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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到处创办，到处无成”
——论封建性经营方针对洋务企业的桎梏
王少普 陈祖恩
19世纪60年代以后的30年间，清政府洋务派官僚兴办了一批军用和民用企业，将一些近代大机器生产引进了中国。但这些企业除少数外，大多并无成就。先进的大机器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政治体制下，创造了不少奇迹；但到了洋务派手中，却显得软弱无力。以至时人说，洋务派官僚兴办近代企业“虽百年，终无生色”。（钟天纬：《扩充商务十条》）为什么？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洋务派官僚对这些企业采取了带有浓厚封建性的经营方针。
洋务派官僚所办的近代企业，一般具有封建垄断权。军用工业由封建统治阶级垄断，1865年9月李鸿章就说：“铜钱、火器之类，仍照向例设禁，其善造枪炮在官人役，当随时设法羁縻耳”。民用工业也有很大的封建垄断权，他们在创办这类企业时，时常为其奏请排他性的专利权。例如1882年李鸿章创建上海机器织布局时，奏请“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李鸿章：《试办织布局折》）上海机器织布局被焚，李鸿章委派盛宣怀规复，改为华盛机器纺织总局，又恃势规定：“无论官办商办，即以现办纱机四十万锭子，布机五千张为额，十年之内，不准续添，俾免壅滞。”（李鸿章：《推广机器织局折》）轮船招商局也享有这种特权。1881年，广东商人拟筹组轮船公司，直接运货到英国贸易，被李鸿章阻止。1882至1883年，上海商人叶应忠曾申请置造轮船，另立广运局，又被李鸿章批驳，“不准另树一帜”。（《国营招商局75周年纪念刊》）
洋务派官僚所办近代企业，大都被置于封建政府的控制下，在经济体制上缺乏独立性。洋务派官僚兴办企业，采取的是官办及官督商办的形式。官办形式主要用于军用工业，这类企业的创办事先须请政府批准，经费则由政府在军费或国家税收中拨给，用人、行政、财务开支也都经事先奏准及事后报请核销，实际上形同清政府军事机构的附属单位。至于官督商办企业，虽然吸收了部分私人资本，但根据章程规定，私股一般无权过问局事，只是股金上一万两者，才准一人入厂司事，但仍须由督办察看。这些督办也无权决定企业的大事，必须禀请洋务派官僚甚至皇帝定夺。1881年李鸿章委请郑观应帮办招商局务时，郑观应就顾虑“官督商办之局，权操在上”，不好办事。
洋务派官僚所办近代企业，在管理上大都沿用了封建衙门形式。企业由总办、会办、提调、委员等官员层层控制，等级森严。这些官员基本由封建政府委派，官员的选择标准，主要看资历、级别及与洋务派官僚的关系，并非有实际的管理和业务能力。布莱克商会访华团在参观了张之洞所办湖北纺纱局后说：“关于这个纱厂，最大的困难是派来大批无用的人做监督，这些人都管叫坐办公桌的人，因为他们坐在桌旁，无所事事。他们为了一点私利把训练好的工人开除了，雇用一些生手”。（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军用企业由于属军事系统，管理中的衙门形式更为突出，各办公室门口甚至挂着虎头牌和军棍，工人稍有不慎，即有吃军棍的危险。显然，在洋务派官僚所办的近代企业里，封建政府所授权力的大小及等级的高低，成了支配和管理企业的主要根据。
封建垄断性、企业无独立性和衙门式的管理，构成了洋务派官僚经营方针的浓厚封建性的主要内容。它们起了一种什么作用呢？
实行封建垄断，压制自由竞争。以上海机器织布局为例，自1882年李鸿章为其请得10年专利后，直至1893年10月上海机器织布局被焚为止，除1888年湖北织布官局和1891年附属于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纺纱局，因与“商局有别”，特准设立外，没有出现一家私人资本的棉纺织厂。再以轮船招商局为例。远在19世纪60年代，已存在中国商人向近代航运业发展的可能，1868年英国公使就说：“查现在沿海各口，华商多有资本在轮船贸易者”。（《筹备夷务始末·同治朝》卷63）但由于李鸿章蛮横地“不准另树一帜”，直至1897年浙江藩台在取得招商局督办盛宣怀关于“内河小轮之权利招商局不再过问”的诺言后，才批准戴生昌等几家商办的内港轮船公司行驶于杭州、嘉定、苏州、上海一带。（《盛宣怀未刊信稿》）没有或很少竞争对手，也就无所谓自由竞争。
由于企业无独立性，封建政府得以采取超经济的强制手段，对这些企业予取予求。据史载，轮船招商局、漠河金矿等企业的盈利，首先要有数成报充政府的军饷及其他贡赋。在慈禧过生日时，开平煤矿一次即“报效”3万两。封建政府还常用所谓“垫借”名义，挪用这些企业的经费。例如李鸿章为了调整同朝鲜的关系，要招商局“垫借”巨款；户部因经费不足，要招商局“垫借”巨款。盛宣怀为了“赈灾”，也要招商局“垫借”款项。此外，洋务派官僚还任意在这些企业间实行平调。例如张之洞即用湖北织布局的钱来补铁厂之不足，铁厂先后挪用布局之款达27万余库平两。同时，这些企业对产品很少有或完全没有支配权。张之洞曾公开宣称：“凡我军国所需，自宜取资官厂，……至所出铁货既系动用官本，均系官物”。（《洋务运动》资料丛刊7）既为“官物”，当然封建政府可任意支配。洋务派官僚所办近代军用企业的产品几乎都是无代价地直接调拨军队使用，有时为某些地方代买，也只按估计成本收款以抵偿开支。以江南制造局为例，自1867——1904年，为地方军队代制军火、修理船只只能收取很低的成本费。（黄逸峰：《清政府所办近代军事工业的性质问题》）
