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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延川县解决军烈属和五保户困难
陕西省延川县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以后，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执行党的优抚政策和对“五保”户优待、照顾的政策，解决了他们在生产、生活上出现的一些问题。他们采取的具体措施是：
一，采取各种方式，宣传拥军优属的重要性，宣传党的优抚政策。
二，在生产安排上，妥善照顾劳动力较少较弱或年老的优抚对象和困难户。安排他们看集体果园，当饲养员，放羊，看护庄稼等，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使他们既有工分收入，又能得到适当补贴。
三，积极解决他们的自留地、饲料地、口粮田等的耕种问题。
四，积极支持烈军属和困难户发展副业生产，各生产队在救济款、银行贷款中拨出部分资金帮助他们养鸡、养羊、养猪、养大家畜，种植经济作物，以增加收入。
五，公社创办福利院，让鳏寡孤独在衣食住方面都得到安排。如贺家湾公社社会福利院，办在新修的十孔窑洞内，目前已有7人入院。这些人所需的粮、款由他们所在的生产队承担。
这个县还设法帮助优抚对象和困难户解决烧柴问题。据统计，今年内全县优先安排优抚对象的烧柴就有四十八万二千多斤。
由于采取了上述一些照顾烈军属、困难户和“五保”户的措施，这个县集体收入较高的生产队，可以保证他们的口粮和生活所需；一些收入较低的山区生产队，也可使他们的口粮标准不低于当地社员的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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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金平县照顾退伍民族伤残战士
在保卫祖国边疆的斗争中光荣负伤的5名少数民族战士，今年复员回到云南省金平县故乡，受到当地政府和各族人民的热情关怀和妥善照顾。
当地政府和群众认为，这些战士是为保卫祖国保卫四化建设负伤流血的，应该照顾好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县民政、人事部门一个个地了解这些伤残战士的身体、文化情况和本人意见，从实际出发为他们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
为了使这些少数民族伤残战士生活美好，民政部门的同志还主动当“红娘”，帮他们介绍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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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沙大队采取措施保证军属收入
广东省南海县小塘公社南沙大队认真做好拥军优属工作，为战士解除后顾之忧。战士纷纷向家乡写信表示，在部队安心服役，确定复员就高高兴兴回乡。
南沙大队是当地有名的富队。去年，大队总收入三百三十多万元，公共积累四十多万元，每人年平均收入550元，每个劳动力年收入超过1，000元。集体和社员富起来后，这个大队更加关心和照顾在部队服役的战士及其家庭。这个大队有11户军属，大队规定每年给每个战士家庭最低限度300元补助金，个别困难户甚至增加到七百多元，保证不低于当地社员中等生活水平。
军属李新祥，家里7口人，只有3个劳动力，生活水平低于大队中等户，今年队里给他家补贴工分将近3，000分，第一次已领取补贴（折算工分值）225元，到年终，预计将超过700元。目前，这个家庭已备好建筑材料，准备建新房。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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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福建省晋江县金井粮站，三年来为驻守在附近四十多公里的人民解放军的哨所、值勤点送粮送油，连年被评为省、地、县拥军工作先进集体。
新华社记者 蒙调元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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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都音乐界人士集会
纪念音乐家萧友梅先生逝世四十周年
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首都音乐界二百多人今天在中山堂举行纪念会，追怀对我国近代音乐教育事业作出贡献的先驱萧友梅先生。
纪念会由中国音协副主席孙慎主持。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廖辅叔在会上介绍了萧先生的生平事迹。他说，萧先生生于1884年1月7日，原籍广东中山（原香山）县人。早年曾由孙中山先生介绍加入了“中国革命同盟”，并由孙中山先生亲自推选担任总统府秘书，萧先生曾留学日本、德国，攻读音乐理论及作曲、钢琴以及哲学等课，回国后致力于音乐教育工作。在他的大力倡议下，音乐终于和体育分科，成为独立的一门专业课程。经过萧先生多年奔走努力，成立了我国第一所专业音乐学院“国立音乐院”，后改名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萧先生任校长。这所音专培养的人才有许多已成为我国音乐界的骨干力量。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自己创作并鼓励音专师生写抗日战歌，保持了崇高的民族气节。萧先生卒于1940年12月31日。
中国音协主席吕骥、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赵沨以及专程从意大利回来的萧先生的长子萧勤、萧先生的侄女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萧淑娴也先后在会上讲话。
纪念会上，音乐工作者们演唱了萧先生的《五四纪念爱国歌》、《春江花月夜》、《祝音乐教育中兴》等音乐作品。
纪念会由中国音乐家协会和中央音乐学院联合主办。
据悉，中国音乐家协会上海分会和上海音乐学院也将在日内举行纪念音乐家萧友梅先生逝世40周年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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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在京展出
