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心香一瓣

蜡炬成灰
——痛悼杨述
韦君宜
杨述已经去世了,寂寞地死了。他想做的工作没有做成,他想写的东西也无力写出,就此结束了他难以瞑目的一生。使生者心里的缺憾永远无法填补。
39年天天在一起的人忽然没有了,这是很难使人接受的。我翻他的抽屉,翻出他亲手包得好好的一包一包笔记本:政治学习笔记、日记、抄古人的诗、抄天安门的和流传的反“四人帮”诗。我想整理整理,为他写一点东西。但是千头万绪塞在我胸口,再也无法用三两千字把它说出来。
我第一句要说的是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入党43年,以能作一个党员为生平第一要事。除了为党工作,他再没有什么别的要求,也没有业余嗜好(除了写点旧诗)。为了服从党的需要,他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家庭、母亲、哥哥,和知识分子通常最珍视的个人成就(他原是搞历史的,有过写中国社会发展史的计划)。为了放弃自己的研究计划(那是在抗战最困难的时候,反共高潮已经开始),他写过两句诗:“已悔名山不朽业,意坚志决报邦家”。邦家指的党,意思是为了党,愿意放弃自己的“名山事业”了。他把自己的家庭也献给了党,从中学时代开始,他就用自己刚刚懂得的革命道理去影响寡母和兄弟,至诚所到,金石为开。在抗战开始时他竟把全家老幼都从家乡江苏淮安动员出来,从老母到兄嫂妹侄儿全体参加了革命,全部家产拿出来作了党的经费。老母最后穷困难以生活,哥哥被国民党捉去,英勇牺牲。这一切,他都视为当然。
在“四人帮”肆虐的那些年代,大家稀里糊涂被停止了党籍,有的同志气愤之极,就宣布:“看开了!由他们搞去吧。”有的同志受不了侮辱冤屈,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也有的同志找点闲活干,打发那难熬的岁月。杨述则是另外一样。
他一开始挨了毒打,下了干校,病中仍从事劳动。可是他并没有被关进监狱,而且从1973年起已经发还了他的冻结存款,恢复了工资,生活并没有困难。只有一条,不给他做结论,恢复党籍。他就为此整日整月整年的忧愁,终于弄成了一场大病。在做结论以前,脑血栓已发作过四次之多。他不能忍受的是他心目中最要紧的党不承认他是党员。
1973年以后,他天天东奔西走,去了解“组织上”对他们这伙人到底是从宽还是从严。一会儿听说开这个会议有这么一种“杠杠”,一会儿又听说定出了另一种“杠杠”,他把那些一概当作党的意图看待。听见就记,见了就抄。一见那种“开除党籍给以生活出路”的“杠杠”,他就气得发抖,说:“我要那生活出路干什么?”他说:“只要能恢复党籍,咱们就宁可全家搬到女儿插队的云南边疆去,全家老小去插队。”
最初我也劝过他:“急也无用。找点事情做做,静以待时吧。”但是他偏不,就是急。看着他每天咄咄书空,我也心中不忍,只得帮同奔跑,算是聊以分忧。到现在数一数,申诉书足写了50多份。就这么苦苦熬了12年。身体拖垮了,脑子弄坏了,有人劝他:实在没有必要这样认真,白搞垮了自己。有人说:对这种世态,只有玩世不恭才是办法。他却无法接受。到了后期,他未始不知道当时把持着党权的是些什么东西,在家里愤怒地向人揭那些坏蛋的老底。也知道申诉上去只能落在他们手里。但是,他总觉得党是个最神圣的徽号,代表着人类的希望和理想。能否在党内,这决不能不认真,怎么样也得认真对待。他这种无效的认真努力常使人觉得可怜。当然,也会有人觉得可敬。
好容易到1978年11月,才算解决问题,恢复了组织生活。他高兴得写了一首诗道:
“十一月里风光好,岁月蹉跎人未老。回首夜来风雨声,名花沦落知多少?”他在高兴自己终得解决问题,还能为党工作。同时惋惜那些未能熬过这场劫难的同志。我记得他当时那个样子,天天打电话给这个给那个,邀请人家来吃饭,家里简直开了流水席。然后他离京休养了一趟,回来就要求工作。可是实际上,他的一部分脑神经已经被血栓压得坏死,开会都没法发表多少意见,已经很难工作了。
