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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领导要改善 体制要改革
李准
前一段，和文艺界有些同志们见面，摇头，叹口气，没有什么话可说。或者只说一句：“整到一定时候，自然会解决。”这些担忧，并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对文化艺术领导方面，确有些意见，而这些意见又知道很难为某些领导们接受，因此，也只好不说了。这次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中央立志改革、充分发扬民主的决心和气魂，使人感动。在全国激起了对四化建设的巨大热情，各条战线风起云涌，确有一种“民气昭苏”、“风樯阵马”的感觉。可是文艺界怎么样呢？大家是引颈张耳想听到些认真改革的声音，但是没有听到很多，当然文艺界人大代表有些同志也提了些意见。还有不是文艺界的代表同志，帮助文艺界提了意见，比如：恢复原国歌歌词等。但比起工业、农业、商业、财政、教育和民族等方面代表的声音，似乎要微弱得多，逊色得多。好象文化艺术领导和体制方面，没有什么问题了，不需要进行什么改革了。
果真是这样吗？我的回答是：“不！”
我想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考虑一下：
一、我们的文化艺术工作是不是适应了四化建设的需要？二、现行的文艺体制是否需要改革？三、文化艺术方面的领导是不是也同样需要年青化、知识化、专业化、制度化？四、全国四次文代会以来，文艺工作是朝着民主化方面发展，还是相反？
长期以来，我觉得我们在认识上有一个错觉，就是“文化先进”论。工业上我们承认落后，农业上也承认落后，科技和教育方面我们也认识到落后了，就是文化艺术方面，好象觉得我们仍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我听到过电影方面几次出国考察报告，除了技术上一些问题之外，似乎都是没有什么可学和可借鉴的东西。过去十多年，我们总说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大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现在不说了。可是在文化方面，可能还是以为他们在“水深火热”中，因此，政治上要改革，经济上要改革，科学教育要改革，唯独文化艺术似乎不需要改革，只要高唱阶级斗争的革命歌曲，人的个性就可以得到极大丰富，创造力和智慧就可以得到极大发扬，先进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经济方法就会源源不断出现。
前几天，报纸上谈到长期以来在教育方面，我们只注意到理工而忽视文科教学，使我们尝到了苦果。可是作为肩负着社会上对人民进行广泛的人文教育的文化部门又怎么样呢？我们是不是认识到李白的诗句、贝多芬的音乐、达·芬奇的绘画对一个民族和国家繁荣发展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东西？
在一个文化愚昧落后的国家，不可能建成一个先进的工业强国。在十年浩劫中，我国人民所受到的精神摧残是“史无前例”的，自从有书以来，书没有烧过这么多！自从有戏剧以来，戏没有禁过这么多！自从有电影以来，电影也没有禁演过这么多！在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十年灭绝人性的践踏下，人被“异化”了。人的个性、人的道德、人的感情、人的尊严被蹂躏得不成样子了。这些“创伤”，当然需要医治，这就给文化艺术带来了极其艰巨而又非常光荣的任务。不仅要有“春风化雨”、生动活泼的手段，还要有“匡复一代”、“兼容并蓄”的气魄和胸襟。
积怨需要疏导，愤懑需要宣泄，信心需要树立，感情需要舒畅。因为在这一场大劫之后，人们需要说说话，叹叹气，也需要笑一笑。江青把笑声赶下舞台，在“样板戏”里清除笑声，结果，人民群众中的笑声也消失了。一直到现在，有很多儿童因为身心受到摧残而不会笑的例子，决不是一个。
文艺有时候是要起一种“宣泄”作用的。封建时代管文化礼乐的部门还懂得“政通人和”，还懂得“调阴阳”（即调整人民情绪，调整张弛），老是用“堵”、用“禁”的办法，总是和人民群众“拧着干”，是不行的。
拿香港和国外一些流行歌曲在青年中迅速流传这一点来说，原来是毫无准备，继之是惊慌失措。按现在的通讯设备发展条件和我们国家整个的对外政策情况，国外各种文化艺术的形式、流派随之而来，是不可避免和势所必然的事。问题是要心中有数和怎样因势利导。首先，要调查一下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这种“文化需求”来自何种原因？你唱了十年“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又没有别的东西代替它，他当然要听这些！其次，要相信我们有“坚强的胃”，要相信群众的辨别能力和自然淘汰能力。我们的老祖宗能把唢呐、琵琶、胡琴、浑脱舞消化改造到如此完善优美的地步，也一定能改造流行歌曲。如果把近年来出的那么多新鲜深刻的诗歌，活泼生动的民谣收集起来，谱成曲子，既起到美化人的感情的作用，又起到讽刺时弊的作用，总比到处放“谁来爱我”录音带好一点吧。我们这个工作没有作，而是采取收录音带，禁止销毁的办法，禁得住吗！？
