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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伙同康生诬陷八届中委革命干部证据确凿
江青竟辱骂证人扰乱法庭秩序引起公愤
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今天上午第五次审讯江青，大量证据证实：江青在1968年伙同康生诬陷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许多成员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等；江青还直接诬陷迫害了陆定一、胡乔木、周扬、齐燕铭、王昆仑、钱俊瑞、廖沫沙、张瑞华、黄杰等。
审判员曲育才审问江青，1968年7月21日，康生按照你的要求送给你一封绝密信，附有诬陷第八届中委、候补中委的名单是不是事实，你的目的是什么？江青承认名单是她要的。但却胡说什么这是“正常的、合法的”，说什么当时准备开十二中全会，她要“了解情况”。审判员甘英当即指出，江青当时连个中央委员都不是，合什么理，合什么法？！江青竟然脱口说出他们中央文革的“碰头会”当时就“等于中央”的话，全场哄然。
公诉人江文、王振中批驳了江青的狡辩。他们指出，江青、康生合谋搞的1968年7月21日的诬陷名单，是他们一伙为了迫害国家领导人，策划篡党夺权所搞的阴谋。中共中央并没有委托江青或者康生讨论出席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名单，也根本没有什么定性的名单。江青、康生合谋的诬陷名单，是他们两人私下秘密搞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江青、康生一伙到处点名批斗和点名诬陷许多八届中委和候补中委。据查，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就直接点名诬陷了592人，其中有中委、候补中委120名。仅据江青从1966年底到1970年7月的一小部分录音讲话，其中就点名诬陷了172个人，内有八届中委、候补中委28人。这些人都遭受迫害。
公诉人指出，江青在1968年9月18日的一次讲话中，就诬陷陆定一是“军统特务”，诬陷胡乔木是“叛变”了，诬陷周扬是“内奸”；江青还点名诬陷了齐燕铭、王昆仑、荣高棠、田汉、钱俊瑞、廖沫沙、孙泱、陈光、陈荒煤、刘白羽、阿甲、王昆等是什么“特务”、“叛徒”、“反革命”、“里通外国分子”等，致使他们遭到极为严重的迫害，有的遭迫害致死，有的家破人亡。江青的这些犯罪事实，是众所周知的。
审判员审问江青是否说过陆定一是“军统特务”。江青说：“我没有材料说陆定一是军统特务。可能你们的记录搞错了吧。你们可以把证人请来。”法庭当场宣读并播放了江青1968年9月18日接见中国京剧团、中央乐团等单位代表时讲话录音：“……陆定一是军统特务。我们现在才知道，可能还要复杂”。江青只好承认这是她讲的，是她的声音。审判员问她有什么根据诬陷陆定一是“军统特务”。江青竟胡搅蛮缠起来，一会说“我不能承认是诬陷，你得让我想一想，你先问别的”；一会竟诬陷说陆定一有个兄弟可能是“特务”，这跟陆定一“有关系”。
审判员接着就江青诬陷胡乔木、周扬的犯罪事实进行调查。法庭上宣读并播放了江青1968年9月18日那次讲话录音的有关段落：“胡乔木是在北京被捕，这个叛变的问题现在在落实……”，“……他（周扬）跟军统也有关系，……（他）跑到日本去了，到日本被捕叛变。所以他是日本特务，也是美国特务，现在还没有最后落案，……不过国民党特务这一条是肯定的。内奸、特务这都是肯定的。”江青承认这是她的声音。审判员问江青有什么根据对胡乔木、周扬作这样的诬陷？江青答不上来。审判员指出，江青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就在大会上点名宣布这些人是“特务”、“叛徒”，这是有意的诬陷迫害。
审判员审问江青，她是不是在1971年1月3日诬陷过徐向前的夫人黄杰是“叛徒”、聂荣臻的夫人张瑞华是“特务”。江青承认她讲过这些话。但她胡说什么那是因为1948年党中央迁到阜平县陈南庄遭到国民党反动派飞机轰炸，她怀疑是张瑞华“告密”。审判员当场指出，这次轰炸，确系国民党潜伏特务的密报造成的，但解放初期已经破案，罪犯已受惩处。事隔多年，江青竟荒唐地把罪名栽到张瑞华同志头上，是别有用心的。法庭宣读了公安部关于这一案件的处理证明。江青在法庭上自己也承认，她知道当时即已破案，作案罪犯已经“全部枪毙”。但她仍然拒不承认自己的诬陷罪行，说什么她是听康生说的。公诉人指出，江青诬陷黄杰和张瑞华，矛头实际上是指向徐向前、聂荣臻两位老帅。
法庭接着播放江青1970年7月3日的讲话录音。江青在这次讲话中诬陷著名书法家、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是“现行反革命”，文化部代部长肖望东是“历史反革命”，王昆仑、钱俊瑞、曹亮、廖沫沙是“证据很厉害的特务”等。法庭宣布，经复查证明这些纯系冤案，已对上述同志的问题予以平反。但由于江青的诬陷，钱俊瑞、廖沫沙被关押8年，肖望东、王昆仑被关押7年，身心受到极大摧残、折磨。
