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注意改善领导 敢于积极领导
俞林
我在省里做宣传方面的一部分领导工作，又在省文联做负责工作，经常感到重任在肩。要坚持和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象我们这样的人是要认真思考的。我感到，坚持和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就是要求我们认真地有效地执行党在新时期的文艺路线和方针政策，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真正按照文艺的规律来领导文艺，再不要重复过去做过的那些蠢事，诸如只满足于用行政的手段分配创作任务，要求文艺直接配合那些临时的、具体的中心工作，对作家写什么和如何写去横加干涉等等。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在当前这个新旧交替、除旧布新的历史时期，作为做文艺领导工作的人也要负起领导的责任，要敢于积极领导，做好疏导工作，引导文艺工作者沿着党所指引的方向前进。
根据我的体验，要坚持和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首先要求我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带头执行党的政治思想路线。思想僵化是做不好领导工作的。如果只号召别人，自己不带头，瞻前顾后，犹犹豫豫，也是不能把文艺工作领导好的。
有些做文艺工作的领导同志不能带头执行党的路线、解放思想的原因很多，历次政治运动，他们挨的整特别深重，心有余悸是很自然的。同时，脑子里的条条框框比较多，有很多是长期以来奉为金科玉律的东西，今天用实践这个标准一检验，证明并不是真理，但这些东西已在头脑里扎下了很深的根子，一时丢不下，或不愿丢，不敢丢。思想上对一些根据新形势提出的新口号、新任务有抵触情绪。批林彪、“四人帮”嘛，完全赞成，一接触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左”的错误，就接受不了，特别那时的很多做法是自己执行过的，不愿意重新认识这些问题，因而也就不能客观地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觉得这正是有些同志思想落后于群众的关键所在。
要带头执行党的路线，不仅是一个敢不敢的问题，主要是一个肯不肯实事求是地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的问题。我们这些从十七年过来的人，在“左”的思潮影响下，不论是整过人的，还是挨过整的同志，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左”的思潮的影响。有些曾经主张按文艺规律办事因而被扣上“右倾”、“修正主义”等帽子的同志，不少人也曾诚恳地检查自己的“错误”，认真地检讨自己的所谓右的思想，也中了一些“左”的流毒。总之，长期以来，艺术教条主义、庸俗社会学在我们头脑里扎下了根，形成各种条条框框。这在某些做领导文艺工作的同志身上表现得很明显。所以，要带头执行党的路线，就要认真总结过去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把这一切都往上一推了事，是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这里就有一个自我剖析，自我否定的问题。你不认真地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不否定自身的那些“左”的流毒，你就不能正确理解当前的大好形势，不能打破束缚自己头脑的精神枷锁，当然，更不可能带头执行党的路线。群众的眼睛是看着领导的。你只在口头上讲执行党的路线，而缺乏行动，那么，你讲一千遍也没有用处。
要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认真做好疏导工作，就要坚决贯彻党对文艺的基本方针——“二为”和“双百”方针。对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我们要坚定不移，对“双百”方针也要坚定不移。在对待“双百”方针的态度上，决不能三心二意，左右摇摆。应该承认，自从“双百”方针提出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没有很好地执行，到“文化大革命”时，干脆被林彪、“四人帮”取消了。打倒“四人帮”后，经过拨乱反正，才逐渐出现了文艺界的大好形势。但是文艺界的不少同志担心“双百”方针能不能坚持到底。人们有这种担心不是没有根由的，历史上曾有过这种现象，不少人因为党的方针受到干扰，就受到迫害。在这种情况下，领导文艺工作的同志的态度就十分重要。在贯彻“双百”方针过程中，即使出现一些问题，这也是在预料之中的，用不着大惊小怪，只要坚持党的路线，加以正确引导，就会更健康地前进。如果左右摇摆，那么，我们就只能在原地上踏步，甚至倒退。只有坚定地执行“双百”方针，文艺界的思想才不会出现大的波动，已经开始活起来的文艺事业才会健康地发展。
