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豢养豺狼的人
——张春桥秘密操纵特务组织“游雪涛小组”始末
本报记者 丛林中
豺狼有豺狼的用处，于是有豢养豺狼的人。
昨天，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审讯上海“游雪涛小组”一案。
游雪涛就是张春桥豢养的一只豺狼。
“游雪涛小组”的罪恶行径，典型地展现出十年浩劫中张春桥一伙最卑鄙龌龊的内幕。
“244”代号的由来
在那“史无前例”的日子里，上海出现一份名叫《扫雷》的油印小报，主编人即“扫雷纵队”负责人游雪涛。何谓“扫雷”？林彪有个解释。他在1967年1月的一次讲话中，煞有介事地说：要“继续把矛头指向右派，指向隐藏的还没暴露的牛鬼蛇神，进行全国大扫荡，挖出根子，扫除‘地雷’。这是全国性的扫雷战，要扫掉埋在内部各个角落的大大小小的‘地雷’。”于是，“扫雷纵队”之类的东西就应运而生了。
但是，使张春桥特别注目于《扫雷》的，是因为它第一个“扫”出了上海两次“炮打”张春桥的内幕这个“雷”。这是一个使张春桥坐卧不宁的“地雷”。游雪涛不仅能及早侦察到如此重要的情报，还居然有办法“制止了事态的发展”，张春桥的喜悦可想而知。从此，张对游便另眼相看。不久，这个群众组织的小头目、前上海《青年报》文艺组副组长游雪涛，摇身一变，成了上海市革委会“群运组”副组长。
其实，这也是一个掩护，游雪涛仍是一个为主子从事秘密活动的人。经张春桥批准，市革委在上海永福路244号给游雪涛拨了一栋小楼，自立门户，不属于任何部门，变成了直属张春桥领导的“游雪涛小组”，244成了它的代号。
一百万字的密告
这个小组究竟是干什么的呢？游雪涛说，他们的任务是“同隐蔽的敌人作斗争”。实际上，据这个小组的成员证实，他们不过是用种种特务手段，了解社会上、机关、部队、大学、文艺界、外地和中央的各种情报，然后密报张春桥。1968年9月，游雪涛在送给张的书面报告中说：“我们在一条特殊的战线上奋斗了一年零两个月，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上海的战斗指挥部搞了大约一百万字以上的各种情况反映和调查报告”，“预报了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发现了一批混进革命阵营的反革命两面派”，等等。
游雪涛是一个能量很大的人。他到处伸手，无孔不入，把搜罗到的大量情报编成“简报”、“动态”、“动态增刊”共300期，炮制了一大批诬陷材料，制造冤案、假案26起，直接受到迫害的干部和群众，包括被非法绑架、隔离、拘留、逮捕、判刑、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以及其他各种处分的计有183人，其中致死者5人，株连816人。“游雪涛小组”可以称得上“战功卓著”，无怪乎张春桥要“谢谢同志们”了。
在历史被扭曲了的岁月里，诬陷和告密成了“英雄事业”，踏着别人的肩膀爬上去，成为一些恶棍的做人诀窍。
1967年1月和1968年4月，上海群众不顾高压，两次“炮打张春桥”，奋起揭发张春桥的反动历史。游雪涛立即指使其“扫雷纵队”成员，四出搜集“炮打动向”，连续向张密报十余份诬陷材料。游雪涛指名一批“嫌疑分子”为某人之子，某人之孙，某人之外孙，甚至株连到某人秘书之子，某人勤务员之子，诬陷诽谤自周总理以下11人。游雪涛又根据张春桥的密示，用绑架“谣言传播者”的手段，追查“炮打后台”，搞出一些所谓“制造谣言的首恶者”、“炮打的煽动者”，使一批干部屡遭迫害。
游从外地“中统”档案中，找到一名与陈毅同志同名同姓的人，密报张春桥，于是，陈毅同志便成了“中统特务”。
游所制造的26起冤案、假案中，无奇不有。例如所谓“老人串连会”一案。据游密报：“长江以南，存在着以各种名义出现的反革命武装，同江苏、浙江、上海、安徽、山东有不同程度的联系，由一个‘十人小组’即老人串连会领导……而后台则可能是陈丕显。”他们以此为借口，对经过江、浙、沪的老干部，或者进行监视、密探，或者秘密绑架，甚至私设牢房，严刑拷打。