受害人王昆仑、廖沫沙先后出庭作证，他们控诉由于江青的诬陷迫害，致使大批革命老干部、有贡献的作家、教授致残致死，给人民造成极大灾难。他们要求特别法庭对残害人民、草菅人命的反革命集团主犯江青，给予严厉法律制裁。
由于被告人江青在法庭上无理取闹，继续进行诽谤、诬陷，甚至辱骂证人，不听审判长的制止，不断扰乱法庭秩序，审判长曾汉周命令江青退庭，法警立即将她押出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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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王昆仑控诉江青等迫害民主人士
他要求特别法庭对江青的累累罪行决不宽恕，坚决依法惩办
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曾经被江青诬陷为“特务”并被关进监狱达7年之久的王昆仑，今天上午在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就江青伙同康生、谢富治诬陷他和民主党派成员的犯罪事实提供了证言。
证言说，“我被江青、康生及谢富治一伙诬陷为特务，江青还说我是‘证据’确凿的、‘很厉害的特务’，使我受到严重的迫害。他们只说一句话，就把我逮捕起来，关进监牢达7年之久。”
证言说，“在监狱里，江青、康生、谢富治一伙还指使专案人员对我大搞逼、供、信，强迫我招认是‘特务’，是‘反革命’。我从30年代开始，就在党和周恩来等中央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曾经跟蒋介石面对面斗争过，而你们竟然诬陷我是‘特务’，是‘反革命’！我坚决抵制。他们就对我横加摧残：带上背铐，拳打脚踢，我的牙被打断，头被打肿，双腿不能行走。同时，我的全家都受到迫害，他们一伙不仅把我爱人曹孟君看作‘特务’，还要把我的兄弟姐妹、我的女儿金陵，统统打成特务及特务嫌疑分子。甚至连我的第三代、当时只有十四、五岁的外孙女儿也受到株连之苦。”
证言说，“江青、康生一伙这么做，并不是对我个人有什么特别的仇恨，他们是为了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所以点名一大批，揪斗一大批，逮捕一大批，害死一大批。仅就民主党派来说，从中央到地方，无论是长期跟我党合作的，还是对人民做过一些好事的同志；无论是长期坚守统战工作岗位的共产党员，还是国内外知名的民主人士，几乎无一幸免，逮捕的逮捕，批斗的批斗。这些同志，他们在解放以前跟国民党反动派斗，跟日本帝国主义斗，跟特务斗，随时随地都有流血牺牲的危险。但是他们没有退缩，坚定不移地跟着中国共产党走。中国的解放和建设，也有他们的血汗功劳。当年，蒋介石反动派把他们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只是顾虑到人民的力量和社会舆论才不敢公然加以谋害。然而，蒋介石所不敢做的，你江青竟然做了，当年反动派所不能干的，你江青竟然干了。你江青破坏了我党的统一战线，迫使我们许多好同志身心受到极大摧残，多少同志饮恨而死。江青一伙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
证言说，“我作为受害人，作为证人，要求特别法庭对江青所犯的累累罪行，决不宽恕，坚决依法惩办！”
王昆仑今天由他的女儿王金陵陪同出庭。因为他身体不好，由王金陵代他向法庭宣读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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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廖沫沙出庭揭露江青伙同康生谢富治
诬陷干部群众乱捕无辜造成严重恶果
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受害人廖沫沙今天上午到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作证，证实江青等迫害他本人和在北京市诬陷干部、群众，乱捕无辜，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廖沫沙说，“江青伙同康生、谢富治等人诬陷、迫害了北京市一大批干部和群众。他们惯会无根据地诬陷好人，任意地乱捕无辜。我就是遭受他们诬陷迫害的一个。江青诬陷我是‘很厉害的特务’，她这是血口喷人。她说我是‘特务’，而且是‘很厉害的特务’，完全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