不能工作,他自己却不肯承认。还总说:“我要工作,我能工作,有这样的好形势我怎能不工作?”于是又开始了第二度的奔走,为工作而奔走。他去找人,拄着拐棍去爬楼,那样子引起别人的同情,也有人觉得真奇怪,人已病到这样,问题又已经解决,职位也算有了,还不歇歇,是为什么呢?但是他不。别的他什么也不要,孩子考大学,由他们自己考去,房子还住着原分配给的房子,在死前一年半,人已经走不动之后,还由孩子扶着去听报告,自己写悼念战友的文章。到脑血栓发作第五次之后,他到青年运动座谈会上去作过一次长篇发言,那是他一生的主张——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中国的青年运动在革命史中的作用,应该充分重视。中国产业工人队伍在革命的早期觉悟不足,革命知识分子的启蒙作用应当在党史中写够。为了这篇发言,他在家里先断断续续讲了一遍,录下音来,然后叫女儿整理成稿,他再拿着稿到会上去正式发言。在常常在家都说不出几句话的情况下,这次竟讲了一个多小时。回来又自己把稿抄写改正。当我看见他的手稿的时候,见每行字都一溜歪斜从左向右歪下去。——他已经写不成横行了,但是还在努力写着。这光景使人看了落泪。这种干法是医生所不允许的。第五次脑血栓发作住院时,他在病房里看《青春漫语》的校样,医生就来禁止过。可是,只有这样做事情他才高兴,禁止他做他就发火、发急。而发了火也会加重病况,只好让他干。这是叫人眼看着而束手无策的矛盾。这个矛盾贯穿着他最后这一年半的生涯。
他死前三个月,还发出一本稿子《一二九漫语》。这原是他的旧作,我看他实在无力整理,便由我代为整理,但是他仍不放心,一定要自己看,然后自己又加一段:“鲁迅与一二九”,还跟我说:“这段材料过去很少人知道,你也不知道。非加不可。”
直到他去世前一个月,已经是一天说不出两三句话,呼叫人都以“喂”代替了,但是还天天看报,写日记。他写的最后一行日记是:“五届政协第三次会开,邓小平致词。”到最后一次发病的当天还在说:“我的病能好。”还在椅子上做手脚锻炼。我完全想不到他的生命即将停止,出去替他请针灸医生,回来跨进门已经看见他倒下了——从此永远不能再起来了。千呼万唤,他已再也不能言语。在家护理他的保姆告诉我:他在我出门后是一直坐在桌子跟前,打开抽屉翻笔记本的,不知想整理什么东西,忽然头一歪,就倒在了藤椅上。他的一生啊,就这样在自己没有准备的状况下结束了。他是一根蜡烛,有一点点烛心就要燃烧,一直燃烧到完全成为蜡泪为止。
我一直觉得他的案子太冤枉,他这个人又实在太迂。现在,当我已经失去了这个人,我才感觉到了他的值得珍贵,好象他日日夜夜仍在我身边。过去,他睡得早,我睡得晚,经常是我坐在写字台前,他睡在我背后的床上,一会儿就叫我一声。现在我又坐在写字台前,好象他仍然在我背后,看我在干什么。但是,这是幻影。我默默咀嚼着自己的苦痛,只能希望在幻影中间他那认真的目光能够帮助我生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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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雁过拔毛”小议
李松晨
现实生活中有不少“雁过拔毛”的事,实在令人气愤。
“雁过拔毛”的主要责任在谁身上?这本来是很明显的事,然而却有人说,“拔毛者”和“雁”负同样责任,有时“雁”的责任还大于“拔毛者”。为了说明这一观点,他们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某单位包了一场电影,没等电影公司、电影院、供电所开口,就把票给送去了。于是他们就此质问:“雁”毛人家没拔,“雁”就送货上门,这不是“雁”应该负主要责任吗?
乍一听,似乎也有些道理,但仔细想想,这里讲的不过是一个歪理。试想,如果放电影的单位不给有关部门一一送票,叩头作揖,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单供电所把闸一拉,说线路出了故障需要检修,就足够你包电影者麻烦和丢丑的了。这样的事例,报纸上登的难道还少吗?如果不是为了过关,好端端的毛,谁愿意忍痛被别人拔下一些呢?
