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芳草萋萋
〔报告文学〕
张锲
编者按：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正在解放思想、发扬民主、调整和改革的滚滚热流中稳步前进。新的时代和新的任务，需要千千万万立志改革、勇担重任的实干家。《当代》今年第四期上发表了由特约记者张锲写的长篇报告文学《热流》，从一个窗口反映了祖国大地改革热流的气势，读后使人振奋。我们今天选载其中一部分。刊登前作者作了节略和文字上的改动。
“十步之内，必有芳草。”祖国960万平方公里大地上，有的是人材。然而，许多年来我们做过的最大蠢事之一，恰恰正是用我们自己的手，来阻挠、摧残由我们自己培育出来的人材的成长。
一场场凛冽的风雪，一次次盖地的野火，一阵阵狂暴的乱棍，一双双无情铁蹄的践踏，曾经使多少芳草鲜花凋零败落？！
但是，人民要前进，正象小草要生长一样。不管经多少雪压霜欺，受多少火烧棍打，春风起处，小草又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真正的有为之材，是有着顽强的生命力的，它也必将冲破重重阻挠，脱颖而出。
芳草萋萋，新人辈出。笔者最近有机会在中州大地漫游，接触了河南省、地、县直到基层的许多干部，深感到在改革的热流中，有许多好同志、好干部，他们一定会接好老一辈的班，改变河南贫穷落后的面貌。这就是河南的各项工作必将有一个崭新局面的保证；也是我们的党和国家能够兴旺发达、必将出现一个中兴年代的保证。
一、一个厂长的经历和苦恼
这里，我先向读者介绍一位60年代初期毕业的大学研究生。
他叫张绍鼎，今年39岁，是许昌电机厂的工程师、副厂长。1961年，他从北京矿业学院以“优秀毕业生”的称号毕业后，被选拔为研究生，跟随李迪勋教授，专门研究了三年多爆破力学。李迪勋教授是我国最早提出开展岩石爆破力学理论的专家，1957年被错打成右派，1960年摘去帽子。他曾想带上10个研究生，逐步建立起一个新中国岩石爆破力学的新学派。可惜，“文化革命”不久，他就被折磨致死。张绍鼎是他带出来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研究生。
可即便是这么一个专攻岩石爆破物理的唯一的研究生，也因为“文化革命”而被迫中断了研究工作。1969年11月，张绍鼎随着他所在的研究院迁来河南鹤壁，后来又因照顾爱人关系，以仓库保管员的身份被调到许昌市。几经辗转，才被分配到当时还不到100人的电机厂里，在装配班当了个装配工人。
张绍鼎那时的确很注意锻炼自己，领的是又脏又旧的工作服，干的是又重又累的杂活。这样干了一年零八个月，终于第一次派给他一个重要任务：让他参加修理一部30年代美国造的50瓩发电机。这对他几乎要全部从头学起，可他依靠在大学时学的基础课知识，又到处查阅资料，终于把这台被不少人判了
“死刑”的老爷发电机重新搞活了。不久，他又被调往厂生产组领导下的技术组里。在他和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下，这个厂有了较大的发展，从生产一般电机改为生产微型电机，并且被列为一机部系统全国18家微型电机主要生产厂之一。1979年，全厂职工发展到近400人，除仍然生产原有产品外，又搞了各种专用微型电机，以及空调器、电风扇等日用电器产品。
去年12月，他被任命为工程师，还被选为许昌市的先进工作者。今年3月，河南省委副书记王树成同志来电机厂检查工作，在听取了他的详细汇报之后，认为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材，当即建议许昌市委，提升他为副厂长，分管生产、技术工作。
