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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正确理解选拔干部要注意文化的问题
本报特约评论员
近来，对新时期吸收和选拔干部必须注意文化程度的问题有不少误传，说“今后吸收干部只要大中专毕业生”、“不从工农中提干部了”，说“过去提干靠‘造反’，现在提干靠文凭，工农干部靠边站”，因而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疑虑。各级党组织要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的精神，积极做好宣传解释工作，消除误解，统一思想，把新时期干部队伍的建设推向前进。
关于吸收和选拔干部要注意文化程度的问题，近年来中央领导同志先后讲过多次。在今年5月中央组织部召开的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工作座谈会上，胡耀邦同志讲得很明确，他说：“今后，脱产干部从哪里来！主要应当根据干部条件，从大中专毕业生和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青年中挑选，一般不直接从文化低的工人农民中提拔。我认为，事情只能这么办。这不是说工人农民一个不能提，但要挑选有文化的、年轻的，经过一定的专业训练的。”经过讨论，一致同意这个精神，并且写进了会议形成的文件。今年6月，宋任穷同志在给湖南锡矿山矿务局杨尊开同志的回信（载《人民日报》7月19日第二版）中，又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应当说，只要我们认真地全面地宣传解释上述文件和复信的内容，目前存在的那些误解和疑虑，是可以很快消除的。
现在吸收和选拔干部究竟有没有必要强调注意文化程度呢？从四化大计和干部队伍的现状分析，是大有必要的。事情很清楚，干部是群众中的骨干部分，他们要能够真正带领群众搞四化，本身必须知识化、专业化；而要掌握和运用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专业知识，不具备大中专毕业文化程度是很困难的。
但是，由于历史的因素和以往工作指导上的过失，全国现有的一千八百多万干部中，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50％左右；各级各条战线的领导班子里，真正懂得科学技术和专业知识的人很少。干部队伍文化偏低这个弱点，在全国工作重点转向四化建设以后，暴露得非常突出，同事业发展的需要日益形成尖锐的矛盾。有的干部搞工业看不懂设计图纸、不善于管理工厂，搞农业不懂作物栽培和经营管理，搞商业不懂资金运用和商品流转，办学校对教育少识少知，结果，他们管理的工作长期上不去。在那些地方，专业人才被压抑，科学发明被埋没，先进技术得不到推广，管理混乱现象在继续，得不偿失的工程一建再建，人力、物力、财力和外汇的惊人浪费不断发生。人民看到这些，是何等痛心、何等焦急啊！面对这种情况，难道我们共产党人不应当考虑从根本上改变干部队伍缺少文化这种落后的现象？恩格斯在讲到工人阶级的解放时说过：“问题在于不仅要掌管政治机器，而且要掌管全部社会生产，而在这里需要的决不是响亮的词句，而是丰富的知识。”列宁也曾在十月革命后严肃提出：“要建设共产主义，就必须掌握技术，掌握科学”。斯大林在战争危机日益增长的情况下，把问题讲得更尖锐，他说：“打落后者，打弱者，——这已经成了剥削者的规律”，“你们愿意让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被人打垮而丧失独立吗？如果你们不愿意，那末你们就应当在最短期间消灭它的落后状况。”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也多次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立志把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深刻领会这些道理，可能有助于那些对要求选拔干部注意文化程度感到迷惑不解的同志，面对现实，从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大和后代子孙的幸福着眼，来理解党对干部队伍建设所作的正确决策。
要求吸收和选拔干部注意文化程度，是不是象有人传说的那样今后“提干靠文凭”呢？不是。一定的文凭，可以证明一个人受过何种教育和训练，大体上反映他所具有的文化程度。在左的路线影响下，过去一些人轻视知识和知识分子，也否认文凭的意义和作用，这是不对的。但是，一个人的文凭并不就等于他实际具有的知识和业务能力，所以我们挑选干部不能单看文凭，还要着重考核被选对象的真实文化水平和业务才能。正因为如此，中央领导同志反复指出，吸收和提拔干部，既要从大中专毕业生中挑选，又要从虽未进过大中专学校、但由于刻苦自学具备了相当文化程度、掌握了一门或几门专业知识的同志中挑选。事实上，现在也是这么做的，一些自学成才的中青年同经过考验的大中专毕业生一起受到重用，就是证明。这样做，同战争时期、土改时期挑选干部相比，当然更注意文化条件，更注意发挥具有相当文化水平和专业才能的同志的作用。其结果，必然会更加激励广大干部和群众向科学进军，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这有什么不好呢！把“文化”和“文凭”混同起来，并且把我们党选拔干部的政策说成是“只看文凭”，显然是不对的。
