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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胡昭衡奉命处理“斑秃丸”研制受阻事件
一场“官司”妥善解决 当事各方皆大欢喜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王绍英、王生明报道：曾经在山西省折腾十个多月、牵扯省地县若干单位、涉及几十个人是非之争的
“斑秃丸”研制受阻事件，最近已由赵紫阳总理批示、卫生部副部长胡昭衡调查解决。原来窝着一肚子火的各方面当事者消了气。一场酝酿着的“官司”，变成了皆大欢喜。
斑秃是一种常见病，俗称“鬼剃头”。山西省偏关县人民医院中医士冯纯礼在1976年下乡巡回医疗期间得了这种病，用西药治疗屡不见效。后来，他根据中医学理论，选用补血祛风的九味中药组成方剂，制成“斑秃丸”。试用后逐渐恢复正常。当地7名患者服用此药后，疗效亦很明显。为了与同行探讨，继续研制，他在《新医药学》1978年第3期上，发表了《斑秃丸七例治验》一文，引起了广大患者的关注。去年一年，偏关县医院收到包括台湾省在内的全国各地问诊和要求寄药的来信三千多封，购药款万元以上。新华社报道后，冯纯礼收到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电报、来信达500余件。美国、加拿大、西德、日本、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国家以及香港的一些商人来信、来电，要求经销此药。日本驻联合国顾问川田祐平以学术勉励的名义，赠送给冯纯礼一只小金碗。
正在这时，山西省卫生厅根据药政管理条例有关条文，两次通知偏关县人民医院：不准生产和外寄斑秃丸，只许自制自用临床试验。斑秃患者多是门诊取药和来信问诊寄药，省卫生厅的上述通知实际上中断了疗效验证工作。省卫生厅还派出一个调查组到偏关县进行了两天调查。虽然在他们随访的34例患者中有效率达85.3％，痊愈率达56％，但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调查组负责人以“斑秃”是易治病，不治也会好为理由，认为冯的科研“没有什么价值”。他的这个发言，作为学术上的不同意见，本无可厚非，但不幸被当作结论，并进而成了行政部门的意见。
冯纯礼对上述做法有意见，一些斑秃患者也不满。有的患者投书《山西日报》，强烈要求山西省卫生厅收回上述两次通知，支持斑秃丸的研制工作。9月9日《山西日报》发表《实践的考验》一文，批评一些同志压制冯纯礼。被批评者不服气。有关同志互相指责，有的还整理材料准备打“官司”。
10月3日，赵紫阳总理在收到一封反映“斑秃丸”问题来信的当天作了批示：“请钱信忠同志、胡昭衡同志直接过问一下此事，并告我”。胡昭衡接到批件后，第二天即带领有关人员离京赴晋。经过调查了解，胡昭衡发现，冯纯礼在研制“斑秃丸”的过程中，既受到各方面的支持，也遇到种种阻力，受到压制。在压制的同志中，情况也很不相同：有的是执行现行药政管理条例时没有具体分析，有的是因为学术上的不同见解被当作行政意见，有的是对这样一项既有医学价值又有经济价值的科研活动不认识、不敏感，有的是由于缺乏经验，方法欠妥。因此，胡昭衡和同行的同志没有简单地责怪哪一个具体当事者，而是从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入手，引导大家实事求是地重新评价斑秃丸的研制工作。对属于医药卫生部门现行管理制度中某些不合理的规定，胡昭衡承担了领导责任，作了自我批评。这样，原来有气的同志开始转变态度。多数同志认为，冯纯礼从给自己和当地群众治病开始，结合临床试验搞科学研究，这个路子是对的。斑秃丸的疗效，多年来已经为不少患者的医治实践所肯定，并且在国际上已经获得一些声誉。山西省卫生厅应尽快召开专题会议，加以鉴定。在处方、剂量、工艺等方面做好定型投产的准备。在正式投产前，要加强临床观察。会上，一位皮肤病专家认为，斑秃丸还没有和别的治疗法（西药、针灸、理疗）进行对比性实验，希望补上这一课。他的意见也受到了重视。
为进一步帮助有关同志提高思想认识，胡昭衡还和大家总结了这件事的经验教训。他说，一个年轻医生要在科研工作中做出成绩，一方面可以获得社会上多方面的支持，但另一方面，在当前条件下，的确是困难重重的。我们当领导的必须科学地、实事求是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防止思想僵化，重视发现和培养人才，而不能对老一套一往情深，对有利于人民卫生保事业的新事物无动于衷，甚至吹毛求疵，横加阻碍。最后，他问出席会议的同志对他的发言有什么异议，大家都说：“同意！”他又问冯纯礼同志，冯高兴地回答：“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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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关于教育工作的讨论