廖沫沙说，“我从十几岁在湖南当学生的时代起就参加革命工作，一直在党的教育培养下长大，几十年中一天都没有离开过党的领导和指示，一天都没有停止过为党和人民工作。”他追述说，1933年他在上海的时候就认识了江青。廖沫沙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完全了解，可见她是故意的诬陷我，故意制造冤狱。我被无辜关押了八年多，又流放劳改了三年，肉体上受尽了酷刑。”
他指着江青说：“遭受你们这样残酷迫害的不仅是我一个人。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被你们扣上‘特务’的帽子，逮捕关押，在监狱中戴了五年手铐，寒冬腊月连棉衣也穿不了，只能披在身上。一个从十四、五岁就参加革命，一辈子为党的事业出生入死，忠心耿耿的老革命家，就这样被残酷迫害，惨死于狱中。副市长吴晗同志，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教授，一生都没有离开过书本，没有放下过纸笔，勤勤恳恳地教学和写作，是一位纯真正直的学者。远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接受党的抗战救国纲领，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抗日民主的斗争，团结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过很大贡献。象这样一位老学者、好同志，也被你们扣上‘叛徒’、‘特务’的帽子逮捕关押，惨死狱中。他的夫人袁震、女儿吴小彦也受到株连被迫害致死，搞得家破人亡。还有著名作家老舍先生，他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热爱我们的党，全国一解放，他立即远从海外奔回祖国，回到北京的老家，响应党的号召，为人民创作了大量歌颂新中国的优秀作品，也惨遭诬陷迫害而死。江青，你们这一伙实在是罪恶多端，擢发难数，北京市人民对你们恨之入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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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元帅之死
——贺龙同志被林、江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前后
本报记者 胡思升
1969年6月9日，身经百战、所向披靡的贺龙元帅，在暗害的屠刀袭击之下，倒下了。
这一天清晨，在面临死亡威胁之前，贺龙同志神志清醒，他对夫人薛明同志说：“你可要当心啊！他们可能要下毒手啦！”
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的起诉书中短短一句话，“贺龙被迫害致死”，包含着什么内容？林彪、叶群、吴法宪、康生之流是如何必欲置贺龙元帅于死地而后快的黑幕，通过法庭的审理，触目惊心地被揭示了出来。
为了诬陷贺龙、打倒贺龙，林彪亲自赤膊上阵。
1966年8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林彪在人大会堂浙江厅召吴法宪去谈空军党委一次全会的情况，劈头就定调：“你们这次会议贺龙插手了。贺龙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又说：“空军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贺龙派人要“夺你的权”，“你要警惕和防备”。
吴法宪按照林彪的授意，马上亲笔写信，诬陷贺龙在空军内部搞地下活动、罢官夺权。
与此同时，林彪也召见李作鹏，诬蔑说：“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他采取种种卑鄙手段拉了一批人来反我”。同吴法宪一样，李作鹏也于1966年9月7日给林彪写信，诬陷贺龙。
从1966年到1969年，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相互配合，给贺龙同志加了无数顶帽子、数不清的罪名：“大土匪”、“大军阀”、“向敌人投降”、“篡军夺权活动的里手”、“不知杀了多少人”、“一条以贺龙为首的黑线”、“定时炸弹”、“里通外国、苏修”、“搞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布置盯梢毛主席”，等等。真是挖空心思啊！
贺龙同志愤然地说：“他们根本没有确凿的证据。如有证据，也是假的”；“他们要是叫我签字画押，我就写‘冤枉’两个字”。他想到的不只是个人的冤屈，而且是林彪一伙的用心：“他们要把老同志都搞光，搞得毛主席身边没有人了，他们好大换班”。
凡是在林彪陷害忠良的场合，决不会没有叶群的魔影。
这一次，叶群选中了军队内负责警卫工作的处长，此人名叫宋治国。叶群数次口授诬陷贺龙的材料，叫宋治国以自己的名义写揭发信。从1966年9月7日至24日，宋治国一共写了四封诬陷贺龙同志的信给林彪，林彪立即下令印发。