吸收和选拔干部要注意文化水平，是不是象有人传说的那样，今后“打天下的要让位”、“工农干部要靠边”呢？更不是。我们党历来认为，党的干部，不论是工农出身的同志还是知识分子，都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过去，干部中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同工农同志一起参加革命战争，在党的领导下为人民打天下，今天，广大知识分子又同工农同志一起投身新的长征，他们都是四化建设的骨干力量。尽管他们各有自己的长处和弱点，但是，彼此之间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不应当有什么鸿沟。由于多年来左倾思想的影响，鄙薄知识、轻视和排斥知识分子的现象相当严重。特别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使得我们既没有抓好普遍提高干部、包括工农干部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又没有及时地大胆地把大批有专业知识和才能的优秀干部选拔上来。这是造成目前干部结构不合理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为了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谁也不能“靠边”，都要各得其所，各尽所能，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党的组织，一定要在这方面多做工作，带头消除干部问题上左倾思想的影响，按照新时期的干部条件，大胆选拔使用那些确实具有胜任工作的知识和才能的同志，而不问他们原来是学生还是工农，同时要大力抓紧培训被耽误了文化和专业学习的同志，帮助他们尽快提高。缺少文化和专业知识的同志，也不要消极地等待别人来替换自己，而应当积极向上，充分发挥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长处，发奋学习，努力掌握应知而未知的专业才能，以期在新长征中大显身手。
今后吸收和提拔干部要注意考核文化水平，是不是不要德才兼备原则了呢？这种疑虑也是不必要的。我们党在现阶段选拔干部的标准，中央领导同志讲过多次，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归纳起来就是这样三条：一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二是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和组织领导能力；三是年富力强，能够胜任繁重的工作任务。这三条标准，体现了我们党历来坚持的德才兼备原则，在具体运用时，对知识分子干部和工农干部应当一视同仁。现在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有些同志认为文化高、精通业务的人，政治上都不强。他们把某些知识分子爱独立思考，好发表意见，肯埋头钻研等长处，不加分析地看作是“骄傲自满”、“目无领导”、“不问政治”，并且笼统地视为德的条件不好。这种看法，显然不符合我国知识分子的现状，反映了在衡量干部德才方面长期存在的陈旧观念，是多年来干部工作中左倾思想影响下产生的一种偏见。当然不是说凡有文化、有专业知识的干部都十全十美，都要提拔重用，这些同志也有一个继续向马克思主义学习，向工农群众学习，从实践中学习，不断提高自己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的任务，问题是我们对待这些同志要有公正的评价和分析，要注意正确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今后主要从具有大中专毕业文化程度的同志中挑选干部，能不能办到？可以办到。建国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培养了几百万名大中专毕业生；正在大学和中等专业学校学习的青年，还有二百多万人；前些年上山下乡和回乡的上千万知识青年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有志于学，不断地提高了文化知识水平；在职干部有相当一批原来文化程度较低，经过实践中学习，已经掌握了一定的专业知识，并有丰富的经验。