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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水稻土研究取得大批成果
受到十五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科学家们的重视
本报讯 记者蔡名照报道：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国际水稻土讨论会上，我国科学家提交的97篇论文，第一次集中地、大批地向外国学者公布了我国30年来在水稻土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到会的15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科学家们的重视。
这次国际间首次讨论水稻土的学术会议，10月19日在南京开幕。我国的于天仁、李实烨、龚子同、鲁如坤、徐琪、肖泽宏、顾荣申7位土壤学家，在大会上宣读了论文。
水稻土是在种植水稻的情况下形成的一种独特的土壤类型，水稻土研究，对增进土壤肥力，大面积提高稻谷产量有着重要意义。1979年我国稻谷产量占粮食总产量43％，水稻田遍布北国南疆，约占耕地面积四分之一。我国土壤学家结合农业生产实际，对水稻土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在水稻土的发生、分类及肥力演变规律、高产稳产水稻土的培育等方面，取得了一大批成果。
我国土壤学界的权威学者之一、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所长熊毅教授在向记者综述这些成果时说，悠久的植稻历史，使我国积累了精耕细作、培肥改土的丰富经验。我国土壤学家早在30年代就注意总结这些经验，重视对水稻土的研究，解放以后，逐渐形成了我国的系统的学术观点。他说，国外一些学者认为水稻土只是原始土壤的一种利用方式，而我们的科研实践证明，水稻土是一个独立的土壤类型。它经过淹水和脱水的过程，土壤的物理、化学、生化性质都起了一系列的变化，特别是人为的作用，如耕作、施肥、排灌等也对土壤形态和性质发生影响，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土体结构。围绕这一观点而开展的各方面的研究工作及其成果，都具有我国自己的特色，并且在农业生产实践中获得了可喜的实际效果。现在许多外国学者开始赞同我们的观点了。他说，近几年来，太湖水稻高产地区的土壤发生渍害的恶化趋势，由于这是土壤在高度利用情况下出现的特殊问题，世界上还不多见，我们就此开展的高产水稻土的研究受到外国朋友的关注。
浙江农科院李实烨副教授在大会上宣读了他和南京土壤所陈家坊副教授合写的论文《高产水稻土的肥力特征》，对肥沃水稻土的特征作了详细的论述，受到人们的重视。他们认为，在水稻土肥力发展过程中，人为因素对土壤性质影响逐渐增强，以及作为后果的共性的增多，是水稻土肥力发展的基本特点。肥沃水稻土有机质和养分的含量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要求适量协调，并具有良好的养分供应能力和较大的养分供应及储存的缓冲容量。南京土壤研究所徐琪副教授在《耕作制度与水稻土肥力的关系》的论文中，论述了我国土壤学界提出的协调水稻田水气矛盾的观点，他引用大量实验数据说明，排水条件跟不上的水稻田，环境条件和养分条件都出现恶化的趋势，因此，适宜的渗漏速度是水稻高产的必备条件之一。这一观点打破了“有水就能种稻”的旧观念，被认为是我国土壤学的一个重要发展。湖南省农科院肖泽宏副教授的《中国低产水稻土的主要类型》的论文，分析了土壤自身存在的限制水稻生长的因子，并提出了改良途径。
参加这次国际间学术交流活动的我国一百四十多名代表中，90％以上是中青年，他们提交的论文也占论文总数的90％以上。在大会上宣读论文的7人中，有6人是四、五十岁的中年科学家。
曾在30年代担任我国第一个土壤调查机构负责人、并写出第一部中国土壤专著的美国俄哈姆大学名誉教授梭颇高兴地对记者说：“中国科学家的论文非常好，中国土壤科学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国已经有了许多很好的土壤学家。”著名的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国际知名土壤学家勃雷迪在听了中国科学家的报告后，高举起他们撰写的几部著作，大声地向与会者说：“这几本书里都没有中国的资料，我觉得，现在可以弥补这个不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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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自学成才青年的遭遇
