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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武汉市房地局长孙逢一用公房谋私利
湖北省委纪委决定由武汉市委给予严肃处理
本报讯 记者叶子健报道：武汉市房地产管理局党组副书记、局长孙逢一利用房子拉关系，谋私利，违法乱纪。
孙逢一利用房屋分配权为其子女参军、招工、上大学走后门。
孙逢一的长子原是武汉市机械工业局所属的一个研究所的工人。1976年这个所有两个上大学的指标，经全所职工投票推荐了9个人，孙逢一的儿子得票为第8名。该所党支部的一名委员由于在前一年得到过孙逢一安排的一间房子，另一位负责人也想得到房子，便擅自向市机械局上报了得票多的前三名和孙逢一的儿子。名单一公布，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这个情况，市机械局是了解的。但是由于这个局的某负责人曾得到房地局私分的一套新房子，因此在审批时，不仅不纠正研究所的错误，反而推荐孙逢一的长子把另外两位得票多的同志刷了下来。这就引起了群众更大的不满。孙逢一为报答研究所那个支委的“恩情”，在武汉市中心的一栋新楼里，给他分配了一间宿舍。
1974年，孙逢一为了让临毕业的女儿逃避上山下乡，利用武汉驻军某部要求市房地局修大礼堂，把营房内居民搬迁的机会，向部队提出让他女儿当文艺兵的要求，得到了同意。学校认为孙的女儿没有文艺特长，未予同意。部队招兵人员硬用“点招”办法完成了任务。这件事在学校师生中留下了很坏的印象。后来，孙逢一的女儿由部队复员，通过关系进了中国歌舞团，又以不习惯北方生活为名，要求调回武汉市文化部门工作。这时，孙逢一想起市委4年前要求给文化局一领导同志分配住房的批示，加紧给安排了一套房子。结果他的女儿在武汉市文化系统的一个公司里当了业务员。
孙逢一的小儿子1975年中学毕业后，因病留城。按照武汉市当时的规定，病残留城的待业青年经过居委会和街道革委会推荐，只能进集体企业工作。1976年，孙逢一通过原市机械局某负责人的关系，把他的小儿子安置到市机械局所属的另一个研究所工作，孙逢一给这个负责人安排了一套住房。
孙逢一为了讨好领导，疏通关系，他还给住房比较宽敞的个别领导干部的子女分配了住房。1978年他拟定了一个方案：把26个市、区、局领导干部的子女，都安排在闹市区的一栋新楼里。这个方案在武汉市城市建设委员会主任办公会议上遭到了反对，没有通过。孙逢一却在私下征得当时市城委某负责人的同意后，按这个错误的方案分配了住房。孙逢一的大儿子还没有结婚就占据一套新宿舍。有的领导同志的孩子至今还没有结婚，一个人就占了三间房。这事引起了群众的公愤，把这栋楼称为“公子楼”。孙逢一还给和他关系密切的一些老朋友、老部下和保姆也分了住房。他还违反国家的财经纪律，擅自动用国家维修旧房的经费盖新房。新房盖成后，由他主持私分了一部分。
孙逢一的行径，引起了市房地局不少职工的不满，纷纷提出批评。孙逢一不仅不改正错误，反而以各种借口进行打击报复，把一些给他提过意见的同志调离了房地局。
《准则》公布以后，孙逢一迟迟不在局党组内安排学习，还指责局里党员学习《准则》影响了工作。最近，他带三个干部去香港与外商洽谈业务，违反国家规定，变相套购港币买了一部彩色电视机和其他物品，被海关发现，扣留了购回的物品。
关于孙逢一的问题，湖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已经作出决定：一、市委应责令孙逢一同志对其所犯错误作出深刻的检查，视其检查态度予以严肃认真的处理。二、解放大道731号、735号（三阳路口）和鄱阳街21号中领导干部子女住房，应全部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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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水霸王”变成贴心人
——沈阳市自来水公司和平营业所纠正不正之风成效显著
本报讯 辽宁省沈阳市自来水公司和平营业所纠正不正之风成效显著，由原来的“水霸王”，变成了群众的贴心人。
“四害”横行时，这个所不正之风严重。全所对外服务的职工93名，有过不同程度“吃卡”用户行为的达74名，占80％。用户给准备吃的就干，不给就卡，“大吃大喝大干，小吃小喝小干，不吃不喝不干”。有的还带着孩子老婆一块吃，甚至连吃带拿。有的索要财物，从木材、家具到副食品，见啥要啥，给啥收啥。这种作风，严重败坏了企业的声誉。群众意见很大，管他们叫“水霸王”、“水衙门”。
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这个营业所经过整顿，初步采取了一些纠正不正之风的措施。学习贯彻《准则》以后，他们进一步采取措施，情况更有好转。
