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肖向荣
张爱萍 莫文骅 魏传统 王焰 西虹 潘长禹
国防科委副政治委员肖向荣同志，被“四人帮”迫害致死已经四年多了。在同“四人帮”斗争中，他英勇地付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想起这些悲壮情景，一个忠心耿耿的共产党人的高大形象，就跃然地显现在我们的面前。
1910年，向荣同志生于广东省梅县的一个贫农家庭。风雷激荡的大革命，给了正在中学念书的向荣同志极大的鼓舞和希望。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向导》、《中国青年》、《少年先锋》等革命刊物。他聆听了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同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演讲，直接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于是，他毅然地投身于革命的洪流，参加了我们党领导的“新学生社”，积极从事学生运动，下乡宣传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很快成长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1927年1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蒋介石发动屠杀共产党人的“4·12”反革命政变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他没有被敌人的反革命气焰所吓倒，积极联络失散的同志，恢复党的地下组织，发动群众拿起刀枪打游击，用武装斗争反抗蒋介石的反革命武装镇压。
1932年5月，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同志找到已经是永定县委书记的向荣同志，告诉他说：“根据聂荣臻同志的提议，苏区中央局决定调你到红一军团工作。”从这以后，向荣同志成了中国工农红军光荣的一员，从事军队宣传工作，在反“围剿”的前线，在长征的路上，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西安事变”前后，向荣同志任红一军团宣传部长，积极在部队中宣传党的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他热情地接待从国民党统治区到部队中参观的一批批青年，宣传我党政策，介绍我军情况，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他还多次带着宣传队去东北军阵地上和友军联欢，对于扩大我党我军影响，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友军走向抗日，起了积极的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当时，向荣同志任一一五师宣传部长。平型关首战告捷，他把我军英勇杀敌的战斗经过，写成《平型关战场日记》，在国内外报纸上发表，戳穿了日本法西斯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全国抗战军民的精神。
1938年冬，向荣同志被任命为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担当起全军宣传工作的重任。他把党的全民抗战的路线和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作为宣传工作的中心任务。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他负责创办八路军《军政杂志》。当时，我军在敌后迅速发展壮大，抗日游击根据地雨后春笋般在广大地区建立起来，迫切需要出版一个全军性的刊物，及时传达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交流各个游击根据地的抗战经验。开始，杂志社只有五、六个工作人员，物质条件极端困难。向荣同志和群众一起，经过短期紧张的筹备，我军建军史上第一个全军性的铅印大型期刊八路军《军政杂志》，在1939年1月正式问世了。毛主席特为它的出版写了《发刊词》。毛主席还对杂志的重要文章亲自审阅，经常通过电话告诉向荣同志那篇文章的那一句，那个顿点、逗点错了，应改正过来。向荣同志以毛主席这种严谨精神，激励自己，教育部属办好杂志。为了使每期十万字以上的月刊按时出版，向荣同志总是以战斗的精神，夜以继日地工作，对每一篇稿件都是字斟句酌地修改。《军政杂志》出版以后，对部队的战斗、工作和建设，给予了有力的指导，深受部队广大指战员的欢迎。周副主席还在重庆把它分别赠送给各方面的友好人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通过《军政杂志》传播出去，为大后方和国际上更多的朋友和人民所了解，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向荣同志就自觉地以整风的指导思想改造宣传工作。他尖锐地指出，我军学校和在职干部教育上存在的严重毛病，主要是学习理论与实际的脱节，存在着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在教育方针上，没有确定以部队的具体实际为主。在教育方法上，照本宣读，不与部队实际联系，片面追求进度，“贪多嚼不烂”他强调政治教育与理论学习必须紧密联系本部队的实际情况进行。