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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坛新人
为新时期的生活潮流推波助澜
——读张笑天的中短篇小说
方晴
张笑天是一位有成就的青年作家。去年他出版了长篇历史小说《永宁碑》。在这部反映上世纪我国人民反击沙俄侵略斗争的宏大作品中，作家以战斗的激情、传神的笔墨赞颂了祖国儿女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伸张了中华民族的堂堂正气。这部长篇小说，显示了作家的才华，标志着他的创作走向了新的高度。
张笑天发表作品始于70年代初期，但他在创作上的旺盛期却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才开始的。1978年以来，仅仅两年半的时间，他发表了250万字的作品。尽管这些作品的艺术成就不一，却充分显示了这位作家难得的勤勉和才情，因而受到了各方面读者的重视。
张笑天对生活有自己的理解，对艺术也有自己的追求。我们从他继《永宁碑》之后连续发表的一批中短篇小说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时代脉搏的震跳，生活激流的滚动，以及贯注于作品中的奔放的激情和磅礴的气势，这一切浑然而成一种高亢的艺术风格，显示了作家的创作个性和特色。
致力于时代重大矛盾的剖视，从中开掘积极向上的生活因素，展示历史前进的方向，这是他作品的一个鲜明特点。他不是站在生活的支流与浅滩上去观望时代的大潮，也不用单色画笔去粉刷现实，把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简单化，而是按照生活固有的复杂性，对客观存在的光明与黑暗的矛盾、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斗争作真实的反映。比如在《底色》、《回来吧，罗兰》等作品中，作家生动地描写了人生的悲剧，暴露了错误思潮和十年动乱给人们带来的灾难，但是贯穿于这些作品的思想主旨，则是在抑恶中彰善，揭示真理与正义的不可战胜，给人以鼓舞和力量。
更为可喜的是，作家十分敏感于生活中的新变化，善于从新的生活轨迹中探求时代车轮的转动方向。中篇小说《公仆》，就是这种探求的结晶之一。作品通过主人公顾星辰对干部体制和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的尝试，批判了官僚主义，表达了党和人民决心铲除官僚主义的意志和伟力。《家务清官》则从另一个角度描写了我们生活中正在发生的改革与反改革的矛盾。它通过年迈多病的老市委书记梁羽离职退休后，家庭中引起的轩然大波，深刻而生动地反映了封建特权思想与干部制度改革的尖锐矛盾。作品运用反面敷粉的方法，从现行干部制度的痼疾与弊端方面，提出了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作家把这样一个生活矛盾引进文学领域，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振聋发聩的作用。
活跃在张笑天笔下的人物是各种各样的，但是不论哪种人物，身上都或多或少地渗透着时代精神的某些特征，再现了时代风貌的一斑。这是他的创作的又一个特点和成就。
《公仆》中的双凤河农管局长顾星辰，是作家精心塑造的一个新型英雄人物。作为一个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革命老干部，他不背包袱上阵，不带伤痕出征，而是抱着创业目的和献身精神，朝气蓬勃地走向四化建设第一线。他一上任，就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当他胸有成竹之后，便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推行改革：调整班子，重用专家，果断地处理违法乱纪的干部，组织职工大搞“智力开发”，而且自动让贤，下到基层。