封建衙门式的管理，使这类企业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以长官意志为转移。例如张之洞办汉阳铁厂，在没有勘定好铁矿时就致电驻英公使刘瑞芳、薛福成定购机炉。英国梯赛特厂回信说：“欲办钢厂，必先将所有之铁、石、煤焦寄厂化验，然后知煤铁之质地如何，可以炼何种之钢，即可以配何样之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未可冒昧从事”。（《洋务运动》资料丛刊8）对这种显然正确的意见，张之洞却不予理睬，夸口“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但照英国所用者购办一分可耳”。（《洋务运动》资料丛刊8）长官发令，就得照办，于是不问适用与否，即从英国买回两座贝色麻炉和一座马丁炉。
这一切，给洋务派官僚所办近代企业招致了严重的后果。
布莱克商会访华团在参观了张之洞所办湖北纺纱局后说：“正象在中国人管理之下能看到的情况一样，机器的情况很坏，同时有严重的浪费、混乱和怠工”。（《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
封建政府的予取予求，使这些企业往往无法或很少取得利润；产销脱节，商品积滞，有的连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轮船招商局即被搞得“局款如洗，异常支绌”。湖北织布局到1898年前后，临到了“每年应付官息商息，入不敷出”（《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的绝境。纱、丝、麻三局的情况也是如此，到后来，连年亏累，实在维持不下去，只得招商承办。
汉阳铁厂，由于张之洞的瞎指挥，造成严重后果，从英国买回的贝色麻炉根本不适合冶炼大冶的铁矿砂，无法将其磷质完全除去，炼出的钢容易脱裂，所出钢轨不符合铁路建筑的要求，时人均说：“汉阳厂钢轨万不能用”。结果一面花了巨款，炼出无用之钢，一面还得另购机炉，重起炉灶，造成极大的浪费。燃料也是如此，由于事先无调查、无计划，炼钢炉来后，才盲目开采，找了几处均不中意，只得购买开平和德国的焦炭，开平焦炭每吨要银13两，德国的每吨要银20两，每天炼生铁100吨，即需焦炭110吨，而生铁每吨不过值银20两左右，只能抵偿所耗焦炭的费用。
如此企业，势难维持。其中的多数，最后或者垮台，或者陷入外国资本的控制，或者招商承办；少数转变成后来的官僚买办企业。无怪时人评价洋务派官僚兴办近代企业的结果是：“到处创办，到处无成”。（俞 赞：《恤商论》）
洋务派官僚采取浓厚封建性的经营方针办理企业，不是偶然的。就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并将近代大机器生产引进中国来说，他们无疑比封建顽固派识时务，客观上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但从本质上说，洋务派官僚仍属封建营垒，李鸿章说得很明确：“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他们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目的，是用来维护他们认为较之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远为优越的封建制度，其失败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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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评论
党员的“地位”不能高于群众
胡鉴
按道理说，所谓某人的地位高于某人，这种概念，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是不应该存在的。那是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东西。因为，“地位”也者，指的是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等级位置。“地位高”，就是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等级高、位置高。封建社会讲究官阶、门第，官阶、门第高，地位就高。在资本主义社会，有钱能使鬼推磨，谁发了财，地位也高。西晋的左思在他那鞭笞门阀制度的著名的《咏史》诗里写道：“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寥寥数语，对于封建制度下由权势地位所引起的恶果是揭露得很深刻的。至于《共产党宣言》，则把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地位”从属于资财的情形阐述得十分精辟：“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权势和资财，往往如狼似狈，相辅为奸。封建制度下可以仗势谋财，资本主义社会里大抵因财得势，财势双全，地位就更高了。看嘛：《儒林外史》里的范进，不过中了一个举人，有点势，便有人来送房送地送银子，地位顿时高将起来；《百万英镑》里的主人公，一朝钱在手，达官贵人趋奉唯恐不及，他的地位俨然比谁都高了。