当前提高教育质量的一个突出问题
加强语文教学 从小打好基础
最近在武汉召开的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期间，本报记者邀请部分语文工作者座谈语文教学问题。他们认为，目前我国教育事业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要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打好基础，加强语文教学。下面是座谈记录的摘要。
打好语文基础，要着眼大多数
吕叔湘（中国社会科学院）：培养人才，要打好基础。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基础差，中、小学水平低，只把眼光放在高等教育上，只注意培养少数高水平的人才，这怎么行？语文教学很重要。语文不好，学别的东西受影响。现在不仅是语文水平低，而且只注意了少数，没有注意大多数。许多中、小学都在那里做“夹生饭”。办好中、小学，地方领导是个关键。地方领导重视了，就有办法；不重视，就没办法。人代会期间，我与刘佛年、苏步青等同志提了个提案，其中提出教育局对教师要实行鉴定制，几次鉴定通不过，就要改做别的。我们还提出教育局要恢复视导制。一个县有十个八个视导员，对教师进行督促、帮助，很有用。
于漪（上海杨浦中学）：管教育的人要重视教育。教师受冷遇绝非大连一事。这是社会上对中小学教育不重视的表现。中小学教师的劳动，应不应受到社会的尊敬？这个问题并未解决。我们的要求不高，只希望得到应有的权利和地位。中小学教师的工作是平凡的，但他们教的知识，是从事各行工作的基础，尤其是语文。基础不牢，教育质量就提不高。管教育的首先应当摆正高等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关系。中小学语文教学，现在是放任自流，没人研究。我们的经费少得可怜，连《人民日报》也订不起。而其他一些部门浪费的钱，只要拿出手指缝里漏下来的那么一点给教育，我们就感恩戴德了。
吕叔湘：现在一谈中学，就只是强调“保证重点”，把好教师都调到重点学校，经费也特别优待。我不赞成。非重点中学也应有部分骨干教师，以发挥他们的作用，提高质量。不能把好教师都分到重点学校去，应有一定的比例留给非重点学校。
对语文水平低的原因要作分析
张志公（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水平低，有几个原因：一、社会都在那里重理轻文。学校、家长、教师、学生都重理轻文，在学校里其他学科教师也轻文。我上中学时，理科教师对学生的语文要求很严，写字、语句、标点、格式都要求很严。现在很多理科教师根本不讲究这些。二、社会上许多部门不大重视语言文字的准确应用。新闻、广播、报纸、广告、文件、讲话，都不大注意语言文字。学生在课外接触大量不重视语文的现象，受到影响。三、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高等师范学校，都不重视研究语文的教材、教法。四、文字改革工作（包括简化汉字、汉语拼音、推广普通话）与语文教学关系十分密切，但社会不重视。有的省还没有这方面的机构，即使有，也是有名无实，高等学校也不重视研究。这种状况已有十几、二十年了。很多地方的教师不会讲普通话，或会讲也不讲，用方言教学，连语文课也用方言教。这如何提高语文教学水平？
于漪：现在上大学文科的，很多并不是“文”的人才，而是学理不成，才学文的。我们中学理科班学生的语文水平就比文科班高。学生家长希望班主任是教理科的。近来我教初中，我对学生说：你们每人每天要看一份报纸；很快就有家长来提意见了，说：我的孩子是要学理科的，每天看一份报纸，太浪费时间了。因此，提高语文水平不能只靠语文教师，要整个社会都重视。
吕叔湘：苏步青校长有个设想，以后高考分两段：先考语文，及格者再参加其他科目的考试；不及格的，就不能再参加考试。
于漪：高考指挥棒对语文教学很不利。前几年的语文考试，与中学语文教材不搭界，今年才沾了一点边。这还是力争的结果。
张志公：这样考法的结果，一使学生不重视语文课，二使教师搞题海战术。
要加强师范教育
邢福义（华中师范学院）：语文教师的质量，与师范教育有很大的关系。现在社会上不重视师范教育。前几年，我们华中师院还能从第二、第三志愿录取一批程度较好的新生。今年我们学校列入第一批录取新生的学校，照理说，这是提高了地位。但实际情况更糟，第一志愿报我校的人考分高的很少。很多学生根本不报师范。因此，要造成全社会重视师范教育的风气。其次，师范学校本身的办学思想，要扣住“师范”二字。现在扣不住，尤其是高等师范，总想往综合大学靠。