我是在今年7月陪同王树成同志又一次去电机厂时认识他的。我们进到厂会议室里，首先看到有好几台造型新颖美观的电风扇正在同时运转。屋外烈日炎炎，屋内却是另一个季节。我原以为这是为了接待我们特地安排的。一问，才知道是在进行电扇寿命试验。其中一台，从6月17日开始，已经运转了31个昼夜，中间除因停电停止运转三个小时外，一切正常。按当时运转情况看，有可能达到并超过同类先进产品——广州钻石牌电扇和上海华生牌电扇的水平。
张绍鼎同志就在“呼呼”作响的电扇运转声中汇报工作。他长得很清秀，中等身材，因为在北京住得较久，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从正在生产的电扇谈起，谈到随着广大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一些原认为是高档商品的生活电器用品：空调器、电冰箱、洗衣机、自动控制的缝纫机等，市场需求量必将大大增加。他说：“国外每家都有好几台日用电器，我国就是每一百家、一千家添置一台，数字也大得惊人。这些日用电器，全离不了微型电机。我们厂生产起来不困难，一定要抓在前头。”他们打算到1985年，把厂内各种电机和日用电器的产品，扩大到年产量15万台。
他分析了厂里条件，认为完全有可能完成。他对于省内、国内和国外一些同类产品情况是那么熟悉，使我这个外行简直象上了一堂微型电机生产的专业课。我暗暗佩服树成同志的眼力；同时也为这个工厂有了这样得力的领导人感到庆幸。
下午四点钟，他骑着自行车来到招待所。这时我才注意到：他还有着腼腆拘谨的一面。他坐在我的对面，与其说是一个工厂的领导人，不如说更象一个性格内向的姑娘。当我向他提出：当了厂长之后，遇到过哪些困难时，他竟然很久没有回答我，只是低着头喝水。过了许久，他才抬起头来说道：“困难，很困难！”
我连忙问：“困难在哪里？”
他回答：“困难就在于：现在工厂的一切，都还是党委说了算，而多数党委成员偏偏不懂生产。管生产的厂长没有权领导生产，这就够困难了；再加上，我还不是党员，比别的厂长也就更困难些！”
稍停了一会，他把肚子里要说的话，全倒了出来。他说：“我是和这个厂一道摸爬滚打过来的，和同志们关系都还不错。谁知，一当厂长，各种矛盾全来了。从前我只是提点建议，现在却要自己决定问题，可我偏偏又什么也很难决定。有一次，我有个紧急任务去向车间主任布置工作，车间主任说：‘你去同指导员谈一下，我得听他的’。我知道他很为难，只好又去找指导员。指导员说：‘好吧，我们支部先研究一下。’支部要开会，我不是党员，当然得离开。可是，事情又很急，支部那天偏偏又没工夫研究了，一拖就好几天。我只得再去找厂党总支书记。总支书记说：‘嗯，这事情是得抓紧办。不过，总支还得开会讨论讨论。’我当然更无权参加总支委员会，只好继续等下去。就这样，等来等去，许多该办的事，都这么等过去了。我这个厂长，没有人权，没有财权，连生产指挥权都没有，想当好就困难了。有时我也想过要打退堂鼓，可又觉得：那样未免太辜负党的培养！”
我又问他：“你写过入党申请吗？”
“写过，写过三次。总支有人告诉我，还得考验考验。”他似乎有些不好意思，怕我误会，又连忙补充：“我绝不是想伸手要党票。党委领导，我坚决拥护。可是不是一定要把具体生产也管得那么死？我逐渐有些怀疑。”
我不知道该怎样安慰他才好，只是答应他：一定把这些问题反映给树成同志。他听了反而劝我道：“不要麻烦他了。这类问题，他也解决不了。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懂行的，没有权；有权的，不懂行。不懂还不要紧，偏偏又不愿好好学习。说多了，弄不好就变成要摆脱党的领导。现在厂里已经有人放风，说我和另一个厂长在架空总支了。有时我也很苦闷，难免急躁一点。这已经得罪了一些人。上面再来过问一下，我的困难还要加大。上个星期，有位平素和我关系还不错的在市里工作的党员同志，就专门到我家里，关照我的爱人说：‘告诉绍鼎，不要管事太多，不能陷得太深。不要忘记：共产党是不会不搞运动的！’”
我听到这里，忍不住扔下笔，猛地站了起来，大声说道：“这是什么话！”