这种歪风邪气,日积月累,就给不少机关和单位熏陶出来了一种人,他们以
“会办事”自居,善于烧香叩头,求神拜佛,拿着公家的钱或物去拉关系,敲门子、趟路子。久而成性,遇事趋之若鹜,反以为得计。这反过来又助长了歪风邪气的蔓延。
“雁过拔毛”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之所以说它严重,就在于不少人至今尚未认识它的严重性。久蹲茅厕,不觉屎臭;腐蚀肌体,不知其害。今天,社会上不是有很多人对“雁过拔毛”习以为常、司空见惯了吗?“拔了毛”,他认为是正常的;“不拔毛”,他甚至认为是反常的。你“卖肉靠肉”,我“卖菜靠菜”,你有“方向盘”,我有“听诊器”……用着你时,你拔我的“毛”,用得着我时我拔你的“毛”,互相被迫地、习惯地这样干起来,使扭转由于“四人帮”干扰所造成的不良社会风气,变得更加困难。
“雁过拔毛”这种坏风气,既有“四人帮”干扰破坏所造成的社会基础,又有旧社会封建思想意识、小生产思想意识的肥沃土壤,还有人们“既看不惯,又学着干”的随波逐流风气作伥,不是朝夕之间就可以解决的问题。然而,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与之作斗争,在斗争中首先从自己做起、从我做起,既不拔别人的“雁毛”,又要顶住别人来拔自己,情况就会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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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随笔

诗中“有我”和“无我”
孙静轩
……你在来信中谈到诗中有我无我的问题,说,我国诗歌创作长期以来,之所以不景气,之所以没有特点,没有特色,没有风格,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诗中无“我”。你的这种看法,我非常同意。
的确,多年来,就有那种评论家,总是拿着放大镜,在诗歌中寻找“我”,一旦发现了“我”,就象发现了病苗一样,大惊小怪,嚷个不停。似乎当真诗人是在“掺进了私货”,“宣扬了个人主义”。不是就有人指责过贺敬之,说他的诗中“我”字太多了么?今天看来,这当然明显是一个幼稚而无知的笑话,但在前几年,对于诗人来说,却是一种威胁性的可怕的武器哩。
今天,此种形而上学的近似无理取闹的批评,已经没有市场了。诗作者和诗读者一致认为,诗中须有“我”,无“我”便无诗。但是,诗中有了“我”,是不是就一定是好诗,就有了鲜明的个性和特色呢?我看,并不尽然。
诗中之“我”,切不可只从诗的外表看,以为诗中有几个“我”字,就有了个性,有了特色。那是浮浅之见。某些诗,即或每句都有一个“我”字,也不见得就真正有“我”。诗中之“我”,是指诗作者的真情实感;是指诗作者独特的思维形式和方法以及艺术的表现手法,或者说,是指诗作者的个性、气质、情趣、格调。人们常说的“文如其人”,就是这个意思。诗,真正作到“我在其中”,是极不容易的。诗中真正有“我”,“诗如其人”,不仅标志着诗人思想的成熟,人格的完善,而且也标志着艺术素养的深厚。
是不是作到“诗如其人”,就一定是好的诗、真正的诗呢?那也并不尽然。我们常见,有的诗确有作者的真情实感,确有自己的个性,但是,却不能在读者中引起反响,发生共鸣,得到好评。此种情况往往是诗中之“我”,仅仅是一个我,而这一个“我”,仅仅是个人的狭小的思想、感情、情绪或印象,而没有代表性、典型性,当然也就不会有多大意义和价值了。所以,我认为,诗中之我,不应仅仅是个人的“我”,而应该也是千百个“我”,或者说是人民,是时代,是历史。好的诗,必然是有个性,也有共性,有个人的“我”,也有广义的“我”,小我大我,融为一体,血肉难分。所以,凡古今中外一些著名的诗人,其作品不仅具有鲜明的个性,独特的风格,可以从诗中窥见诗人自己的思想、气质、人格、情趣,而且也能够听到人民的声音,时代的声音。倘若一个诗人仅仅是表现个人的“我”,而这个“我”,又是狭小的、平庸的“我”,同人民,同时代,同千万个“我”有着难以交流、疏通的隔膜和障碍,我敢断言,那他不能称为一个真正的诗人,而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蹩脚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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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闻者足戒

“让贤”
雷永华
管干部的高处长在一次讨论领导班子建设的会议上作报告说:“现在我们各级领导干部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做好荐贤让贤工作,要以身作则带好这个头,我就准备找个德才兼备的来接班罗,先从自己做起嘛”。
事情很快地传到高处长的夫人耳朵里。有一天,处长夫人正色地对丈夫说:“人家想都想不着,你干嘛还要主动去让位呢,是不是发神经了?!”
高处长嘿嘿一笑:“你懂个啥!咱们顾主任论年龄比我大两岁,论身体我比他强点,这次他该让位了。我是等他让了我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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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真情小札(四首)
解明
泪 滴
心头的露,
情的珍珠。
欢 笑
心池的涟漪,
情的铃声。
愤 怒
仇恨凝结的火焰,
情的旋风。
沉 思
智慧睁大眼睛,
情的深沉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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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写给菊花(外一首)
青海齿轮厂 殷家璠
你慷慨地把命运
托付给茫茫苍穹,
却悄悄地在绿丛
编织自己的梦。
金秋,当你从
酣睡里猛然惊醒,
呵,你已将大地
装点得姹紫嫣红。
你不愿与百花儿一样
在春天把姿色卖弄,
独自用五彩的骨朵,
笑迎那飒飒秋风。
给一位长者
且莫道你
春过夏去已到暮秋,
欲坠的夕阳
吻着西边的山头;
更不必说你
年过六十已近古稀之寿,
灯将燃尽,内心不朽。
呵,我的老前辈哟,
请看娇美、淡雅的菊花,
此刻,正以醉人的芬芳,
俏丽的花瓣,为后来的花朵,
怒放在深秋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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