在教育方法上，他提倡“少而精”的原则。他大力宣传表扬坚持从当前形势、部队任务和思想实际出发，进行政治教育。他在对部队实际情况进行调查了解，掌握了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于1943年1月，在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军政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部队教育工作》的发言，进一步批判了部队政治教育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残余。从部队中绝大多数干部和战士都是工农出身，政治觉悟比较高，文化水平又很低的实际出发，提出了政治教育与文化教育并重，而以文化教育为主的方针。他反复强调：“文化教育是提高部队政治理论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的钥匙，是为了将来装备飞机、大炮、坦克，掌握新的技术做准备”。他的这个发言，受到了毛主席的赞赏。毛主席题写了书名《关于部队教育工作》，印成了单行本发到部队，得到了部队广大指战员的热烈响应。他还从“抗大”选调了一批知识分子学员到部队中去担任文化教员。在边区的整个部队中，很快掀起了一个学习文化的运动，大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文化水平。
抗日战争胜利后，向荣同志任东北民主联军宣传部长。根据战区辽阔，战事频繁，部队政治教育工作迫切需要加强的实际，他把主要精力用来抓部队报纸工作。1947年春，教育科的同志向他汇报了辽东部队某团九连开展诉苦运动的经验，他认为这是部队思想教育中涌现的新事物，是战时思想教育最根本的一课，是提高我军战斗力的新途径。他及时抓住这个典型，在《自卫报》上连续地介绍了他们的经验，使诉苦教育从辽东部队很快地普及到了整个东北部队，使部队的思想适应了从抗日民族战争到人民解放战争的转变，形成了整个解放战争期间，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基本形式。在诉苦教育的基础上，各个部队普遍地掀起了杀敌立功运动。向荣同志又及时地总结了全区部队开展诉苦教育和杀敌立功的经验，起草了《部队战时立功条例》，由东北军区政治部颁发给全区部队。为了在诉苦立功运动的基础上，开展以土地改革教育为内容的政治整军运动，向荣同志带领军区机关组织的大型工作团，到部队试点。他深入基层，随时掌握情况，总结经验，及时地写出了《怎样进行土地改革教育》的计划发到部队，使部队整军工作适时地全面铺开，为我军进入大城市，解放全东北，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
为了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光荣传统，加强连队政治工作的建设，解决基层政治工作的方法问题，向荣同志亲自编写了《连队政治工作讲授提纲》，亲自到培训基层政治工作骨干的教导团讲课。教育科的同志向他反映，在一纵队发现了一位善于做连队政治工作的优秀指导员，他认为这是加强连队政治工作建设的生动教材，及时地在《自卫报》上系统地介绍了这位指导员的工作方法和经验。由于向荣同志的辛勤工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宣传工作，发扬了红军时期的光荣传统，紧密地结合了形势与任务，发挥了宣传工作的威力，对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建设，争取战争的胜利都起了重要作用。
向荣同志积极领导部队的文艺工作，在这方面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42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向荣同志在贯彻“讲话”精神，执行新的文艺方针中，为了培养部队的文艺新风，创造出适合部队特点的文艺作品，他向部队文艺工作者提出了“为兵服务”的具体口号，要“写兵、演兵、给兵演”。他强调：部队文艺工作者应从部队的实际出发，首先使自己真正成为部队的一员，以反映部队中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为自己的主要责任，创造出真正“为兵服务”的作品来。为了使文艺反映的内容与表现形式统一，向荣同志鼓励他们“要有大胆的创造精神，而拒绝那种简单抄袭的作法。”在艺术形式上，他主张在红军活报剧的基础上，采用“广场歌舞剧”和其他多种形式。要他们注意防止在提倡一种形式的时候，就排斥另一种形式的倾向，要兼容并包，继承传统和发扬创新并举。在他领导下，部队文艺工作者沿着毛主席的文艺方向，一步一步地走上了“为兵服务”的道路，创作出一大批反映部队特点的优秀节目。广大指战员看了演出后高兴地说：“红军宣传队回来了！”边区的群众看了演出后，争相报名参加“八路军”。解放战争时期，向荣同志进一步提出开展学英雄、写英雄、演英雄的群众性演唱运动，他亲自带着由部队文艺工作者组成的演唱小组到部队指导这一运动。他们走到哪里，就演唱到哪里，现地搜集材料，现地编演节目，现地演唱，很快地把连队的演唱活动带动起来，连队业余演唱小组纷纷出现，战士自编自演节目，自己组织晚会，活跃了部队的文娱生活。宣传队的同志，在深入部队的过程中，也使自己思想感情得到了锻炼和改造，变得更爱部队了，更爱兵了，获得了写兵象兵、演兵象兵的真功夫。部队文艺工作者通过深入生活，还搜集和积累大量素材，创作和演出了紧密配合剿匪反霸、土地改革教育和宣传立功运动的优秀节目，鼓舞了人民，教育了部队。