这些都说明，我们挑选有相当文化水平的干部的潜力很大，其中经过二、三十年锻炼考验的优秀人才不少。看不到这个情况，不积极从中择优而用，是很可惜的，也是极不应该的。不可否认，由于我国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对干部管理使用长期存在不合理现象，有些地方具有大中专文化水平的人才比较集中，有些地方却很少。但是，客观条件要靠主观努力来改变，只要领导思想解放，多想办法，困难可以减少，关键在于把干部工作搞活。前一段，有些地方大胆试验，用公开招聘、招考、“毛遂自荐”、群众推荐等办法，促进人才的合理流动，就发掘和吸引了不少未被重视的有用之才。随着干部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发展和加强，可供选拔的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人才肯定会越来越多，加上干部制度改革的逐步实行，选拔干部方面的某些实际困难也将更易于得到克服。这里还需要指出，不同的行业，对于干部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的要求应当有所不同，不要把干部队伍知识化、专业化简单地理解为只是选拔技术干部进领导班子。由于历史形成的地区经济、文化上的差别，目前对条件较差的地方、特别是农村边远地区，掌握干部文化水平的要求也不宜太死。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我们做任何工作都必须遵循的一个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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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调整不能都是“易地做官”
对调整“昔阳干部遍山西”报道的反应编辑同志：
你报11月8日三版刊登的《山西省解决昔阳干部遍全省的问题》和为此发表的编者按语，使长期以来迫切盼望解决“昔阳干部遍山西”问题的广大干部群众感到鼓舞，但是细读之后，颇感失望。这篇报道主要讲了从昔阳调出的38位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已有28人调整了职务，好象说明山西省委贯彻了五中全会精神，“昔阳干部遍山西”的问题得到了纠正，实际上还相差很远。
在山西前省委主要负责人主持下，省委在调整从昔阳调出来的不称职干部问题上，是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并没有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办事，而且是迟迟拖延，应付敷衍。有的人早该调整下去，至今未动；有的严重违法乱纪，民愤很大，仅用调低职务处理；有些德才太差，调后依然不能胜任新职。
请看以下事实：如报道中提到的一个干部，他1952年参加工作以来，一贯投机钻营，弄虚作假，作风霸道，生活腐化。因讨好昔阳当时的县委书记张怀英，成为名噪一时的“大跃进干部”。因为他的嫂子与昔阳县委前主要负责人结了婚，使他有恃无恐。他们结伙为非作歹，为他的哥哥（强奸幼女被判20年徒刑的在押罪犯）翻案，并利用职权打击报复原办案人员和拒绝出具翻案证明的群众多人。此人却官运亨通，先后当上了省农办主任、省委副书记，直至调外省当了大干部。
那位曾调到北京当过副部长的干部，“文化大革命”前，他是公社的组织委员，担任过县文化馆馆长，十年动乱之初，他跟随张怀英造反夺权，因为对大寨“感情深”，“敢批敢斗”，善于吹牛，深得昔阳县委前主要负责人赏识，1975年竟被调省当水利局副局长，后来又升任省委秘书长，乃至推荐到中央，当上了农林部副部长。在农林部实在呆不下去了，又回到山西。省委先分配他到阳曲县任县委副书记，他嫌官小硬是不去。后来省委迁就他，让他当了省外贸局副局长。
还有报道中提到的那个同前昔阳县委主要负责人一起造反起家的干部，他在担任省委书记、晋中地委书记期间，不仅凭借职权把一些违法乱纪分子、打砸抢分子提拔到晋中各地重要领导岗位，而且在1977年清查“四人帮”残余运动中，以所谓反大寨、反昔阳、反昔阳县委前主要负责人为“罪名”，制造了一批新的冤假错案，使许多无辜者横遭逮捕，重刑逼供，致死致残。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还为昔阳县委前主要负责人出谋划策，一起抵制、攻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而省委仍让他任省农业厅副厅长。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党的五中全会以后，山西省委一方面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不得不着手解决“昔阳干部遍全省”的问题，却把不称职的昔阳干部从昔阳调往别处，委以重任。大寨大队党支部女书记的哥哥，原系昔阳城关供销社的售货员，后任大寨供销社主任，不久又升任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掌管全县财贸、文教、外事及县直行政工作的大权。他利用权势，横行霸道，干了许多坏事。在昔阳民愤之大，不亚于那个依仗老子权势为非作歹的“衙内”。今年5月，又突然被调到省百货纺织品公司任副经理。