叶群假宋治国之手写的诬陷信的原件，如今都已查获。这些信，有些纯属捏造，有些十分荒唐可笑。为了立此存照、录以备考，不妨摘引几例：
一、“罗瑞卿的家里办公桌，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照片，其中有贺（龙）、薛明、罗（瑞卿）、郝治平四人的合影，天天看。但没有放主席的照片”。
二、“我觉得贺（龙）与罗（瑞卿）、彭（真）、杨尚昆反党分子来往很为密切。他们经常密谈。”“常去他（指贺龙）家的人神态不正常”。
三、“贺（龙）本人自己房间里亲自保管着一支精制进口的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不知为了什么？”
四、“他对警卫人员的教育不是以政治挂帅，而是业务挂帅。如教育大家如何将枪法练好，并要求每个警卫人员要练得百发百中。”
五、“听说体委自动销毁了120部电台，此事甚为可疑”。
六、据说贺龙家曾经“在电话上安过一个窃听器”。
等等，等等。
既要借刀杀人，又不想留下痕迹，叶群还精心导演了一番。宋治国按照叶群的口授，在写好诬告信后，来到叶群处。叶群当着林彪办公室三位秘书的面假惺惺地问宋治国：“你写的这些材料是否都是事实？是，我们就送；不是，我们就不送了。”
宋治国答：“完全是事实，我完全负责。”
双簧演毕，叶群还嫌不足，又叫“林办”三位秘书于1966年9月27日写了一份《关于宋治国写材料情况的证明》，无非是证明此事与叶群无关，是宋治国主动揭发的。
康生，这个专门经营诬陷勾当的坏人，也在贺龙同志背后插了一刀，制造了一个在北京一度闹得满城风雨的“二月兵变”事件。
天下本无事，何来“兵变”之说？
1966年春，经军委批准，北京军区组建一个团给北京卫戍区担负民兵训练任务，卫戍区为此派人到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商借房子。不料到了7月上旬，北大有人贴出大字报，怀疑部队向学校借房子是要搞兵变。
康生马上抓住这张捕风捉影的大字报，不经任何调查就宣称：“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
这是康生1966年夏天的信口雌黄。到了1968年4月27日，这位身居要职的造谣家还对专案组说：“体委是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的重要地点。他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
所谓“对准中南海”，就是要加害于毛主席。康生血口喷人，就这样无中生有地把所谓“兵变”、“谋害毛主席”的罪名强加给贺龙同志。
从此以后，叶群、康生、黄永胜、吴法宪四个人完全控制了“贺龙专案组”。
吴法宪于1968年4月18日对专案组布置任务：“贺龙是国民党右派、走资派，就是资产阶级，怎样打倒，就是把敌人的罪恶挖出来，一定要拿出实际行动做到‘五个忠于’”。
忠于林家王朝的专案组，从各个方面向贺龙元帅进逼，他们把无说成有，把白说成黑。
他们拿来一个书面问题，要贺龙交代历史上的“罪行”，所谓1933年同蒋介石派到湘鄂西的“说客”熊贡卿“谈判”的问题。明明是贺龙当时下令逮捕并枪决了熊贡卿，并报告了中央，现在却成了他“通敌”的罪名。贺龙同志怒不可遏，吼道：“撞他妈的鬼，人都给我枪毙了嘛！栽赃！完全是栽赃！”
贺龙透过吹来的黑风，看清了林彪一伙的罪恶用心。他对薛明同志一再讲：“咳，我们党里出了鬼，出了奸臣啦！”“党怎么办？国家怎么办？”
1969年2月的一天，贺龙同志用手杖敲着当时到处泛滥的林彪相片：“你这个家伙，整起人来啦！”“还有林彪的老婆叶群，也不是个好东西”，“康生这个人，老奸巨猾，做尽了坏事”。
贺龙不低头。他们的折磨越加骇人听闻了。
对一个71岁高龄的糖尿病人，大热天只给一小壶水。不洗脸，不漱口，都很难应付。贺龙同志为了接天上的雨水以救急，有一次大雨中在台阶上滑倒，扭伤了腰，18天不能动弹。
贺龙同志经常吃的是清水煮白菜、糠萝卜。有一次，送饭的人竟然把饭菜全部倒在地上。薛明同志一次望着贺龙消瘦的脸，问他：“你是不是饿啊？”元帅凄然一笑：“嘿！算你说对了。”
派来治病的一个“医生”，是经过专案组六次“政审”、精心挑选的。他没收了贺龙身边必需的备用药品。贺龙的病情更加恶化了。1968年3月27日，贺龙同志突然说不出话来，口角歪斜，剧烈头疼，被送进医院。按照邱会作“医疗为专案服务”的指示，诊断书上竟然写的是：“诈病”，治疗措施是：“请有关军医主宰”。堂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元帅，病历上的姓名却写成：王玉。
贺龙同志洞察其奸，对夫人说：“他们硬是想把我拖死，杀人不见血呵！”
1969年6月8日早晨，贺龙的糖尿病发展到了酸中毒的严重程度，连续呕吐，呼吸急促。找医生，迟迟不来，拖了十几个小时，直到晚上八时许，才来了“医生”。糖尿病是不能输葡萄糖的，却给输上了，输了整整一夜，整整2，000毫升。