再拿电影来说，3年多来我们出了一些好的影片，特别是去年国庆献礼片，不管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有所进展。但整个电影水平没有超过解放后17年时的水准。特别是今年10个月的情况，就更令人担忧。据说各电影厂成立了摄制组又下马的本子，和将要成立摄制组又停止的本子不下10多部之多。这些本子是否都是“毒草”！这些本子是否都无法修改了？停拍这些本子和今年上半年推上去的本子比较，在内容上和质量上到底怎样？我建议可以作个调查，找找原因。我只举一个例子：《电影创作》去年12月曾发表一个《高楼在我们手中》的文学剧本，是两个青年人写的，内容是写反对工业战线上的官僚主义，主题思想和人物描写，我觉得是很深刻生动的，特别是写反对官僚主义这一点，是较早反映了人民情绪和愿望的。如果拍成在今年国庆时上映，是会受到广大观众欢迎的。可是这部片子没有拍。据说罪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制度，我觉得这两个青年作者是真心热爱社会主义制度，才痛心疾首地奋笔创作的。
类似《高楼在我们手中》剧本这样命运的不是这一个。我们应该打捞打捞这些被沉没的“小船”，并调查一下这些“小船”沉没的原因。
在全国四次文代会前，已明确规定电影剧本的审查权下放到各电影厂，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所作的《祝辞》中明确指出不准对文艺横加干涉，而会后的半年中“横加干涉”的例子却更多起来，这些情况能不令人担忧吗！？
多少年来和多少事例都证明：哪个部门“婆婆多”，好的作品就少，或根本出不来。相反，有些部门没有那么多人去管，却能发展繁荣。近几年来，从报告文学到诗歌，特别是中、短篇小说创作，可以说达到了30年来空前未有的繁荣局面。四年前，我们当时最担心的一个问题是作家的“青黄不接、后继无人”。从现在看，这个问题可以说是解决了。仅就两年多来评选和发表的中短篇小说来看，不但产生了数量，还产生了较高的质量。全国大型文学刊物已发展到30多种，普通文学刊物一百多种，这些刊物的发行量，有些还在不断增加。有的发行量达到100多万份，阅读文学期刊，已经成为广大青年的爱好和风气。
文学创作为什么出现这种局面，电影、戏剧为什么没有出现这种局面，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审查电影、戏剧的人要比小说多得多！也就是说那里“带枪的哨兵”太多了。一篇小说写成，两个编辑人员看了就可以发表，一部电影要经过三道、五道、甚至于十道“关卡”，结果是小说繁荣了，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电影却一直处于被动地位，观众怨声载道。
我想，是到了应该认真研究、大胆改革的时候了。我们国家的各条战线正在日新月异的发展，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已经出现，作为文化艺术，她应该是这个时代潮流的潮头。如何把文艺工作搞“活”，我想只有认真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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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马克思主义宇宙观引导着他的艺术道路
金山
10月8日，赵丹同志去世前两天，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他很关心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他认为，对于文艺创作，对于那些“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的文艺家们，不要“管得太具体”，象他所比喻的那样，管“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等等。我认为赵丹同志的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列宁说：“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论的，可是这一切只证明，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文学部分，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列宁的这个论点，对我们今天仍有指导意义。