坚持和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还要改善领导和群众的关系，这是做好疏导工作的重要条件。林彪、“四人帮”把知识分子当成“臭老九”，踩在脚底下的那种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且不去说，我们有少数同志，因为长期受“左”的思潮的影响，也总把知识分子看成是改造的对象，觉得这些人毛病多，不压住一点就翘尾巴。现在不好公开地打棍子了，但身后还是藏着一根棍子，总想“气候”一变，就再次抽出棍子来打过去。这种思想和党中央提出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是党的依靠力量的精神是格格不入的。我们主张：应该和作家、艺术家交朋友，和他们平等地商量问题，尊重他们的专业知识，在很多方面还要向他们学习。但这些主张，有些同志是听不进去的。好象领导职务本身就使他们掌握了智慧、才能和真理，他们就能指挥一切。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不联系群众，不平等待人，不向群众学习的领导，是做不好领导工作的。
诚然，文艺工作者，或者说，知识分子是有自己的某些弱点的，特别是在新旧交替的转变时期，各种思潮也会对文艺工作者，对知识分子产生某些不好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做领导工作的同志，真正担负起自己的责任，认真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做好疏导工作，把目前社会上和文艺工作者当中某些不正确的、不健康的东西引导到正确的、健康的轨道上来，这就要积极领导。放弃领导、不敢领导，任其自流是错误的。当然，这种积极领导，是引导和疏导，是同志式的讨论和说理，决不能采用堵和压的办法，决不能重犯过去的打棍子的办法。对于从事创作的同志，爱护和教育都是不可缺少的，特别对创作上已有一定成绩的年青作者，更要帮助他们认识到，不要满足已有的成就，要注意密切联系群众，深入生活，认真学习和思考，要有新的追求，要对自己有严格的要求，要有高尚的情操和远大的理想。并及时地指出他们的缺点和不足，引导他们向前看，这也是我们领导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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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读列宁文章引起的感想
李清泉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问题，最早提出党应当领导文学的是列宁，那篇著名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发表于1905年，算来已75年了。我把这篇文章重读之后，不禁感慨系之。
在我们的实践中，党对于文艺的领导，比列宁所说的范围宽广多了，严密多了，繁复多了。强调加强党的领导是完全应该的。但是，有些同志，往往把体现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之外的领导者的个人意志，当作党的领导。有敢不听者，就以反对党的领导论处。无怪有些人，一听说加强党的领导，心中不免惴惴，看看究竟将怎样加强法；而有的同志一说要加强党的领导，不看形势的发展变化，不加思索地仍想按老规矩办事。有的人希望看到改善，有的人却只热衷于照老样子加强。我感到是有这种分歧的。
列宁文章中如下一段话，现在感兴趣的越来越多了：
“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列宁还说，“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文学部分，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在这些话之前，继续冠以“无可争论”。列宁文章的主旨，是要把文学事业纳入党的整个事业之中，要由党来领导。我们今天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张党对文艺加强领导，是符合列宁的思想的。在列宁的思想中，实现党的领导和这些无可争论、绝对必须保证的部分，构成为完整的、统一的整体。可是，在我们的实践上，有些同志往往容易把党的领导推向极端，又把这些“无可争论”和“绝对必须保证”的部分，加以抛弃，甚至加以践踏。
为什么文艺领域过去有那样多打棍子、戴帽子、揪辫子的事？为什么创作上公式化、概念化倾向难以克服？为什么所谓行政方式的领导长久不得解决？……这一切，岂不都与破坏了列宁提出的关于党对文艺事业领导的完整理论相关联么！
当然，从更广阔的背景上观察，这也和长期缺乏社会主义民主有关，与权力过分集中有关，与极左思想和不停顿的政治运动有关，与封建家长制意识有关。所以没有更广范围内的改革，没有政治上的改革，单独改革文艺也是难的。
文艺形式在历史进程中不断丰富多样。在物质生产上我们已经集体化、工厂化了，我们把物质生产上的单个方式，称之为落后方式。但精神生产却主要还是单个的劳动方式。我们有过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这种可称之为装配式的文艺生产。实践证明，这是完全不能奏效的。文艺生产，主要由个体去进行。我们常说的风格，就是作家、艺术家得到充分显示的创作个性，舍此便无所谓风格。
列宁正是总结了千百年来的文艺创作实践，在强调文学的党性原则的同时，以“无可争论”和“绝对必须保证”的严格态度，要求如此这般地去实行党的领导。文艺规律是个包罗极广的概念。但是我认为，列宁所说的这些话，正是文艺规律的精髓！
