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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现行财政银行体制需要改革
曾康霖 严毅
在我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人们都主张运用银行、信贷这些经济杠杆加强经济管理。可是至今银行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除了一些客观条件外，这主要涉及到对我国银行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问题。
长期以来，人们有一个传统的提法：我国人民银行是国民经济的三大中心，即信贷中心、结算中心和现金出纳中心。我们认为，这种提法不能确切地说明银行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能深入地揭示银行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
“三大中心”是沿用苏联的提法，是与当时斯大林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即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分不开的。可是，我们现在的情况，与当时斯大林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不完全相同。在银行方面是：既有全民所有制的银行，又有集体所有制的金融组织；既有国家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又有各专业银行；它们的资金来源和信贷活动既有分工，又有交叉，而且从国家银行看，除了发放流动资金短期贷款外，还发放中短期设备贷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继续沿用过去的理论，来解释我国人民银行是信贷中心吗？
“三大中心”更多的是从现象上看问题。一切放款集中于银行，一切非现金结算集中于银行，一切现金收付集中于银行，这种现象说明什么呢？它只能在货币信用这个比较狭义的范围内说明银行的活动和地位，而不足以揭示银行在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所应起的作用。
“三大中心”是就工具讲工具。信贷、结算和货币收付，这只是银行进行业务活动所拥有的经济杠杆，但不是银行的地位和作用的本身。“三大中心”，可以说明银行把三种杠杆或工具集中于自己手中，但不能说银行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是集中三种杠杆或工具而已。目前，有的同志包括有的领导同志，一谈到银行，就仅仅归结为一个“钱”字，把银行单纯地看成是拿钱的金库、划帐单位和钞票印刷所。因而往往要钱时，说起银行“千斤重”；用钱后，放下银行“四两轻”。产生这种看法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它同理论上把银行的地位仅仅说成是“三大中心”即“钱”字，大概不无一点关系的吧。
那么，应当怎样认识我国银行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呢？简言之：银行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骨干。它运用自己拥有的种种经济杠杆，通过有关货币信用方面的职能活动，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处于分配和交换的地位，对整个社会经济生活起着调节的作用，即国民经济的“神经中枢”的作用。
为什么这么说？大家知道，银行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在资本主义的前一段，银行在社会经济中仅处于
“信用授受机构”的地位，发挥普通信用中介人和支付中介人的作用。到了资本主义的后一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银行就由普通的中介人变成万能的垄断者”，其地位和作用发生新的质的变化，一跃而为“现代经济生活的中心”、“全部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神经中枢”，广泛深入地伸及到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每一个领域、部门和企业，对社会经济事实上起着控制和调节的作用。到了社会主义阶段，无产阶级把这种现成的“在资本主义制度内经过几百年发展起来的如此奇妙和精巧的机关”夺取过来，摆脱资本家对它的控制与影响，使它成为更巨大的机构。这样，统一而规模巨大的国家银行，成了全国性的簿记机关，全国性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的计算机关。所以，列宁得出结论：大银行是我们“社会主义的一种骨干”；党和国家应当运用这个“骨干”，去“调节全国按社会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经济生活”。
在社会主义社会，银行是国家组织经济的一个职能部门，是国家管理和调节社会经济的一个“绝妙机关”。它可运用自己拥有的货币、信贷、利息、结算等经济杠杆，通过自己种种职能活动，以吸收存款等方式把社会各种暂闲资金，包括国家、企业、个人的资金集中起来，然后以贷款的方式把它再分配出去。银行通过这种对社会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参与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资金循环与周转；而资金（实质是物资的货币表现）的循环周转，意味着生产要素