张志公：同样是师范学院毕业，分在大学工作的工资高，分在中学的工资低，这种做法不利于鼓励青年读师范。
程力夫（福建教育学院）：语文教师要订几份杂志，但订不起。《辞海》一部五十多元，教师买不起，很多中学、小学也买不起。一些领导同志不重视语文，抓教学，就着重抓数、理、化。高考没有考好，就说语文拖了后腿，连历史、政治课教师也埋怨语文教师。实际上，教这些课的老师语文水平也不高，不重视语言、文字，常写错别字，标点也不对，学生受他们的影响。
吕叔湘：看样子，也要重视提高理科教师的语文水平。
程力夫：语文教师的培训很重要，但培训很困难。一是抽到县、地、省里培训，没有人代课；二是工资低，抽上来培训经济负担要加重。现在进大学难，但毕业很容易。一些大学生，毕业后能不能胜任中学教学，还是个问题。福建是方言区，语言、词汇、语法，跟普通话都有差别，不推广普通话，语文水平的提高很受影响。现在，方言调查工作无人做。有的高等学校也调查方言，但并不是为中、小学语文教学服务的。我们想调查方言，希望有关方面合作支持。
于漪：50年代很重视推广普通话，对提高语文教学水平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不注意了，老师上课都用方言。学生用方言思考，在脑子里翻成普通话，再写出来，很困难，怎么能提高语文水平？
吕叔湘：我读《人民日报》，最欣赏的是读者来信，文风好，语言尖锐泼辣。大块文章，不少是八股。报纸的标题，要作为专门学问来研究。报纸的语言、文风影响很大，要起好作用。
毕全忠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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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搞得好不花钱也能解决问题
围绕“斑秃丸”研制事件酝酿着的一场“官司”，由于领导同志的调查研究和具体帮助，获得较为圆满的解决。这件事，对于我们如何正确处理某些麻烦问题，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一定的启发。
不妨假设一下：如果对反映“斑秃丸”事件的来信不闻不问，或者虽然过问而不调查研究，就简单化地批评一气，将会是什么结果？由此推而广之，如果对其他诸如反映压制人才、打击报复、特殊化、官僚主义等等问题的来信来访，也采取这种官僚主义态度，结果将会如何？会不会酿成激烈冲突，不好说，但至少脱离群众这一条是肯定的。
十年动乱和我们工作中的失误，使我们当前面临着各种麻烦问题。总的说来，解决这些问题要有一个过程，有的还要花不少钱。但这并不是说，没有钱就任何问题也不能解决。解决“斑秃丸”这类问题就不要花什么钱。关键是改进领导作风，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当前，这类不花钱就能解决的问题不在少数，认真地加以解决，群众是会高兴的。在这方面，可以作的事情是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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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联合协作 环环紧扣 周期缩短
天津农药研制工作闯出新路子
本报讯 记者虞锡珪报道：天津市的农药研究工作，通过高等院校、科研所和工厂、农林、商业部门的联合协作，加快了步伐，今年的科研项目已完成了80％。
天津市科委将全市有关农药研究、试验、生产、示范推广、供销的10个单位联合起来，成立了市农药协作组。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负责研究农药新品种，市农药工业研究所和两个农药厂负责放大和中间试验，市劳动卫生研究所负责农药毒性试验，市植物保护研究所、农林局、农业生产资料公司负责新农药的药效测定、田间试验、示范推广和销售。
这种联合协作的新路子，有以下几个好处：
一，加快了研制步伐。过去研制一种新农药，常为某些仪器设备和试验基地拖延时间。现在，科研项目一经确定，各协作单位就充分发挥各自的专长，主动开展工作，环环紧扣，提高了工作效率。
二，缩短了研制、中试、投产周期。过去一个农药新品种从实验室研究成功到投入生产，困难很多。协作组成立后，科研人员在中间试验阶段，就与工厂技术人员、工人一起不断完善生产工艺，为批量生产创造条件，新农药从研究到投产的时间就缩短了。