首先，这个所党支部的领导成员定了“约法三章”：有急修、大修工程必到，带头大干；不以权谋私，要求群众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不讲情面，敢说敢管。打这以后，用户请客他们不去，备饭不吃，送礼不收，给房不要，便宜不占，不为子女谋特殊照顾。支部书记戴银庆，有一次和工人一起在一家工厂抢修漏水，正赶上端午节，厂里准备了饭菜再三请让，他们就是不吃。戴银庆说：我们有“约法三章”，不能违反。你们请吃饭，不是对我们的照顾，而是违背党的优良作风，让我们犯错误。该所主管生产的副主任张连山，一家5口，挤住在一间小屋里。有个房管部门要给他弄个套间，张连山坚决不要。
党员张显达和老工人刘金贵，搞安装设计，天天和用户打交道。用户请客招待，一年几十次，他们一次不吃、不占。对这样的好典型，党支部及时表扬，号召大家学习。发现不好的典型，则及时处理，以教育大家。这个所还从制度上规定，不管什么情况，一律不准在用户吃饭。对在用户吃喝的，扣分扣奖，取消评奖资格。还发动职工制订了班组服务公约，实行互相监督，用户监督，违章者必罚，不管是谁，决不含糊。1978年，技改组给一个单位烧焊铁箱，七个人去大吃大喝了一顿。对此，这个所坚决按制度进行了严肃处理。这样一抓，对大家震动很大，人人引以为戒。
现在，这个营业所“吃卡”用户的不正之风，基本上刹住了。从去年以来，有二百余次请客、送礼、给票、给房、给酬谢费等，都被这个所的职工谢绝了。大家把心思和精力都用在为用户服务上，基本上做到了：用户报漏及时修，发现漏水主动修，开展普查全面修，管网大漏连夜修，困难单位协助修，双职工户预约修。一年多来，这个营业所收到表扬信达130多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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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青岛卷烟厂党委分房首先照顾群众
本报讯 最近，山东省青岛卷烟厂党委联系实际学习《准则》，在分配职工宿舍时，以身作则不要新房，也不调大房，并要求全厂党员干部与群众条件相同的要带头谦让，受到了全厂职工的好评和青岛市委纪委的通报表扬。
住房紧张是青岛卷烟厂职工生活方面最突出的问题。不久前，这个厂的两幢五层职工宿舍大楼竣工了。为了分配好这两幢宿舍，厂党委常委会提出：第一，党委常委一律不伸手要新房；第二，党员干部不要任何名义的特殊照顾，与群众条件相同的要带头谦让；第三，不准“占窝下蛋”，以各种借口为子女亲友要房。同时决定做好以下三项工作：一是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发扬吃苦在先、享受在后的好作风，把方便让给群众；二是要做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将房子分配给最需要的职工；三是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及时解决分房中的各种思想问题。
这个厂党委11名常委中，有5名住房困难应该解决宿舍，但他们都首先想到群众，没有伸手要新房。常委张志俊5口人住在一间15平方米的小房里，他说，再困难也总算有个地方住，也比有的职工没房住强。常委王宝琪3口人，借住在亲戚家的一间11平方米的屋厦子里，冬寒夏热。他说：这次是厂里多年来第一次分房子，领导干部应当往后站。常委张国植、刘惠群和王志德也都表示不要新房。最后，两幢楼106套房子连分带调解决了239户职工的住房。 丁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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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综述
这个问题提得好
本报10月22日刊登《选拔中青年干部值得警惕的一个问题》的“记者来信”后，引起较强烈的反应。不少读者来信指出：“看后深有同感，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好，提得及时”，“说出了人民的心里话、受害者的心里话”。
曾被“四人帮”严密控制的地区、单位，对这个问题的反映更为强烈，有的来信说：“林彪、‘四人帮’的骨干分子曾有计划、有目的地分批‘双突’大批角刺人物，训练了大批‘虎班战士’，放虎归山，被指定为一、二把手的接班人。粉碎‘四人帮’后，有的调到别的单位继续当领导，美其名曰‘易地革命’；有的‘带职下放’到低一级单位当领导；有的又作为选拔干部对象，准备重新担任领导职务。”
某工厂的读者来信说：“‘四人帮’横行时的派头头，当了厂革委会副主任、党委书记的，现在还在领导岗位上，他们继续耍两面派手法，对党的政策阳奉阴违。我们厂的生产上不去，成为‘老大难’单位，难就难在这些人身上。”“我们厂里的帮派势力严重，‘四人帮’横行时的一个‘双突’干部，是迫害干部群众致死致残的策划者，但他连‘认错’的表示都没有，却仍当副厂长。1977年和1979年两次调资，都有他的份，被他迫害的人却不给平反，还继续受欺压。”