（包括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和产品在生产、流通领域中进行交换和分配。所以，银行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骨干”地位，具体表现在它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处于以信贷的方式对社会资金有计划地组织分配的分配地位，和以提供流通手段、支付手段等方式组织商品交换的交换地位，从而起到组织和调节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生活的作用。
如何才能更好地发挥银行的调节作用呢？我们认为，当前要紧的，应当抓住改革财政银行体制，逐步解决财政银行分工问题。
我们现行财政银行体制，基本上是五十年代从苏联移植过来的。而苏联这套体制及其分工，又是三十年代信用改革确立起来的。因此可以说它是有五、六十年历史的“老牌子”了。在过去二十多年里，这套体制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全国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这套以行政方法为主的财政银行体制，日益显露出它存在着不少问题，不利于充分发挥银行的作用。
一是这种体制推行的是“大财政、小银行”，人为地阻碍了银行作用的发挥。本来财政和银行是国家组织和分配社会资金的两个主要工具，两者只是渠道不同，并无主次之分。从吸收城乡亿万群众个人延期消费资金即储蓄存款讲，从吸收企业自己留存的利润、折旧等资金来讲，银行组织和分配社会资金的广度和深度还要更大一些，这些资金是不能由财政以无偿形式去组织和分配的。列宁每讲到银行的时候，常常用一个“大”字，叫“大银行”。可是在苏联长期以来流行一种说法：财政是组织和分配资金的“主要工具”，银行则是“辅助工具”。这种说法在我国部分同志中也比较流行，并且习以为常。基于这种一“主”一“辅”的思想，体现在财政银行体制及其分工上，带来的必然是一“大”一“小”。既然是“大财政、小银行”，那么社会主义“骨干”和调节全国经济生活的作用，又从何谈起呢？！
二是这种体制实行的是财政大包揽、银行小补充的分工原则，确定财政与银行“分口管理”：财政管基本建设投资和定额流动资金，银行管临时性、季节性的超定额流动资金。也就是说，企业修厂房、买机器的基本建设资金，以及买原材料进行生产的流动资金，全部由财政无偿拨款；银行只能对企业流动资金中一小部分属于临时性、季节性的短期资金需要发放贷款。这样，银行信贷范围很狭窄，不许同扩大再生产沾边，只能在简单再生产领域里起一点“临时性”的打补钉的作用。这样的分工原则，银行被圈定在一个小角落里，怎样能去调节全国经济生活，怎么会成为“社会主义的一种骨干”呢？！
第三，在银行内部管理体制上，信贷资金统存统放，财务收支统收统支，全国银行吃一口“大锅饭”，这也就妨碍了银行工作对社会资金发挥融通调节的作用。
由于以上三点，加上其他一些原因，30年来在我国经济管理工作中，常常是用财政工具多，用银行杠杆少，用行政手段多，用经济方法少。列宁说的银行这个“包罗万象”的“绝妙机关”，既没有让它“包”起来，更没有让它“妙”起来，当然也就谈不上对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调节作用了。多年来，我们为这套财政银行体制付的学费已经是不少了，是到了应该进行改革的时候了。
如何改呢？要把银行作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必须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这应当是我们改革财政银行体制的指导思想和努力方向。鉴于改革财政银行体制是件大事，牵涉面广，政策性强，加之过去积习已久，动之较难，我们认为，应当本着态度要积极、步子要稳妥的精神，分两步走。
当前着手小改。（1）初步改变目前财政统揽基本建设投资，银行只管临时性季节性超定额流动资金的分工体制，由人民银行对企业开办中短期设备贷款，使银行从简单再生产逐步进入扩大再生产的领域，逐步加强其对社会经济的调节作用。目前各地虽然开始这样做了，但在贷款的范围和数额上还须逐步扩大。（2）对银行的计划、信贷、结算、现金管理、财务管理等体制办法进行一些必要的初步改革，以便在坚持银行业务集中统一的前提下，适当地增加各级银行组织和运用资金的权限和责任，更好地发挥银行的作用。在这方面，四川省人民银行系统正在进行十项体制改革试点，是迈出的可喜的一步。
今后进行大改。彻底改变财政管基本建设投资，银行管流动资金贷款的分工体制，由银行统一调剂全国生产建设的资金需要，使银行真正成为调节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资金总管者。具体要点有三。（1）财政管税收（包括企业利润交纳的所得税），管非经济性支出（如行政、国防、外交、社会保险等费用拨款）；银行管存款，管社会生产建设各项资金（包括全部基建投资、更改资金和流动资金）。（2）原应由财政预算中支付的一切经济建设拨款，包括各项基本建设投资和流动资金，一律改拨款制为贷款制，由财政如数拨给银行作为相应的信贷基金来源，由银行统筹安排，调节贷放。（3）财政基本建设投资改为银行贷款后，对一般中小建设项目和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项目，由银行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根据经济效果决定贷款条件和发放对象；对重点建设项目的贷款，由国家确定，银行参与审查，银行发现所确定的项目经济上不合理时，可以提出建议，重新审议。