今天，我们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但是又绝不能把它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其他部分等同、划一起来。对文艺创作搞简单化的行政命令是不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当然，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不管如何保证“个人的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文艺只能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因此维护党对文艺事业的正确领导，尤其是在方向、路线和政策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领导，乃是十分必要的。
赵丹在谈到他想创造鲁迅艺术形象的经过时说：“我从1960年试镜头以来，胡髭留了又剃，剃了又留，历时20年了，象咱们这样大的国家，三、五部风格不同、取材时代和角度不同的《鲁迅》也该拍的出来”。他还说：“这不是一个演员的艺术生命经不起的问题，《鲁迅》影片之迟迟不能问世，实也联系到新一代的鲁迅式的文艺家之诞生。”
我设想，如果鲁迅的电影拍摄成功，如果这一类的电影、戏剧、诗歌和小说出得很多，影响和教育了广大的观众和读者，那么我们对祸国殃民的林彪、江青一伙的斗争会更加有力，会出现更多的张志新式的英雄人物，而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推行的那一套反动透顶、骇人听闻的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会遭到人民的更大反抗。所以我觉得，赵丹所谈的不止是一部电影的问题，而是涉及到党怎样有意识地发挥作家艺术家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他们能够出色地运用文艺来消除封建主义余毒，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问题。
从这里我深深感到，对待这些忠于党的事业，为人民的幸福进行艺术创造的艺术家们，对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应当象母亲对待孩子、园丁对待鲜花一样，要非常敏感、爱护、精心培育，保护其成长，使其长大成才，开花结果。要扶植这些健康的、有正气的、社会主义的事物啊！
赵丹是中国共产党员。他艺术上的主要成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他从30年代一踏上文艺工作岗位，就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艺术活动的。长期以来，他在党的领导下，在自己的艺术实践和实际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他的正确的宇宙观，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正是这种宇宙观引导着他的艺术道路。艺术观离不开宇宙观，这是不以艺术家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赵丹同志的艺术成就的重要原因。一个真正的共产党的文艺家，他的宇宙观应当是马克思主义的。可以有非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应当有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
赵丹同志的艺术将长留人间。这是由于他对党、对人民、对祖国的热爱，对光明未来的向往，而这一切又都是用生动的艺术形象出色地表达出来的。赵丹的艺术道路将鼓舞着千百个文艺工作者为社会主义事业，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做出更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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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艺政策要放宽
张家口市一中教师 戴白夜
傅佑、马秀清二同志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颇有胆识地指出了文艺“面临着一个改变‘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的迫切问题。”我认为，具体的措施就是政策要放宽、再放宽！
近两年来，经济方面政策放得比较宽，搞得比较活，因而成绩粲然；相形之下，不少地方文艺却统得比较死，限制比较严。这与文艺部门某些领导人思想解放不够有直接关系。他们往往口头上讲按照文艺规律领导文艺，实则仍热衷于行政命令；他们口头上讲要信任作者、读者，但遇到一点“小毛病”就大惊小怪。
