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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赵紫阳在欢迎范阿赫特的宴会上说
联合起来同霸权主义扩张侵略作斗争
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今晚在这里高度评价荷兰政府强烈谴责霸权主义者武装侵占阿富汗和柬埔寨的公正立场，并对荷兰关于西欧联合、加强欧美合作和积极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的主张表示赞赏。
赵紫阳是今晚在他为欢迎荷兰首相范阿赫特和夫人举行的宴会上说这些话的。
赵紫阳在讲话中赞扬荷兰人民在征服和改造大自然的长期斗争中创造了光辉的业绩。他说，荷兰现在是一个经济科技高度发达的国家。“荷兰人民在建设自己国家中所表现出来的卓越才智和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在谈到国际形势时，赵紫阳指出，当前国际局势更加紧张、更加动荡的根源是霸权主义正在加紧推行其扩张侵略政策。他说，现在霸权主义的南下战略不仅严重威胁着中东、波斯湾地区的和平，也已威胁到西欧和亚洲的安全与稳定。“霸权主义的战略是全球性的。世界和平也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和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应该联合起来，同霸权主义的扩张侵略进行坚决的斗争。”
赵紫阳说，范阿赫特首相的来访标志着中荷两国友好关系的新发展。他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彼此处境各异，但我们在当今重大的国际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利益，我们不仅都有发展相互合作的愿望，而且有着取长补短的广泛可能。”他说，“近几年中荷两国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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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范阿赫特在欢迎他的宴会上说
荷中两国政府将努力促进和平和安全
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 荷兰王国首相范阿赫特今天在这里说，荷中两国的友好关系不仅仅是增进狭义上的相互利益和合作的努力的基础。在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里，荷兰人民和中国人民更加渴望和平和安全。他们都理所当然地期待着他们各自的政府将努力促进和平和安全。
范阿赫特首相在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说，荷兰政府极为重视继续就世界的安全和合作问题同中国政府交换意见。在这些问题上，中国和荷兰的看法如果不是一致的话，那末也常常是相近的，这就使得我们两国能各自按自己的方针共同地实现这种安全和合作。
范阿赫特谈到他对中国的访问是在两国之间的关系在许多领域里都得到蓬勃发展的时期进行的，因此他更加重视这次访问。他说，荷中两国间的友好关系不仅是通过互访得到了加强，而且两国的经济关系也有明显的增长。他在列举两国在航空、科学合作、科学家互访、交换留学生、农业和畜牧业等方面的合作时指出，这种合作无疑将是富有成果的。
首相宣布说，两国政府现已决定加强经济和文化关系。为此，两国之间已缔结了两项协议，并在本周我在北京访问期间予以签署，我认为这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我相信，我们两国间正在迅速发展的关系和不断扩大的合作为我们两国人民的幸福昌盛开辟了良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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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泰国总理观看舞剧《丝路花雨》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 泰国总理炳·廷素拉暖及其随行人员，今晚应邀出席文艺晚会，观看了由中国煤矿文工团歌舞团演出的大型历史舞剧《丝路花雨》。演出结束时，炳·廷素拉暖登上舞台同演员握手并赠送花篮，祝贺演出成功。晚会是由文化部举办的。文化部部长黄镇等陪同贵宾观看演出。
今天下午，泰国贵宾游览了天坛。
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 泰国总理炳·廷素拉暖及其随行人员，由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陪同，今天上午到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了花圈。
在纪念碑前，炳总理一行在致敬曲乐声中鞠躬默哀。献花圈后，泰国贵宾绕纪念碑一周，参观了刻在底座上的表现中国人民一百多年革命斗争史的浮雕。（附图片）
华主席同炳·廷素拉暖总理握手。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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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美洲杯国际举重锦标赛第二天
我选手又获两枚金牌两枚银牌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中国举重运动员10月26日在美国檀香山举行的第一届美洲杯国际举重锦标赛第二天三个级别的比赛中又取得好成绩，获两枚金牌和两枚银牌。
在67．5公斤级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姚景远和赵新民分别以302．5公斤和295公斤的总成绩获得金牌和银牌。在75公斤级的比赛中，中国的李顺柱以315公斤的总成绩名列第二，夺得银牌。在最后一个级别——82．5公斤级的比赛中，中国选手马文广以327．5公斤的总成绩为中国队夺得另一枚金牌。
本届锦标赛在27日结束，那一天举行90公斤、100公斤和110公斤三个级别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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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王任重会见罗马尼亚《火花报》代表团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王任重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以第一副总编辑德拉戈什为团长的罗马尼亚《火花报》代表团。
