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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调整时期基本建设必须高度集中统一
本报特约评论员
实行调整方针以来，我们在压缩基建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基建规模仍然大大超过目前国力的可能。因此，大力压缩和控制基建规模，是能否实现财政收支平衡、顺利完成调整任务的关键。
粉碎“四人帮”以来基建规模很大，除指导上的失误以外，分散性和盲目性也是相当重要的原因。
在经济体制的改革中，扩大地方和企业的权力，从方向上说，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目前调整时期，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处理不当，就不利于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调整比例关系。而现在进行基本建设的批准权相当分散，不但中央、省市、地区、县、公社五级都有批准权，而且各部门、各银行也有决定权，企业、地方、部门还可以互相投资，谁也不受控制。什么叫基本建设，什么叫挖革改，也没有明确的界限。这样，基本建设就成了一个“橡皮口袋”。
近年来，用于基建的资金渠道大大增加，可以说条条渠道通基建，达到难以控制的程度。去年，用于固定资产的投资有“六大战场”，即：国家预算直接安排的基建拨款；国家预算其他科目安排的投资性拨款（如“五小补助”、商业简易建筑、各种措施费等等）；地方机动财力安排的自筹建设；企业折旧基金和更新改造资金安排的工程；利用外资搞的基建；银行发放的投资性贷款等。今年，又增加了投资公司和联合办厂（社队办企业还没有考虑在内）。这样，固定资产投资就有了“八路大军”。由于资金渠道多，又没有组织综合平衡和缺少具体控制措施，结果是堵了东漏了西，按下葫芦浮起了瓢。主要表现是：国内资金下来了，利用外资上去了；财政资金下来了，银行贷款上去了；预算内下来了，预算外上去了；基建投资下来了，各种技术改造措施资金上去了。下面流行这样四句话：“基建不批找技措，技措不批找贷款，建设银行不贷找人民银行，国内没钱找国外”。这样，基建战线怎么能缩短？
在基本建设的安排上长期存在重复建设、盲目建设的问题。资源条件没有搞清楚，就急于建工厂。有些工厂由于原材料、能源供应不足，不能充分发挥生产能力，又急于另建同类工厂。现有的大厂已经吃不饱，相同类型的中小厂包括一些社队企业又遍地开花。它们和大厂争原料、夺动力，有的已产生了不良的后果。这种重复建设、盲目建设、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以新厂挤老厂等错误作法，目前不但没有停止，甚至还在发展。近年来增加了上万个企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盲目发展起来的。
重复引进设备的现象也很严重。据不完全统计，1972年到1979年，进口两套以上的主要成套设备共17项，252套，其金额约占同期进口设备总额的45％。其中很多设备，国内有生产能力，还要从国外引进，造成国内机械行业闲着无活干的奇怪局面。
上述这些情况表明，由于基本建设方面权力分散，一些地区、部门、企业各顾各的利益，各讲各的优势，各摆各的摊摊，各找各的门路，结果盲目建设、重复建设、盲目引进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很危险的趋势，致使基建规模失去控制，大大超过目前的国力，这是造成连续几年出现财政赤字的根本原因。
1957年，陈云同志就提出基建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他说：“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象我们这样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因为物资多了，增加建设是比较容易的；而财力物力不够，把建设规模搞大了，要压缩下来就不那么容易，还会造成严重浪费”。他还一再告诫人们，决不能用打赤字预算的办法搞建设，那样做是很危险的。这些话讲了二十多年了，实际上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目前的出路是狠抓调整，稳定经济。只有抓好调整，才能根本扭转比例失调的严重局面。只有抓好调整，才能为进一步改革经济体制创造必要的条件。也只有抓好调整，才能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搞调整，首先是基本建设要坚决退够，取得主动。六十年代初那次调整，我们采取坚决退够的方针，经济调整任务很快地完成了。今天，我们也应当象1962年那样下最大的狠心退够，办法就是陈云同志当年所说的“砍”，而且不怕“伤筋动骨”。这样，忍痛于一时，换来的却是国民经济的休养生息，把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调整过来，把有限的财力物力集中用于当前亟需的事业上，把生产搞上去。这是经济调整的唯一良策。如果不敢打破框框，坚决退够，甩掉包袱，特别是在大的项目包括引进成套设备项目上手软，还照顾这照顾那，继续干那种打肿脸充胖子的蠢事，那样损失就更大，造成的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退够的标准是什么？就是要退到同国家财力物力相适应的程度，坚决压缩积累率，做到财政收支平衡、信贷收支平衡、物资供求平衡，尽量缩小市场供应差额和外汇收支差额，把经济和物价稳定下来，把脚跟站稳，以便在这个基础上实事求是地稳步前进。