他苦笑了笑：“这样想的人，不是他一个。他也许还觉得是对我的一片好心，可我实在替这样的党员难过！替党难过！党叫我们搞‘四化’，他是个党员，还在私下里扯党的后腿！我也见过很多好党员。正因为这样，我倒更想入党了。我相信：党不会再象过去那样瞎折腾。我们这个国家折腾不起了啊！党想搞‘四化’，多一点愿意搞‘四化’的人进到党里，搞起‘四化’来就容易得多。我在大学里学过俄语，也学过英语，可以直接看点外国资料，有时看了真替我们的国家着急！”
他动了感情，后来的话说得很低、很慢，可我却觉得一句比一句更响、更重、更急，一句句都敲打在我的心上！
那天，我们从下午4点一直谈到夜里11点多。我送他出门后，他推着车子，我们两人又并肩在马路上走了一会。许昌的夏夜，是寂静而又喧闹的。多年不见的夜市又恢复了。卖元宵、馄饨的，卖卤鸡、卤肉的，卖西瓜、香瓜的，卖油条、胡辣汤的，见有人来，都忙着兜售生意。马路两旁坐在树荫下乘凉、打扑克、下棋的人，还没有散去。暑热虽然尚未完全消退，毕竟已经大大减弱，一阵阵清凉的夜风吹过来，使人感到很是舒适。我问他：“你爱人现在的情绪怎样？”
他呐呐地说：“嗯，还算好。”
我又问：“家里几口人？住几间房子？”
他回答：“7口。父亲是个营业员，已经退休了；3个孩子都在上学，母亲在家做家务，没什么拖累。住了两间房子，是我爱人医院的。不算宽敞，可比起有些同志，也算很好了。”
二、一位童工出身的市委书记
第二天晚上，我在张绍鼎同志家里，认识了许昌市委的工业书记——徐庆耀。
我和老徐其实已经见过几面。一开始，他就给了我较好的印象。他约有50上下，虽然已经稍稍发胖，看上去还结实精干。我第一次见到徐庆耀同志后，有次和许昌地委的经委副主任闲谈，他说：“你真该去同老徐谈谈，他是个写家！”
我心想：老徐准是在地委或者县委机关当过秘书的，起草过不少总结和报告，在干部中有点名气。
以后又有人向我说：“老徐这个写家，写过几个剧本哩。‘文化革命’中，因为他和田汉是朋友，可没少挨斗！”
我又想：原来他还是个文化人，改行当了工业书记。可是，他怎么会和田汉同志是朋友呢？田汉的朋友，年纪少说也该有60左右了啊！
我问到他的顶头上司：地委工业书记、副专员赵宏亮同志。老赵说：“他是写过几个剧本，还写过一些诗，可并不能算是个文化人。他是个烟厂童工出身的干部，文化不高，喜欢写写画画，算是业余爱好。过去到北京开会时，见过田汉同志，人家就说他是田汉的朋友。他是去年才从漯河市调来的，在漯河当过工会主席、副市长、工业书记。”
一天上午，我和老徐在一起谈了将近两个小时。他向我介绍了许昌市的工业情况，讲了一些工厂和一些人。可是，关于他自己，却没有谈什么。我急了，问他：“听说你写过剧本，是吗？”
“是呀，我写过。”他笑了，“那算啥剧本！我写的影响较大的一个剧本，是58年大跃进的产物。那年我领着修土铁路，就写了个《金鸡高唱凤凰飞》，还挺闹哄了一阵子。现在回头看，已经没啥意思了！”
“你不是也写过诗么？现在还写不写？”我又问。
“还写。其实，那都是些顺口溜。你要听，我就给你念一段。”他没有推辞，就随口念了他在漯河工作时写过的一段顺口溜。漯河市有个省水利厅办的水泥预制品厂，占了市里好几百亩地，建厂资金、材料有不少也是市里出的，可就是不归市里领导。从60年代开始，搞了十几年还没搞上去。建筑工地糟蹋得不成样子。市里想把这个厂接过来，省里又总是有人阻拦。他就写了一段顺口溜，在省里召开的一个会议上，当众念了出来：
水利厅，预制厂，一图大，二求洋。工厂变成北大荒。满院是杂草，蒿子窜过墙。兔子把窝抱，乱窜乱跳黄鼠狼。乌鸦更舒服，塔吊顶上盖新房。新修小铁路，七年推两趟。几百亩好地不能种，为国家少打多少粮？！
也许它真的不能算作诗，但却比许多诗起了作用，在参加会议的人中引起了公愤。又经过一番交涉，总算把那个厂划给了市里，后来那个厂办得还很不错。
我同张绍鼎约好要去他家看看的那天，老徐正好来向树成同志汇报工作。我把自己的想法同他说了。他一听就说：“好。我也正想去找他和他爱人聊聊呢。我陪你一道去。”
傍晚，他坐了辆北京吉普来。我说：“我们是私人访问，还用得着派车？”司机代他作了回答：“足有好几里路。老徐晚上回来还有工作，还是坐车去好。”