当这一系列改革遭到总局领导陈滔的阻挠和反对时，顾星辰以四化建设为最高利益，坚持原则，据理斗争，直言不讳地指出了陈滔僵化保守、官僚主义“绊脚石”的实质。这是个从时代的脏腹中脱生出来的新人形象，生动地概括了我国人民励精图治、建设四化的精神面貌。与顾星辰的性格相辉映，《家务清官》中的梁羽则从另一个角度表现了新人的特质。他身为党的老干部，对干部制度的改革表示衷心的拥护。他说：“真正的共产党人，不要说意识到自己起到挡道作用，就是他意识到自己已经丧失率领群众冲锋陷阵精力的时候，他都应当荐良才以自代。”当他的退休遭到家人反对时，他悔恨自己没有教育好老婆孩子，宁可“众叛亲离”也不向错误思想妥协。这个人物，写得内向而深沉，他的可贵品质为那些狭隘自私的人们提供了一面明澈的镜子。
在积极表现时代的主导思想时，作家也注意显示出艺术的批判力量。梁羽的妻子杨青蔚是位“书记夫人”，她精明、自私，喜欢抛头露面，喜欢吹“枕边风”。凭着特殊地位，她随意挑选工作，改建住宅，甚至坐等局长、处长们来走她的后门，奉上大量“实惠”。然而，她的更大兴趣是在权上，“有权就有一切”的信条浸透了她的灵魂，使她变得欲壑难填，与时代的潮流格格不入。因此，当她听到丈夫退休的消息后，她“发疯一般”撒泼大闹，不惜采取各种手段去迫使丈夫改变主意。一切招数都失败了，最后竟抛弃丈夫扬长而去。作家以严峻的笔触勾画了这个妍皮裹媸骨的丑恶灵魂，使我们看到了在封建特权思想保护下的这种社会蛀虫怎样玷污着党的肌体、腐蚀着社会生活，其意义是深刻的。
张笑天的作品构思新巧，笔法洒脱。他长于从生活矛盾发展过程的“交叉点”上捕捉偶然与个别，竭力造成波澜四起，摇曳多姿的情节，而力求避免平铺直叙的平乏结构。比如《回来吧，罗兰》，作品中罗湛与柳风在漫长岁月中的几番巧会与惜别，路航与罗兰两次不期巧遇，以及后来罗兰的合浦珠还，都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行文腾挪跌宕，悬念多生，令人不能不卒读而后快。
张笑天是社会主义文坛的一位新秀，他正处于向艺术的更高境界前进的过程中，因此不可避免地会有某些不足之处。综观他的作品，感到丰富有余，简洁不足，有些作品还存在着粗疏浅陋的瑕疵。但是，我们相信，张笑天同志只要在生活上更加扎实深入，在艺术上更加精益求精，那末，为人民写出更多的好作品，是一定可以做得到的。而这，也正是广大读者的殷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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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花赞
庄稼人的腰杆挺起来了
——谈短篇小说《乡场上》
雷达
在乡村的街面上，没有比女人吵嘴、邻里纠纷之类的事更常见、更乏味的了。人们除了看看热闹，有谁肯仔细思索这种事情的含义呢？可是，何士光的短篇小说《乡场上》（载《人民文学》1980年第8期），恰恰写的就是这样一桩琐事：两个女人因为孩子“打架”而争吵起来，惊动了大队书记；书记煞有介事，把一个据说曾看见了孩子打架的农民冯幺爸叫来，要他当面“作证”。这一下，可把冯幺爸推到十分难堪的境地。他始而躲躲闪闪，左右为难；后来，他忍无可忍，痛乎直言，一泻满腔积愤，好似打了一个“旱天雷”。这件小事表面看来，确实没有更多的深意，但是，眼光锐利、观察深刻的作者，却从这桩小事的背后，发掘出了让人咀嚼和深思的社会内容。小说透过冯幺爸这个具有极大概括力量的农民形象，透过对几个乡间人物面貌的勾勒，一方面沉痛地揭露出，若干年来，由于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并不是自己命运的真正主人，人的价值被降低到了极其可怜的地步；另一方面，更主要的，小说通过冯幺爸的精神觉醒，有力地揭示出，我们的农民由于目前政治经济地位的急剧变化，开始挣脱捆缚精神的绳索，逐渐恢复了人的尊严和价值，庄稼人的腰杆又开始挺起来了！