据新华社北京电 第二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12月20日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始展出。这次展览共展出了575名作者的543件作品。这些作品都出自15岁到35岁的青年之手。他们思想解放，敢于创新，很多作品构思新颖，表现了较高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
展出期间，有关部门将对优秀作品进行评奖，并颁发奖状和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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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举行电影招待会
各国驻京记者应邀出席观看《天云山传奇》
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今晚，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在国际俱乐部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我国新摄制的彩色宽银幕故事片《天云山传奇》，各国驻京记者应邀出席观看。
《天云山传奇》是以反右派斗争为背景展开的故事，描写了罗群等被错划右派以后在逆境中仍然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事业的高尚情操。
放映电影后，本片的编剧鲁彦周，导演谢晋，演员施建岚、仲星火，以及在京的其他电影工作者，和各国驻京记者亲切会见，热情交谈。
文化部电影局局长陈播向各国驻京记者介绍了我国1980年电影生产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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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台湾登山运动员登上法拉伽莫峰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据台湾报纸报道，台湾健行登山会运动员张正雄、谢伯宗二人从尼泊尔登上海拔6，282米的法拉伽莫峰，创下了台湾省个人和团体的登山最高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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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政治学会在京成立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8日电 三十年来被忽视、削弱以至取消的政治学，现在获得了新生——中国政治学会今天在北京宣告正式成立。
学会推举钱端升、邓初民为名誉会长，选举产生了以张友渔为会长的理事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到会表示祝贺并讲了话。他热情希望政治学会为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作出积极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也讲了话。
出席者们认为，政治学是一门极为重要的独立的社会科学。三十年来，那种认为政治学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因而忽视、削弱以至取消政治学研究的倾向，给政治学的理论研究和我国的政治实践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与会者们认为，必须恢复政治学在我国社会科学领域中作为独立学科的合法地位，为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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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书法家协会筹委会举行扩大会议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中国书法家协会筹委会今天举行扩大会议。筹委会主任舒同在会上作了中国书法家代表团访日报告。舒同说，粉碎“四人帮”之后，各省、市的书法组织开始建立，书法展览日趋增多。我们将积极工作，促进中国书法家协会早日正式成立。中国文联副主席夏衍主持了今天的会议。中国书法家协会筹委会副主任朱丹、陈叔亮等出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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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庐山到钓鱼台
在特别法庭的庭审过程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江青对于指控她的一桩桩犯罪事实，回答得颇为“扼要”，不是说“不知道”、“不清楚”、“不记得”，就是说她的罪行是“合理的”、“合法的”、“正常的”；除此之外，就是信口雌黄、东拉西扯、撒泼耍赖了。
人们记得，在调查以她为头子的“四人帮”在钓鱼台集体策划的“长沙告状”阴谋时，江青就发表过一段堂而皇之的辩解词，说甚么：“大事应当报告主席”，“几个政治局委员有意见，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去报告主席，是合法的”。
事情果真如此吗？否。在江青华丽的合法外衣下面，掩盖着的是他们一伙的凶险的谋划。
回顾一下历史的事实，就可以发现，1974年江青主谋的“钓鱼台事件”，同1970年林彪主持的“庐山事件”，从内容到实质，同出一辙。从庐山到钓鱼台，他们搞的都是所谓“和平过渡”的反革命政变。