为了坚决退够，控制基建规模，基本建设必须实行高度集中统一。
在我们社会主义条件下，基本建设任何时候都要有更多的集中统一。这是因为基本建设是关系到工业布局的根本问题。工业布局合理了，就可以更加充分地利用我国国土广大、资源丰富、气候良好、人口众多等有利条件，使工业能够协调地向前发展，并且逐步地改变我国工业生产力分布不合理的状态，较快地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促进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更好的结合。陈云同志说：“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地合理地布置工业生产力，是基本建设中具有长远性质和全面性质的问题，是一个带有战略意义的问题。对于这样的问题，如果不做长期打算、整体部署，只顾眼前方便、零敲碎打，是不可能解决得好的。我们在进行工业布局的时候，必须按照‘全国一盘棋’的精神，使目前利益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使局部利益同全局利益结合起来。”
在经济调整时期，基本建设更要实行高度集中统一。1962年我们控制基建规模，强调集中统一，一切建设工程包括基本建设和设备更新，都纳入基本建设计划，严格审批权限，建设银行一家管理拨款。搞计划外工程的，以违法乱纪处理。由于领导决心大，措施果断，贯彻得力，所以收效很快。在当前的调整中，为了克服基本建设的分散性和盲目性，也必须强调集中统一，树立全局观念，不论任何部门、任何地区、任何单位，都不得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控制基建规模。为此，必须采取一些坚决措施。
加强基建的计划管理。
一切基建项目都要纳入基建计划。企业的挖革改项目与基建项目一定要划一条明确的界限，凡属基建性质的，都要视同基建项目管理。计划管理上的集中统一，必须辅以资金上的归口管理。一切用于基建的自筹资金，都应当由建设银行按计划监督拨款。对于使用方向不当的，违反基建程序的，建设银行有权冻结资金，停止拨款。从国务院到各部门、各地区的领导同志，都不得不经计划、基建、财政等部门的综合平衡，随意订方案、定厂址、批条子、上项目。违反程序和规定乱上项目，造成严重损失者，应追究申报者和批准者的责任。
严格基建的审批程序。
今后各种渠道用于基本建设的资金，包括预算内和预算外，国内资金和国外资金，以及各种银行贷款等，都要综合计算、统筹安排，指导其使用方向，规定其限额。经过批准的基建计划下达后，各地区、各部门要严格执行，不能搞计划外工程，不能擅自扩大基建规模，不能任意变更建设项目的主要工程内容和工程效益。
改革投资分配方法。
削减以后的中央投资的分配，要从计划建设项目的实际情况出发，综合考虑，不受原来行业之间投资分配比例的限制，也不再按“部门法”、“水平法”分配投资。要打破部门、地区的框框。今后大中型建设项目，由综合部门统一安排，然后再落实到部门。这样安排，可以做到量力而行。地方投资的分配，也应按这个原则办事。这种投资方法的改革，实际上是投资分配政策和分配制度的改革，它有利于集中统一地、合理有效地使用投资。
中央、地方和企业投资建设的项目要有分工。
那些投资大、建设周期长的项目，如重大节能措施，大型的煤矿、油田和电站，铁路干线和重要港口，流域治理的大型工程等，由中央投资为主，联合地方建设。农业、轻纺工业、建材工业、城市公用设施、环境保护、商业服务行业、文教卫生等方面的建设，由地方投资为主或由若干地方与中央部门联合投资兴建。部门、企业事业单位的建设资金，主要用于建设职工宿舍，解决安全生产、环境保护、节约能源、增加品种、提高质量等方面的问题。目前我国加工工业的生产能力不是小，而是大了，今后几年地方的基建资金，原则上不要再搞加工工业，要多集中一些资金，有计划地解决职工住房困难的问题。中央、地方、企业投资方向的划分，可以保证投资重点，防止盲目建设、重复建设，有利于把钱用到解决比例失调上。
为了保证令行禁止，还应当实行必要的行政干预。
不顾国家政策法令，不顾全局利益，想建设什么就建设什么，是不行的。例如，从地区、部门看是短线，但在全国是长线的产品，不准建厂或扩大生产能力；同现有企业争原料、燃料、动力的，不准新建、扩建；在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内部通过专业化协作能够解决生产能力不足问题的，不准新建、扩建；各地方、各部门和企业以各种方式利用外资，必须按规定审批，不准盲目引进和重复引进。这些都应当作为基本建设纪律严格遵守和执行。