一出发生在今天农村里的微不足道的笑剧，何以能够产生出如此强烈的艺术力量呢？这是与作者善于“借一斑略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不断向生活深处伸展、开掘的本领分不开的。小说没有停留在表面化地描写事件的过程上，而是紧紧抓住冯幺爸的矛盾心理和精神状态，尽力挖掘内心矛盾后面潜藏的社会原因，揭露造成冯幺爸特定精神状态的生活条件和各种因素。这就把艺术的触角从邻里纠纷中伸展开去，触及到了农村生活的许多重要方面。
你看，冯幺爸此刻是多么的为难和尴尬呵！这是一个“高高大大的汉子”，体格十分茁壮，而精神又何其愚弱。听说要他“作证”，起先他故作滑稽，企图躲避。躲避不开，他就失去了常态。他“真慌张了”、“象小姑娘一样扭捏”，直到“干脆不开口”
“蹲下来，抱着双手，闷着，眼光直愣愣的”。冯幺爸何以这样怯懦，一点鸡毛蒜皮的事，“说说又何妨呢？”原来，他的面前站着一尊神，一尊咄咄逼人的凶神，这就是罗二娘，梨花屯乡场上的贵妇。只因为她男人是食品购销站的会计，一个卖肉的，这女人骂遍了乡场而无人敢问。她家要是请客，冯幺爸还免不了帮忙搬搬桌凳，混口饭吃哩！而另一个一脸苦相，正“怯生生地望着冯幺爸，恳求他”的，则是穷教书匠任老大的老婆。此时此地，此情此景，怎不叫冯幺爸为难万分？罗二娘他是得罪不起，但要伤害任老大这样可怜的人，他又于心何忍？而问题还远不这样简单。冯幺爸心里明白，“得罪了一尊神，也就是对所有的神明的不敬；得罪了姓罗的一家，也就得罪了梨花屯整个的上层！”就因为这点小事，他应得的回销粮可能会一笔勾销，他还可能买不到肥皂、煤油，夜里摸黑……；冯幺爸也清楚，这小小的乡场，这些年来，“好一似由这些各执一股的人儿合伙经营的”，得罪了某一位股东，意想不到的，叫你一筹莫展的可怕事，还在后头呢！眼下，这位貌似公正的曹支书，不就明里暗里袒护罗二娘，旁敲侧击地向他施加着压力吗？试想，面对如此沉重的压力，面对如此盘根错节的人事关系，一个老实的农民怎能不为难？怎能不怯懦？冯幺爸病态的精神状态，是社会的病态造成的。小说写了一个冯幺爸，一个个性鲜明的农民，但透过他概括了千万个冯幺爸们的典型心理，写出了曾经遭到极左路线严重破坏的中国农村的现实。这现实，是靠冯幺爸的精神状态折射出来的。
难道冯幺爸真的被压垮了吗？乡场上的人们都在期待他张口说话，冯幺爸此刻也正经历着最痛苦、最剧烈的内心斗争。真是“万木无声待雨来”。终于，天空炸响了一声“旱天雷”。冯幺爸站起来了，“猛地转过身”，“把脚一跺，眼都红了，敞开声音吼起来”。他想通了，也想透了。刹那间把精神枷锁抖落了！他怒对罗二娘和站在她身后的曹支书，历数骑在农民头上的老爷们的劣迹，历数极左路线的祸害，也历数近几年的变化。只听他吼道：“老子前几年人不人鬼不鬼的，气算是受够了”，“国家这两年放开了我们庄稼人的手脚，哪个敢跟我再骂一句，我今天就不客气！”一席话骂尽了欺压群众、营私舞弊者的恶行，道尽了庄稼人的心曲。这是正在走向精神解放的人的声音，这是恢复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声音！人们会问，冯幺爸是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呢？不是。他敢于这样理直气壮，无所顾及，是生活条件的变化带来的必然的精神变化。这后盾就是党中央让农民富裕起来的新政策。他不再怕克扣回销粮了，肉也不怕买不到了，政治民主化的发展，使他不再怕进“管训班”，或者大年三十被送去修水利了。那么，为什么他起先那般怯弱，现在又如此大胆了呢？我以为，这恰好是作者善于准确把握人物精神世界突变的契机的表现。文学总是描写具体的、偶然的事件的；而事物被推到极端，就要向反面转化。所以，正是这件“寻常到极点”的小事，触发了冯幺爸的精神中正在酝酿的变化，使之出现了喜人的新的精神飞跃。它偶然，但又实在必然。在中国的广大农村，正有多少农民，在剧烈变动的新生活中，通过许多偶然的小事，显示了精神的解放呵！虽然，在梨花屯，还有象那位“板眼深沉得很”的曹书记，在袒护或者勾结恶势力，在阻碍生活前进的脚步，要搬掉或改造他们还很艰难，但是，正如小说里说的：“不公正的日子有如烟尘，早在一天天散开，乡场上也如阳光透射灰雾，正在一刻刻改变模样，庄稼人的脊梁，正在挺直起来”。