动辄分地位高低的现象是丑恶的。但是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里，倒也见怪不怪。因为剥削阶级的社会制度必然产生这种社会现象。
这种现象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不应该存在。因为：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人民是国家的主人，领导者是人民的公仆，各种行业和职务只是分工不同，没有等级贵贱。若论“地位”，都一般高。这个道理自是家喻户晓，无需再絮叨了。
可惜的是，这种现象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并未绝迹。党员和非党员之间的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就是一例。似乎只要是党员，他的“地位”就高于非党同志，甚至包括其说话权在内。党员似乎就比不是党员的同志更有权利讲话，而其所讲的话，有时不管有理无理，似乎都比非党同志讲的话“分量”要“重”！
党员的“地位”高于群众，在我们国家里已经司空见惯。但仔细想来，却很不正常。这是存在于我们党的肌体上的一种疾病，对此不应该讳言。讳疾必然忌医，忌医必然病剧。应该把病情弄清楚，把病治好，才是正道。
回想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之前，在战场上，共产党员和非党同志一起冲锋陷阵；在根据地，共产党员和非党同志一起闹春耕、纺线线；在敌占区，共产党员和非党同志一起“把脑袋掖在裤带上”干革命。那个时候，何曾有党员的“地位”高于群众之事？若问党员有无较高的东西，确也有之。一般来说，在那种情况下，政治觉悟是党员高于群众，公而忘私的作风是党员高于群众，吃苦在前的精神是党员高于群众，从而也使许多党员的威信高于群众。到了我们党在全国取得胜利，成了执政党之初，一般自然是那些觉悟高、品格高、威信高的党员担任各种领导职务。不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员，大多也很优秀。他们确实都以身作则，带动人民办了许多好事。因此，广大群众对共产党员由钦佩而尊敬，油然产生“仰之弥高”的感情，是很自然的。
如果我们党执政三十多年来，一直保持这种风貌，并且有所发扬光大，那该多好！可惜的是：我们党在执政以后，没有充分注意去清除两千年来压在我们国家、民族身上的封建主义的沉重包袱，而在干部制度上和党的领导方式上又存在着缺点，以致一些党员原有的那几个“高”字便逐渐变化，逐渐消失，最后就只剩下一个
“地位高”了。何以然呢？一来，当封建主义的影响困惑着善良的人们习惯于从
“上面”获得恩赐的时候，一些同样受着这种困惑的共产党员便可能认为：党执政了，等于他这个党员也“执政”了，“江山是老子打下来的”，他仿佛就成了从“上面”向“下面”赐恩的人。从上面向下面赐恩，“地位”还不高么？而风气所及，一些并没有“打”过“江山”的同志，入了党，不免也有同感。二来，我们的干部制度实际上存在着信任党员过于非党员、重视党员过于非党员的现象，又无民主选举之风。于是，如果有两个干部，一为党员，一未入党，即使两人政治一样强，业务一样好，一定是对那个党员委以重任；即使那个非党同志的条件更好一些，也很可能还是对那个党员委以重任。这岂不是实际上从制度方面形成了党员高人一等么？除了上面两个原因，如果再多想一想，这问题恐怕还同我们党的领导方式有关。党的领导是必须坚持和加强的。但是究竟什么叫党的领导？什么叫加强党的领导呢？党的领导不能是包揽一切、干预一切。但在实际上，许多同志却把党的领导变成一切包揽、一切干预。而这样的领导又总需通过党的干部和党的成员去执行，因而，非党同志认为党员的“地位高”、“话权重”，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积此三端，久而久之，一些党员就难免把群众原来对共产党员“仰之弥高”的感情看作是共产党员的“地位”高于群众。而群众也难免感到：共产党员并不一定都是觉悟高、品格高、威信高，乃是“地位”高，有的竟高得高不可攀，连说起话来都高深莫测了。