车上，我向他谈到张绍鼎的苦闷。他说：“我已经知道了。今晚就想同他谈这些问题。他的入党问题，也正在做工作。不久就会解决。这个同志早该入党了，可就是还有人在卡他。现在还有人觉得：知识分子入党，要更加严格些，怕他们入了党不好领导。也有人觉得：知识分子不能算是正牌的领导阶级，是后娘带来的，当干部管管生产还凑合，要入党，可不能那么容易。你瞧，这么一件事就有多难！”
这话从一个童工出身的领导干部嘴里说出来，我觉得挺新鲜。
说话间，已经来到张绍鼎家外面。张绍鼎正站在马路旁等着我们。这是一个大杂院。进到张绍鼎家，还要穿过曲曲弯弯的过道。过道两旁挤得房檐挨着房檐。天上没有星，过道没有灯，张绍鼎领着我们摸索着走进他家，一家人正围坐屋里吃晚饭，见我们去了，连忙收拾碗筷，把我们让进里间。
这是多年的老房子，虽然旧些，每间也还有十几平方米。可是，要在这两间十几平方米的房子里安排下老少3代7口人，倒要费点周折。一个十五、六岁的大女儿就住在这对年纪不到40的中年夫妇床前，未免太不方便。我笑着将了老徐一军：“老徐！你这个书记，可得关心关心绍鼎这个知识分子的房子了，能给他解决半间也是好的。”老徐好象没听见，把话很快岔了开去。
不料，我的话首先遭到张绍鼎爱人田德荣的反对。他说：“没啥。听说老徐家也是7口人，住的房子还抵不上俺家宽敞。”
我正犹疑间，送老徐和我来的司机开腔了：“你不信？真的。老徐家还住在漯河，没搬来。上月我送他和绍鼎去漯河办事，到他家去过。两间趴趴屋，又矮又小。”
难道真是这样？我转念一想：也有可能。这些年干部们受过的罪还少吗？说不定他家原来的房子被人强占去了，现在还没退回。我便又问：“老徐，你那房子住了几年了？”
老徐笑笑：“住了20几年。嘿，提那干啥？那旁边有好多都是烟厂工人，我是从烟厂出来的，人家能住，我有啥不能住？那房子我住惯了，还舍不得同人换咧！倒是绍鼎的房子，是得想办法解决。他是个工程师，晚上总得看点、画点什么。这屋里，就一张大桌，到晚上他还得同妮和小子抢桌子！”
他说得那么坦然、俏皮，把我们都弄笑了。他住在那房子里的20几年，正是他在漯河从副市长做到市委工业书记的20几年。漯河是10几万人口的工业城市，有个市长、市委书记，竟在那种房子里住了20几年！
这时，老徐已经同田德荣拉起家常来：“德荣，听说有人来给你和绍鼎施加了点压力？”
田德荣长得挺秀气，说起话来却很厉害：“啊，你也听说了。老徐，我正想找你给绍鼎换个工作呢。他害过肝炎病，最怕生气！再说，他也受不住这么个累法。天天都是黑更半夜才回家。我也同绍鼎说了，要他在家休息，可他就是不听。再这样下去，将来挂牌子游街，我可不跟着他去陪罪！”
老徐说：“中！他挂牌子游街，我去陪着。我在这方面有经验。这些年，挂过牌子游过街的，不一定是好人好干部；好干部却很少没游过街挂过牌子。绍鼎年轻，没捞住这机会，真能试试，倒也不错，威风着哩！”
空气渐渐活跃起来。老徐谈起妇女在“四化”中的作用来。他说：“近来我常对一些同志讲：开劳模会，要把劳模的爱人也请来，发戏票要发两张，出去疗养，也应该请他爱人陪着去。当一个劳模和好干部的爱人，实在不容易，又受累，又受气，劳模挨斗还要陪着挨斗。吃黄连有她，吃白糖时不能忘了她。劳模们自己也得有点自觉性，工作忙回家少，到家时就得多陪点小心。见不到你这个人，总得听到你几句顺心话呀。我是直到前几年被关起来时，才算有点良心发现。我对孩子们说：‘我谁都对得起，就是对不起你妈。我和她结婚30多年，没陪她看过电影、逛过马路。她要工作，又要生儿育女，不比我少累。我忙时，她见不着我，这会我闲了，关起来没人找了，她还要来给我送‘官饭’。你们可都得对她好一点！’这些话，我没给老伴说。可是，没多久她就全知道了。”
老徐还在说着，看来和他挺要好的司机，偏偏揭了他的底：“老徐，我看你爱人王群，现在还少不了对你有意见。上次你回家，只在屋里坐了还不到十分钟就走了。你来许昌一年多，她来看你两次，也都没好好待承她！”