为此，我认为，体制也好，作风也好，人事也好，办法也好，均应有利于文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有利于此的要兴，有背于此的坚决革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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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几点建议
郭金声
本着“文艺兴亡，匹夫有责”的革命责任感和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强烈愿望，我建议：
一、必须认真改革文艺系统的领导体制。目前，管理部门层次增多，机构臃肿，应该明文规定领导系统的各自职权范围，领导应精干，不要身兼数职，办事人员要紧缩，坚持
“用人唯贤”。提倡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交知心朋友。
二、根据党的组织路线，按照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摒弃嫉贤妒能、文人相轻的恶习，摒弃门户之见，逐步逐级配备有进取心的、有专长或贡献的后起之秀到文艺领导岗位，以代替力不胜任、年迈力衰、思想跟不上发展形势的干部。
三、根据实际可能，逐步改善文艺工作者的工作条件，颁布有关职称条例，举办各级各类文学艺术竞赛，以进一步激发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创造性。
四、各文艺团体和协会应真正成为广大文艺工作者自己的群众组织，更应成为沟通领导与文艺工作者关系，发扬社会主义文艺民主的文艺社团。协会各级干部应该民主产生，不能搞终身制。
五、文化经费是工农大众的血汗，点滴来之不易，应该珍惜，更应该节俭，必须专款专用，千万不能搞与文化无关的事。要反对慷国家之慨，解私人之欲的不良行为。团体之间，企事业之间，不搞请客送礼之类的事，把这些钱用到促进和繁荣文艺创作以及群众文艺活动上去。
六、改进文艺评论工作，改变过去简单地由领导定调子，群众一窝风的做法。应允许批评与反批评，坚持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不要恶意上纲，使一人受害，众人胆裂，要有学术见解，反对空洞无物，栽赃诬人。同时，应给对方以申辩的机会和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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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阶级的局限性
王元化
我们究竟应该怎样从文学的真实性和倾向性方面去看待文学史上那些杰出的作家，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决非三言两语可尽，我只想就其中关系比较重大的方面谈谈自己的想法。过去，我们只谈这些作家的阶级局限性，几乎已经毫无争议。但是，我觉得是不是也应该进一步探讨一下，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可以摆脱这种局限？我认为不能把阶级的局限认作是他们绝对不能逾越的鸿沟。
恩格斯曾经概括了文艺复兴时期杰出人物的特点。他认为在那个人类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进步性变革中，顺应时代的需要，出现了一批学识渊博、思想深刻、性格坚强的多才多艺的巨人。他说，这些“为现代资产阶级打下基础的人，无论如何，都是些不受资产阶级观点局限的人。”这清楚表明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杰出作家是摆脱了资产阶级观点制约的。例如，莎士比亚就是明显的例子。如果说，莎士比亚笔下的一些英雄人物如亨利五世和《约翰王》中的庶子菲利浦，还是体现了刚刚从封建社会母胎脱生出来的新兴资产阶级依附王权消灭封建割据的观点，那么，莎士比亚在另一些剧作中却摆脱了这种阶级观点的局限。比如《李尔王》就存在这种情况。李尔在让出王位之后，失去了君王的尊荣，降到底层。当他认识到并懂得了民间的疾苦以后，人的感情就在他身上觉醒起来。他在大雨倾盆、狂风怒吼、雷电交加的旷野上所发出的那段关于“衣不蔽体的人们”的独白，曾被一位英国评论家说成是比大自然的暴风雨更为壮烈的心灵的暴风雨。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莎士比亚本人的动人心魄的内心表露。倘使莎士比亚对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圈地运动的羊吃人的现象，和由此所造成的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遭受统治阶级血腥立法的残酷迫害，不是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他是写不出这场戏的。在同一剧作和另一剧作中，莎士比亚还如实地反映了出现在他那时代的另一类人物形象，他们泼辣、强悍、精力饱满，却又象魔鬼般的奸诈，象豺狼般的狠毒，这就是那些资产阶级萌芽时期的野心家冒险家爱特门、埃古之流，倘使莎士比亚不是对他们疾恶如仇，就不会象禹鼎铸奸般地把他们载入自己的戏剧史册，垂诸后世。