其实，若问共产党员与非共产党员之间有没有“地位”高低之别，答案当然是极明确的：“没有！”但要做到这“没有”二字，却不简单。根本的是要消除封建主义的遗毒和影响，改善党的领导，改革干部制度。这些亟待专门研究，认真对待。这里仅就共产党员“从我做起”这一点来说。我们必须明白：共产党员是以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作为终身奋斗目标的，为此，就应该密切联系群众，广泛团结党内外的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这种先进作用要靠模范行动来发挥，不靠党员的称号发挥，更不靠拿着党员的称号指手划脚来发挥。靠这些也是发挥不了的。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是一个有三千多万党员的大党。但是在九亿多人口中，党员总是少数。按平均数说，每个党员周围起码还有三十多位非党同志。难道你作为一个党员，就比那三十多人都强？就算你有些方面强一点，离开了那三十多人，你孤家寡人，能干得成事？你有什么权利傲视众人呢？更何况，有些党员无论从思想品质、政治觉悟、业务能力、模范作用等哪方面讲，不但不比非党同志强，甚至根本够不上一个党员的条件。
党员的“地位”不能高于群众，这并非小事一桩，这是一个涉及到党和人民群众关系的大问题。党、党员、党的干部，都要生根于人民，立足于人民。对于这种关系，用陈老总的诗句咏唱，极为恰当：“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古人是把寸草比儿郎，把春辉比母亲的。我们切不可把三春的阳光和在阳光中成长的小草的位置摆颠倒了。儿郎如果高踞于母亲和父老兄弟之上，作威作福，那么，对不起，尽管你自视甚高，母亲和父老兄弟却觉得你低，低得很：觉悟低，品格低，威信则更低。
值得深思，值得警惕啊，共产党员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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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义和团评价中的不同见解
最近，在济南召开的义和团运动史学术讨论会上，二百多名中外学者对有关义和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现把讨论中主要分歧作一简介。
一、关于义和团运动的性质问题
义和团运动具有反帝爱国的性质，这是一致公认的。但是，在义和团反不反封建的问题上分歧很大。
一种意见认为，义和团运动只反帝国主义，不反封建，因为义和团既未提出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口号纲领，也没有变革封建地主阶级政权的要求。义和团运动是民族矛盾尖锐化的产物，“灭洋”是它的主要斗争目标。义和团的“扶清”，是扶保清朝，而且“灭洋”也是为了“扶清”。这就是为什么清政府能够欺骗、利用义和团的原因。义和团对清王朝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起来进行抗拒，完全是一种自卫的行动，从未主动进攻。
另一种意见认为，义和团运动既具有反帝爱国的性质，也带有反封建的因素和内容。义和团运动是一次以农民为主体的群众性斗争，仍属于旧式农民战争。所谓反封建，就是农民自发地反抗封建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义和团“灭洋”的主要形式之一是“闹教匀粮”，既反对教会所采取的封建方式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又打击“附教殷实之家”兼及一般地主富户。对义和团的“扶清”口号也要作具体分析：一是把“扶清”口号变为实际行动的只是部分义和团，而不是所有的义和团；二是除“扶清”口号外，义和团还提出了“捉拿洋教，振兴中国”、“大清亡，中国强”、“均粮济贫”等口号，不能以偏概全。至于说义和团对清王朝只是被动抗拒从不主动进攻，也不尽符合事实，因为从1900年6月以后，义和团曾经多次向清军主动发起进攻。
持后一种意见的同志在具体看法上也有分歧。第一种看法认为，义和团的反帝和反封建是并行的，贯彻于整个义和团运动的始终。第二种看法认为，在义和团发展过程的初期和后期，其自发的反封建倾向比较明显，而达到高潮时它的反封建性则被淹没。
二、关于义和团的“灭洋”问题
对于义和团的“灭洋”口号，主要有三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义和团的“灭洋”就是笼统排外，“灭”一切洋人，反对一切与“洋”字有关的事物。从道义的原则出发，义和团笼统排外有它正义的一面；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笼统排外又是蒙昧落后的，并“不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另一种意见认为，义和团“灭洋”的核心和主旨是反帝，只是在方式方法上带有笼统排外的倾向，是一种落后的表现。但决不能由此出发，把义和团的笼统排外说成是“不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因为从根本上说来，义和团笼统排外是由于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矛盾尖锐化激发起来的正义反抗。
三、关于义和团运动的历史作用问题