更使人不解的是，大寨大队那位女支部书记，前不久突然由省委组织部下文件转成为国家干部。1972年，那时的县委主要负责人要调这位女支书当干部，她大吵大闹，坚决不同意。但事过七、八年，她却多次要求离开农村，改拿工资。对这种无理要求，省委前主要负责人竟多次亲自过问，终于在今年6月底转为脱产干部，定为行政23级。这位过去鼓吹一年劳动达300天的女支书，仍担任着大寨党支部书记，如今却长期闲居县城，基本上不回大寨，更谈不上参加生产劳动。
在太原、榆次、昔阳等地，许多干部群众谈起这些事，都对山西省委前主要负责人这些错误作法强烈不满。其实，人们也并不主张把这些人一律撤职，送回原地，但一定要分别情况，处理得当。不能都是“易地作官”了事。对违法乱纪的，应绳之以党纪国法；对缺德少才、太不象话的，应该让他们“哪来哪去”。昔阳群众反映：“坐直升飞机上去的，下来时却走台阶，看来还是造反夺权沾光。”这说明不认真调整，实不足以平民愤。据了解，省委主要负责人更换以后，对这些人又作了些调正。我们切望你们能发表这封信，切望省委能听取干部群众意见，继续进行调整。 梁际洲 姜明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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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枝园”里开出睦邻花
——南京一条普通街道的社会主义新风尚
一枝园，是古城南京的一条普通街道。在这里人们用社会主义新思想、新道德处理家庭和邻里关系，团结互助，尊长爱幼蔚成风气。
“家庭医生”
一枝园15号大院内住着一位著名老中医、南京市中医院内科主任谢昌仁。多年来，他利用业余时间热情地为左邻右舍看病，成了大家的“家庭医生”。两年前，同院的年近八旬的老人张润山，因中风半身偏瘫。谢医生闻讯后，主动上门为老人治病。他不顾隆冬的严寒，风雨无阻，经过两个月的精心治疗，张大爷就能拄着拐杖在院里散步了。这以后，谢昌仁仍经常到张大爷家探视，遇到老人有个头疼脑热的小毛病，他随时给开个药方。有了这么个贴心的“家庭医生”，年老多病的张润山免去了奔波医院之苦。
“惹不起”变了
高淑红，过去是一枝园居民段出名的“惹不起”。
4年前，高淑红与紧邻李光祖家为搭阁楼的事吵得不可开交。为了赌气，高淑红在院里砌了一道围墙，表示与大家“井水不犯河水”。这堵墙遭到全院居民的反对，被推倒了。这一来，高淑红的气更大了，常为小事与邻居磕嘴碰牙，全院8户人家，她就与4户人家不说话。
去年底，高淑红退休回家，正赶上居民段开展创“五好家庭”，树社会主义新风尚的活动。高淑红经过学习和到其他居民段参观，看到和听到许多邻里团结互助，亲如家人的先进事迹，思想触动很大。她对居委会的工作也开始热心起来，空闲时还主动打扫院里的公共卫生，大院里再也听不到她与别人争吵的高嗓门了。
今年6月，在大院的一次评议会上，邻居们对高淑红的进步给予了表扬，这使她深切感到邻里间真诚相处的可亲可贵。她第一次认真检查自己与邻居不团结的缺点，决心做团结的模范。
不久前，李光祖家又提出想在与高淑红搭界的房子上搭个阁楼的问题，高淑红不记前怨，欣然同意。
高淑红确实变了。她被群众推选为妇女代表，积极做群众工作，上门宣传计划生育，现身说法调解邻里纠纷，真象换了一个人。
多年疙瘩一朝解
70岁的老太胡婉贞与儿媳宋景华之间结了十多年的疙瘩解开了。这桩喜事，在一枝园被传为佳话。
胡婉贞有两个儿子，小儿子自幼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当娘的心疼他，经济上给他的贴补多一些。为此，大儿媳宋景华有意见。1972年，胡婉贞的小儿子病亡，小儿媳改嫁时，家里为分家具什物，又闹了一场风波。胡婉贞与大儿媳疙瘩越结越深，互相不讲话，分灶做饭。
在“五好家庭”活动中，居委会的几个老大姐上门和胡婉贞谈心，给她讲家庭和睦的重要。一次、二次……，胡婉贞渐渐心动了。过去，她总怨大儿媳这不是，那不好，现在细想起来，感到自己对大儿媳也确实关心照顾不够。
胡婉贞主动向大儿子谈了搞好家庭团结的愿望。儿子见娘开了口，赶紧做自己爱人的工作。他们的儿子也对妈妈说：“你和奶奶不讲话，影响了全家的团结，你们长辈应该为我们作出好样子。”丈夫的劝导，尤其是儿子的指责，引起了宋景华的深思，她暗自琢磨，自己对老人不尊重，怎么能去教育孩子？自己应该为后代树立尊长爱幼的榜样。宋景华主动请婆婆不要另起炉灶，胡婉贞也一口答应。
从此，胡婉贞一家又有说有笑，相互体谅。胡婉贞开刀住院，全家人轮流看护；她出院后一到家就躺在干净、暖和的床上，喝上了热腾腾的鸡汤。一个月里，宋景华每天将洗脸水送到婆婆床头，一日三餐做好可口饮食送到婆婆手上。