有的来信指出，要特别警惕政治投机分子趁我们强调选拔中青年干部之机，钻进领导班子。信中说：“我们地区明显的打砸抢分子已经撤职了。现在的问题是有一些‘风派’人物还很吃香，他们看风使舵，吹牛拍马，逢迎讨好，却被某些领导部门作为接班人。这是很危险的。老同志之间闲扯起来，大家无不担心。”有的来信具体揭露、刻划了政治投机分子的面目：“有一个人是某大学的‘最坚强的老造’，具有‘造反派的脾气’。1972年强调落实干部政策时，他认为时机不利，装出‘老实’的样子。到了1974年批林批孔时，他认为时机好转，积极批斗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党中央、国务院工作时，他认为形势对‘老造’又不利了，马上向被他批斗、谩骂过的同志‘认错’、‘检查’，发誓‘不乱造反了’。可是‘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他却大骂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并且还亮出了篡夺某局领导班子的名单，自报要当××长。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刚公布，他立刻‘深刻检讨’，表现‘积极’，给这个买减价布，给那个买内销表。调资时，群众不评他，领导却特意指名要给他提一级。此人暗中对人说：‘我现在啥也不说，等以后我非和他们（指批判过他的同志）大干一架不行’。这就一语道破了他‘积极’、‘老实’的伪装。”
有的来信指出，造成组织不纯的原因，除“记者来信”中说的，还有：“积极执行‘四人帮’的一套和左的路线并支持过‘造反派’的某些领导人，现在还搞派性，对‘造反派’感情深厚，而对受害的干部、群众仍存有对立情绪，所以平反工作不彻底，造反起家的帮派人物得以继续受到重用或被提拔，也就不奇怪了。”这真是“过去提拔有人扶，现在有人保，揭发无人理，无可奈何！”
不少来信表示，要做好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纯洁领导班子的这件大事，虽有阻力，但有信心。他们说，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是十分正确的，是得到群众拥护的，有党和群众的支持，谁搞违背中央指示的事都是长不了的，我们要坚决贯彻执行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追随林彪、“四人帮”至今不改的那些人撤下去，把真正符合三条标准的接班人推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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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夏林福不要新房甘居陋室
本报讯 浙江省温岭皮革厂党支部书记夏林福，以身作则，甘居陋室，让有困难的职工先住进新房。
今年上半年，厂里新建了一幢三层的楼房，除一层作办公室和生产用房外，第二、第三层有24间共计400平米准备作职工宿舍。厂里住房缺和住房挤的职工多，这一幢楼房根本不能满足需要。老夏心想：自己在厂里整整16年了，一直住在一间只有7平米左右的房子里，论条件完全可以分上一间，可是如果自己带头要房，去做职工的工作就困难了。他更想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又是领导干部，应该吃苦在先，享受在后。于是，他打定主意不要新房。他的行动对全厂职工教育很大，不少原来千方百计活动要房的同志都纷纷表示不要了。在老夏的带动下，全厂干部职工互相让，讲团结，讲友谊，讲风格，“争房”变成了“让房”。 （林江 景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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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吃苦在先 享受在后
王大可
住房紧张，是城市群众生活中的一个很尖锐的问题。近两年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改善职工居住条件，兴建了不少住宅。但是，由于多年来我们欠账太多，目前经济还很困难，职工住房仍非常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在住房问题上应该怎么做？这里刊登的三篇报道，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吃苦在先，享受在后”，这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作风。青岛卷烟厂党委常委和浙江温岭皮革厂党支部书记夏林福同志，坚持和发扬了这个好传统，在分配职工宿舍时，首先想到群众，自己不伸手要新房。从这些同志身上，群众看到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看到了我们的党风正在好转，进一步坚定了四化建设的信心。