适应上述财政银行体制的改革，我们认为应该提高银行的地位，使银行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综合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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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史研究资料
北京共产党小组
周子信
北京共产党小组是在李大钊同志亲自组织和领导下，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的。早在国际代表来华前，李大钊即着手建党活动，1920年初，他就曾与陈独秀、邓中夏等酝酿过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他在送陈独秀去天津转往上海的路上，两人又曾深入地商讨了有关在中国建党的问题。把陈独秀送走后，李大钊曾在天津设法与苏俄取得联系。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领导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我国最早的比较系统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之一，对于扩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准备党的成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远东局局长威金斯基及库兹涅佐娃、萨赫雅诺娃、马马耶夫带翻译俄籍华人杨明斋等来中国。通过北京大学的俄籍教授鲍立维和伊万诺夫（伊文），首先找到了李大钊。李大钊邀集北京各方面进步人士和他们座谈，并举行欢迎会、演讲会等。通过多次交谈，以李大钊为中心的一批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更加明白了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的真实情况，更加坚定了成立以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的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中国革命的决心。
为了在全国范围内加速中国共产党的创建，1920年4月李大钊介绍威金斯基、库兹涅佐娃、萨赫雅诺娃去上海，和陈独秀等会见，商讨有关建党问题，而把马马耶夫留在北京帮助自己积极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
随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深入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以及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工人中进行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在1920年的五一劳动节，我国北方的工人阶级第一次纪念自己的节日，喊出了“劳工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北京纪念五一节的活动，主要是由李大钊、邓中夏等团结的一批进步青年主持进行的。李大钊亲自主持了在北京大学理科开的纪念会，参加的有工友和学生500多人；与此同时，长辛店一千多工人隆重举行纪念大会，邓中夏等专程赶到长辛店，并发表了演讲。大会通过了成立工会的决议，会后，举行了盛大的游行示威。“五一”节以后，北京有更多的革命知识分子，投身到工人群众中去进行活动，一面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真理，一面改造着自己。这样就促成了北京共产党组织的成立。
关于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的时间，以前的党史书籍和讲义、文章，大多说是1920年9月。现在看来，不够准确。根据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文件的记载，代表北京共产主义组织参加“一大”的刘仁静的印证，以及参加北京共产主义组织最早的成员之一张申府的回忆，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的时间是1920年10月。
关于北京共产党小组的成员，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基本上可以定下来的有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尚德
（君宇）、何孟雄、缪伯英（女）、范鸿劼、张太雷、李骏、朱务善、陈为人、邓培等。张申府参加后不久便去法国，并在法国成立了共产党组织，可以算为留法小组的成员。
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后的主要活动，有以下几个方面。
1、出版刊物。