次日，6月9日，宣布要把贺龙送往医院。贺龙不愿去，反抗说：“我没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上午9时，来人七手八脚地把贺龙同志往担架上抬，送上救护车，开走了。
下午3点多钟，来人把薛明同志带走，说是到医院核实一个材料。到了医院，薛明同志听到一个冷冰冰的宣布：“人已经死了。”时间是6月9日下午3点零9分，也就是送往医院6小时零9分钟之后。
凝视着亲人的遗体，薛明同志不能自制：没有花束，没有党旗，没有同志和战友，只有一条床单覆盖着元帅的身躯和头部。
多么令人难以置信啊！在反动统治时期，敌人悬赏10万大洋都买不去的头颅，却在自己亲手打下江山的土地上，被躲藏在内部的奸贼狠毒地谋害了生命！
元帅倒下了，他们也不放过贺龙的夫人薛明。
特别是叶群，心怀鬼胎，盘算着如何斩草除根的毒计。
有必要提一段往事。1943年延安整风时，薛明同志曾揭发过叶群参加CC特务组织、当过国民党电台广播员的问题。
时隔23年之后的1966年，叶群对薛明说：“过去你说我那么多坏话，今后你只要不讲，我就既往不咎了。”薛明没有置理。
1969年11月的一天下午，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薛明很了解我的情况，把她迁送到离北京远一点的地方，放在空军的监护下。”吴法宪一口称是。叶群责令第二天就派人送走。
吴法宪选定贵阳磊庄的空军干校，作为囚禁薛明的秘密地点。在派遣一个班的兵力押送之前，吴法宪、邱会作亲自交代：“薛明去空军干校监督劳动，不许她乱说、乱道、放毒，找几个人监护。不许她写信。”
在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日子里，记者访问了薛明同志。讲到林彪一伙竟然无法无天地对包括贺龙同志在内的几乎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横加残酷迫害的种种令人发指的罪行时，薛明同志愤恨万分。她说：“对林彪、江青这一伙，不是私人的怨仇。他们要毁掉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已经被毁掉的，何止一个贺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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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震林会见博茨瓦纳议会议员代表团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谭震林今天上午会见了由议员奥腾率领的博茨瓦纳议会议员代表团。代表团共有4名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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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伦基举行招待会庆祝肯尼亚独立节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肯尼亚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卡伦基和夫人今天下午举行招待会，庆祝肯尼亚共和国独立节17周年。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等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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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函照登
《人民日报》9月6日一版发表的《为青年成才创造条件》的评论员文章，列举的事例中谈到我县青年李紫贤的情况，与事实不符，我们认为有必要加以说明和澄清。
评论员文章说：“只因他的出身不好，所在的大队把他赶出养蜂场”。实际情况是，李在养蜂场犯有经济方面的错误，干部群众意见较大，大队才停止其养蜂工作。
评论员文章说：“尔后县里又硬要他在食品站工作”。实际情况是，李是个下乡知识青年，按1978年招工政策规定李属招工对象，本人也积极要求招工上调，后被分配在县食品公司。当时李向招工人员表示自己愿去食品公司工作。与此同时，李又向区、公社及县招工部门写过一封信，要求将他分配到国营蜂场。但因本县没有国营蜂场和养蜂研究单位，无法满足李本人的要求。最后由县食品公司安排到梅江区食品站工作，他也愉快地到站报到。
这篇评论关于李紫贤问题的批评虽不属实，但我县有关部门还是本着为青年成长创造条件的精神，根据李的特长，于10月份将他调到县农科所，让他在新建的养蜂组工作。 中共浙江省兰溪县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