三，有利于普及科技知识，推广使用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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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贵阳中药厂台湾省籍女技术员林正宜在她的丈夫、技术员汤纲国的配合协助下，试制成功治疗宫颈糜烂的新药“妇得康”。
新华社记者 田建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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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科协举办技术经济系统讲座
本报讯 继能源科技系统讲座之后，中国科协又会同中央国家机关、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为国务院各部委司局级干部举办技术经济学系统讲座，已于11月15日开讲。参加听讲的人很踊跃，2,000人的会场座无虚席。
这次技术经济学系统讲座共分4讲，每周一讲。内容有：技术经济工作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技术经济学的原理和分析方法，国外技术经济分析简介，关于加强技术经济工作的一些问题。主讲人分别由马建章、徐寿波、张琰、于光远同志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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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黄建民自学成为科普工作者
江苏科技出版社编辑黄建民编写的少年儿童医药卫生知识读物《心脏的秘密》和《脑的故事》，最近获得全国第一届医药卫生科普大会优秀作品奖。这两本书生动地介绍了心脏和脑的基本知识。
今年44岁、只上过一年半初中的黄建民，1975年以来已编写了4本少年儿童医药卫生知识读物、1本医学小品集，还给报刊、电台写了近50篇医学科普文章。这位科普队伍里的后起之秀，是自学成才的。
1950年，跨入初中大门不久的黄建民，因家境困难而失学。参加工作后，他曾在一所医院里从事行政工作。强烈的求知欲望，促使这位年轻人抓紧一切机会进行学习。他通过自学考进了业余中医学校，利用晚上时间学完3年课程，拿到了结业证书。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又自学完了高中全部课程，不久考上了夜大学。1969年，他从江苏省第五期快速针刺训练班毕业后，被下放到江陵县红卫林场东风生产队，担负起全队的医疗工作。工作的需要，使他更加努力学习。他系统地学习了有关医学方面的知识，阅读国内外的医学史，借读了三百多本以医学为主的书籍，还自买了近百本书，订阅了七、八种杂志，从各方面注意知识的积累。举凡文史哲学、天文地理、树木花草、鸟兽虫鱼等方面的知识，他样样都要涉猎，养成了积累资料的习惯，摘录的资料达五十多本。
去年，黄建民正式调到江苏科技出版社任编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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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复员战士管豪自学当上翻译
23岁的复员战士管豪在太湖之滨的鼋头渚公园里从事导游，日本旅游者称赞他日语发音准确，会话流利。
管豪原来是1976年入伍的战士，今年初夏复员后经过考试被无锡市外事局录用。他的日语是在部队里自学掌握的。连队的干部战士都热情地支持他。他所在班的战友自动凑钱，帮他买了一台收音机。在紧张的军事训练中，白天行军、演习，他就在晚上坚持学习。几年如一日，始终自学不辍。
管豪不但以顽强的毅力坚持自学，各项工作也干得出色。去年底，他军、政、文考核全部优秀，还被评为学雷锋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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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段七丁自学当上美术教师
今年30岁的段七丁通过自学，当上了西南师范学院美术系的教师。
段七丁自小酷爱美术，经常看担任中国画教师的父亲作画。上小学时，他经常给墙报画插画、刊头。初中毕业后，他被下放到农村插队。