对于莎士比亚这样的作家究竟应该怎样予以正确的评价？按照通常的说法，就是这些作家体现了人民的要求和愿望，他们的作品是具有人民性的。这样说大体上是不错的。不过，人民性却往往被笼统地加以解释，成为一个模糊的概念。我们通常把文艺复兴说成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并认为在这样的时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尚未激化，而且在反封建反神权方面，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基本利益是一致的。这就是资产阶级作家可以体现人民的要求和愿望，在作品中表现人民性的理由和根据。60年代苏联出版的奥夫斯亚尼柯夫编撰的《简明美学辞典》仍沿袭这种说法。实质上，这种说法是以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和劳动人民有着基本一致的利益为前提的。因此，这可以被理解为资产阶级作家表现的人民性仍然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观点，从而小心地回避了恩格斯明确指出的“无论如何都是不受资产阶级观点局限”的科学论断。为什么要采取这种遮遮掩掩的态度呢？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承认恩格斯的这一真理：在某种情况下作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阶级的制约，不受阶级观点的局限。
自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过去那些杰出作家的世界观呈现了错综复杂的情况。但我不同意把他们的具有矛盾的世界观完全看作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如果我们承认生活在阶级社会中的人除了具有阶级性外，还可能具有某种不是阶级性这一范畴所能容纳的人性，那么，为什么那些杰出作家反而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呢？也许人性和人道主义是使他们在作品中摆脱阶级局限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以为这问题可以进行探讨。
这里，我且不谈这个问题，只想再援引恩格斯所举的另一例证。他曾经说：“歌德象黑格尔一样，各在自己的领域内，都是真正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然而两人都未能完全免去德国庸人习气。”这句话如果作简单化的理解就会产生误会。我以为所谓庸人习气主要指的是政治态度方面。歌德他们不象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那样具有革命激情和坚强性格，用笔或兼用笔和剑投入那场人类前所未有的伟大的进步性变革之中。他们小心翼翼，不敢得罪或碰疼当时普鲁士的专制政府，甚至有时还表现了怯懦的态度。可是，在另一方面，他们在自己领域内又都是真正的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这一点不可轻视，值得我们思考。我以为他们在自己领域内作出了对人类的伟大贡献，不仅仅需要天赋、勤奋、毅力和学识，而且也需要追求真理的热忱和忠于科学忠于艺术的优秀品质。这种品质同样值得推崇，并且和他们在政治态度上所表现的庸人习气恰恰相反，形成奇异的鲜明对照。但事实却正是如此。我觉得巴尔扎克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我们只要读读他的传记就可以明白，巴尔扎克为了献身文学，要用自己的笔去开拓拿破仑的剑所不曾达到的领域，甘愿清贫自守，住在拉丁区阁楼，忍受饥寒的煎熬，而放弃家庭的接济和优裕的生活享受。他成名后，也曾经以艺术家的公正为司汤达仗义执言，而宁可放弃自己身边正在进行的工作。这类动人事迹，直到今天仍使我们深深感动。如果他以庸人习气去对待自己所从事的文学事业，就会由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一变为渺小的侏儒了。
当马克思批评当时的庸俗经济学的时候，曾说：“超利害关系的研究没有了，代替的东西是领津贴的论难攻击，无拘无束的科学研究没有了，代替的是辩护论者（Apologetik）的歪曲的良心和邪恶的意图。”这不是表明超利害关系无拘无束的科学研究是存在过的么？马克思说的古典经济学家就是这样的。《资本论》所提到的那些工厂视察员和公共卫生报告医师也是这样的。他们恪尽职守，毫无顾忌地秉笔直书，揭示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而并不计较个人得失，趋承上意，象前人诗中所说“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的风派人物那样随波逐流，趋炎附势。科学家不怀任何私人利害打算去探索自然规律。艺术家不怀任何私人利害打算去追求生活真实，他们决不肯为了领取津贴去充当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决不肯歪曲自己的良心，怀着邪恶的意图进行颠倒黑白的论难攻击，就这方面来看，应该说他们具备了罗曼罗兰所谓的伟大品格。他们的脉管是流着红色的血浆而不是喷泉的清水，因此他们才写出了伟大的作品。还应该说，正是由于这种缘故，他们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范围内摆脱了阶级制约，不受阶级观点的局限。可是，过去一涉及追求真理的热忱或忠于艺术的良心这类提法，马上就会有人出来呵责，斥为宣扬唯心主义。他们忘记了恩格斯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已回答了施达克对于费尔巴哈提出的理想的力量所作的责难，他说：“如果一个人只因他具有‘理想的意向’并承认