老徐解释道：“那是没法子。她第一次来，我不知道。等我开完会，已经是夜里一点了，她第二天一早就得走。第二次，我可是下决心要好好陪陪她的。半夜里发生一件大事，电厂负荷太大，要停几路电，停哪路不停哪路，配电所不敢当家，因为大家都向他们伸手要电呀！我只好亲自上阵，坐在那里指挥。等到想起王群还在宿舍等我，连忙赶回去，天已经大亮了。一进屋，她掂起东西正要走。我就帮她拿东西，送她上车站。一路上，王群不理我。我向她说：‘王群，我们这一年在一起的时间实在是太少了，可是有人比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还少。’王群嘟着嘴说，‘还有谁？谁也没有你这么忙！’我说：‘有。年年有个七月七，天上牛郎会织女。一年只见一回面，也没闹过啥情绪！’王群被我逗得哭笑不得，气全消了。”
屋子里爆发出一阵大笑声，小屋里充满了欢乐。田德荣也越来越开心，可还在埋怨张绍鼎：“绍鼎能象你这样就好了。往后，我也得让他跟你学着点，他当了厂长，愁得不轻，只知道埋头傻干生闷气！”
老徐顺着她的话头说：“我哪能和绍鼎比！绍鼎是个研究生。我呢，解放前一个大字不识。想偷着学点文化，挨了老板一巴掌：‘哼，你还想当博士？’解放后，我当工会主席，第一次主持会议，总共才讲四句话，我请人家写在纸上，背了五、六遍，到时候还没念好，气得回家哭了一场。这才狠下心来进夜校学文化。我当了副市长，有次上夜校迟到三分钟，站在门口立正喊：‘报告老师！’老师说：‘进来。’我才进去，说：‘我迟到了，我检讨。’老师说：‘坐下！下回不要再迟到了。’我这才敢坐下。
“那时候，工农干部学文化，多认真呀。现在许多人把这些事都忘了。我学着写顺口溜、写剧本，也闹过不少笑话。第一次学写稿时，才认识200多字，稿子上有不少字都是象形字。有人挖苦我：骆驼的蹄子，还想走猴路！以后我慢慢摸着，总算也摸出了点路。解放初期，学习光荣；‘文革’十年，学习有罪。闹得有些人什么也不敢学，不愿学了。绍鼎，现在科学技术越来越复杂，往后我还得好好跟你学，恭恭敬敬地学。”
张绍鼎也说：“老徐！我也要向你学习。我这人，钻点技术，象是还行，就是不会当领导。有时候，我真都不想再当厂长了。”
“那咋中！”老徐立即打断他，“‘臭老九’多少年站不起来。现在上去了，不能自己下来。要给三中全会长志气！”
屋里出现一阵沉默，好象每人都在心里秤着这句话的分量。
三、运动场上的哲学
过了一会，老徐才又继续说：“当领导说难也不难。你们厂的问题，我了解了一些。有的得从上面解决，从制度上解决；也有的，要从你这里解决。你也要学点领导方法，要有点肚量，有点气魄。周瑜会打仗，就是肚量狭小，诸葛亮把他气死了。刘备这个人，论武的，不如五虎上将；论文的，不如诸葛亮、庞统。他只有一个本事，会用人。刘备的江山越哭越稳，他摔了个阿斗，不光收了赵子龙的心，还收了文武百官的心。他那一手我们不能学。可是，空城计你也想去弹琴，过五关你也要去扛个青龙偃月刀，什么事你都自己出面，那咋中！你现在是厂长了，也得学会用人、用干部。第一步总得把你那些科、组长团结起来吧，然后再去团结更多的人。还有，你们得注意均衡生产。一季度天女散花，二季度张良品箫，三季度穷追韩信，四季度夜战马超，年年如此，这样下去可不中。一定要搞出个科学管理的办法来。”
我听得出了神，不知不觉间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司机催促老徐，说是有人还在等他。我们只好同张绍鼎一家告别。回去的车上，老徐又同我单独说了一番话。他问我：“你喜欢打球吗？”
我说：“喜欢。你呢？”
“我喜欢看球。”他说。“我曾经建议一些当领导的、管干部的，不妨抽点空子到球场边去走走、看看、想想，在那里也能学到不少东西。当干部要学学篮球运动员。有的运动员只是满场跑，不犯规，很卖力，体育道德也好，就是投不进球。咋办？只好换下来。不换，那场球就输了。还要学学裁判员，亲哥哥、亲弟弟，谁在场上犯了规，也得照吹哨。犯了五次规，天王老子也得下场。更要学学场外指导，换人不讲情面；下来后，又很关心。先给一碗水，再讲为啥要换他：盯人不紧，投篮不准，体力不够了。对他说出个原因，让他歇歇、想想，再找个机会换他上去。场外有拉拉队，拉拉队里有不少老运动员。年纪大了，跑不动了，就在场外当拉拉队，给青年队员鼓劲。英雄出少年，篮球场上不能总是几个老头子在跑。那些老运动员们，很有自知之明，心甘情愿地当拉拉队。篮球场上人很多，看看想想，很有意思。还有足球场，也该去看看。有人不踢球，光踢腿，我看得叫他们踢腿派。观众看了，准嘘他。现在各个单位，都有一些踢腿派。要经常有人嘘嘘他们才好。我这人没别的长处，就是愿意多想点事情。各处走走看看，用脑子想想，都有启发。”