对基本建设实行高度集中统一，是为了有效地控制基建规模，切实搞好调整，稳定经济而采取的重大措施。不如此，盲目建设、重复建设就难以制止，基本建设战线就难以缩短，财政收支就难以平衡，国民经济的被动局面就难以根本转变。
在调整时期，实行高度集中统一，实际上不限于基本建设方面，其他一些方面也应这样做。如某些重要物资，包括重要的农产原料和原材料，只有完成国家计划调拨后，各地才能自行处理；各地必须严格执行统一的财政纪律，不得擅自提高利润留成的比例或截留应该上缴的利润，不得超越国家规定的权限任意减免税收；必须严格执行国家的价格政策，国家有明确规定的商品价格和非商品收费标准，不得以任何理由为借口随便提高，违反者要给以行政处分和经济制裁。
当前，我们强调集中统一，只是在一些重大调整措施上统一行动，统一中央的有关政策，而不是退回到过去那种把经济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老路上去。现在有一种看法，一讲搞活经济，就反对集中统一，排斥必要的行政干预，这是错误的。改变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的管理方式，努力把经济搞活，这是非常必要的。但在搞活经济的同时，还一定要加强计划指导和综合平衡。只有从微观上把每个企业搞活，从宏观上加强计划指导和综合平衡，并进行必要的行政干预，才能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有些事情，从微观、从局部上看是有利的，但从宏观、从全局上看可能是不利的，是违反经济规律的。遇有这种情况，就要通过计划指导或必要的行政干预，使局部服从全局，保证全局能够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否则，我们的经济就会成为无计划或半计划的经济。而没有计划经济，也就没有社会主义。因此，地方、部门和企业的积极性要同社会生产的计划性相统一，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必须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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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讯
邱汉生著《四书集注简论》简介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邱汉生先生的《四书集注简论》，虽然篇幅不大，却凝结着作者多年研究朱熹和宋明理学的心血，蕴含着作者独到的学术思想。
《四书》所指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原来并不并行。《汉书·艺文志》根据《七略》，列《论语》于六艺略，列《孟子》于诸子略。西汉中期以后，《论语》地位才显赫起来，但是《孟子》还是子书，直到北宋才列入《九经》。《大学》《中庸》本是《小戴礼记》中的两篇文章，韩愈、李翱等把它看作与《孟子》《易经》同样重要的经书。二程、朱熹祖述这种观点，竭力尊崇其在经书中的地位。他们抬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作为一套经书，并为之作注，使之与《五经》并列。这说明封建统治阶级需要加强思想统治，是继董仲舒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艺之后，学术思想史上又一重大事件。董仲舒的建议，使《五经》立于学官，处于封建统治思想的最高地位。程朱表彰《四书》，夺取了《五经》在教育界的垄断地位。到了元朝延祐年间，复科举，以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四书集注》进一步成为必读的经书。八股之所谓“代圣贤立言”，实际上是把朱熹在《四书集注》中阐述的理学思想用八股文敷衍一番而已。《四书集注》印行很多，读者极广，成为宋元以后七百年间宋明理学思想的主要传播媒介。书中有些教条，竟成为社会上流行的口头语，如“天理良心”、“诚心诚意”、“涵养工夫”等，可见其思想影响之普遍与深入。
《四书集注》中反映的朱熹的理学思想是基本的、比较重要的。朱熹的理学观点都能从《四书集注》中找到。所以《四书集注》也是我们研究朱熹及宋明理学思想的重要依据。本书把朱熹分散在《四书集注》中的理学思想，按其思想体系的本来面目，汇集在一起，归了类，对于不易看懂的地方作了解释，并对这个思想体系作了分析。此外，对朱熹的政治论、教育论、道统论也作了介绍，并指出朱熹与佛学华严宗思想的关联。
邱汉生先生这一著作，对于要求了解朱熹及其理学思想的读者，是一本入门书。同时，也是近年来对宋明理学研究的成果。
（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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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继承这份遗产
白寿彝
陈援庵先生（1880——1971），以数十年的工作成绩，为中国史学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我们要珍视、继承这份遗产，使它发挥应有的作用。