1920年11月7日，十月革命3周年，北京小组创办了《劳动音》周刊。它的主要编辑人之一是邓中夏。出版这一刊物的目的，是要提高工人的觉悟，促进工人的团结，指导工人运动的进行。《劳动音》出版后，很快就在长辛店等地工人中流传开来，受到工人们的热烈欢迎。
党正式成立前夕，北京小组还创办了《工人周刊》，着重报道各地工人受奴役的痛苦生活，以及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情况，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周刊很快就销行北方各地，被誉为“劳动者的喉舌”、“北方劳动界的言论机关”。
此外，还出版了《工人的胜利》、《五月一日》等小册子，以及和各方面人士合办的刊物《黎明》杂志等。
2、举办工人补习学校。
长辛店是京汉路北段工人比较集中的地方，有工人3，000余人。北京小组把长辛店作为进行工人运动的重点。1920年冬天，他们发起组织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学校于1921年1月正式成立。这是我党领导下的最早的工人补习学校，主持人是邓中夏，李大钊和小组其他成员也来视察和讲课。补习学校配有3个专职教员。经过宣传教育，工人的阶级觉悟有了显著的提高，培养了北方铁路工人运动的第一批骨干。
3、成立工会——工人俱乐部。
北京小组的成员从创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开始，就有意识地接近工人，从工人中挑选积极分子，筹备组织工会的工作。在1921年五一节的纪念大会上通过了组织工会的决议，不久便正式成立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它对京汉、京绥两线的铁路工人有很大影响，北京市内工厂和天津、保定等地的工人都曾派代表来学习。上海《共产党》月刊第6期报道了“长辛店工会成立”的消息，热烈地称赞它是“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
4、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0年8月，上海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北京方面开始进行筹备工作。11月，北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宣告成立。第一批团员约40人，李大钊亲自参加，担任领导。青年团的书记是高尚德。北京青年团在党正式成立前，在北京小组的领导下，起过积极的作用。
5、派人指导郑州、天津、唐山、济南等地的工人运动和帮助建立革命组织。
1921年春，李大钊曾亲自去郑州指导该地区的工人运动。北京小组和李大钊还帮助天津的革命青年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通过这个组织在天津、唐山等地的工人中开展了革命工作。天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曾派人到唐山，和京奉铁路机车厂的工人邓培等建立联系，北京小组也派邓中夏、张国焘等到唐山去过几次，找邓培研究如何在工人中开展工作、建立组织。
北京小组除派人帮助山东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展工人运动，在济南津浦机车厂建立起山东的第一个工人俱乐部外，还帮助山东成立了共产党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
（原载《党史研究》第1期，转载时作者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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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琉善哲学文选》选译出版
琉善是古罗马时代著名的哲学家和修辞学家，生于公元120或125年。他生活的年代，正是罗马帝国的统治基础开始动摇，奴隶制生产方式出现危机的时代。统治阶级为加强其反动统治而利用宗教，促使宗教迷信猖獗起来。哲学同宗教开始合流，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唯心主义和宗教神秘主义。琉善在这种情况下，高举起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旗帜，嘲讽和批判了宗教的欺诈和迷信的荒谬，并辛辣而尖锐地揭露和抨击了唯心主义哲学派别。
琉善流传下来的作品有84篇，收入《琉善哲学文选》的是他的代表作14篇，其中5篇政治哲学论文，9篇无神论文章。他的著作一直被禁止，有的到17世纪还被列为“禁书”。
琉善的著作对人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研究古代希腊罗马哲学史、宗教史，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现在，《琉善哲学文选》已由商务印书馆选译出版。
（汪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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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儿童心理学》出版