但是，我们党内也有一些人不顾群众疾苦，只图自己住得宽敞，甚至用房子拉关系，作交易，谋私利。武汉市房地产管理局党组副书记、局长孙逢一同志就是这样的典型。这些同志违背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忘记了共产党人吃苦在先、享受在后的优良传统。这种人虽然为数不多，但在群众中的影响却很坏，严重地损害了党群关系，败坏了党的声誉。《准则》指出：“共产党员和干部应该把谋求特权和私利看成是极大的耻辱”。希望犯有这类错误的同志，要以群众的利益为重，以党的利益为重，翻然悔悟，痛改前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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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少数民族文字出版事业简介
我国有55个少数民族，人口近6，000万。除回、满、畲三个民族通用汉语汉文外，其余的民族都有各自的语言。解放前只有19个民族有本民族的文字（其中7个民族的文字不完备或不通用）。解放以后，党和政府帮助10个民族创制了拉丁字母形式的拼音文字，帮助5个民族对原有文字进行了改进或改革。我国少数民族文字的出版事业，从此才逐步发展起来。
现在，全国以出版少数民族文字图书为主的出版社共有15家。从1949年到1963年，全国用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壮、布依、苗、彝、黎、傣、柯尔克孜、锡伯、傈僳、景颇、拉祜、佤、哈尼、侗等19种民族文字出版各类图书13，853种，发行15，000万册。用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壮、柯尔克孜、傣、景颇、傈僳、锡伯等民族文字出版杂志34种，报纸37种。1965年民族文字图书出版1，694种，印行2，480万册，它较1952年种类增加两倍以上，印数增加近4倍。
十年动乱时期，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物曾大幅度减少。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认真贯彻和落实党的民族政策，被撤销的出版机构陆续得到了恢复，有些停止推行的新创文字又继续推广，中央还成立了民族语文翻译局，于是，少数民族文字出版事业，又象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了。1979年全国出版的少数民族文字图书共1，544种（其中新出1，290种），接近1965年的水平；印行2，707万册，超过1965年的数字。
三十年来，由于各方面的努力，我国已经建立了一支初具规模的从事民族语文翻译、编辑和出版工作的队伍，其中包括有较高水平的专业人员。新建和改建了一些民族文字印刷厂，增加了民族文字印刷生产能力，印刷技术也有一定的提高。但是，目前少数民族读物品种太少，科技读物奇缺，民族文字课本还不能保证课前到手，远远满足不了干部、群众和青少年学习的需要，这种情况还有待于进一步改善。
杨正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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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辽宁《共产党员》杂志受读者欢迎
本报讯 记者王溪元、李新彦报道：以宣传思想解放的先驱张志新而闻名的辽宁《共产党员》杂志，以其生动活泼、旗帜鲜明的特色，赢得广大读者的欢迎。党员、干部和党外积极分子亲切地称它是“良师益友”。现在，它每期的发行量已达80万份。
中共辽宁省委十分重视办好《共产党员》杂志。今年3月，曾专门批转了省委组织部、宣传部《关于进一步办好〈共产党员〉杂志的意见》，要求把杂志办成对党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好教材。这个杂志积极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宣传党的基本知识、党规党法和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宣传先进党支部和优秀党员的事迹，开展党内批评，发扬正气，打击邪气，对于拨乱反正，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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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战士齐夸家乡好，政策落实气象新
据新华社沈阳电 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来自全国各个省、区的战士，最近纷纷写信和投稿给部队报纸，赞扬党的现行农村经济政策给家乡带来了新的面貌。