向荣同志一贯地重视团结有文艺专长的知识分子工作，坚决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培养了一大批文艺宣传工作干部。红军时期，他就注意团结他们一道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大批知识分子涌入部队。他认为这是我军建设的需要，诚心诚意地欢迎他们，并且鼓励他们到部队中去锻炼，以便熟悉部队和改造自己。向荣同志在改任西北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部长时，西北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是刚由部队艺术学校实验剧团和延安青年艺术剧院合编而成的。当时，这个宣传队被康生在延安的一篇《抢救失足者》的讲话搅乱了阵线，大部分同志被怀疑为特务，受到精神上的折磨，少部分同志甚至受到肉体上的摧残。为此，向荣同志召开大会，向宣传队的全体同志宣布：“你们都是好同志，党信任你们！不管在运动中给谁戴了‘帽子’，从现在起统统摘掉。我来给大家赔礼道歉！”说着，就向大家致以革命的敬礼。队员们满含热泪，报以热烈的掌声。会后，宣传队在向荣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在“为兵服务”口号的鼓舞下，组成了两支轻便演出队，交替着下部队演出，同时进行创作，演遍了三边的哨所、南泥湾的垦区。
再一个被传为佳话的事例是，在当年的周恩来副主席亲自关怀下成立的延安电影团，在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阶段实行精兵简政时，向荣同志鼓励电影团的同志们走自力更生的道路，采取开照像馆、做纪念章出售等生产自救办法，终于生存下来，并积极制做影片。不久，他们拍摄了《延安与八路军》、《南泥湾》和“七大”等党的生活的重要照片，还培养了一大批电影工作者，为新中国的新闻电影事业积蓄和提供了骨干力量。如今，当年电影团的一些同志谈起这些往事，都感到从对电影团的正确处理中，向荣同志表现了对知识分子的真诚关心和爱护。
建国后，向荣同志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和国防部办公厅主任，以后又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从做军队宣传工作，到做机关秘书行政工作，工作性质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他那苦心孤诣地钻研业务、埋头苦干的工作精神有增无减。很短的时间，他就把机关的组织机构健全起来，又及时地把各项业务工作制度、条例、细则逐步建立起来，使各项工作有章可循，忙而不乱。他亲手订的许多制度，至今还是切实可行的。他还担任军委直属机关党委书记，负责机关的党务和日常行政工作。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他的工作是非常繁重的，从协助军委领导同志处理军内外大事，到机关的办公楼、宿舍的建筑地点、布局安排、图纸设计，一直到具体实施，事无巨细，都亲自过问。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处理，他都亲自动手，从不要秘书和下边的工作同志代劳。只要是经过他手的文件，他总是反复推敲，力求准确无误。他天天比别人迟下班，下班后也只是把办公室挪到了家里，有时边吃饭边批办文件，常常工作到深夜。在他的日程上，几乎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就是这样夜以继日地工作，他还觉得工作的时间不够用。有时患病发高烧，医生坚持要他休息，他总是用冷毛巾朝头上一裹，照常工作。他常常对机关的同志们说：“我们是当秘书的，我自己就是一个大秘书。我们要尽量承担工作，让毛主席和军委首长减少不必要的事务，有更多的时间考虑国内外、军内外大事。”凡是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无不为向荣同志这种不知疲倦、一心扑在党的事业上的忘我工作精神所感动。
向荣同志刻苦学习的精神，也使同志们感佩至深。他在斗争中深深体会到，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胜利；不学好革命的理论，就做不好革命的工作。因此，他始终手不释卷，潜心研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不管是在行军作战的紧张环境和繁忙的工作中，还是惨遭迫害处于厄运，都影响不了他那孜孜不倦、勤奋刻苦的学习精神。他有一种精益求精的严谨学习态度，对于有些马列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他一遍遍地反复阅读，穷究底蕴。很多书，被他划满了记号，做满了“眉批”。他口袋里，书桌上经常放着笔记本，随看随记。他看报纸，也是随看随剪。在军委办公厅期间，工作这样忙，每天工作到深夜十二点多钟以后，也总要学上一段时间，记下当天的日记才休息。废寝忘食的学习，培养了他高尚的革命情操和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精神。
