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辞职和“致仕”
牛钊
五位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五位国务院副总理因年事已高，辞去了他们担任的国家和政府的领导职务，这件事在人民群众中引起众口交誉。大家为这些老同志的坦荡襟怀和高尚情操深深感动，也从他们为国忘私、举能引贤的模范行动中受到鼓舞。9月16日《人民日报》副刊发表了一篇杂文，题为《一代楷模》，正是表达了人民群众的这种心情。文章的立意是很好的。
但是，文章作者认为“改革干部制度，破除领导干部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为革命事业后继有人铺平道路，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这在封建时代是不可能的。”这段话却有点不够确切了。在封建社会，当然谈不到什么“革命事业后继有人”的问题，不过，封建社会的官吏，任职也并非没有限制，终身制也是不许可的。只有皇帝老儿想当多久便当多久，除非国破身亡，很少有自动走下“龙位”的。
我国封建社会，绵延二千余年。历代封建皇朝，都很重视总结历史经验，也很注意典章制度的建立。就拿官吏的选拔、任命、考察、升迁、弹劾、罢免等等来说，也有种种规定，当然并非全能作到。比如：地方官有一定的任期，期满后根据政绩予以调动，这叫做“量移”；出生在某地的人，不得在原籍作官，以防止徇私枉法，这叫做“避籍”；假若父子兄弟同时为官，不得在一个行政区划内共事，以免相互包庇，这叫做“避亲”。至于官吏任职的年限，也有一个总的规定，叫做“七十致仕”，就是说，七十岁是最高的年限，到了七十，就应辞职引退。当然，也有一些高级官吏，或由于政事的需要，或由于皇帝的恩宠，或由于自己的恋位，或由于别人的怂恿，年过七十，仍然不许“致仕”或不愿“致仕”。但这种情况总被视作例外，而且是要受到非议的。唐朝诗人白居易曾写过一首诗，挖苦讽刺一位不肯“致仕”的宰相：“七十而致仕，礼法有明文。何乃贪荣者，斯言如不闻？……年高须告老，名遂合退身。少时共嗤诮，晚岁多因循。贤哉汉二疏，彼独是何人？寂寞东门路，无人继去尘。”结尾提到的“贤哉汉二疏”，是指汉朝的疏广、疏受叔侄二人同时辞职引退的事。白居易慨叹“无人继去尘”，是说汉朝的二疏虽然作出了表率，只可惜后人却不肯以前贤为榜样。其实，白居易根本不需要扯到汉朝去，唐太宗不是想把李靖的去职树为“一代楷模”吗？看来好象也没有树得起来。关于这首诗所讽刺的对象，有人认为是指“历事四朝，殆逾三纪”的杜佑，也有人认为所指是另一人。杜佑虽然高龄任相，但并非出于本心，因为他曾多次上表陈情，要求辞位，而未获皇帝的批准。我们且不管所指是谁，从这首诗可以看出：“七十致仕”是封建社会的礼法。唐朝虽有“一代楷模”的李靖，其他官吏似乎也并未积极地去效法。而从当时的社会舆论来看，七十不致仕，是会受到非难的。
如果不到七十岁，是否也可以来他个“致仕”呢？当然是可以的。白居易集中有一道判词，就是讲的这事。当时有位官吏，体弱多病，要求辞职，而上司以其年未七十，不予批准。白居易作了判决，说：“揆以纪年，桑榆之光未暮，验其羸病，蒲柳之质先零。既称量力而行，所谓奉身以退。虽发未种种，告老无乃速欤？而心既谆谆，致政固其宜矣。请高知止，无强不能。”大意是说：此人年纪虽不算老，但力不胜任，既然要求引退，就不应当强为其难。至于白居易自己，大约刚过六十岁，就以刑部尚书“致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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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晨光短笛
微风吹过江面
郑荣来
微风吹过江面，掀起层层浪花。那浪花，是那样洁白，那样充满活力。
清晨，我踏上长航东方红24号轮，要从武汉去芜湖。进了卧舱，不一会儿，一位服务员进来，提着一壶开水，笑容可掬地说：“同志，请您喝杯水！”
随着轮船发动机的发动，扬声器传出一个女广播员的声音，一面迎接我们，一面也在让茶。真是一请再请，我本来就口渴，于是痛痛快快地喝了一大杯水，心里觉得热乎乎的。
船到黄石。江面上，东风渐大，激起更多更大浪花。喇叭里传来了亲切的话语：“旅客同志们，黄石到了。由于水位上涨，码头上搭了许多木跳板，旅客们上下船的时候，请您一定注意安全，不要拥挤，以免发生意外。”