援庵先生，名垣，广东新会人。他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和历史学家。他写的史学著作有十几种，论文有一百几十篇，对于中国宗教史的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对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建立了一定的基础。
援庵先生对中国宗教史的研究是广泛的。对火祆教、摩尼教、一赐乐业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在中国的流传及其盛衰都有专门的论述。对于道教也写有专书。他所著《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基督教入华史略》和《基督教入华史》，是中国历史学家对这些宗教第一次系统的论述。他对伊斯兰教，虽只留下来《回回教入中国史略》这一篇演讲词，但他编纂中国回教志的设想，一直到今天，对中国伊斯兰教史的研究工作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他对于外来宗教史的研究，同时也是他对中外文化交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援庵先生对历史文献学的建基工作，包含目录学、年代学、史讳学、校勘学等几个方面。他认为目录学是治史的门径。他为了掌握中国历史文献的概貌，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他亲自查对了文津阁本《四库全书》，编写了《文津阁四库全书册数、页数表》、《四库书目考异》、《〈四库全书〉纂修始末》、《四库书名录》、《四库撰人录》等。他所著《中国佛教史籍概论》，论述了有关佛教的重要史籍，也论述了这些史籍对一般历史研究的史料价值。这是在目录学方面有创造性的一部著作。
关于时间的记载，是历史记载必要的构成部分，年代学的研究是历史文献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以中、西纪元之差异而论，近代学者往往以中历的某年当西历的某年。实际上，这只能说是大约的对算。中、西的纪年，在一年之中往往可以相差二十几天到五十几天，如果不进行细致的计算，则在年尾、年首的史事纪年会差误一年之多。秦及汉初的纪年，都是以十月为岁首，这同西历纪年的差异就更大了。阿拉伯史书所用赫吉拉历是太阴历，即所谓回历，和中国旧历对算，每经30年积差一年，一千年要差三十多年。如不了解这三种历法的差异，则在历史记载的运用上，必然会出现很多错误。援庵先生所著《二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为这三种历法的纪年提供了确实可靠的换算工具，为中外史料的运用在纪年方面开辟了方便的途径。年代学的工作，在援庵先生的史学工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国佛教的研究上他的重要著作，如《书内学院新校慈恩传后》、《大唐西域记撰人辩机》等，都以善于利用年代学的方法，排难解纷，获得新解。
我国自周以来的二千多年间，有避讳的习惯。因此，人们在阅读古书时就增加了一种困难。援庵先生认为，如果能了解避讳的情况，反而可以帮助读者解释古文书中的疑难，辨别古文书中的真伪和时代，辨别刊本的时代。因为各个朝代所避讳的字不一样，正可利用它们作为辨别时代的标志。宋、清的学者对避讳都有专论。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用避讳解释疑难的地方很多。但前人都没有对避讳有系统的论著。援庵先生总结前人在这方面的成就，并加以发展，写成了《史讳举例》这样的专书，为历史文献学作出又一贡献。
历史文献因传抄刊刻，难免有错误的地方。如不能发现错误，就不免对文献原意有所误解。我国历史家对文献校勘的注意，由来已久。清代学者校勘之风大盛。援庵先生很注意校勘问题。他认为“校勘为读史先务。日读误书而不知，未为善学也”。他以《元典章》的校勘为范例，用五种本子同沈家本刻本《元典章》对勘，发现沈刻本伪、误、衍、脱、颠倒、妄改的地方一万二千余条，他据以写成校补札记六卷，补缺文三卷，改作表格一卷。他又在一万二千多条中选出十分之一，加以分类和说明，成《元典章校补释例》六卷，共50例。这部书不只举出了行款字句之误的通例，还举出了因不懂元代用字、用语和名物而致误的特例。这就说明了校勘工作不只是文字异同的简单对勘，而且要对有关历史知识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了解。这书的最后一卷还举出了八条校例，其中包含校勘方法，指出了校勘工作的入门途径。这本书后来改称为《校勘学释例》，是我国校勘学史上带总结性的著作。
在援庵先生前期著作中，他比较重视《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这书是讲国内西方少数民族和外来侨民的汉化的。它的规模宏大，材料丰富，条理明辨，是在国内外久享盛誉的著作；对于治中国民族关系史的学者说，是一部必须阅读的书。