这篇小说，仅七千多字，却在一瞬间集中了那么多的生活，它把深刻的内容与朴素的形式溶合起来，既能于“大中取小”，又能收到“以小见大”的艺术效果。《乡场上》是近年来反映农村生活的难得的好作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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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青年心灵的真实写照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读后
阙道隆
十年动乱期间，曾经出现过一些反映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生活的作品，其中充满着宗教式的狂热和虚幻的梦想。随着狂热的消失和梦幻的破灭，它们已被读者遗忘了。叶辛的长篇小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虽然写的也是一群知识青年的生活，却是属于另一类型的作品。它提供了一幅那一特定时期知识青年的生活和遭遇的真实的图画。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写出了一群不同性格的青年形象，程旭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个人物开始给人的印象极为平庸：性情孤僻，沉默寡言，言谈举止都很不显眼。实际上他个性深沉，坚韧不拔，有着坚强的毅力。当一些人唱着扎根高调的时候，他却偷偷地和原支部书记、当时被打成“走资派”的韩德光一起培育水稻良种。他的行动不为别人所理解，不仅造反起家的大队革委会主任姚银章把他视为眼中钉，本队的知识青年也把他看成“怪人”，被排斥在集体户之外。他的父亲被加上“叛徒”、
“走资派”的罪名，更加重了他的困难处境。但他坚持育种试验，毫不动摇。特别是得知自己将要被捕的消息之后，他确信自己无罪，拒绝了慕蓉支要他逃走的劝告，穿上唯一的一身新衣服走出小木屋，这种沉着从容，充分表现了他光明磊落、坚毅顽强的高尚品质。育种获得成功的消息震动山区之后，程旭成了人们赞美的人物。但他一如往常，一面坚持试验，一面应付新的斗争。在收割良种的现场会上，他拍案而起，当着上千人说明真相，揭露阴谋，使姚银章等陷于狼狈的境地。程旭的眼界并不局限于韩家寨这块狭小的土地，他对当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都认真地思考和探索过。他是当代青年中的思考者和奋发者，身处逆境而不消极沉沦，在青年中虽然为数较少，却代表了一代青年的风貌。
以形象的丰满来说，首推慕蓉支。作品的情节围绕她而展开，程旭的性格通过她的眼睛和感受而放出光彩。她端庄俏丽，在集体户的女知青中是引人注目的出色人物。但是，她拒绝了当时颇有威信的陈家勤的求爱信，偏偏爱上了“怪人”程旭，使我们不能不佩服她的眼力。作者围绕她与程旭的爱情关系，作了细致入微的性格刻画。她的爱情苦味多于甜蜜。程旭将要被捕的消息传来，整个知青集体户都被震惊了，一般人唯恐划不清界限，而慕蓉支不顾政治和舆论的压力，把消息告诉程旭，这不仅需要胆量，也需要正确的判断力。在矛盾迅速展开之后，慕蓉支又经历了更多的考验，除了爱情，还涉及到对韩家寨这场斗争的态度，以及对自己的命运和前途的选择。作品通过雨夜报讯、好友劝说、母亲谈话、小学校母亲好友的攻心战，以及瓢儿块小草房里那震裂心灵的一幕，酣畅淋漓地写出了慕蓉支复杂的思想感情和正直坚毅的性格。
除了程旭、慕蓉支之外，作品还写了韩家寨集体户中的其他青年。他们都有各自的性格。
现在青年的状况和所处的环境，同当时韩家寨的青年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作品写的几类青年，多数今天还可以看到，他们提出的问题仍然值得我们深思。作者写道：社会生活对这一代青年的影响是多种多样的：革命老一辈的影响，纯朴的劳动人民的影响；小市民的影响，金钱万能，权力至上论的影响，野心家、阴谋家的影响……。因此不能指望青年人成长得高低一式，象剃的头一样齐。我以为作品的成就，就在于反映了这种情况，写出了各种不同性格青年的真实形象。承认青年之间的差异和多层次的情况，不因为有个别失足者就把一代青年说得一无是处；也不按一种模式去要求所有的青年，这是青年教育工作中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