义和团运动打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更加暴露了清朝统治集团的极端腐朽和无能，对此，大家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对义和团运动与阻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关系问题，却有着不同的认识。
一种意见认为，义和团运动对帝国主义的瓜分企图有打击作用，只是它的力量还不足以“粉碎”或“阻止”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当时中国并未被瓜分的主要的因素，还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使它们不得不采取维持现状的政策，以避免彼此矛盾的激化而发生火并。
另一种意见认为，在阻止帝国主义瓜分问题上起作用的两个因素中，义和团的斗争是主要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次要的。这一点，不仅从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当权者和其他人士的言论可以得到证明，而且也为义和团彼伏此起的持续斗争所证实。
四、关于义和团的源流问题
义和团源长流杂，是义和团研究中的复杂课题。对此，历来众说纷纭，迄无定论。综合起来，大致有三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义和团与白莲教的别支八卦教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它最初是八卦教离门的一支，而后成为乾、坎、兑、巽等诸卦的合流，并兼容并蓄了多种拳会组织，总称为“义和拳”。
另一种意见认为，义和拳、大刀会和梅花拳是光绪年间在山东兴起的义和团主要来源。但是，义和团与嘉庆年间的义和拳和离卦教都没有明显的师承关系。从教义和斗争目标来看，它也和白莲教迥然不同。有不少白莲教徒，后来为了摆脱清政府的强大压力，还参加了基督教。在当时复杂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交相错综的情况下，出现了这种特殊情况，因而也就潜伏下义和团反对白莲教的原因。因此作为组织来说，白莲教并没有直接产生义和团。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义和团即义民会，来源于乡团。说义和团起源于南宋以来的白莲教，或由白莲教的一支派生而来，难以使人置信，也缺乏根据。如果说义和团有源流的话，那末这个源和流就是渊源于习拳练棒、旨在保卫身家的拳众。
（戚其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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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九运动史》再版
一九六一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一二九运动史》是一本系统记述这一中国学生运动全过程的历史专著。为了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十五周年，向广大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一二九运动史》修订本已经出版，在全国各新华书店发行。
这次改写，主要在党对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一二九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反响、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诞生和发展等方面有所充实。全书十四万余字，并有二十余幅珍贵历史照片。（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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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著《人性论》出版
十八世纪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大卫·休谟的主要著作《人性论》，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休谟在思想上是贝克莱唯心主义的继承人，是近代不可知论哲学的第一个代表。休谟哲学对近代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有很大影响，翻译出版这本书，可供哲学爱好者和哲学研究工作者参考。（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