在亲切的交谈中，王任重向罗马尼亚同志介绍了中国当前在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改革情况和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经验教训。他高度评价罗马尼亚党和人民坚持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道路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火花报》代表团是应《人民日报》的邀请，于10月16日到达北京的。代表团曾先后访问了上海、广州、海南岛等地，将于近期离开北京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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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姚依林会见墨西哥《先驱报》经济消息主编
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今天晚上会见了墨西哥《先驱报》经济消息主编欧亨尼奥·洛佩斯，并回答了他对我国政治、经济方面情况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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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耿飚会见美国客人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耿飚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美国前海军作战部长朱姆沃尔特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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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强离京赴瑞士、奥地利访问
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 应瑞士联邦公共经济部长弗里茨·霍纳格和奥地利工商部长约·施塔里巴赫的邀请，我国外贸部部长李强及其一行今天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瑞士、奥地利进行友好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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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谷牧会见澳大利亚新闻代表团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今天下午会见了以《巴拉腊特信使报》主编约翰·霍尔为团长、《西澳大利亚人报》编辑部主任罗杰·西姆斯为副团长的澳大利亚新闻代表团。在谈到柬埔寨问题时，谷牧说，民主柬埔寨政府领导的人民和军队在目前是柬埔寨境内抵抗外国侵略的主要力量，全世界人民应当支持柬埔寨的所有爱国力量把外国侵略者赶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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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赵紫阳总理同荷兰首相范阿赫特举行会谈。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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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杨一辰同志逝世
新华社郑州10月27日电 中共八届候补中央委员、原河北省副省长杨一辰同志，因病于1980年10月15日在郑州逝世，终年75岁。
杨一辰同志1905年生，山东省金乡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担任过中共满洲临时省委组织部长、中共沈阳市委书记、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中共奉天特委书记等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山东分局城工部部长、中共济南市委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城工部部长、豫皖苏行署副主任等职。建国以后，先后担任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中共广州市委第二书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组织部长、副书记，国务院城市服务部部长、第二商业部部长、河北省副省长等职。1958年5月被选为中共八届候补中央委员。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杨一辰同志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1980年1月党中央为杨一辰同志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
杨一辰同志的追悼会10月25日在郑州举行。（附图片）
杨一辰同志遗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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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关于教育工作的讨论
对中国教育制度与科研的一些粗见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 伍鸿熙
目前祖国一个极为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何改善教育制度，使得每个学生都能发挥他的才能，来帮助祖国早日实现四化。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就是提供一点意见，以期引起大家在这方面更深入的讨论。作者是一个数学工作者，所以下面的资料都取材于祖国的数学界。但是基本的想法，希望还是能够应用于一般的情况。
教育制度的重要性，并不是每个人都承认的。有人说，好的数学家并不需要好的教育培养出来，所以我们来讨论教育制度真是白花时间。诚然，伟大的科学家如高斯、爱因斯坦、阿贝尔等基本上是自学的。如果祖国只是要求出现几个这样的人才，则大可不必谈教育。但是如果祖国要现代化，就得培养一支强壮的科技队伍，不单是一两个出类拔萃的人，而是一大批第一流的科学家和各种有专业知识的人才。要做到这点就非在教育上下苦功不可。