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和英海尔德合著的《儿童心理学》，最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皮亚杰在60年代初创立了“发生认识论”，主要研究作为知识形成基础的心理结构和探讨认识发展过程中新知识形成的机制。他用数理逻辑为工具，引进数理逻辑概念，对儿童认识发展作质的分析。以他为首的日内瓦学派对儿童思维发展的研究和实验，受到国际心理学界的重视。 （宋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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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基本建设资金由拨款改贷款好
建中
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建设银行贷款，是改革基本建设管理体制的一项重大措施。这项工作，1979年在上海、吉林、河南三个省、市的少数项目中试点，1980年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目前，试办贷款的单位从去年的8个建设项目，发展到1，500多户。既有地方项目，又有中央项目，既有小型工程，又有大中型项目。试办贷款的行业，从轻工、纺织，发展到电力、煤炭、石油、交通、建工、机械、建材、商业、外贸、文化、医药等二十多个。贷款金额从7，000多万元增加到36亿多元。电力部直属的大中型火力发电项目，已经全部改为银行贷款。上海、湖北、福建、云南等省市，国家预算直接安排的投资改为贷款的已有三分之一左右。
一年的试点经验证明，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变无偿使用国家资金为有偿使用，这一重大改革，使基本建设管理工作朝着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发挥经济组织、经济手段作用，讲求经济效果的方向前进。试办贷款的单位，一般都做到了合理安排项目，保证工程质量，加快建设速度，节约建设资金。具体讲，有七大好处。
第一，从盲目争项目、争投资、争材料设备，变为认真核算经济效果。今年5月，上级给北京剪板厂调入一台40吨平板车，价格16万元，这个厂查对计划，发现这台设备要在两年后才使用，现在买来要多付利息上万元，决定退货，两年后再买。
第二，从说假话，变为讲真话。有一个纺织机械厂新建一个车间，原报全部投资75万元，改为贷款以后，厂里主动要求建设银行按现在实际需要，重新安排贷款。
第三，从追求大而全、小而全，变为要求搞专业化协作。
第四，从盲目追求建新厂，变为先挖潜，后新建。山东清河化工厂原来要求国家投资400万元，新建一个年产600万盒录音带的车间，但是能否生产出合格的产品，产品有没有销路，根本没有把握。改为贷款以后，厂里反复算帐，决定利用本厂现有条件，形成年产150万盒的生产能力，待产品合格打开销路后再扩大生产能力，少向银行贷款130多万元。
第五，从敞着口花钱，变为精打细算。许多单位实行贷款以后，抵制了乱摊派、“吃大户”的不正之风。大同二电厂过去被有关部门抽走300多万元挪作他用，电厂不敢顶，反正实报实销。神头电厂今年贷款3，000万元，上级要拿去200万作为三期筹建费，因不合贷款用途，银行又要加倍付息，电厂没有执行，抵制了不合法的行政命令。
第六，从抢花国家的钱，变为先用自己的钱。过去，基建投资由国家无偿拨给，花不完的钱年终“一刀砍”，因此许多单位总是先用国家的钱，后用自己的钱，一到年终想方设法抢花钱。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第七，拨款改贷款也使建设银行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方法有了改变。长期以来，建设银行习惯于用办财政拨款的办法供应资金，“一个萝卜一个坑”，资金管得不活。拨款改贷款，为建设银行开展信贷业务，用银行的办法办银行，把资金管好用活，开辟了道路。建设银行无锡支行加强资金调度，搞好信贷收支平衡，用320万元的贷款基金，办了过去要559万元才能办到的事。
从上述7个方面的变化可以看出，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建设银行贷款，把投资管理的经济责任、经济权力、经济效益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投资效果的好坏同企业的经济利益直接挂钩，发挥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提高了经济效果。
基本建设拨款改贷款，标志着我国投资管理从供给制转变为经济核算制。基本建设中长期存在的战线长、浪费大、效果差，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不能说与无偿使用投资的管理制度无关。面对这个现实，我们应当改变过去那种花钱向国家报、不够向国家要的“吃大锅饭”的旧习惯，全面推行拨款改贷款的制度。
基本建设拨款改贷款，涉及到计划、财政、税收、物价、物资、施工管理等各方面的体制，需要各方面进行与之相适应的改革才能顺利进行，从而基本建设贷款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在有关体制没有全面进行改革以前，有关部门应当采取变通办法，为推行拨款改贷款创造条件。比如，要保证贷款单位需要的投资和物资；要给贷款单位调整计划和选择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的权力；要保障贷款单位应得的经济利益；对因价格偏低而影响还款能力的企业要解决还款来源，等等，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