不妨先看看1970年8月林彪反革命集团在庐山演出的那一幕“和平政变”的丑剧。当时，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刚开始，主题是筹备召开四届人大，讨论国家的重要人事安排。已经爬上第二号大人物显赫宝座的林彪，指挥他的“大将”们，急不可待地发难了。他们冠冕堂皇地宣称：国家不可没有主席，不可没有元首，要设“国家主席”。鼓噪之声，一时颇也蒙骗过一些人。事后查获的证据、同谋犯的供词证明，原来林彪们在上山以前就谋划好了：“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那里摆？”他们要借机搞政变——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和平过渡的接班”。一句话，要变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为“林家王朝”。
林彪的“和平政变”喧闹了两天半就被揭穿，偃旗息鼓灰溜溜下山了。这以后，在1971年，他们又策划了反革命武装政变，其结局就是“九·一三”以林彪碎身在蒙古温都尔汗荒漠草原而告终。
时间推移到1974年的10月，林彪“九·一三”反革命政变破产后的第三年。一场新的反革命政变丑剧又在密锣紧鼓中上演了。
这一次，挂帅人物换了，是梦想登上“女皇”宝座的江青；排演场所变了，是北京的钓鱼台。但是，“主题”没有变，还是要搞“和平过渡的接班”；发难的时机没有变，还是在四届人大前夕。因林彪政变推迟了的这次会议正在筹备，国家的重要人事安排又在酝酿。
蹲在钓鱼台的江青眼睛死盯着筹备中的四届人大会议，跟她的同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策划着、密谋着。毛泽东主席有过一句深意的话：“钓鱼台无鱼可钓”，可江青一伙却窥伺着、谋划着硬要在这里钓“大鱼”。
这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掌握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恰在这个关头，从长沙传来了毛泽东主席的提议：在新的政府中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并兼任总参谋长。这对钓鱼台来说，不啻是一响晴天霹雳，江张王姚们的惊恐、焦虑、恼怒、失望是可以想见的。
登台的机遇眼看就要从手边飞走了。疯狂的野心使江青一伙再也按捺不住了。10月17日晚，江青率先发难，大闹政治局。据王洪文供说，江青的目的就是要闹得邓小平不能工作，闹掉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的提议。政治局的会议刚刚结束，江青又深夜召集张、姚、王到钓鱼台17楼紧急集会，进行密谋。这一夜的策划，就有了王洪文紧急飞赴长沙诬告的行动；就有了在18日白天和晚上江青接连两次召王海容、唐闻生到钓鱼台，要她们借随外宾去长沙之机向毛泽东主席“转达意见”的安排。他们那种不惜一切地谋划抢班夺权的劲头，已经从江青之流的语言、行动中完全泄露出来了。
这是一次江青牌的反革命“和平政变”。它同当年林彪在庐山演出的政变丑剧异曲同工，唱的都是“逼宫”戏，目的都是为了抢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我们且来剖析一下：
王洪文当时是主持中央工作的副主席。他向主席报告工作，是正大光明的。可是王洪文的长沙之行却是如此的离奇。他自己供认，他在长沙说：“我是冒着风险来的”，是背着周恩来总理和政治局其他人“偷偷来的”。读了王洪文的自供，人们不能不问：如果不是胸中有鬼，他又何必如此惊恐、诡秘？
王洪文去长沙，不是代表政治局，也不是代表他自己，他说“是我们四个人春桥、江青、文元和我开了一夜会，商定”的。这也清楚地说明，他是以“四人帮”特使的身份去长沙的；
但是，紧要的还是他代表“四人帮”在长沙干了些什么，江青要他报告的“大事”是什么？同案犯的供词，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的揭发，王、唐在特别法庭的证言，揭发出来的是江青一伙惊骇人心的大诬陷，他们说周恩来住医院并不是在养病，而是“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他们国务院的那些人，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连”，“总理是后台”。还有特别重要的一句：“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
这是何等凶险的诬陷！他们——江青为头子的反革命集团，如此不择手段地罗织罪名，目的不是要把一个两个人打倒，而是要把包括周恩来总理、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以及国务院一大批负责人，统统打成要搞政变的“反革命”，要“一锅端掉”。
这就是发生在四届人大前夕的极其惊险的一幕。
真正的“庐山会议味道”在那里呢？不在周恩来总理就医的病房里，而是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麇聚的钓鱼台。毛泽东主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过他们活动的目的：“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江青要“组阁（当后台老板）”。
江、张、姚、王们妄图“改朝换代”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野心！这就是“长沙告状”的要害和实质。
从庐山到钓鱼台，林彪、江青一伙策划的反革命夺权阴谋，向人们证明：野心家、阴谋家们除了暗地里搞鬼，有时也会打起堂皇的旗子，用合法的外衣掩盖着他们行凶的匕首。人民要善于识破他们。现在，特别法庭通过审理，已经撕裂了他们的“合法”、“合理”、“正常”等等伪装，他们那副罪犯真面目已经充分地暴露在人们面前了。
新华社记者 李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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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和林彪的勾结
特别检察厅的起诉书写道：以林彪、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凭借其地位和权力，施展阴谋诡计，利用合法的和非法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种手段，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篡党篡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但是，江青、姚文元者流在法庭上总是抵赖、掩饰他们同林彪一伙的丑恶关系。直到12月24日的法庭辩论中，江青还说什么她这一帮“是按中央的决议办事的”，而另一些罪犯才是“听林彪指挥的”，似乎他们之间根本没有勾结过！甚至完全颠倒黑白，说她这一帮人是“反对”林彪的。
可是抵赖、说谎最害怕的是事实，我们还是看事实吧！