向荣同志经常说，共产党员要有“不怕鬼神不怕妖”的精神和“天塌下来头顶住，地沉陷去脚跟牢”的气魄。这也是他自己无私无畏精神的表露。他在党的会议上也表达过这种心迹：“我宁愿坚持原则得罪人，也不要送了人情违犯政策。为了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人，这是办事的指导方针。”向荣同志在同林彪篡党夺权阴谋的斗争中，就是这样地坚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原则立场。林彪在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中，妄图拉拢向荣同志迫害处理军委日常工作的罗瑞卿同志。向荣同志没有因林彪盘踞高位而与其同流合污，也没有因一时出现的趋炎附势的不正之风而随波逐流。他认为，林彪的这种作法很不正常、很不正派，严词拒绝。叶群由地方转入军队，妄想借着林彪的权势高套一级，向荣同志认为不符合干部工作原则，没有同意这样做。林彪要向荣同志向全军印发叶群任主任的“林办”所谓创“四好”的经验，以及叶群参加“四清”以后拼凑的报告，向荣同志也认为不符合组织原则，断然加以拒绝。
林彪鼓吹“突出政治要落实到人的思想革命化上”。向荣同志从我军建设的根本利益出发，在各种会议上与林彪的谬论针锋相对，反复精辟地讲政治挂帅要挂到业务上的道理。他说：“政治要渗透到业务上，抓业务中的政策性、思想性，不能挂在口头上。”“有了思想觉悟，不一定有工作能力，思想觉悟要表现在努力钻研业务上”。又说：“现在政治挂帅挂到思想上已讲得很多，政治挂帅挂到业务上讲得很少，做得很不够。还是倒过来，先搞业务上的政治挂帅。”林彪提出的所谓“创造四好连队运动”，把训练和工作放在了第三位，向荣同志认为贬低了训练和工作的地位，表示坚决反对。林彪鼓吹只学“老三篇”，向荣同志说，要系统全面地学习毛泽东思想，不能只搞共产主义的ABC。林彪更进一步地歪曲说“老三篇”是座右铭，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林彪把向荣同志一系列正确的言论，反诬为“猖狂反对毛泽东思想”，给他强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逐步升级到吓人的地步。但他始终对党忠贞不渝，坚信对他的这种不公正的做法，不是我们党的政策，乌云总不会长期地遮住太阳。
1975年3月，向荣同志被任命为国防科委副政治委员。他决心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加倍的努力，来弥补十多年没有为党工作的损失。但是，一开始工作，就遇到了由于林彪、“四人帮”直接插手而形成的帮派势力的严重干扰。当时，各级组织的部分权力被篡夺，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遭到严重破坏，科研生产处于瘫痪状态。为了加快国防尖端技术事业的发展，他积极支持和协助主要领导同志的工作，特别为整顿和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作了极大的努力。他坚决拥护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按照叶副主席、邓副主席报告精神，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整顿机关、部队，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力图恢复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使各项工作走上轨道。当他正在兢兢业业工作的时候，“四人帮”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妖风，又一场政治灾祸突然地落到了他的头上。“四人帮”把国防科委作为向党进攻的主要“战场”之一。他们诬蔑向荣同志和国防科委的主要领导同志大刮右倾翻案风，给他戴上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翻案复辟派、民主派、黑干将等大帽子。向荣同志因心脏病住院，被他们逼出医院，妄想从他身上捞到攻击诬陷叶剑英同志、邓小平同志和聂荣臻同志的“炮弹”。他承受着精神上的打击，支撑着危重的病体，坚持斗争。病危后，他还坦然地说：“国防科委的工作根本没有问题，我们做的是对的，我相信总有一天这些问题会搞清楚。”
就这样，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我军的建设奋斗了整整半个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秀领导干部肖向荣同志，在和“四人帮”的斗争中，英勇地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这也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党对人民欠下的一笔血债。
我们的老战友向荣同志，少年就矢志革命，暮年忠于初衷，革命到底。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他那对党忠贞不渝、坚持正确的立场、艰苦奋斗、任劳任怨、埋头苦干、精益求精的工作精神，以及光明磊落、不畏权势、至死不屈的高尚情操，铸成了一个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光辉形象。向荣同志生前写的两句诗：“但愿晨昏都向日，无妨时刻且垂枝。”完全是他对自己一生的写照。让我们永远地怀念他、学习他，一往无前地奔向国防现代化的伟大目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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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革命回忆录