编者按：一个被无辜打成“现行反革命”的青年，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刻苦自学，悉心钻研，终于做出了成绩，却受到某些领导人的刁难和压制。这件事说明，左倾思想仍然是当前各个领域出人才的主要障碍。某些同志不改变错误观点，又不好好学习，还硬要瞎指挥、摆架子，这是特别危险的。希望这些同志赶快猛醒，不要再做误国误民的事。
上海建工机械厂青年工人陈喜德，是个初中毕业生。从1975年起，他就潜心研究太阳能利用。在郑志玲、谢魏松、周正芳等青年工人的协助下，他利用业余时间，研制成了太阳能家庭热水器（不循环）、太阳能高温炉、太阳能干燥装置，现正在研制混凝土养护窑。高温炉和干燥装置，经专家现场评议和鉴定，认为是属于国内太阳能利用研究方面的新成果。但是，这个有为青年的遭遇，却很不幸。
1969年，陈喜德无辜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隔离审查两年多，后来在厂里监督劳动。他身处逆境，阅读大量有关太阳能的著作，自行设计研制了家用太阳能热水器。粉碎了“四人帮”，陈喜德十分高兴。但是，在1977年8月，他仍在厂内遭到多次批斗，不得不离家出走。夜宿火车站、公园和医院太平间，忍饥挨饿，流浪了39天。后来，上海市建工局党委干预了这件事，他才重新回到厂里。1979年初，他的冤案才得以平反。
陈喜德戴着“反革命”帽子，在八年多的艰难岁月里，只要有一点休息时间就把精力用在太阳能利用的研究上。在研制太阳能高温炉的时候，他天天到工厂废料箱里找材料，甚至把女儿的零用钱也用来买了小镜片。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终于研制成了一台“反射式可控调节太阳能高温炉”，焦点最高温度可达1300℃。上海市太阳能学会给了他有力的支持，他又拿下了几项新的研究成果。
这样一个勇于攀登科学高峰的青年，至今在公司和厂里，处境仍然很艰难。
厂里某些领导人以“我们要抓现钞，科研要为本单位服务”为理由，反对他搞科研。厂里一位技术负责人甚至威胁他说：“你再搞太阳能，我就停止你的工作！”太阳能高温炉研制成功后，上海市科协在厂里召开现场讨论会，肯定了这项成果，这位技术负责人还说什么“高温炉放在厂里，占了场地，影响生产。”公司个别领导人也不允许陈喜德继续研究高温炉，一再强调科研要为本公司服务。
实际上，陈喜德利用业余时间搞科研，工厂不加以鼓励，已经是不对的了，更没有理由横加干涉。再说，哪个企业都面临能源问题，怎么能说研究太阳能利用对生产无关呢？陈喜德等同志研制的太阳能干燥装置，和正在研制的混凝土养护窑，对这个公司所属有关厂的生产都是有用的。陈喜德的科研成果已经获得科技界的承认，引起了社会上的良好反应。照理说，公司和厂的某些领导人，对于陈喜德已搞出来的项目，应予重视，但他们不仅不予支持，反而准备报废。可见，为本单位生产服务只不过是一种托词。
公司和厂里的某些领导还说什么：“研究的成果应归功于公司和厂领导的支持，不能归功于个人”。研制成太阳能干燥装置后，公司的某些领导人不同意在技术报告和鉴定书上的研制者一栏里写上陈喜德、周正芳的名字。他们说：“没有公司、工厂领导的支持，他们什么也搞不成。”应该说，局、公司和工厂三级领导干部中，确实有不少人是很关心和支持陈喜德的研究工作的，没有他们的支持，陈喜德的一些研究项目是很难完成的。但是，这些支持的同志并没有出来自我表功，倒是那些干扰他的研究工作的人，在愤愤不平，散布流言蜚语。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同志去该厂采访，有人也进行阻挠，不让宣传陈喜德的事迹。
“陈喜德组织观念不强，翘尾巴。”这是公司里某些人加在陈喜德头上的又一顶帽子。所谓“组织观念不强”，说的是他找过一次上级领导人，多次参加市里的科技活动。原来，陈喜德在市建工局局长来厂看太阳能高温炉时，讲到科研中面临的一些困难，局长要他写个报告亲自送去。公司的某些领导人对此大为不满，说：“今后你不能去找局长，办事要一级一级上报”。今年5月，市科协第二次代表大会特邀陈喜德参加，这件事厂党支部是同意的，公司领导人却批评他说：“以后一定要报局，由局批给公司，由公司批给厂，由厂通知你，然后才能去开会。”
当然，工人要遵守纪律和厂里的制度，在工作时间离开岗位外出应得到厂领导的同意。但是，象公司领导人给陈喜德规定的那种报批手续所强调的“组织观念”，无非是要限制陈喜德参加科技活动而已。例如，有一次，陈喜德的两项研究成果要送到北京展出，市太阳能学会把通知单寄给局里转公司告诉工厂。结果，一个月过去了，通知单还压在公司里。很明显，如果按这些领导人的“组织观念”办事，只好放弃太阳能研究；要是不受这些限制，他们就说你“翘尾巴”。
据我们调查，厂里个别领导人至今还在背后挑拨陈喜德同其他青年工人的关系。他们不承认一个曾经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人能为四化建设作贡献，仍然在找他的“阶级烙印”。直到1978年2月，厂的一个负责人还在大会上批判陈喜德，给他造成很大的压力。原来打击过他的人，有的现在还在台上，有的甚至得到提升。他们不肯学习，硬要瞎指挥。有一次某领导人竟找陈喜德训斥说：“太阳从东方升起，西方落下，你们为啥偏要把热水器朝南放？”这就是个明证。