又例如游所制造的所谓“东方学会”一案，不过是上海锅炉厂一名工人，以“何是”的笔名，以“东方论坛”的名义，写了20多篇对“文化大革命”有不同看法的文章（其中有六篇是针对姚文元的）。张春桥便批示说：“看来这是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应当组织力量，发动群众，揭开盖子”。于是，王洪文亲自出马，拘留3人，隔离9人，办学习班27人，39人全部抄家，不少人被长期关押，多次批斗、审讯和拷打。
仅游所编制的《华东局黑线人物关系图》，就将97人列为黑线人物，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走资派”、“假党员”。其中，华东局农办副主任刘瑞龙等3人受到严重的打击迫害。
1967年9月，北京电影学院五名学生持公函到上海图书馆查阅30年代资料。游雪涛侦察到详情后，向张春桥写报告说：这些人想“从黑帮（指赵丹、白杨、张瑞芳、秦怡）嘴里大量掏取污蔑江青同志的黑材料”，“从画报、文章、剧本、照片抄写国民党反动派特务攻击污蔑江青同志的黑材料，达两个月之久。”“为了迅速查明案情，截获他们摘抄、翻拍的黑材料，追击他们在上海的同案犯及他们的黑后台，拟对五人进行隔离审查。”张春桥立即批示：“把他们先拘留起来，由公检法军管会和于会泳、游雪涛同志商量一下，摸准了行动，不要扑空。”于是，五名学生被关押五年，株连上海图书馆62人，直接受迫害15人，致死一人。
游雪涛张开的网是很大的，张春桥也不是作小本生意的人。他们上至中央，下到地方，从领导干部，到一般群众，无孔不入，无恶不作。他们还搜集了大量的军内情报，刺探公安机密，编制《关于警备区整理春桥同志黑材料问题的点滴》、秘密录音某军长的谈话、三次向张密报所谓“侦控窃听”等诬陷材料，致使大批军队、公安干部受到迫害。
“我们的福尔摩斯”
特别法庭有充分的材料证明张春桥是一个豢养豺狼的人。“游雪涛小组”的活动，都是在张春桥亲自指挥、密切注目下进行的。
除了那100万字的密报材料之外，张春桥曾经数次单独接见游雪涛，亲笔批示54件，游雪涛写给张春桥的密信也有几十封之多。可以说，“游雪涛小组”是“文化大革命”中张春桥直接操纵的极为独特的组织。
张的秘书何秀文深知张、游关系非同寻常。每次游希望见一见张的时候，只要秘书通报给张，“张春桥总是立即答应，或迅速安排时间”。这使何秀文也看出来，“游雪涛是受张春桥重视的特殊人物。”
作贼心虚的张春桥，老早就怀疑有人搞他的窃听。1967年11月，张又一次对游雪涛说：“窃听器问题，已经说了半年了，是否找到人证、物证？你们知道的还没有我知道的多。我没有看到窃听器（注：根本无此事，完全是诬陷），但是我是作了准备，我现在这个地方都装有窃听器。”
1968年3月14日下午2时，张春桥在上海兴国路办公室里接见游雪涛。张在谈话中提出许多问题。现照游雪涛笔记本的原样，摘几则如下：
好久没有看见你了。找你来随便聊聊。
你们最近在忙什么？我看（了）你们发的动态……
老人串连会的人现在都抓起来了没有？
老人串连会的后面是什么人，你们掌握了没有？
能不能了解一下，他们是怎么住到这些大饭店里去
的？通过什么关系？
是哪些人来跟陈丕显联系的？他们跟上海军队里面
谁联系？
询问得多么仔细，指示得多么具体！虽然这仅仅是他们单独密谈中的一两次，但是可以清楚地看出张、游之间亲密、信任的关系，可以直言不讳，彼此心照不宣。
终于有一天，连姚文元也对游雪涛小组的活动表示了疑虑和不安，特意向徐景贤问道：“游雪涛这个人究竟怎么样？”
然而张春桥却出来作保说：“‘扫雷’这个组织我知道，他们的材料我都看到。很好，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参考。”“他们前一段做了不少工作。”张春桥的妻子李文静，也赞美游雪涛为“我们的福尔摩斯”，其地位之重要，简直可以同王洪文并驾齐驱。请看李文静当年对游的评价：
将来有两个人，可以当公安局长。一个是王洪文，这
个人做事有魄力；另一个是游雪涛，这个人有办法，什么
事情他都可以秘密的替你弄得来。两个人各有特点，王洪
文适合公开的工作，游雪涛适宜于作秘密工作。
游雪涛对于这种“栽培”和“器重”，自是铭于五内，感激涕零。他在给张春桥的信中，奴颜婢膝地说：过去的一年，是我“参加工作18年来最幸福的一年”，“知道您在百忙中还曾问及我近来的情况，不禁热泪盈眶”。
“格伯乌”内幕
现在，我们有必要对“游雪涛小组”作进一步的剖析——它究竟是个什么组织？