地方上又如何呢？有过之而无不及。
文艺政策同经济政策一样，不仅要放宽，而且要保持相对的稳定。近三、四年来，中央反复强调贯彻“双百”方针，但却有过一九七九年春、一九八○年春两次众所周知的波动、摇摆，使不少作者、读者感到困惑。其间文艺创作质量和期刊销售量象晴雨表一样准确地反映了这种起落。这种反复是不好的，它在群众中引起思想混乱，应力求避免才好。
还有，某些文艺领导人和评论家，并不了解读者和观众，而习惯于用自己的偏爱和趣味去“匡正”文艺现象。
也许有人会说，这不是妨碍文艺领导人发表意见么？不会的。他可以用个人名义，作为一家之言公诸于世，平等地同作者、读者商讨。陈沂同志对影片《今夜星光灿烂》的评论文章，内容大可商榷，但他这种以普通读者身份写文章参加讨论，而不是把个人见解转化为行政命令去干预制片厂的做法是值得称道的。这种平等讨论的空气，在文艺界还是太少了！我们希望领导放宽政策，做法上更开明一些。
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我提出几点建议供讨论：一、根据宪法规定，允许民办刊物和不同风格流派的剧团存在；二、采取有效措施，改变文艺团体领导人不熟悉业务的现象；三、剧团上演的剧目可由各剧团自由挑选；四、改革文艺期刊、艺术团体的工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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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新书
评长篇小说《将军吟》
薛浩
认真地思索和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努力在文学作品中通过艺术形象再现它的真实面貌，是当代作家的重大责任。莫应丰同志的长篇小说《将军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力图从广度和深度的结合上来反映这段历史，已经取得了一些有益的、值得重视的经验。
首先，作者选择兵团司令员彭其这样一个经历比较丰富的人物作为主人公，对于写出错综复杂的“文化大革命”，是很有帮助的。
彭其，身经了自秋收起义到“文化大革命”的整个历史过程。他对发生在60年代的这个历史事件，不但有直觉的认识，还有历史性的了解。他的地位，可以接触到上层政治生活，知道的事情远比一般群众要多得多；他又领导着一个兵团的运动，同普通的战士、工人以及“造反派”有着直接的联系。他富有经验，懂得计谋，甚至还会布置圈套；但他又是一个正直的人，他的思想、感情代表着当时社会的正义力量，代表着广大人民的意志。以这样一个人物为主人公，其意义在于，对那场狂悖反常的令人眼花缭乱的“革命”，有可能看得更广、看得更深，这为作品更深刻地反映生活创造了有利的前提条件。
第二，作品把主人公摆到复杂的特定环境中，使人物能较充分地体现出“文化大革命”颠倒迷乱的生活面貌。
小说中彭其的经历是很独特的。“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彭其还指挥着十几万人马，上千架飞机，控制着中国南方一大片制空权，并且直接领导着一个兵团的“运动”。但是，他又是岌岌可危的，随时都有被揪出来变成“反党分子”的危险，他经历了由领导者到受害者的巨大变化。正因为作者写的是这样的人物和如此微妙的经历，所以读者跟着他的足迹，从南隅走到北京，又从北京走进一个地狱般的石头小屋；也使读者有可能深入到各种人物的心灵深处，去参观五光十色的灵魂展览，甚至涉足高层政治生活的帏幕内，去窥测操纵“文化大革命”的少数“政治家”们的种种隐私，这就使作品产生了立体感。而这种立体感，正是更深刻地反映这个时代所必需的。
第三，作品描写了“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环境下各种各样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通过他们与主人公的种种关系，来展现更复杂、更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
政治委员陈镜泉与彭其地位相似，也和彭其一样善良、正直，但缺少彭其那样坚强、刚正的气质，是个“糯米团团长”。由于他的软弱和忍让，生活中的许许多多悲剧才得以构成。副司令员李康，是因莫须有的“叛徒”罪名被迫致死的。这个人物在书中占的笔墨不多，但他的悲剧却揭示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原来，那个席卷全国、致使成千上万人家破人亡的“查叛徒”运动，是为了打倒刘少奇同志。这多么发人深思！
除了以上三个将军以外，作品还别具匠心写了另一个老红军、管理处长胡连生。他始终无法理解那场荒唐的“革命”，于是按照自己固有的立场、直率的感情和鲁莽的性格说话、行事、骂娘！他说出了一般老红军想说而不敢说的话，用最直接最明快的语言给那场违悖人心的“革命”下了断语。这就使作品主题更加鲜明，也丰富了作品的色彩。
