不良风气。不把存在于党内的各种不正之风彻底纠正过来，三中全会确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就不能贯彻，四化建设的任务就不能完成。
为了取得纠正不正之风斗争的胜利，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革命的精神状态，要敢字当头。要不怕权势，不怕得罪人，不怕丢官，不怕穿小鞋、打击报复；对事不马虎，不徇私，不偏袒，不受干扰；要坚持原则，主持公道。在检查违法乱纪事件的时候，要实事求是，查清问题，核实材料，弄清真象，根据党和国家的政策法令，进行分析研究，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处理。如果怕字当头，顾虑多端，害怕得罪人，那就不仅一事无成，而且，难免陷入不正之风的漩涡之中。应该看到，在纠正不正之风当中，是会得罪极少数违法乱纪的人，但是，会取得绝大多数人民的拥护。如果我们怕得罪极少数搞特权、谋私利的人，那我们一定会得罪广大的人民。这个道理是十分清楚的，利害也是分明的，只要是有党性的同志，都是容易懂得的。
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别的私利。正是这种革命的态度，我们在革命战争年代，才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最大支持和拥护。那时，我们的干部在任何条件下，能与群众同甘共苦，同生死、共命运，多少艰难险阻，都能顺利地克服。现在，我们看到，凡是不正之风泛滥的地方，群众对我们党，离心离德，对我们有些干部，不那么真心相待，甚至侧目而视。这种情况必须很快地加以改变。列宁说得好：“一个政党假如不敢照实说出自己的病，不敢进行严格的诊断和找出治病的办法，那它就不配受人尊敬了。”（《列宁全集》第7卷第311页）。国民党从它产生到垮台，从来不敢揭露自己的黑暗和腐朽。只有我们无产阶级政党能够自己揭露自己的问题，公开作批评和自我批评，公开改正自己的错误。我们的党员，绝对不能优越于群众，党员干部不能优越于普通党员，上级干部不能优越于下级干部，都应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普通人民之一的身份，与人民群众一起工作、劳动，过同样的民主生活。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既要引导人民前进，又要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既教育人民，又受人民的教育。要做一个真正的人民公仆，决不能做凌驾于人民之上的“上司”。
有些同志怕对纠正不正之风搞得太紧了，会影响经济的发展。这是把搞好党风同发展经济对立起来了，这是不对的。根据一个调查材料，工人生产积极性起不来的原因，多数人认为是由于有不正之风。在延安时期，物质条件比现在差得多，简直无法比拟，但1942年大生产运动搞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达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的。这里一个重要原因，是从中央领导到一般群众，从军队司令员到一个小号兵，都能同甘共苦。那时，毛泽东同志开荒种地，周恩来同志纺纱绩线，被传为美谈。当时，其他根据地也都是全党团结，同甘共苦，没有象今天有些干部那样搞特殊化。这就说明，一个好的党风，对党的团结、对军民团结、对军事胜利、对根据地建设，关系多么重大啊！今天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对我们的四化建设也是关系极大的，只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党风不正，在我们党内已经不是短时间了，不少同志已不习惯于过民主生活。他们只能受群众的赞颂，不能接受群众的批评；只能当选，不能落选；只能有功受表扬，不能有错受批评，更不能弹劾罢免。一句话，不能受群众的监督。这是封建主义的思想表现。他们把来自群众的批评（包括登报批评），看作是给自己脸上抹黑，这种认识是很错误的。其实，人民群众在报纸上批评我们某些缺点，是一种民主生活的表现。再从实际效果来看，公开批评不正之风和处理各种违法乱纪事件，总是得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他们说：从这些处理中看到了党纠正不正之风的决心，看到了国家的前途和希望。
纠正不正之风，恢复党的优良传统，这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但事情是有困难的，阻力是不小的。对此，要作足够的估计。同时，也要看到，这个工作是光荣的，从党中央的领导到各级党的领导和广大群众都是会支持的。而且，随着人民群众政治觉悟的不断提高，越来越会形成强大的社会主义正气。因此，我们必须提高信心，鼓起勇气，认真调查研究，相信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我们党的历史还证明，党风和党的路线是相依为命的。党风好，可以促进革命事业的发展；党风不好，便会危害革命事业。我们党所以在1935年以后，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以至夺取了全国的胜利，不仅因为我们党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我们的党员都能同心同德，在各个时期为实现党提出的目标，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起模范带头作用，全党团结，思想统一，纪律严明。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路线的破坏，党风也受到了极大破坏，从而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灾难性的危害。这些说明，党风对于我们的革命事业是多么的重要。因此，每一个关心社会主义事业的人，都应当关心我们的党风，都有权利关心我们的党风。关心党风，是有党性的表现；不关心党风，是没有党性或党性不强的表现。我们应当毫不含糊地把这个问题尖锐地提出来，提到所有党的生活中，以引起大家的重视。