1968年9月，游雪涛呈报张春桥一份《一年工作总结》。游在《总结》中自称，他们是“一个非正式的工作机构，二十几名没有合法活动身份的‘小小老百姓’”。他又象诉苦又象自夸地说：他们“由于是在两派斗争激烈的时候突然离开‘战场’的，又长期不能透露自己究竟在干什么，引起别人无意的猜疑和有意的诽谤。”可见，这个小组从一开始，人们就有所怀疑。
这个小组备有汽车4辆，手枪4支，美制手雷1颗，微型录音机3架，其余如打字机、摩托车、汽车军用牌照，一应俱全。小组的人员是游雪涛自选的，曾经填表造册，记录在案；财务是“特殊经费”，凭白条报销，从不说明用途，连当时上海市革委办公室头头朱玉佩也心中无底，说：“领款干什么用的，都没有，将来查起来不都是麻烦”；材料是“防扩散的”，所编“增刊”分发范围都由游雪涛自己圈定。总之，除代号“244”之外，它的活动内容及居住地点均绝对保密。游雪涛在组内规定了严格的纪律：不许对任何人讲，不许暴露身份，包括本单位的组织和最亲密的人在内，只能讲是在市革委“群运组”工作。回永福路要当心有人盯梢。电话不能告诉任何人。有事要先打电话到永福路52号，再由那里的人把电话转到永福路244号。
据“游雪涛小组”的成员举例证实，他们的活动方式和所用的手段计有：打进来拉出去、以毒攻毒、冒充、美人计、窃听、跟踪、盯梢、抄家、绑架、监禁、刑讯等十毒俱全。
游雪涛在他的邀功《总结》中，曾经有一段精采的描写：
一年多来，……极大部分同志始终象战士处于“一级
战备”那样，……一天二十四小时，除了睡觉就是工作，
什么时候有情况，就什么时候出动。……听说江苏老人串
连会成员在上海活动，同志们冒着倾盆大雨，二十四小时
不断人地轮班守候在各个大旅馆门口，以便知道他们究竟
与上海那些人对口。
一个名列《华东局黑线人物关系图》而被“游雪涛小组”绑架过的老同志，追述当时的情景是：戴着口罩伪装的几个人，深夜翻墙，剪断电线，破门而入，把他双眼蒙住，带出门去，弄到汽车里，拉到一个黑古隆冬的地下室去。
据这个小组的成员证实，游雪涛下令抓来一男一女，游无耻地说：搞臭一个人先要从生活上打开缺口。于是，严刑拷打，硬逼二人承认有不正当关系。男的“被打得不象人样”，女的“被针刺十指，鲜血直流”，以致小组中都有人认为“太残酷”了。
游雪涛的行动，完全是按照张的旨意照办的。侦察和绑架“老人串连会”的人，就是典型的一例。上面提到的迫害华东局农办副主任刘瑞龙，更有一些“戏剧”性。也是搞情报动态的李文静，了解到刘瑞龙知道张春桥的反动历史之后，找来何秀文和游雪涛，由李文静口授一份诬陷刘的材料，由何秀文笔录，由游雪涛署名，上报张春桥；然后张在材料上批曰：“刘瑞龙是个大坏蛋……要认真组织力量批倒批臭”。如此这般，“游雪涛小组”是个什么东西，张春桥心中还不清楚吗！
早在小组活动初期，张对游雪涛就再三加以关照。请看游雪涛笔记本第24页：
1967．10．26．
春桥同志指示：要小心，谨慎，人不要搞的太多，但
要绝对可靠。要当心，你们去搞人家的特务活动，人家也
会搞你们的特务活动的。
有趣。这不就叫作不打自招么！
看来，姚文元表示疑虑和不安，有几分道理。朱永嘉也对徐景贤说：“象游雪涛这种搞法不行，这种搞特务的方法很危险，将来要把你牵进去的。”
徐景贤无奈，去找张春桥。张假惺惺地说：“还是应当肯定他们前一段做了不少工作的。……只是他们的搞法有点象搞情报系统，这只有非常时期才能用，而且他们搞的还是苏联‘格伯乌’的一套。”
于是，徐景贤告诉游雪涛：“你们的搞法有点象情报系统，作法上有点象‘内务部’，办下去的话谁领导你们？……对你们这样的组织是不能领导的，如果给人家抓把柄说张春桥在上海搞了一个特务组织，那问题就大了。”
说得再清楚再明白没有了。
狡兔死 走狗烹
其实，这个“格伯乌”的主持人，就是张春桥。对于“游雪涛小组”的性质以及他们的恶行，张不但完全清楚，而且是极力鼓动的。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政治的需要，张始而鼓励：“谢谢同志们”；继而维护和安抚：“这个组织我知道”、“做了不少工作”；即使当着徐景贤不得不提出“有点象搞情报系统”，事后却继续同意游仍以永福路小组名义活动，直到1969年“九大”后，张还要游觅取叶剑英在上海同两个昆曲演员谈话的情报。