站在彭其对立面的是些什么人呢？首先是那个行踪诡秘、深浅难测的宣传部长江醉章。他善于言谈，长于文字，尤精于用冠冕堂皇的理论来颠倒是非。他，一个普通的师级干部，却能够把偌大一个兵团党委玩弄于股掌之间，原因何在？因为他有一条通“天”的热线。奸佞丑恶者得宠，而敢于对邪恶挺身作战者反而被害，这不正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本质性的特征吗？
造反派头头范子愚，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他对“文化大革命”前政治生活中某些不民主现象反感，于是带着他的欲望、野心以及性格上的弱点滚进了“革命”。从假得宠到真上当乃至最后落个不得不自杀的悲惨结局，这正是许多可悲的造反者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共同走过的道路。当然，也有不少“造反者”被教训得猛省了。赵大明就是一个代表。他由怀着孩子般的热忱投入“革命”，到逐渐产生怀疑，直至彻底醒悟，最后终于站到被打倒的一方去了。
总之，作家把许许多多的典型人物，用战友、同事、夫妻、父女、情侣、朋友、上下级等等关系紧密连结起来，细针密线，织成了一个浓缩的社会，通过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让各种人物循着他们自己的命运之路步步发展。读者则既能看到“文化大革命”各种现象的再现，又可以看到一般人所难以见到的生活的纵深处。
《将军吟》在艺术上也有其独到之处。
首先是语言运用上的功力。《将军吟》从头至尾，大量篇幅用来写人物的对话，但读后却不觉得对话太多。这是因为作家擅长用对话刻画个性，用对话披露灵魂，用对话牵动感情，而不是靠对话来单纯地推动情节发展。作品对话虽多，但人物各有各的性格特点，绝对不会混淆。
文学作品中的开会，从来不易写好，写首长作报告尤其困难。但《将军吟》的作者却敢于正面描写彭其作报告的场面。他信笔洒来，时而是痛快酣畅的大段独白，时而是生动活泼的简短插话，其间，又穿插进各种人物的表情和反响，显得波澜起伏，错落有致，使彭其这个人物形象活脱脱地跃然纸上。
其次，通过人物沉思，更深地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将军吟》的许多描写都在启发读者思索，蕴含着思想的内在力量。作品定稿时有人提议把书名改为《将军的沉思》，看来不无道理，因为沉思最多的，当然还是彭其将军。作家细致地描写了他在自己命运发展的各个阶段的沉思。比如：彭其蒙受了冤枉又不得伸雪便推己及人：“一个将军有了冤屈，尚且不得伸雪，普通老百姓受了冤枉怎么办呢？冤枉，到处都有冤枉。革命40年不就是为了消灭人间的冤枉和不平吗？搞来搞去，怎么还有这么多的冤枉呢？”这种描写是很感人的。
《将军吟》产生于寒凝大地、万物肃杀的1976年3至6月！作者是冒死进行创作的。
莫应丰同志原是广州部队空军文工团的创作员。“文化大革命”中，他和许多人一样，也经历了一个狂热、迷惘、痛苦、然后逐渐清醒的过程。所幸的是，他较早地从派性是非和个人恩怨的漩流里跳了出来。他冷静地观察着，思索着。他曾说过：“我要把人民对文化大革命的判词喊出来。你说喊了就得死，我说，死也要喊。与其窝窝囊囊地活着，不如大喊一声，暴烈地死去。”这洋洋数十万言的一声大喊，用当时流行的话讲，可说是“猖狂已极！恶毒已极！”如果被林彪、“四人帮”的鹰犬抓住了，的确是难逃一死的。然而喊出人民心声的强烈的使命感，驱使莫应丰同志将个人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那年春天，他躲到秋收起义的旧址——浏阳文家市。用他自己的话说，“象不知死活的傻瓜一样”，开始了《将军吟》的创作。
正义的事业是不会孤单的。莫应丰同志做的事情虽说是那样危险，却并不是在绝密中进行的。至少有八个朋友知道他在干什么。大家不但为他坚守秘密，还为他分担家庭生活的困难，为他寻找有利的工作环境。许多同志明知他写的是不合时宜的东西，却心照不宣，竭尽努力暗中相助，为他提供了写作时间……。4月5日，天安门事件发生了！随之而来的高压、恐怖、法西斯暴行，都已经登峰造极，危险更加临近了。还能写下去吗？作家从天安门事件受到了鼓舞，吸取了力量，他深深感到自己并不是孤军作战，干下去的劲头更足了。作家在拚命了！当最后一个字落在纸上的时候，他精疲力竭地在靠背椅上，长长吁了一口气，“唉！现在可以死了。”
然而作家安全地活过来了，他秘藏了两年多的作品也问世了。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不讲假话，不怀个人偏见，文学就能追踪着历史的步伐而前进。我们从《将军吟》中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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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既要积极抢救，又要抓紧改革
——对当前戏曲剧目工作的一点看法
陶雄