亲爱的读者，关于徐庆耀同志，我还应该再向你们介绍些什么呢？如果说还有什么重要补充，那就是：他在漯河的那个家，是否真象他的司机说的那样简陋？说实在话，直到那天晚上我离开他时，对这一点仍然有怀疑。这些年，我和许多容易轻信的同志一样，都曾经上过不少当。有时你听到一个人的某一次谈话，觉得真是精彩之至。可是，当你仔细去了解他的行为，却又发现：实在糟糕之至！因此，过了两天，当我去到漯河采访时，便特地约请地委书记老赵一道去他家看了看。我要说的是：尽管我事先已经有了思想准备，可还是不由得产生了一种惊讶而又崇敬的心情。当某些领导干部削尖脑袋，不惜采用各种非法手段，来为自己或者自己的儿女搞一套舒适的住宅时，那里有这么一对共产党员夫妇，他们在二十几年之久的时间内，只要愿意张张口，伸伸手，就可以住进一套好的住宅，可他们直到现在，仍然住在那两间象我这样的大个头走进时不得不稍稍弯下腰来的小屋里。他们家的实际人口，最多时还不止7个，而是8个。因为他们夫妇还要负责抚养老徐的一个在1960年死去的哥哥所留下的女儿。
当我从漯河再次回到许昌时，还看到过一次老徐。我们没来得及谈话，他就又匆匆忙忙被别人拉走了。我注视着他那胖墩墩的背影，尽管他实际上要比我矮好几厘米，可我却觉得他好象又高又大。在他的面前，我简直成了个侏儒！我在默想着：从这个童工出身的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身上，我们不是也可以看出：尽管党在建国以来，曾经犯过那么多令人痛心的错误，可确实也培养出了多少真正算得上是人材的人啊！
党啊！请爱惜这些人材，爱惜你的优秀儿女吧！他们因为你的哺育而成长，万万不要再因你的疏忽和失误而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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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青山绿水间〔版画〕 章开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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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了，终身制
杨献瑶什么时候，历史老人给我们安排了一把金的交椅？坐上去，就是一生一世坐上去，特权思想就把嘴巴张得大大的而且，伸出了贪婪的舌头露出了无情的牙齿而今，历史老人忽然醒悟了他说：我的孩子们你们不要迷信我我也作过很多错事现在，我决定撤走我为干部设计的金的交椅：终身制别了，终身制你象一块愚蠢的大石头压在中华民族的脊背上压得它抬不起头压得它弯腰驼背压得它热泪长垂压得它走路颤巍巍别了，终身制你象一块厚实的大黑布遮住了人民共和国的晨曦你把那巨大的阴影投在了苦难的土地上投在了希望的地平线上凡有阴影的地方叶儿不再吐绿谷子不再金黄别了，终身制你也使尽了人间威风你也应该去了，去了你威风如虎如狮你威风如印把子你威风如枪杆子你可以指鹿为马你可以指东为西别了，终身制你走了，有的人或许对你还有些留恋因为既往是不死的蚕扯不断的丝形成了传统和习惯缚住了感情的橹缚住了思想的帆缚住了生活的船别了，终身制我们知道，你也许不是封建主义留给我们的最后一条尾巴最后一堆垃圾但是，你走了这却是新长征走向胜利的第一个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