但是，老谋深算的张春桥，也早就留下伏笔。就在“谢谢同志们”之后，他紧接着写道：“你们的经验，我还要想一想”，不置可否。对游送来的材料，他时而批道：“游雪涛同志：把这样一套东西编起来作什么？不要保存了。”“游雪涛同志同各方面的联系还是太多，要他十分警惕。”尔后，外界对游的一摊子出现种种反映，有人上告中央，有人找到市革委会查问，有人干脆说，“游雪涛小组”是市革委“第二办公室”、“地下办公室”，风声不妙。1970年，张春桥命令秘书将游写给他的几十封信全部销毁，假作无事地说：“没有用了，烧掉算了。”1971年林彪叛逃自毁，“小舰队”、“571工程”彻底暴露了，特务活动、特务手段有点犯忌，搞不好真可能“那问题就大了”。终于，在1972年，由王洪文出面将游雪涛秘密关押起来。
这时候，张春桥突然抛出一个“批示”来，说：对游雪涛“不要点什么问题，心平气和，讲道理，使他感到不是打击他，而是帮助他，弄清问题，大家主动”。
好一个豢养豺狼的人！明明是杀人灭口，使自己不陷于被动，还要装出“使他感到不是打击他”。又因为怕豺狼反扑过来，暴露了自己，因而要“心平气和”，不要惹怒他。何其阴险狡诈！
过去那样赞赏游雪涛的李文静，现在装聋作哑了。当秘书向张汇报游被关押的情况时，张春桥仿佛早就大彻大悟似地说：
游是做了一些工作的，但他搞的材料水份太大，有的
情况说得很玄，实际并不是那么回事。所以我后来就不敢
再相信了。这种人受社会上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很深，思
想变了，后来对文化大革命不满，从极左到极右，就犯错
误了。
一只老狐狸！他利用游提供的材料诬陷和迫害了那么多人，现在居然又假惺惺地说什么“水份太大”、
“很玄”、“不敢再相信了”，妄图散布脱身的烟雾，欺人眼目；而又以后来他犯了错误为借口，把游投入私牢。难道这就能使你逃脱人民和法律对你的制裁吗！
“游雪涛小组”不是孤立的偶然事件。它是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个“怪胎”，但它又从一个侧面集中地暴露出张春桥的一系列严重罪行，使人们从中更加看清了张春桥的本来面目。
倒是游雪涛，落得一个一切走狗的必然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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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出示、宣读十一件证据证明
李作鹏诬陷迫害海军干部一百二十人
特别法庭结束对李作鹏犯罪事实的法庭调查
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 特别法庭第二审判庭经过4次开庭，今天上午结束了对起诉书指控的李作鹏的犯罪事实的法庭调查。
第二审判庭今天在法庭调查中出示和宣读的11件证据，证明了被告人李作鹏伙同王宏坤、张秀川在海军诬陷、迫害干部和群众的下列一些主要犯罪事实：
1967年3月，李作鹏在林彪的指使下，亲自修改审定了《海军党委内部两个司令部争论的几个主要问题》的材料，点名诬陷海军的一些主要负责干部是“黑司令部的爪牙”；
1967年4月，经李作鹏批准，海军直属机关有36名干部被定为重点批斗对象进行批斗；1968年7月14日，李作鹏在海军工程部一份材料上作了“工程部确有那么一股暗流，……我们只好奉陪”的批语后，使工程部的19名干部受到诬陷迫害；
1967年9月28日，李作鹏在海军党委常委会上亲自点了15名海军院校领导干部，提出要把他们打倒；
1968年10月18日，李作鹏又伙同王宏坤、张秀川策划了一个全海军正师职以上干部打倒和半打倒的名单，上报军委办事组。在这个名单上将47名干部列为打倒对象，35名干部列为半打倒对象。
法庭将李作鹏亲笔修改审定的材料原稿、他的批语等影印件当场交李作鹏辨认。审判员朱理之问李作鹏：这是不是你修改审定的？你批的？李作鹏承认是他修改审定的，是他批的，但他又极力辩解，说什么“我划了圈，有的并不完全同意”，“有的表面同意，内心并不同意”等等。
特别检察厅检察员张英杰在发言中驳斥了李作鹏的辩解。张英杰说：“从出示的证据中，没有见到受诬陷迫害人员名单中有李作鹏提出反对意见的。相反，正是李作鹏的点名批准，才使120人受到了诬陷迫害，这是客观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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