作者叶辛在贵州山区插队，对他写的人和事比较熟悉，而且勤于学习和思索，因此他的作品具有自己的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气息。
如果谈到缺点，我以为有些地方作者没有注意艺术的分寸感，叙事抒情，穷尽无遗，不能给读者充分想象的余地。回叙韩德光经历的章节，也过于冗长，有游离之感。最近读到作者的新作，在这方面已有改进。
建议青年读者看看这部作品，他们中间不少人经过这一段生活，正确地总结过去，有助于选择今后的人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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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随笔
“干预生活”一解
——从柳青的一份建议谈起
焦勇夫
作家柳青同志生前关心大西北建设，在五十年代提出《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济方针》这件事，使我在文艺“干预生活”的问题上产生了一种新的认识。我认为，如果人们一般地把只是揭露生活的阴暗面，描写社会的消极现象，以有助于克服那些消极现象的作品称作是干预生活的话，那么，柳青的这种作法，也可以说是干预生活的一种，而且是更积极的一种。因为，柳青同志在这里已经不仅仅是从旁观者或立言者的立场提出问题（这也是完全必要的），而是进一步从建设者、实践者的立场致力于解决问题了。当前，在我们进入四化建设的今天，在问题成山，百废待兴的情况下，特别需要有更多的作家同志象柳青那样到生活中去参加一定的实际工作，同党和人民一道，从建设者、实践者的立场致力于解决问题，那不但对实际工作是一股不可小看的助力，而且也肯定会有益于伟大作品的产生。
随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新时期而来的我国社会主义的文艺复兴，必然要产生不朽的作品和伟大的作家，也必然要造就和产生一大批同样有多方面才能的灿烂人物，而参加实际斗争，同党和人民一道从建设者、实践者的立场致力于解决问题，就正是产生不朽的作品和伟大的作家，造就具有多方面才能的灿烂人物的路，或者至少是其中的一条。
我们的许多作家，都曾经在不同的阶段参加过诸如战争、土改、工业建设等许多不同的实际工作，许多在国内外获得很高声誉的作品，就是他们参加实际斗争的结晶。让我们的作家参加一定的实际领导工作，并不是要他们忘却本行，使他们成为纯实际的事务主义者，恰恰相反，这样做的好处，首先是要使作家们从思想、感情，到工作、行动上，自觉地同某一地区或某一项具体工作的建设事业紧紧联系起来，使事业的得失成败，人民的饥寒饱暖，成为他的欣戚忧乐；同时，还要发挥他们知识广博、思想解放、善于思索的优势，使他们出于对四化建设和人民疾苦的关心而认真地研究问题，大胆地提出问题，并同党和人民一道去解决问题。
也许有人担心研究本行以外的业务，会影响和削弱自己的形象思维。是的，乍看起来，这种认真研究问题，敢于提出问题的生活方式，不如搜集素材、熟悉语言、观察人物等与创作来得直接和切近。但实际上我们对于自然现象特别是对于社会现象的任何研究，其实都是和形象思维相通的。这样的研究，扩大作家的视野，开阔作家的胸襟，提高作家的境界，使他不囿于彼时彼地的一时一事，而是从更广阔的范围和更多的角度提出问题，难道这对日后的创作没有好处么？
现在，要求产生反映四化建设作品的呼声，随处可闻。作为一种要求，这完全可以理解，事实上有些作家，也正在努力这样做。但是，由于我们的四化建设还刚刚开始，它所具有的伟大的魅力，还远没有充分地显示出来，而且作家对它的认识也还需要一个过程。因此，可以先组织我们的作家投身到四化建设中去，同人民一道，先参加一段伟大而又十分烦难、艰巨的实际工作。这样，看起来似乎是中断了艺术实践，而实际上，他们必将在这种同党和人民休戚相关、甘苦与共的建设经历中，获得最生动的艺术材料，体验并且产生出最鲜明、最强烈的爱憎，而这也就为日后的艺术实践，作了充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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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小花在阳光下盛开