粉碎“四人帮”以来，大批传统剧目又与观众见面了，戏曲战线空前活跃。但是，某些剧种——象京剧之类，上演剧目不够丰富，有些传统剧目未经慎选，个别坏戏也在一些地区出现，反映现实生活的戏越来越少，表演艺术的质量有所降低，演员擅演的戏数量不多，上座率逐渐下降。面对这种状况，戏曲如何发展，尤其是古老剧种，如何跟上时代的步伐，做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是需要认真研究的。
十年浩劫，使某些传统技艺濒于失传，有些剧目，诸如经过整理加工的《野猪林》、《周仁献嫂》，骨子老戏《战太平》、《南阳关》、《定军山》、《阳平关》等，能唱的人实在太少了；还有些剧目已经无法排演了；某些剧种、剧团出现了后继无人的危机。如何继承我们的前人创造的优秀艺术遗产，抢时间把濒于失传的剧目和表演技巧记录保存下来，使更多的优秀传统剧目及早与观众见面，这不能不是戏曲战线的当务之急。
同时，也有许多传统剧目，观众不爱看了，在展示丰富多彩的生活画面和善于反映现实生活的电影、电视面前，逐渐失去了竞争力。部分戏曲工作者片面地强调抢救遗产，不分精华、糟粕地兼收并蓄；有些文化领导部门放弃对自发剧团的领导和管理，使一些思想内容不健康的剧目得以重演，这说明我们对传统剧目和传统表演艺术的鉴别、批判和改革还不够得力，这也是不可忽视的。
因此，我们的戏曲工作，必须一手抓继承，一手抓改革。当前，有人对戏曲遗产提出“先抢救、后革新”的主张，我认为是不妥当的。
“先抢救”，如果指时间上的迫切感，这是人同此心的。精湛的技艺（有些是绝技），我们必须十分重视。比如刘斌昆在《大劈棺》中扮演的“二百五”，可说是独一无二的绝技。即使是《大劈棺》这样的思想内容大有问题的剧目中的绝艺，为了保存资料，供研究或教学需要，也应该及时地通过录象、电影记录下来，以便作为今后进行艺术创造的借鉴。
但是，决不能因此而把“抢救和革新”分一个先后。我们抢救遗产，不是为抢救而抢救。抢救是为了批判地继承；继承又是为了推陈出新。总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今天的观众，需要及时看到经过推陈出新的更多彩多姿的传统剧目，需要看到具有鲜明剧种特点和优秀表演技巧的新历史剧和革命现代剧。时代的需求，人民的希望，都说明了戏曲革新的急迫性。
“后革新”，是把继承和革新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提倡“后革新”，不管其根据是什么，出发点是什么，这样的笼统提法，容易成为拖延不改的借口，是不利于戏曲事业的前进与发展的。应该看到，不少传统剧目，精华、糟粕杂揉。比如《战宛城》，内容的主体，主题的寓意，表演的技巧，都是好的，但就中夹杂了一场邹氏（张绣的寡婶）思春，还有一场后花园墙头同曹操“吊膀子”。这是地地道道的糟粕。这出戏，前面“马踏青苗、割发代首”，表现曹操纪律严明，严以律己，战争就取得了胜利。后面他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骄纵恣睢，欺人太甚，结果遭致失败。主题多好啊。为了阐发这个主题，应该着重表现曹操淫人之婶，而没有描写一个淫妇来引逗他的必要。邹氏实际上是战争的受害者。今天，我们要“抢救”这个剧目，不革新行么？不去掉“思春”，能搬上社会主义的戏曲舞台么？
社会主义戏曲舞台，是为今天的人民群众服务的。传统剧目的上演，应着眼于能否古为今用。不考虑今天人民的需要，抢救什么，恢复上演什么，就缺乏正确的标准，“抢救”和继承的工作也无从搞好。所以，我们不能不区别戏的好坏，统统抢救下来，并且统统照搬照演，而必须善于鉴别，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做到既抓紧抢救工作，又不因忙于抢救而把改革工作抛之脑后。
我们继承遗产的目的，不只是为了通过传统戏和新编历史剧成功地反映古代生活，还在于运用戏曲的传统艺术很好地反映现代生活，使戏曲艺术在社会主义时代获得新的生命力。戏曲艺术产生于人民生活之中，它的表演程式，是把旧时的生活形态按照美的原则提炼概括的结果。生活形态是不断变化的，戏曲的表演程式也应不断变化。应该适应不同历史时期反映现实生活的需要。只有这样，戏曲才有生存和发展的广阔天地。实践告诉我们，戏曲也是可以反映当代现实生活的。拿京剧来说，在清代就演了不少清代戏，如《塔子沟》等。建国30年来，戏曲表现现代生活，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这个成绩，来之不易，千万不可忽视。我们应该认真总结以往的经验，加以继承和发扬。
当然，古老的戏曲艺术反映现代生活，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要进行认真的探索，要对旧程式作一番改造，使其有所突破、有所发展。这里就有个继承和创造的关系问题。如果完全离开传统进行创造，就很容易形成“话剧加唱”。拘于传统程式，不肯革新创造，就会不伦不类，既不象古人，又不象今人。所以如何运用传统的艺术形式表现今天的生活，确实需要下一番苦功夫进行钻研。而这种钻研，正是当前的戏曲工作者应该抓紧的。光吃前人创造的老本是不行的，是不能推动戏曲艺术大步前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