纠正不正之风会有很多阻力的。但是，只要我们坚持斗争，就会做出成绩来。阶级敌人、林彪、“四人帮”的残余分子，可能会乘机兴风作浪。这是值得高度警惕的，但也是不足为惧的。恩格斯在给考茨基的一封信中说得好：“恶意的诽谤当然是借任何理由都可以散布的。但是总的说来，这种无情的自我批评引起了敌人极大的惊愕，并使他们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一个能给自己奉送这种东西的党该具有多么大的内在力量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7页）没有这样一种伟大的内在力量，是不配称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原载12月6日《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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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满足藏族人民生活需要出发
西藏自治区压缩冬小麦多种青稞
藏族社员高兴地说，明年不愁没青稞糌粑吃了
新华社拉萨电 西藏自治区今年冬小麦的播种面积比去年减少了近50％，以备明年增种藏族群众喜爱的青稞，以及豆类和油菜等经济作物。
今年，自治区人民政府在贯彻中央对西藏工作的指示中，为了满足藏族群众的生活需要和按西藏的自然规律办事，决定不再下达指令性生产计划指标，把种植权完全交给群众，并从明年起提高青稞收购价格，受到广大藏族群众的欢迎。
过去种植冬小麦较多的山南和拉萨地区，今年分别减少了43％和38．9％的冬小麦播种面积。日喀则地区萨迦县今年播种的冬小麦比去年减少了74．8％，藏族社员们高兴地说，明年不愁没青稞糌粑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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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改进工作
安西县努力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
本报讯 中共甘肃省安西县委下半年对农村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进行了广泛的调查，作了认真的分析研究，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引导全县社队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
县委这次抽调了15名熟悉农村工作的干部，组成三个调查组，并吸收公社干部参加，调查了8个公社、26个大队。调查中，注意全面了解情况，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同时抓住好坏典型进行重点解剖，从而取得了比较丰富的第一手材料。通过调查研究，县委对全县各种生产责任制的形式、内容、适用范围和优点、缺点有了深入的了解。
今年，这个县68％的生产队实行了分组作业、联产计酬的责任制。大体有三种形式：第一种当地叫“专业化作业组”。第二种形式，当地叫“综合性的作业组”。第三种形式是，专项生产联产到组到户到人，大田生产按人按地块划组作业。土地、劳力、牲畜、农具固定到组使用。
关于“专业化作业组”，安西县委经调查后认为，这种形式的好处比较多：劳动力可以合理使用，有利于社员钻研技术，有利于发展多种经营；作物茬口由队里统一安排，灌溉统一组织，肥料统一搭配使用，组与组之间纠纷少，既满足了社员联产计酬的要求，又能稳定生产队的经济主体地位，把调动社员个人的生产积极性和发挥生产队统一经营、分工协作的优越性统一起来了。但要注意不能统得过死，不能在组与组之间过多地组织劳力协作，否则，就会损伤作业组的积极性，影响奖罚兑现。
关于“综合性的作业组”，安西县委肯定这种形式对于调动群众积极性、搞好当年生产有积极作用。同时指出，有些成了“小而全”的小生产队的作业组问题比较多，需要注意解决。这些问题是：生产队往往统不起来，调配不灵，甚至成了空架子；组与组、队与组之间争劳力、争牲畜、争农机具、争水肥的矛盾突出，作业组内头绪繁多，不易管好，而且增加了甩手人员，加重了群众负担；容易只顾当年超产，放松长远建设。
为进一步搞好全县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安西县委提出几点倾向性的意见，要求各社队结合当地实际加以贯彻执行。
一、今年要搞好各种责任制的清理兑现，妥善处理有关奖罚的问题，进一步提高干部、群众对联产计酬责任制的认识。
二、明年全面推行专项生产联产计酬责任制，完善提高分组作业联产计酬责任制。在群众自愿前提下，引导大田生产向专业化发展，对成了“小而全”的小生产队的作业组积极加以改进。
三、各种责任制都要搞好定额管理和包工制，作业组内要防止“吃二锅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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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吴村喜事桩桩多
山西省清徐县吴村大队，过去人说有三多：光棍多，破旧房屋多，缺粮户多。现在翻了个个儿：娶媳妇的多，盖新房的多，吃细粮多。