‘理想的力量’对他的影响，就算是一个唯心主义者，那么任何一个稍稍正常发展的人就都是天生的唯心主义者了。于是这一点不可以理解：世上怎么会有唯物主义者呢？”恩格斯的话是值得我们记在心头永志不忘的。
让经过惨痛经验教训而在当前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中重得确认的实事求是精神永远发扬光大，成为引导我们为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奋斗的灯塔！
（摘自《上海文学》1980年第12期《文学的真实性和倾向性》一文第五节，经作者略作增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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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坛新人
说真话表真情
——才树莲和她的诗
单复
“……退稿信上说，一般不提意见……你们以为我们家里的灯泡也和你们办公室里的灯泡一样明亮吗？我在这样条件下坚持业余写作，并不急于发表，但要求得到指导，要求批评。”
《鸭绿江》编辑部诗歌组一位编辑，在一大堆的诗歌来稿中，发现了一份写在方格纸的背后，字歪歪扭扭，密密麻麻的稿子，还附了一份给编辑部的信。上面引的，就是这封信的摘录。诗和信给人的印象，笔者小才象是个虎头虎脑的小伙。这位编辑从遥远的山窝里把作者请到编辑部，大家这才发现原来是个二十岁左右，见了生人都不大敢仰脸的小姑娘。问她为什么爱写诗，她说：“我过去爱看大书（她管厚厚的小说叫大书），后来读诗，觉得诗有意思，不几行，耐捉摸，有味道，也就写起诗来了。”说得这么朴实，象她的诗一模一样。
她写诗，也不觉得难。白天在地里干活、出汗，夜晚在十五瓦灯泡昏黄的亮光下，把纸放在箱盖上面，站着写，往往很快一首诗就写出来了。不，是象水那样，从心窝里流出来的。
这不是瞎吹，是有凭有据的。编辑想考考她，就把“赶集”作题目，叫她写首诗。第二天，她把诗交了卷，而且写得不错。是天才吗？不见得。她写的都是她天天看到的人和事，是队里的事，是她叔叔、大爷、嫂子、大娘、贴心女伴们的事。这些人和事，印在她心版上，天长日久，印象深了，他们总在她的心窝里闹腾，在脑子里过电影，瓜熟蒂落，心里的水龙头一拧，就自自然然流出来了。
我是农民的女儿，
和爹妈一块种庄稼。
写诗，我不能全部歌颂，
我要说真话。
开宗明义，她第一首诗就宣称，她是农民的女儿，她要说真话。她说的是农民的心里话，用的是农民的语言。编辑部的同志，读她那写在纸背上密密麻麻的诗，觉得没法改。她有自己的感情，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表达方式，别人不可更替。只好把她请了来，听她谈，和她唠，引导她，让她自己改。她心有灵犀，一点就透。就这样，把组诗改好了，这就是发表在1979年10月号《鸭绿江》的组诗《我说真话》。这是她献给诗苑的第一朵花，以一位编辑的话说，是“小荷才露尖尖角”。这朵初开的花，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大家热情鼓励她，她喜欢得落了泪。
她确实说真话，写出了农民的心里话。共产党给他们的好处，他们心领，但他们也有自己的希望和要求。
社会主义已经给了我们不少，
我们也为她付出了三十年的辛劳。
“今昔对比”，会自豪搞得很好，
我要说，咱搞得还欠点火候。
如果满足窝头、稀粥的生活，
那该商量社会主义是搞还是不搞？
正因为不满足“窝头”和“稀粥”的生活，盼望能过上真正社会主义的生活，她对三中全会的方针，对四个现代化，对落实农村政策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打从心窝里拥护和喜悦。她热情地唱道：“翻开一页新的日历，就有一股新鲜空气。”“股股新鲜空气，将把我们带进一个新的世纪。”在她的家里：“我家的日子好了，爸爸又哼起小唱。妈妈呢？她迈着乐颠颠的步子，抱柴象孔雀开屏。” 当然，生活里也还有许多令人不愉快的事，这些东西不改变，不搬掉，好日子是来不了的。小才看不惯这些东西，她气不公，她要用小小的肩膀顶它一顶，用笔刺它一刺。在《炕》里，她对那些不喜欢农民的“热炕双被褥的下乡干部”气愤地说：“那就没有法子了，咱可没那缎被褥，就是有呵，也不包那‘酥软骨’。”她把这些“酥软骨”和当年的老八路比：
“当年招待老八路，没盖又没铺，灶里添把火，满炕打呼噜。”这样强烈的对比，是何等生动有力，一褒一贬，喜恶分明。如今有些人就是忘本了，看不起农民了。难怪最后她要感慨地说：“如今，该咋说呢？有的人就是扬蹦儿了”。你扬蹦儿，农民可不买你的账。
小才的诗，说真话，表真情，她和农民一起高兴，和农民一起忧愁。这就使她的诗，闪烁着真情实感的光彩。读她的诗，就象看到了她那一颗和农民的喜怒哀乐一起跳动的心，这一颗心，纯真朴实，清澈见底。