一个勤于钻研、富有创造精神，已经取得科研成果的有为青年，至今还处在这样一个境况之下，这是很使人担心的！
本报记者 肖关根 章世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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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挥中青年科技人员的领导作用
空军各研究所两年多来取得近300项科研成果
本报讯 记者蔡善武报道：人民解放军空军各级研究所一批有才能的中青年科技人员，被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以后，在科研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78年到今年10月初，在他们的带领下共取得了近300项科研成果。
这些中青年科技人员，年龄最小的只有三十多岁，最大的也不过五十多岁，既有专业知识，又有实践经验。他们担任领导工作以后，很快使科研工作出现了新的面貌。某研究所的13名中青年科研人员，先后担任了所长、副所长、副总工程师、研究室主任和副主任，在科学研究和管理工作中充分发挥聪明才智。从去年到今年10月初，他们带领全所人员完成了15项科研任务，写出16篇学术论文，翻译了二十多万字的资料。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雷达专业学会副主任郦能敬，被提拔为空军某雷达研究所所长，深入研究室和课题组，组织科研人员攻关，帮助解决问题。去年以来，他完成了3篇学术论文，在航空学会电子技术交流会上作了介绍，还被《航空学报》选用。在他的精心组织下，这个研究所去年完成了11项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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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陕西纺织器材研究所扩大自主权
科研工作搞“活”了
据新华社西安电 新华社记者惠金义报道：陕西纺织器材研究所扩大自主权后，把广开门路增加的收入，绝大部分用于科研项目，全所各项工作都“活”了。
这个所技术力量较强，设备也较齐全，是专门研究纺织器材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和新设备的。但是因为国家拨给的经费少，一些生产上急需的项目上不了；上了的也打打停停，长期出不了成果；自选项目更是排不上队。科研人员的才能不能充分发挥。
近两年，这个研究所先后与西安无线电一厂、西安光学测量仪器厂等四个单位签订合同，为工厂研制、生产配套产品。同时，小批量生产出售自己研制的新产品，并利用仪器设备，对外开展技术服务。从去年到今年上半年共收入四十四万余元。收入绝大部分用于填补科研经费的不足和购买仪器设备，改善研究条件。余下的作为集体福利基金和奖金。由于增加了科研经费，一些科研项目“滞而复活”。这个所今年的六个自选科研项目，经费都由所里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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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连化物所科研工作走上正轨
本报讯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经过三年恢复整顿，科研工作基本走上正轨。
一、经过整顿，被打乱的学科研究体系已经恢复，在新的基础上组成四大研究方向——化学激光与激光化学、催化科学、以色谱为重点的现代分析化学、化学反应工程学和膜分离技术。近三年来，科研课题已大部更新，并摸索出一个比较适当的各类科研课题的比例关系。
二、全所已有一批思想活跃的学术带头人和若干水平较高的学术集体，形成一支以化学化工为主，有物理、数学、电子、机械等学科配合的、能够承担重大综合任务的科研力量。此外，还注意培养与科研工作相适应的技术力量。全所研究人员与技术人员（不包括技术工人）的比例为1∶1．06。
三、该所的器材经费，40％按人（分高、中、初三级）分配，40％择重、择需、择优分配到组，20％由所掌握使用。在器材管理上，采取固定资产有偿占用，通用仪器试行租用，积压器材免费供应的办法。
后勤部门尽量为科技人员提供方便。如代买车船票，送牛奶、冰棍、夜餐上门，修整和开放宿舍区澡堂，改善托儿条件和开设小卖店等。物资部门也从去年开始送货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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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市积极开展科学学研究