——谈近年来一批青年作者的诗歌创作
吴欢章
一大批青年诗人的出现，是当前中国诗坛引人注目的现象。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些青年作者的诗歌呢？本文想谈一点个人的不成熟的看法。
这一代青年人的青春，是在十年动乱中度过的。被蒙骗的狂热，无谓的斗争，耗费了他们的美好年华；祖国的疮痍，人民的灾难，又使他们从痛苦中逐渐醒悟起来。这些青年的诗歌，真实地记录了这种曲折坎坷的心灵历程。的确，这些诗歌所表现的情绪是相当错综复杂的，但是，作者通过他们各种复杂的生活感受，真挚地抒写了他们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党和社会主义的忠诚，对美好理想的不可遏止的追求，从而揭示了青年一代思想的主流和本质——那燃烧着真、善、美火焰的心灵世界。
十年浩劫，这些青年人确曾有过很多的忧伤；但对于大多数青年来说，这并不是个人主义的哀鸣，而是表现了一种忧国忧民之情：“我们曾在风雪迷蒙的寒夜，一次次查看温度计：0℃、0℃、0 ℃……真想把温度计插入心房呀，那里有焦急、盼望、期待的热气。”这里确有忧伤，但渴望以热血融冰化雪，这又蕴藏着化忧伤为力量的革命激情。“正因为我爱她，我才为她焦急乃至忧伤。”“祖国哟，我是你眼睛旁一颗闪烁的泪滴！”这些诗句都说出了在那灾难岁月中广大青年的内心秘密。正因为这忧伤里包含着深厚的爱国感情，所以许多青年人的诗歌中虽不乏沉重的调子，却没有绝望的叹息。尽管现实变幻莫测，彩虹一眨眼变成了蛇影，红花一眨眼变成了血腥，但他们仍然执着理想、向往未来：“为了坚信，我双目圆睁。”如果我们懂得了青年一代经历过寒冬和暗夜的忧伤痛苦，而且了解了寒冬曾考验过他们对祖国的爱情，暗夜也不曾动摇他们对光明的信心，那么，一旦大地回春、日月重光，他们从心底便会爆发出激情的赞歌，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确实，有相当一部分青年的诗章，歌颂了伟大的党和光明的祖国，赞美了万物的复苏和青春的回还。这些赞歌写得那么热烈而坚实，在它们里面，对昨日的诅咒和对今天的赞颂，未来的美好和现实的战斗，热爱祖国的感情和献身四化的精神，总是不可分割地交融在一起。他们是如此热爱重获新生的祖国，这种爱变成了积极行动的渴望：“我恨不能变成春雨，我要洒在大地上，紧催‘四化’的种子发芽生长。我恨不能变成火箭，我要背负着祖国飞翔，把它送入真正的天堂！”他们又是多么“珍惜有了笑的生活”，深知要保卫这生活，必须坚韧不拔地战斗：“面前不会是舞厅平滑的花砖地，而我们也不能象舞伴那样快活。我们的权利是填平路上的沟坎，我们的权利是砍断绊脚的藤葛！”我们欣喜地看到，有越来越多的青年作者，逐步摆脱昨日的精神负担，合着新时代的步伐，唱出了更为嘹亮雄壮的歌声：
“诗人，别再抚摸你的冻伤，是赞美绿色的时候啦，怎么还不在稿纸上插秧？”《铸》等诗歌以高昂的音调，绚烂的色彩，乐观的精神，拉响了新长征火车上的汽笛，鼓舞着人们“走向太阳，走向所有人都共同向往的繁荣”。他们这些发自深心的充满爱与恨、歌颂和诅咒、追求与行动的热情歌声，可以帮助我们更正确、更本质地认识今天青年一代的精神面貌。