今年胡婉贞过70寿辰，儿子、媳妇特地给老人买了衣料，做了丰盛的饭菜。胡婉贞见全家和睦相亲，心里象吃了蜜糖一样甜。
新华社记者 徐机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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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香港举行的亚洲区皮艇邀请赛中
中国队夺得十四项第一荣获团体冠军
新华社香港12月15日电 中国皮艇队14日在这里举行的“1980年度亚洲区独木舟（通称皮艇）邀请赛”中，夺得15个比赛项目中的14项第一名和四项第二名，以50分的总成绩荣获团体冠军。
这次皮艇邀请赛是由香港主办的。应邀参加比赛的有中国队、日本队、新加坡队和东道主香港队。
香港队以20分的总成绩获得团体亚军；新加坡队和日本队分列第三和第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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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鹏飞会见南政府文化代表团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5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姬鹏飞今天下午会见以塞尔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执委会委员米·米洛拉多维奇为团长的南斯拉夫政府文化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代表团于12月1日抵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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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亚洲西太平洋地区气候技术会议在广州开幕
据新华社广州12月15日电 世界气象组织举办的亚洲西太平洋地区气候技术会议今天在广州开幕。
来自世界气象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教科文组织、开发计划署、环境署、亚洲太平洋地区经济社会委员会等国际组织，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香港、印度、日本、朝鲜、马来西亚、马拉维、苏联、蒙古、尼泊尔、巴布亚新几内亚、巴基斯坦、菲律宾、葡萄牙、新加坡、斯里兰卡、瑞典、泰国、美国、中国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二十多名专家、学者，将在会上进行气候科学方面的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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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发展出版机构扩大出版范围
民族出版工作日趋活跃
本报讯 粉碎“四人帮”以来，民族文字图书出版工作日趋活跃。民族出版机构正在恢复和发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先后成立了伊犁哈萨克文出版社，以及民族文字的卫生出版社、科技出版社、青年出版社等。其他省、区的一些民族自治州也正在酝酿成立民族文字出版机构。编译人员在不断增加，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近年来就增加了80人左右。
过去，我国曾用19种少数民族文字出版图书。在十年动乱期间，有些文种被迫停止出书。为尊重少数民族发展使用本民族文字的权利，近年来有关省、自治区积极创造条件，重新恢复了这些文种的出版工作。云南民族出版社已开始出版西双版纳傣文、德宏傣文、景颇文、傈僳文、佤文的图书。四川省也恢复出版了彝文版图书。这项工作受到了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
少数民族文字图书的出版范围扩大了，出书品种明显增加。“四人帮”猖獗时期，只出版一些“小册子”。现在不但出版通俗的政治理论读物，科技书和文艺书在出版物中的比例也不断提高。如1979年文艺读物只占整个少数民族文字图书中的25％，今年已提高到36％左右。图书品种由1976年的一千三百多种增加到1979年的一千五百多种，而且出书质量提高。中外古典名著，如《红楼梦》、《水浒》、《一千零一夜》等，正在陆续翻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