事情还得从他们一起诬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说起。林彪、江青究竟向刘少奇身上泼过多少脏水，可以留待以后再说。这里只讲他们两个人在给刘少奇定“罪”时表演的一出双簧戏。1968年9月16日，江青在她直接操纵的专案组编造伪证、整理报送的刘少奇三本所谓“罪证”材料上，写下了置刘少奇于死地的诬陷之词，说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是“美国远东情报代表”。林彪看了江青写的东西，正中下怀，马上批写“完全同意”，并“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在陷害党和国家领导人、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罪恶活动中，林彪、江青一唱一和，双簧戏一直都是演得维妙维肖的。
1966年9月8日，林彪诬陷贺龙“搞颠覆活动”，“是土匪”。接着，江青就在会上诬陷贺龙是“坏人”，是“大刽子手”，“要把贺龙端出来”。
1966年12月下旬，江青叫嚷“军队那些走资派为什么不揪？”跟着，林彪就指使人起草文件，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革命口号。江青看后又叫“赶快送林副主席审批”。林彪看了又批“完全同意”。
……在共同的反革命活动中，江青和林彪之间，正是这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彼此“完全同意”的。
在他们的勾结中，江青从林彪那里捞到了多少“好处”？
她是由林彪任命为中央军委文革小组顾问的；
她通过林彪的老婆叶群，指使吴法宪、江腾蛟非法查抄郑君里、赵丹等五位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家，以销毁有关她的丑恶历史的材料；
她还跟叶群秘密交易，迫害了解她老底的孙维世，说：“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去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
如此种种，都出于他们共同的反革命野心——篡夺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为了实现这个野心，江青和林彪既互相利用，又互相吹捧，互相抬高对方的身价。
1968年3月，林彪居然使出了一个罕见的招数，他把江青的行政级别一下子从九级提高到五级。他还把江青吹上了天。林彪说，江青“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的干部中很杰出的干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热烈的革命的感情”。林彪说这话大概也觉得离谱，心虚，所以又赶紧补了两句假大空的话：“过去由于她多年身体不怎么好，大家不了解她。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期间，就看出她伟大的作用，……她有很大的创造性”。
江青回报林彪的捧场、抬举，当然不仅是她一再叫喊的林彪是什么“光辉榜样”、祝林彪“永远健康”之类，她要发挥的“伟大的作用”、“很大的创造性”之一，就是满足林彪当“接班人”的权欲。1968年10月27日，江青在一次讨论党章的会上，极力鼓噪要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在党章上，她甚至用耍无赖的口吻说：“这一条不写上我们通不过。”1969年在党的“九大”召开前夕的一次会上，江青在利用合法形式，配合林彪篡党的时候，她进一步用了耸人听闻、影射攻击性的语言。她说：“林副主席的名字还是要写上（党章），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
当然，所有这些，还只是大面上的东西，是披着一层所谓“合法”的外衣进行的阴谋活动。林彪、江青私下里频繁密谋的事情，还有更多是一般人不可能知道的。“四人帮”被粉碎后，从江青的住处查获了一份电话记录，光是1969年到1971年9月上旬的两年零九个月中，她和林彪、叶群之间来往的电话即达四百七十余次之多，即平均每隔两天多一点，他们之间就要进行一次电话联系，互相关心，互相问候。翻阅一下1971年四、五月份江青保留的电话记录，就可以看到江青同林彪、叶群之间的关系多么密切。
那时，林彪一伙在庐山会议上妄图“和平夺权”的阴谋被挫败已经过了8个月，他们正在密谋策划，准备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毛泽东主席也批评了林彪集团里的黄、吴、叶、李、邱等人。在这样的背景下，江青和林彪、叶群通了些什么电话呢？例如：4月29日，叶群打电话给江青说：“江青同志每次在最关键的时刻对我进行帮助，我非常感动。……谢谢江青同志对我的帮助”。5月2日，江青在电话上说：“很久没有见到林副主席了，如果林副主席有时间，我去看看林副主席。”5月14日，叶群又给江青打电话：“林彪叫我约黄永胜、吴法宪同志去看看江青同志，谈谈心。……林彪同志说江青同志在会上给你们说了很多好话”。……
此后，江青和林彪相互勾结，还可以列举两个引人注目的证据。
其一，1971年6月9日，她亲自导演，给林彪照了一张“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彩色秃头像。这张像后来刊登在1971年七、八月合刊的《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上，江青还为林彪头像命题：“孜孜不倦”！
其二，1971年9月8日，叶群从北戴河打电话给江青，说“林彪同志问候江青同志，请江青同志保重”，叶群并派人送来几个西瓜。江青立即回电话：“请林副主席放心！”而正是在这一天，林彪下达了他的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9月12日，也就是林彪叛逃、摔死在温都尔汗荒野的前几个小时，江青下午带上林彪送的四个西瓜游颐和园，她感激地对工作人员说：“这些西瓜是林副主席送给我的，我再送给同志们，这是林副主席对我们的关心，我们大家一起谢谢林副主席！”
江青和林彪之间不仅有过勾结，而且始终勾结，勾结到林彪亡命之际。这就是历史。它清楚地表明：江青根本不是什么“反对”林彪的，恰恰相反，江青一伙同林彪一伙是狼狈为奸，互相勾结，合伙进行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的罪恶活动的。如果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内部也有矛盾的话，那就是他们在合谋的犯罪过程中，争夺权利，勾心斗角，互相倾轧，这是毫不奇怪的。
新华社记者 于有海（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