今天这一代青年的歌声，充满探索事物底蕴和追求真理的精神，往往闪烁着一种由深入思考生活而来的真知灼见的光辉。这是一种值得注意的风格，因为认识生活的深浅往往决定着诗歌思想性的高低。历来优秀的诗歌，莫不以它们对生活的深刻观察和独到见解，从精神上给人们以启示的。可是这一宝贵传统在我国诗歌创作领域却中断了多年，特别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诗歌成了一般流行政治观念的传声筒，人云亦云代替了真知灼见，诗歌创作陷入了千篇一律的境地。近几年来，诗歌深入思考生活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重又恢复，并在这些刚刚踏上诗坛的年轻一代作者手里得到继承和发扬。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青年人的诗歌善于立足今天，思考和总结昨天的历史教训。象《回忆与思考》、《尝试》、《破坏性试验》、《血和水》、《青春回还曲》这一类诗，作者都根据各自的生活经历，尖锐地揭露了林彪、江青一伙的极左路线给我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和对青年一代的思想毒害，并通过诗意的形象，热情地呼唤人们要记取历史的教训，防止悲剧的重演。青年作者们在马列主义指导下，敢于深入探索客观世界，勇于通过诗歌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独特见解，这是近年来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发扬这种敢于和善于思考生活的优点，将有助于我国诗歌的思想内容的深刻化，更有力地发挥社会主义诗歌积极推动生活前进的作用。
这些青年作者的诗里，有真情，有真知，但它们又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今天广大青年某种共同的思想和情绪、愿望和要求，也就是说，它们将抒个人之情和抒人民之情较好地统一了起来。我们认为，诗人应当真实地抒发自己的内心感受，用自己的声音歌唱世界，在创作实践中要有意识地培养和表现自己的创作个性。但是，诗人必须通过个人的感受表达广大群众的感受，通过个人的喜怒哀乐反映广大群众的喜怒哀乐，只有把这两方面很好地统一起来，才能创造出为人民所需要的诗歌艺术。这里的关键在于，诗人要在生活斗争中和人民群众密切结合在一起，休戚与共，忧乐相关。青年诗歌作者们如能继续注意和处理好这个问题，他们的诗歌创作便会沿着正确的轨道得到更快的提高。
这些年青人的作品，在艺术上也有一股清新隽永的气息。读他们的诗歌，好象走进早晨的花园，一朵朵含露的小花，在阳光下争奇斗妍，闪耀着炫目的光彩。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青年的诗作，有思想，有激情，都能渗透在富有生活气息的画面里，通过富有诗意的形象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在这些青年人的诗歌中，比较常用的是感物咏志、借景抒情的方法。譬如《日光岩下的三角梅》，作者着意歌唱了三角梅那只需“最有限的营养却献出最丰富的自己”的特性，颂扬了它那不择地域，不管季节的顽强生命力，实际上，却寄寓着对某种高尚的品格和情操的赞美。这些青年人的诗歌，还常常通过精心的构思，从独特的角度摄取和提炼自己的生活感受，创造出别具一格的艺术形象。当然，也有少数青年诗作，流露了一些刻意求深、炫奇耀异的倾向，形象闪烁不定，意境模糊难解，妨碍了读者的阅读和欣赏。
还有一个问题，这就是有些青年诗歌学习和吸取了外国诗歌某些流派的表现方法，而有些同志担心这是诗歌艺术的一种歧途。我觉得这种好心的忧虑是不必要的。我国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随着四化建设的进行和国际交往的扩大，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将日新月异，因此诗歌艺术也必然相应地有所发展。为了不断丰富我们民族诗歌的表现能力，怎能拒绝借鉴外国诗歌艺术的一切有益经验呢？我国的新诗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不就是广泛地借鉴和吸取了各种外国诗歌流派的艺术经验吗？当然，运用外国诗歌的艺术方法和形式，也要根据表现我们新生活的需要和我们民族的特点，不断加以改造和发展，决不能重犯过去“全盘欧化”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