小才的诗，象葡萄架上粉嘟嘟的葡萄，象瓜棚上带露珠的瓜儿，清新自然，有一股浓郁的农村生活气息。人是乡里的人，景是乡里的景，语言是乡里的语言。你看看《赶集》吧：“窗外，枝头喜鹊尾巴翘，炕上，花猫歪脖看二嫂”，而二嫂呢？她“鬓角一抿巴，真比新婚俏！”诗也写得俏，喜鹊、花猫和二嫂，都给写活了，构成了一幅生动的画面。再看那秋收的情景：“忙焦了头，累出了‘油’，乐出的声啊，比那豆地蝈蝈叫声稠！”把农民丰收欢乐的笑声，和豆地里蝈蝈的叫声相比，生活气息多么浓烈！
“小荷才露尖尖角”。小才的诗还是比较嫩的，但它的茎根深深扎在肥沃的泥土中，又有阳光的哺育，春风的吹拂，它将绽开粉红色的花瓣，开放鲜艳的花朵，吐出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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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诗词选》出版
《辛亥革命诗词选》已由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书中共选注了孙中山、黄兴、廖仲恺、何香凝、秋瑾、朱德、董必武等五十多位作者的二百多首诗词。这些诗词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作者对理想的追求，充满着革命者为独立、统一、强盛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的英雄气概。
编注者对每个作者都作了小传，并对诗词作了比较详尽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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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现一批元代散曲作品
据北京图书馆主编出版的《文献》丛刊今年第二辑报道：重要的元代散曲选集《新编乐府阳春白雪》，最近在辽宁图书馆里发现了一个新版本——罗振玉旧藏的明代手钞残存六卷本。这个手钞本，虽然比旧钞九卷本少了三卷，但是，仔细比较了相应的六卷，却发现多出了十三位散曲作家的二十多套散曲。这些作家是：杨舜臣、孙叔顺、王大学士、亢文苑、马致远、王和卿、奥敦周卿、赵彦辉、贯酸斋（即贯云石）、杜善夫、高文秀、李茂之和一位无名氏。其中，杨舜臣、王大学士是第一次为我们所知道的散曲家；李茂之过去只知其名，而未见其作品，现在可以读到他的三套（行香子）；有的作家的作品过去我们知之不多，现在可以读到他们较多的作品了。至于这个新版本可以校正旧钞九卷本讹误的地方，那就更多了。这个新版本，是辽宁图书馆的陈加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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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成立
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于十二月十日在南京成立。这是由中国评剧院、上海沪剧团、浙江越剧二团、湖南省花鼓戏剧院、山东省吕剧团、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眉碗剧团、河南省豫剧院三团和山西省临猗眉户剧团等创作演出现代戏享有声誉的八个戏曲艺术团体联合发起的。这八个戏曲艺术团体由文化部召集，十二月一日起在南京举行戏曲创作演出现代戏座谈会。与会者交流了经验并着重讨论了今后如何发展、繁荣现代戏的问题。江苏省淮剧团、无锡市滑稽剧团、武进县锡剧团的代表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并被吸收为第一批团体会员。
（以上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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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纪念文集》出版
我国著名的诗人、学者、民主战士闻一多，为民主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三十多年来，党和人民深切怀念着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应有关人士和广大群众的热切要求，最近出版了《闻一多纪念文集》，内容包括历史资料、纪念诗文、生平事略等几个部分。纪念文章，大部分是约请闻先生的同事、学生、战友、家属撰写的；以前发表的，也搜集编入本书。这些文章感情真挚，对闻先生的品格、为人、治学均有追述，为研究闻一多先生提供了宝贵资料。书前还有照片多幅。
三联书店还将出版闻一多的《天问疏证》，并重印《闻一多全集》。《天问疏证》是由季镇淮、何善周、范宁根据作者遗稿整理校订的。《闻一多全集》曾于一九四八年印过一版，由朱自清、吴晗、郭沫若、叶圣陶主持编辑出版，这次是用原版重印。
（苑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