这两年，村子里接二连三地办喜事娶媳妇。后生们、老光棍汉高兴地说：“这日子真是糖蛋蛋上粘上蜜——甜上加甜”。社员郭永林，今年46岁，前几年一个人劳动养活不了一个人，他说：“吃也愁，穿也愁，终身大事更是愁。”有时人们说给他找个对象，他就说：“人家谁跟呢？咱这一辈子是鸡毛掉到火里——了啦”。这两年情况大变，队里的生产搞得好，郭永林分了1，000多元，家里的粮瓮满满的。今年5月他和附近大队的一个女社员结了婚，生活过得甜丝丝、美滋滋。
社员路尚文，去年给两个儿子娶了媳妇，今年又盖了10间新房。人逢喜事精神爽。他逢人就说：“咱可是掉到福洞里了。”他家9口人，多年来大人小孩挤在一间半房子里。1978年，他家从队里分了1，700元，去年分了2，000多元，自留地收入600多元，又娶媳妇又盖房。
六队社员潘征元，全家8口人，去年分粮食6，000多斤，其中稻谷一项就有5，000多斤。大瓮小瓮装满了还剩3，000斤。潘征元说：“去年买了两块手表一辆新自行车，大儿子订了婚。要不是现在的政策好，我们全家别说闹腾这些，就是喝稀饭也够呛”。 王富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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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农民勤学种田技术
湖北省宜昌县雷家畈大队实行包工到组、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后，原先不注意学技术，凑合拿工分的青年社员也虚心向老农求教，操扶犁耙学耕耘了。
前些年，这个大队劳动计酬“一拉平”，许多青年社员不爱干技术性强的农活，所以，能干全套农活的人寥寥无几。今春，全大队实行包工到组、联产计酬的责任制，不少青年深感不掌握生产技术就要吃亏，有了学习技术的劲头。七队回乡知青刘运兵，开始上场扬谷，一堆谷连扬二道，分不开好谷和秕壳。他眼见出力弄不到工分，就主动向老内行雷文秀请教。三队二组无人会赶耖，20岁的青年组长李孝富，急得直跺脚，自己拿出工分，从一组请来老农孙贤银教他赶耖。
大队党支部见青年学习热情高涨，便聘请36名技术全面的老农担任老师，举办技术培训班，现在，近100名青年新学会了一两门主要农活技术。 廖桂英 李光志 邹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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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嘴地”有了好收成
吉林省四平市条子河公社太平沟大队第三生产队，有一块一亩一分大的地，在村子中间，周围的鸡一伸嘴就能够着，所以大家都叫它“鸡嘴地”。在这块地上种上庄稼以后，得派半大孩子看着，往往仍无多大收获，有的年头甚至颗粒无收。这不单是由于鸡啄，还因为有些私心重的人往这里伸手。一个拉不下情面、责任心也不怎么强的半大孩子哪看得住哇？！不种不忍心，种了太操心；光种没有收，搭工又舍本，队里伤透了脑筋。
今年春天，队里把“鸡嘴地”包给了社员马志江。商定的条件是：队里负担犁杖工，不管种子、肥料和人工，也不干涉种啥品种，到秋后，从他的口粮中扣除400斤包米。
马志江在公社砖厂上班，家就住在“鸡嘴地”边。他包下这块地后，利用休息时间种了高粱，栽了地瓜。
今年，马志江从种到收，共投下本钱27元多。到秋后，他收了高粱600多斤，减去队里扣除的数，等于还剩200多斤。还收秫秸300捆，地瓜120多斤。计算成钱，净得利48元。生产队呢？只搭了不到两个犁杖工，就得了400斤粮。群众说：按照具体情况确定生产责任制，就是好哇！ 翟云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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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九”运动
“一二·九”运动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国青年运动史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东北后，接着向华北发动了新的侵略。1935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控制察哈尔，并指使汉奸殷汝耕在冀东成立傀儡政权。国民党政府全力反共，对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继续采取不抵抗政策。在1933年5月和1935年6月，国民党反动政府与日本侵略者先后签订了《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承认了日本占领东北和热河的合法性，并把河北、察哈尔的大部（即今河北省西北部和山西省北部）主权拱手交给了日本。但日本侵略者并不以此为满足，还要吞并整个华北，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当时北平已处于日寇重兵包围之中。平津危急！华北危急！北平学生悲愤地喊出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在严重的民族危机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10项抗日救国主张，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日，挽救民族危亡。1935年12月9日，北平大中学生6千余人，举行示威游行。青年学生冒着刺骨的寒风，打着旗帜，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国民党政府出动大批军警，用水龙向学生喷射，用大刀、皮鞭和木棍殴打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许多学生被打伤和逮捕。反动派的残酷镇压更加激起了广大青年学生的愤怒。次日，北平各校学生宣布总罢课。12月16日，为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北平地下党领导上万学生开展了一个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这一天，游行队伍遭到反动军警更残酷的镇压，有30多名学生被捕，受伤者近400人。