他在农村5年多时间里，共学习了几十本绘画技法和理论书籍，写生和临摹的画稿达几千幅。他不仅大量地画山水、花鸟等中国画，也画水粉画、素描等西洋画，作品多次参加省和西南地区的美展。
到了西南师范学院美术系，他又系统地自学了国画理论与技法，还两次参加了沿长江到黄山的写生小组的活动。现在，他正创作一幅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的历史题材国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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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护理员左宗明晋升为主治医师
天津市西北角卫生院护理员左宗明，25年坚持业余自学进修，熟练掌握了治疗痔瘘医术，为一万多名痔瘘患者解除病苦，未发生一例医疗事故。最近，南开区卫生局根据他的考试成绩和临床技术，批准他晋升为主治医师。
左宗明曾自付学费在区医务工作者讲习班、业余医学院学习。听说外地一个医院为痔瘘病人使用一种长效麻药，效果很好，他便登门求教，并和其他大夫共同改进了此配方，制成质量更好的长效麻醉药。
（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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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不要再搞这种形式主义了编辑同志：
目前，不少地方热衷于搞科技成果授奖仪式。河南省为筹备1980年度科技成果授奖大会，从有关地（市）抽调了一批工作人员，长达半年之久。这些人在郑州友谊宾馆、河南饭店、中州宾馆等包客房作为办公室，开支房费、伙食补助费、交通费万元以上。前不久正式召开授奖大会，受奖人员及有关领导五百余人云集郑州，会期3天，又花去会议费万元之多。上行下效，我们地区一级也采取省里的办法，从下面抽人帮忙，光是成果初评会就花了二千多元，仅租用宾馆会议室就开支千元之多。正式召开授奖大会，预计二、三百人的规模，会期也是3天，起码又得花费四、五千元；此外，还印刷了16种、每种数千份的发言材料，又得开支上千元。各县（市）也是如此，开一次授奖大会一般要开支二、三千元，甚至更多。如此兴师动众，效果如何，值得考虑。
我们国家底子薄，财政还有赤字，困难是很大的，需要把有限的钱用在最需要的地方，不应该搞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我建议科技成果授奖方式来一个彻底的改革，成立一个精干的、有权威的评选委员会，负责审定科技成果，成熟一个，奖励一个，成熟一批，奖励一批，而不要采取召开大会集中奖励的办法。年终可以汇总一下，通报表扬，以资鼓励。这样做既能节约大量经费，又能节约科技人员的时间，何乐而不为呢？
河南省新乡地区科委 李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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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澄清关于赤霉素的效用问题
你报八月三十日发表记者采访本人谈的关于“渤海二号”事件的感想，其中省略了我有关赤霉素对某些植物有效的几句话，引起若干误解。
赤霉素是一种植物激素，它对某些作物或植物有刺激生长发育的作用，但不是
“用到那里那里灵”的万应灵药。植物生理研究所及国内外的许多单位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做过大量实验，证明赤霉素对小麦、水稻的大田生产均无增产的效果，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夸大了赤霉素的作用，并将它改名为“九二○”，使不少地方将它用于小麦、水稻大田生产，造成了不良的后果，浪费了人力物力。
赤霉素对某些作物或植物在一定的生长发育时期，具有一定的有益的生理效应，如国内外现在应用于有核、无核葡萄，啤酒工业中的大麦催芽，打破土豆休眠，促进苗木生长，芹菜、莴苣等很多绿叶蔬菜的生产等等。赤霉素还是有关农业和植物生理的科学实验不可缺少的试剂。
我们一方面要记取不正确使用“九二○”的教训，另一方面仍要正确使用赤霉素，并生产优质的赤霉素。
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 罗士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