本报讯 一门探索科学发展规律，研究科研管理的新兴学科——科学学的研究，在天津已经开展。
1979年6月，天津市成立科学学与科学管理研究会以来，通过举办科学学讲座，召开人才开发学术讨论会，对各级领导干部、科研管理干部和科技人员，进行科学学基础知识教育。并组织群众性的研究队伍，发展会员460多人。这些研究活动，还吸引了许多人事组织干部，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人才的开发工作。今年以来，他们在组织业余研究队伍的基础上，开展了基础理论、科研管理、科研单位扩大自主权、人才开发等专题研究，共写出论文36篇，出版了学术刊物《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受到读者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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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为四化贡献聪明和才智的人
博采众方求创新
——记西子湖畔的一个中医世家
杭州市有一个四代行医的“中医世家”。这个家庭现正从医的有12人，其中尤以何子淮、何少山两兄弟的“女科”著名。
“何氏女科”开始扬名于何子淮兄弟的先祖一辈。他们的祖父何九香医术高超，名传四方。他们的父亲何穉香，行医五十余年，在浙江颇负盛名。到了第三代，何子淮兄弟继承祖业，也成了杭城屈指可数的中医妇科专家。
年近花甲的何少山，不管刮风下雨，酷暑严寒，一直坚持出诊。他连续两年被评为杭州市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今年春天，何少山的医桌前，又添了一块写着“炉火纯青妙手回春”的镜匾。何少山并不满足已经取得的成绩，而是力求有所创新。有个患慢性子宫肌炎肠粘连的干部，腹疼难忍，经杭州某医院检查后，决定进行子宫切除手术。病人不愿动手术，到杭州市中医院求诊。何少山仔细给她作了检查，初步理气解痛之后，在处方中毅然加入草药“滴水珠”一味，果然病势转缓。患者非常高兴，免去了手术切割之苦。草药“滴水珠”，原来是民间蛇医用来抢救毒蛇咬伤用的，现在何少山将它用于治疗妇科子宫肌炎，取得了满意的疗效。当记者问他为何有此创见时，他在纸上写了“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和“创新”这十个意味深长的字。
每逢星期二的上午，在杭州针织厂的医务所里，总可以看到一群女工围着一位两鬓斑白的老中医。这就是何少山的哥哥、著名中医妇科专家何子淮。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中医，多年来一直不辞辛劳送医下厂，经常一个上午看四、五十个病号。何子淮有高度的事业心。1976年，他半身不遂，躺在床上还翻看各种医药杂志。他从一本杂志上看到云南西双版纳有一种野生的龙血树，从中可以提取一种中药“血竭”。他把这个发现告诉妇科主治医师范华光，并共同研究了如何用“血竭”这种伤科药治疗妇科病。两年以后，范华光在医学杂志上发表了《血竭在妇科临床上应用一百例》的学术论文，论文一开始就介绍了何子淮在病中作出的贡献。
1977年下半年，何子淮再次中风。他有些着急了，指着笔记本对老伴说，祖宗留下的和我自己积累的医疗经验，不能带到棺材里去，要赶快整理出来留给后人。于是，他躺在病床上口述，请人帮忙加工整理医案。最近，约11万字的《何子淮临床经验第一集女科集锦》已经脱稿，即将付印，第二集内科集锦也正在加紧整理中。
“中医世家”的第四代更是新人辈出。“何氏女科”的后起之秀何嘉琳，1962年高中毕业就在一家工厂当医生。粉碎“四人帮”后，她来到杭州市中医院给伯父何子淮和父亲何少山当助手，专攻中医妇科。在父亲和伯父的悉心指导下，她医术日臻成熟，成为病人所熟悉和欢迎的医生。“中医世家”第四代中间，还有的是西医学中医，走中西医结合的路；有的在注意国外对中医的研究，以便取长补短，交流经验。他们决心象先辈那样，为中医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丁雪萍 骆雪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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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提高产品竞争能力
山东工矿企业加强科研工作
本报讯 山东省的工矿企业普遍加强科研工作，全省厂办科研机构目前已发展到982个，其中研究所188个、研究室185个、研究组609个。