北平学生“一二·九”和“一二·一六”的示威游行激励了全国青年，杭州、广州、南京、天津、上海、武汉、长沙等地学生都相继行动起来，举行示威游行，给全国各阶层人民以巨大的震动和鼓舞，各地爱国人士也纷纷成立各界救国会，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实现抗日，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北平的“一二·九”运动，在“一二·一六”大示威后，达到了高潮。全市大中学校总罢课，各校的学生自治会纷纷建立和健全起来。北平地下党组织及时发出了“到民间去”、“同工农兵相结合”的号召，组织了“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工农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后来，在宣传团的基础上又组建成一个青年救亡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这个革命组织，迅速地扩大到华北乃至全国各地，在以后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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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广汉县三水公社积极发展蘑菇生产，年产蘑菇100吨，价值20万元，增加了社员收入，为国家换回外汇。新华社记者 吴祖政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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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一”爱国学生运动
“一二·一”运动，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国学生反美反蒋斗争的爱国学生运动。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但是，一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蒋介石却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从峨眉山上跑下来，大肆调兵遣将，收编日伪军队，积极准备发动反革命内战，妄图一举消灭共产党和人民军队。1945年11月，国民党政府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撕毁《双十协定》，进攻解放区，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1945年11月25日，昆明几所大学的学生团体决定在晚上联合举办一个争民主、反内战、反美帝的时事讲演会。云南反动当局得知后，当天发布“禁止集会结社游行”的命令，并且强迫云南大学不借礼堂。学生们被迫把会场移到西南联合大学的操场上举行。国民党派军队包围会场，放枪恫吓，并且在学校附近戒严，禁止师生通行，把五千多听众都阻止在寒冷的郊外，直到深夜二时才开城门。第二天，反动的中央社发消息，把参加晚会的教授学生都污蔑为“土匪”。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昆明学生的无比愤怒。26日起，各校学生联合罢课，提出立即制止内战、实现和平等四项要求。12月1日，国民党反动派指使数百名军警、特务血腥镇压学生运动，杀死南菁中学教员于再，西南联大学生潘琰、李鲁连，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等四人，打伤六十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大惨案。
昆明学生的英勇斗争引起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各地学生及世界各国民主青年都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声援。在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的领导下，昆明学生不怕白色恐怖，不畏强暴，从11月26日到12月26日，坚持了一个月的罢课斗争，直到蒋介石反动派被迫宣布停战令，决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时才结束。这次学生的爱国斗争，极大地鼓舞了当时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爱国斗争，给美蒋反动派以沉重打击，掀起了全国性的“反内战、争民主”运动的高潮，在中国学生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共青团中央大学部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