“这轮船的服务态度真不错，替旅客想得真周到！”我们同房的几位旅客议论说。
船在九江码头靠岸时已经天黑。电灯下，一列长龙似的旅客队伍，通过跳板上到船上来。
有一位老太太，下肢有残疾，一手拄着拐棍，另一手由亲人扶着下船，她两腿直打哆嗦，迈不开步。只见守在入口处的一位臂上佩戴着“船警”标志的船上工作人员，马上过去搀扶她，一步一步下船……。
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决定访问一下服务员。我找到了轮船的政委和船长。
不一会，“吱呀”一声，门开了，进来一位姑娘——她是广播员李芳。圆乎乎的脸蛋，嘴角挂着微笑。她身体健壮，动作却很轻盈。她轻轻地坐下，坐得端端正正，显得很文静。
“你是北京人吗？”她的广播，一口清晰而标准的北京话，我以为她是北京人。
“不是，我是山东人，现在家在上海。”
她今年26岁，来东方红24号轮已经三年。她刚来时当过钳工，后来当服务员。经过一段时间的集训，当了广播员。她是长航各客轮的广播员中较好的一个。27个来自各客轮的广播员，曾在这里观摩学习。
“那些广播词都是你自己编的吗？”话出了口，我有点后悔，这不是不信任人么！
“是我自己编的，是临时想出来的。”这是真的。后来我到广播室看过，李芳在一张张小纸头上，写满了各种各样的广播词——这是她的创作！
“你怎么会想到编那些话呢？”
“我想，我们广播要帮助旅客过好旅行生活，就要研究他们的心理，知道他们想些什么，需要些什么。我要通过广播，给旅客解答一些问题，给他们一些帮助，让他们过得舒适一点。所以，长江涨大水，就让旅客注意码头上新搭的木板桥；旅客一上船，一定很热，就请他们洗把脸……”
又见到一位小姑娘。她叫王汉英，今年18岁。她身材苗条，眼睛机灵而有神。我一看，就猜她一定是个活泼、爽朗性格的姑娘。果然，她一说话就逗我发笑。我说明来意以后，只见她眉毛一挑，半是开玩笑半是正经地说：
“我挺坏的！”
“怎么这样说呢？”
“真的。”她还是那么认真。
她给我讲起了她“坏”的故事。她是湖南人，高中毕业生，来船上才两个多月。“刚上船时，我的‘原则’是：你旅客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她说，有一次，她对一个旅客没好气，他给她看票时，票掉在了地下。她非要那旅客自己把票捡起来不可。“干吗要我捡！”
“后来，领导教育我，对待旅客要亲，要近，要和，我觉得这三个字挺好。我们是当服务员的，干吗要人家先对我好！要是我是旅客，人家这样我高兴吗？”
说话间，船已快到芜湖。我的思绪却飞得更远……
“一切工作为了旅客”，这个口号与我们久违多年了。如今，长航东方红24号轮，在服务工作中实践了这个口号。“一切为了旅客”的指导思想，是可贵的，崇高的，值得歌颂的。我们的服务员呢？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赞美她们的好，我想起那位广播员在广播里告诉我的一个小常识：浪花，总是雪白的，那是因为光的折射的缘故。
微风吹过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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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珂珂〔雕塑〕 吴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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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鸥之歌
骆文
我们的江鸥
我们的海鸥
你的白羽可以比过素藕
高尚的情操为什么不该向你凝
眸？
而有人总愿把丑恶朝你抛投
用他们的手腕拿走你的洁净
让秽水和墨污
在你身上合流
听那奇突的音部喊叫：
你不过是只“叼鱼鸟”
浸过菌毒的肉羹，
只能泄出重浊的腥臭
难道你不是风信鸟？
由于熟知风云，你告诫了岸边
舵工水手
滚滚热浪
正预示一场飓风集辏
难道不是你纯洁的毛衣泛出荧
光
将弥漫的雾色穿透？
你临船翻飞，长鸣警号，决不
夷犹
我们才避开暗礁，载舟之水不
能覆舟
当清昼变为昏昼