忆姚溱
刘晓林 默涵
最近公审林江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最高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出：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指使、煽动下，中共中央宣传部九名副部长分别被诬陷为“叛徒”、“特务”、
“国民党分子”。姚溱同志是上述被诬陷者之一。
1966年夏天，在那乌云翻滚的日子里，姚溱同志先是被勒令“停职反省”，接着被拉出批斗。在一次批斗会上，作恶多端的康生竟然指使他的亲信，诬陷姚溱同志对他“盯梢”，是彭真同志派遣的“坐探”、“高级特务”，要把姚溱同志置于死地。在重重政治诬陷和迫害下，姚溱同志正当45岁的盛年，竟被迫害逝世了。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愤怒地控诉林彪、江青、康生对他的诬陷，向党申明：他对党是忠诚的，他在政治历史上是没有问题的。
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如此仇恨姚溱同志不是偶然的。早在1959年前后，林彪打着“高举”的幌子，大搞政治投机，抛出一套所谓“活学活用”、“立竿见影”、“走捷径”的符咒，肆意割裂、歪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学习毛主席著作庸俗化。
姚溱同志和原中宣部的几位负责同志一起，反对这股歪风。1961年3月给中央写了报告，强调要正确引导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防止简单化、庸俗化和实用主义的倾向。中央同意并转发了这个报告，在贯彻中产生了积极影响。林彪一伙为此对原中宣部包括姚溱同志在内的几位负责同志，恨之入骨。
1965年，江青一伙瞒着周总理、中央书记处和中宣部，在上海炮制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黑文，蓄意诬陷吴晗同志，妄图借此打开篡党夺权的缺口。姚溱同志参与起草了《二月提纲》，并对江青一伙的罪恶阴谋进行抵制，这就更加触怒了这帮野心家、阴谋家，成了他们的眼中钉。1966年5月，在一次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林彪大谈“政变经”，凶相毕露，杀气腾腾，对着陆定一同志和列席会议的包括姚溱同志在内的原中宣部几位负责同志大肆咆哮：“枪杆子杀人，笔杆子也要杀人。我倒要看看你们笔杆子究竟有多大本事，到底谁杀谁！”从此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就挥动屠刀，对着姚溱同志和广大干部和群众下毒手了。江青——这个比马克白斯夫人还要狠毒的女人，她的两只手上的血迹和血腥气味是永远洗不干净的。
姚溱同志被迫害去世后，林彪、“四人帮”还不肯罢休，由江青、康生控制的对姚溱同志的所谓专案审查，继续罗织罪名，硬给姚溱扣上“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并株连家属和亲友，使他们遭受残酷的迫害，有的被关进监狱达七年之久。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1977年，经过邓小平同志亲自过问，姚溱同志的冤屈才得以平反，并于1978年4月22日举行了追悼会。
姚溱同志是一个很好的新闻工作者，又是一个出色政论家。抗战前期，他做地下工作，后到解放区，从事新闻工作。1946年，党派他重回上海，先后为党主办的《文萃》、《消息》等刊物撰稿，并参与编辑工作。1947年他用“秦上校”笔名在《时代日报》连续发表几十篇《半周军事述评》，解说解放战争的形势，传播我军的战绩，文笔犀利，分析透辟，广大读者以为作者是一位熟谙军事的“将军”。“秦上校”成为名重一时的军事评论家。
全国解放后，姚溱同志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54年调中宣部，1959年任中宣部副部长，后来又兼任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他学习勤奋，博闻强记，知识丰富。在中宣部工作期间，他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对国际宣传工作，倾注了许多精力。从1960年到1964年，他多次担任我党代表团和党政代表团的顾问，随同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出国，同赫鲁晓夫集团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就是这样一个忠于党，忠于人民，勤勤恳恳，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优秀战士，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林彪、江青、康生害死了。这个损失是无可弥补的。但是，作恶者必受惩。这又使我们想起了马克白斯夫人的话：“我们怕什么，我们有这么大的权力，谁又能把我们怎样？”，当年江青一伙杀人时，大概也是这样想的吧，但今天在人民法庭的巨大威力面前，这批嗜血成性的妖魔只有自作自受，等待人民的严厉裁判了，不管他们曾经有过多大的权力。姚溱同志地下有知，他也一定会跟我们一样高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