来自山东省寿光县田家大队的战士杜茂叶说：按自然条件，我们大队本来适合种小麦、蔬菜和果树，可是在“四人帮”横行时，上边瞎指挥，硬让种玉米和甜菜，结果收成不好，社员生活水平低。现在，大队和生产队有了自主权，因地制宜，大面积种植小麦，抽出一部分地种蔬菜，还栽培了30亩果树，养了1万多只鸡、300多头猪，这一下，粮食亩产由过去平均800斤上升到1，100斤，劳动日值由7角提高到1元5角，口粮达到了600斤。大队还更换了大型拖拉机，安装了农田喷灌设备，同时还给社员盖了新房。
来自河南省浚县张屯公社的战士王新民说：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干部社员的积极性就起来了，很快使生产队的面貌发生了变化。在遭受数年不遇大旱的情况下，粮食亩产还达到了600多斤，皮棉90多斤，口粮每人500斤。
来自河北省沧县皂坡大队的战士黄汝明说：“四人帮”横行的时候，谁搞一点副业，就给谁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把社员的手脚捆得死死的。现在，我们大队领导群众种好地后抓副业，鼓励社员个人扎扫帚、养鸡、养羊、养猪。这样，集体经济发展了，社员个人的收入也增加了，劳动日值很快增加到一元二角，队里还增添了柴油机、抽水机、小拖车、脱粒机等。节省下来的劳动力，开沟挖渠，整修土地，改造盐碱。由于有了钱，副业养了农业，使过去的盐碱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丰产田，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大队还买了电影放映机，村里用上了自来水，一般的户都有存款，有的户储备粮就能吃一年多，社员的日子真是越过越红火。
来自四川的战士车财礼说：我回到故乡，只见我家屋前屋后，一个个滚圆的西瓜躺在那里。妈妈告诉我：“这是秋瓜，伏瓜早卖了，卖了三遍，一共卖了一百多元。”听着妈妈的话，真是感到从心里往外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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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喜讯飞到布朗山
入冬以来，云南边境布朗山上的边防连队里，战士们争相传播家乡喜讯，赞颂党的政策好。
来自河南封丘县农村的连队司务长王振国，担心家里缺劳力影响经济收入。不久前，他家里来信说，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六十多岁的父亲参加了修理组，和青壮劳力挣一样的工分。母亲饲养了两头猪，仅卖猪一项收入就达三百多元。全家今年人均口粮600斤，现金收入可达500元。王振国高兴地说：“这样的好光景俺还有啥不放心的！”
家住广东龙川县农村的8班长罗大明，起初听到农村放宽政策，担心会助长资本主义。在家乡任教的父亲来信以当地市场商情变化为例说：现在政策一宽，五业兴旺，市场上的东西较多，现在，谁想靠不正当手段发财比先前更困难了。
一些来自贵州、广东山区的战士也用家乡治穷致富的生动事例，赞颂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大家说，我们人民战士一定要艰苦奋斗守边疆，为保卫和建设四化贡献力量。 新华社记者 王志耘
（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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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场农村形势报告会
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某部高炮团最近组织了一场农村经济形势报告会，报告人是本团的6名战士。
来自安徽嘉山县的战士孙守富说，1978年，他家有8口人，3个劳动力，一年忙到头，平均每人口粮只有300多斤，年终还倒贴生产队100多元。去年，队里实行了定额包工的生产责任制，情况立即大变样。这一年，他家里只有两个劳动力，由于全队社员的积极性起来了，生产比以往哪年都好。今年，生产队进一步落实生产责任制，他的二妹妹又出嫁了，只剩父亲一人劳动，由于适时栽种，精心管理，小麦、水稻都获得了丰收，全家从队里分到和从自留地上收到的粮食有12，000多斤。家里喂了四口猪，20只鹅，10多只鸡，光景又比去年向前迈了一大步。
从河南老家办完婚事回来的班长胡心志说，俺家11口人，兄弟姐妹8个，家庭负担重，过去只有3间破草房，是队里的困难户。今年，队里搞起照相、做豆腐、打铁、运输等12项副业。我们全家干完地里的活，就腾出手来搞家庭副业，弟弟妹妹也都能帮着干点事了。全家经济上一年翻了身，盖了3间新瓦房。
四川战士杨思富家缺乏劳力，经社员大会讨论，评给1980年优待工分1，500分。杨思富说，过去我担心家里缺了我这个壮劳力，会影响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这种担心全打消了。
新华社通讯员 魏尤龙
新华社记者 赵苏
（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