当暴雨出自叠岫当行雷骤驰万里当电闪在高空窜游你并不畏惧这样一种天候好比那雷震红花经一次霹雷留一道绯红的环纽你终于是勇敢的好友懦怯才跟你结仇你终于是坦荡的乡亲如果面对阴谋，切莫松手……
钟
——写给青少年们
唐祈我们每天生活喧嚷奔忙，很少去听“笛嗒、笛嗒”的钟
响，
它却不停地带走日影和月光，
有时悄悄向你告别一声“当当
……”
但是，一个钟头有六十分钟，
一天就有一千分钟以上；
如果明白这个浅显的道理，
就知道人能完成多少美妙的理
想。
抛弃时间的人，时间也把他遗
忘，
如果从小珍惜它一声声清醒的
音响，
——当作构成生命的材料那
样，
时间会谱出生命最动人的交响
乐章。
到世纪末还有多少时光，
记住：
新长征途中每秒都应当是争夺
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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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言录
持螯感言
高成元
金风送爽，预示着吃蟹季节的到来。
“水清讵免双螯黑，秋老难逃一背红。”宋代无名诗人这一绝妙联句是讽刺那个主持“花石纲”的奸臣朱勔的。讽刺诗在咏蟹之作中占了很大部分。这是因为螃蟹坚甲利兵，其势汹汹，而且独有横行的习性，加上它属甲壳类，无肠，又可象征狠毒，所以古人总喜欢拿它代表恶人。大师齐白石在他的蟹图上曾题着“看汝横行到几时”。“四人帮”倒台后，画家黄永玉作过一幅国画，画的是一壶美酒和四只煮熟的大蟹。这幅画不但是象征，也实际记录了那些日子的欢乐。
蟹的种类很多，名称各异。有一种叫做蟛?，关于这个名称还有个传说：汉朝功臣彭越被诬谋反，剁成肉酱，有人吃了，吐在江中，变成无数螃蟹。
在动物中，蟹的形象极为凶恶，在食品中，蟹的味道却无比鲜美。说到这里，自然会想到鲁迅对第一个吃蟹者的歌颂。我们吃惯了，也不再感到螃蟹样子的可怕。宋代大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述道：“关中无螃蟹，偶收得一蟹，怖其恶，以为怪物，人家每有病疟者，则借去悬门户。”接着他开玩笑说：“不但人不识，鬼亦不识也。”
螃蟹能吓跑病魔，却吓不住探求真理的人。谁是第一个吃蟹的人，早已无法查考，但我们中国人的祖先肯定是很早就懂得吃蟹的。早在《周礼》中就提到“蟹胥”，这是蟹酱一类东西。到了宋代，我们就有了关于螃蟹的专著——《蟹谱》和《蟹略》。这证明我们的先人是富有探索勇气的。
我们要象第一个吃蟹的祖先那样勇于探索，走出我们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晋书》中记载着一个叫毕卓的人，他宣称：“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便足了此一生矣。”如果有人象毕卓那样不求进取，未免愧对了这个伟大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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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温故知新录
三千里奏章行七天
山齐
据史料《汉唐置邮》一文中记载：汉将军赵充国在金城（今兰州）驻防，有事奏请皇帝，其奏章从金城送往京城长安，来往行程近三千里，从他发出奏章到接到批复，总共才用了七天的时间。这道奏章是什么内容，暂且不去问它，但是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出：来往近三千里的路程不可谓不远；就当时的交通条件而论，路途不可谓不难；中间要经过若干驿站、关卡以至转呈皇帝的官吏，手续不可谓不繁，但这道奏章传递的速度之快，即使在今天具有现代化交通工具的情况下看来，也不能不令人称奇。
回想这段史事，看看我们现在有些单位的办事作风和工作效率，仅从“公文旅行”就可见一端。有的“公文”，少则旅行一周，多则一月、数月，乃至一年。成班成排的首长圈阅，一层一层的呈递，加上“研究研究”的态度和互相“谦让”的踢球精神，有多少事情就是在这样漫长的旅行中给耽误了。哪怕有的只在一座大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