这些厂办科研机构，紧密围绕企业生产的发展和国内外市场的需要开展工作。许多厂矿企业通过科研，扭转了老产品滞销积压、生产任务不足的被动局面。例如，青岛染料厂办的研究所，先后研制成功48种新产品，绝大部分已投入生产，还有一定的技术储备。去年，因市场需要发生变化，这个厂的老产品硫化染料被迫大部下马，造成产值大幅度下降。厂研究所及时将5个市场急需的分散染料新品种投入生产，产值很快得到回升。又如，淄博市张店区有44个区属企业，近年来大部分企业产品销路不好，生产任务不足，原材料缺口较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认真抓厂办科研工作，结合产品更新换代搞创新。据今年上半年统计，共研制出新产品49种，新品种99个，新花色284个，大部分已投入批量生产，打开了销路，累计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22．77％。
通过实践，许多厂矿企业的领导感受到：企业要竞争，要发展，非抓科学研究不行。它不仅能及时解决生产中的技术关键，而且投资少、收效快，是加速企业技术改造的一条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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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青年工程师汪锁发、孔令坤等设计制造的多晶硅薄膜厚度激光监控仪已批量生产。
本报记者 高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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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科技新成果
一举数得的新技术
素有青霉素“摇篮”之称的上海第三制药厂，采用固相酶法新技术制备半合成青霉素的中间体，闯出了一条多快好省的新路子。
这种半合成青霉素的中间体叫做“6—氨基青霉烷酸”。过去，上海第三制药厂生产它，主要采用生物裂解法和化学裂解法，工艺复杂，劳动强度高，质量不稳定，原材料消耗也大，还造成环境污染。这个厂同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和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协作，研究用固相酶法制备6—氨基青霉烷酸的新技术获得成功。这一新技术工艺简单，原材料省，工人劳动强度也大为减轻，没有环境污染，产品质量稳定可靠。采用固相酶法二年多来，节约二氯甲烷、二甲基苯胺等短线原料四千九百多吨，价值三百五十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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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科技新成果
改用固态扩散源 劳动生产率提高四至五倍
上海无线电七厂原来生产电视机和电子计算机上的半导体器件，要经过一道液态扩散源的工序。但液态扩散均匀性差，产品合格率低，生产过程中还散发出一种有毒气体。这家工厂立志改革，与上海有色光学玻璃厂合作，经过多年努力研制成功一种硼微晶固态扩散源。用这种固态扩散源生产半导体器件，扩散均匀性好，操作简便，也不放出有毒气体。新扩散源正式应用于生产后，劳动生产率提高四至五倍，配合改进其他生产工艺，产品的合格率大大提高，半导体器件的成本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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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科技新成果
加一道“门坎”既增产又节约
上海玻璃制品工业公司所属各厂，有31个玻璃熔炉，生产各式各样日用玻璃制品，满足市场需要。
两年前，上海玻璃制品工业公司的技术人员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利用上海玻璃瓶三厂一个炉子大修的机会，做了一个有趣的试验：在炉膛的熔化区内增设一道“门坎”——一堵半炉高的墙，同时对炉体采用一定保温措施，结果炉子工作时的热效率大大提高，燃料消耗降低了15％左右，玻璃产量提高了10％以上，玻璃制品的质量也稳步上升。目前，这家公司所属工厂的31个玻璃熔炉，已有29个进行了上述改造，每年为国家节约燃料油一万多吨，增产各种玻璃制品一万多吨，两项价值就达一百一十多万元。
本报通讯员 邬鸣飞
本报记者 陆国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