1937年北平沦陷后，援庵先生著《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和《通鉴胡注表微》。他在这里流露了深沉的爱国思想。这时候，援庵先生的史学思想显然进入了新的意境。他探讨了两宋之际和明清之际佛道两教在宗教活动背后的政治环境，探讨了民族斗争在宗教内部宗派斗争上的反映。这种作法是他过去的作品中所没有的。他在家书中说，“三十年来所著书，以此书（按指《佛教考》）为得左右逢源之乐。”这表达了一个辛勤的学者在进入新意境时开朗的心情。《表微》二十篇代表了援庵先生后期著作中的丰满的成就。他自称“前十篇言史法，后十篇言史事”。其实，无论是言史法或言史事，都要对《胡注》进行“隐藏在文字里的思想的探索”，而且这种探索总是结合着《胡注》的议论和所表述的史事而发挥援庵先生自己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吸取历史经验以观察世情，特别是观察面临的变局并讲求作人处世的正确道路，这本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援庵先生在著述上和实践上都继承了这个传统，把他的史学成就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也为解放后他热心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在79岁高龄光荣地参加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思想基础。
援庵先生的史学，以历史考据方面最有成就。无论是宗教史研究、历史文献学研究和《元西域人华化考》等论著，都是考据的成果。他的考据工作，有独到的特点。第一，他研究一个问题，总尽可能广泛地搜集材料，严于取舍。二万多字的《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三卷》是由三尺多厚的稿本中提炼而成。
《元典章校补释例》，只用了原有材料中的一千多条，而不用者竟有一万多条。第二，他于复杂的现象中，注重寻求类例，使读者得一有条理的了解，并可以从而有举一反三的效果。所以《元典章校补释例》也可以称作《校勘学释例》。第三，他讲究著述体例。他所采用和开创的体例，是丰富多样的。援庵先生的考据工作，是从学习钱大昕入手，但他的成就是远远超过钱大昕和乾隆嘉庆年间的考据家的。
援庵先生在著《表微》的时候，明白表示，不以考据自限。他说：“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彼毕生从事考证，以为尽史学之能事者固非；薄视考证以为不足道者，亦未必是也。”这正确地说出了考据在史学工作上的地位，但他在感情上仍然流露出对考据的偏爱。因此，《表微》在总的方面是一部因史论政之作，同时有好多篇幅却又是他总结考据经验之作。解放后，援庵先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对治史的重要和必要，深切感到单纯的考据在历史研究上的不足。1950年初，他给朋友写信，表示“一切从头学起。年力就衰，时感不及，为可恨事。”他去世后，邵循正先生挽词，说：“稽古到高年，终随革命崇今用。校雠捐故技，不为乾嘉作殿军。”这都描画出当年援庵先生不断要求进步的心情。尽管因年事已高，不能再象过去那样进行大量的研究工作，但在思想上这种深刻的变化，已为后来的学者指出史学工作必须遵循的更广阔的道路。
1980年是援庵先生的百周年诞辰。我阅读了他的遗著，包括了大量我未曾读过的作品。我认为，接受援庵先生留下的这份遗产，对于改善我国目前史学界状况，特别是改善高等学校历史教学的状况，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一，我们历史工作者需要有历史文献学方面的素养，高校历史系的学生需要接受这方面的训练。我们应在援庵先生已有成就的基础上，努力把历史文献学健全起来。第二，援庵先生继承了中国史学的传统，即从历史上吸取经验教训的传统，仍旧是我们传播历史知识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应该继续发扬这个传统。第三，我们应该十分诚恳地向援庵先生学习，学习他那种不断要求进步的精神，学习他以高年而迫切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我们在这方面的条件要比他好得多，要加倍努力去掌握这个理论武器。目前，有一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这是非常错误的。只有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同时又有历史文献学的素养，才能把史学工作做得更好。援庵先生在这方面的体会，是很深刻的，他已给我们作出了很好的榜样。最后，我愿意特别推荐《通鉴胡注表微》这部书，这是援庵先生所有著作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中有不少值得我们好好挖掘的东西，这是更可珍视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