要讨论目前祖国的教育制度，就得用一些基本的原则作为衡量的标准。下面所列举的原则，都已经受过时间的考验，而且与社会制度无关。它们的共同特征，就是都从“人尽其才”这个观点出发。祖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而目前人才缺乏、学生不足，所以使得每个人都能尽量发挥自己的才能去推进四化，实在是非常急迫的事情。
第一个原则是“提倡教育，比宣扬科研更重要”。宣传一些科学家的科研成就以鼓励科研的发展，其用意自是不可厚非，但是除非做得恰到好处，而且同时提倡教育，重视教育，否则会无形中鼓励“十载寒窗，一举成名”的侥幸思想。我们在海外的华人，有时得到的印象是，祖国似乎不太关心教育，而对宣扬几个拔尖人物的兴趣却是非常之高，希望把这种风气扭转过来。这里，还需要提出如何认识科研与教育的关系问题。现在祖国有些人“重科研而轻教育”，这不但是本末倒置，而且会严重妨碍四化。作者并不反对提倡研究。相反的，一切科学的最终目的应该是新的发现，这就是所谓“研究”。但是要达到这个最终目的的唯一道路就是教育。教育对祖国现代化的作用是多方面的，而且也是有决定性的。这一点似乎在国内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其实教育与研究是分不开的，单看目前祖国把教育部与科学院之间的界线划得一清二楚，就看出这方面的政策有概念上的错误。我们希望政府最少能把教育经费大大提高，先把中小学教师的生活改善，先把学校内的实验室条件搞好，并对学制和课程有计划地和有系统地进行改良。如果能够把这种必要的事放在“科研宣传”之上，就会使人觉得政府有搞四化的决心。
第二个原则是“教研合一”。这似乎是大部分科学家的基本意见。去年，美国的物理学家温伯格（哈佛大学教授，去年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到中国访问，回国后表示，中国在科技上可以改善的地方之一，就是把教研结合起来。最近在德国的科学界中有一次民意调查，结果在5，000个科学家中，有65％承认“教研合一”是绝对正确的。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一个老师需要用长期科研中得到的学问来充实自己的教材。同时一个研究人员可以从教课中，不断地向知识领域作全面的探讨。而且师生之间的讨论，往往使人得到启示。著名的英国数学家J．E．Littlewood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每个数学家都应从事教学，并举例说明，有一次匈牙利数学家F．Riesz在备课中突然得到启发，从而解决了一连串难题。这故事可以对“教研合一”作一个有趣的注脚。
从学生方面来看，“教研合一”的重要性就更明显了。要是老师本人不作研究，又怎能以身作则来训练新人？要是一个学生能处身一个有研究风气的学府，则任何一门科学都不再是白纸黑字的死学问，而是生气勃勃的有机物。在这种条件之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就是在战场前线实地训练出来的科技队伍。所以要搞四化，一切有研究成就的人就得负起这个“训练下一代”的任务。
但事实上是怎么样呢？科学院内的同志是不用授课的。他们对院内的年青同志也不作系统的和基本的训练。另一方面，在大学里面研究工作比较好的同志，现在很少教课。比方数学系内的数学研究所，就是专为这些教授避免教课之用。所以目前大学和研究生的困境是：（一）没有机会受到科学院同志的教育。（二）很少机会受到本校有名教授的教育。请问在这种情形之下，祖国准备怎么样去培养人才？
我们在海外有一个感觉，就是祖国的许多事情，往往有“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的倾向。所以作者不能不特别声明，以上所说，并非鼓吹人人要教课而不做研究。另外，有一位同志表示，目前每个教授的教课负担已经这么重，如果不减轻几个有成就的人的课程，则恐怕祖国的大学再没有作研究的人了。其实从西方的经验所得，即使一个大学有3万个学生和只有2，000个教授，每个教授还是可以教研并重的。目前国内一般大学的教员与学生的比率是如此之大，如果每个教员的教课负担还是太重的话，唯一的结论就是这方面的安排一定有严重的偏差。应做的事情是先克服这些缺点，而不是制造几个不用教课的特权教授。这种削足适履的办法，弊病非常之多。只要大家能坚持“教研合一”的原则，那么一个合理的课程安排，应该是不难找到的。
第三个原则是“学制要灵活，要能够适应学生们多样性的要求”。大家知道人才是多样性的。把教育制度弄得太狭、太死，就不可能让每个人发挥自己的才能来为国家作出贡献。目前大学的制度，学生在未入学前先分系投考，入学后永不能转系。这使人联想到封建时代的“指腹为婚”。当年鲁迅在日本学医，觉得医国人精神上的病比医肉体上的病要紧，于是立志弃医改搞文学。照今日的做法，鲁迅大概会被人揪去臭骂一顿，下令不准改行。其实要使所有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人都能为四化贡献才智，就不能不在这方面作些改革。
具体来说，大学招生时不要分系。最初两年要让他们选些自己有兴趣的课程，以便增加他们对各方面的认识。到了第三年才要求他们决定主修哪一门学问，即是说，要做哪一系的学生。要做到这么有伸缩性，就得实行学分制。其中很多细节，不能在这里解释，但是需强调的是：“入大学不分系”与“学分制”是两件相辅相成的事情，两者缺一不可。目前在教育界似乎有一个误解，以为在“分系收生”的情况下还是可以实行学分制的。要是这样，就大大违背“让学生有机会自己选择主修科”的本来宗旨了。
同样的，目前研究院“分导师报名”，和“没有基础课程”的制度，也不是培养人才的最完善的办法。一个研究生需要有充实和广博的基础，才能做出好的研究工作。目前这种类似学徒制的做法，容易产生知识面太窄和“一代不如一代”的毛病。如果每个研究生在最初两年选一些一般性的必修科，然后才选论文导师，那么上述的问题大半就可以解决。目前国内一般的学者，似乎对在研究院内开课的反应不太热烈。就作者所知，似乎每个海外返国访问的学者都被要求尽量授课。为什么偏偏国内的学者就不需要这样做呢？
要全面的讨论学制，还得考虑学生“自动毕业”问题。教育界同志都同意，一种合理的淘汰制度是必需的。比如说，如果一个大学生只能念完最初的两年而不能应付第三年较深的课程，是否可以考虑分派他去小学任教或做其他工作呢？
第四个原则是“教育行政制度要灵活合理，好使人才流通，新陈代谢。要有正当和合理的途径来选拔人才。”目前科学院和教育部有待改善的地方似乎包括如下数种。第一，领导不懂业务。要知教育和科研都是技术性比较高的事情，因此一般的领导定须有这方面的基本知识。目前科学院某些研究所被一些一窍不通的人管理。这种情况，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其次，领导不能听取群众的意见。以我们所知，国内教育界很多同志，包括一些大学的校长，很有意改革教育制度，但是他们的提议常常遇到“上面的阻力”。第三，研究和教育的机构有“死水一池”的现象。目前国内普遍存在的“自动终身职”问题，对教研方面的影响特别大。教研的机构最需要浓厚的学术风气，那里的成员都必需经过严格的选拔和淘汰。但是单从科学院的研究所来看，几乎三分之一的成员是不懂业务的行政人员，而且研究的同志也是在大学毕业后立刻录取，终生留下。
要破除这个暮气沉沉的景象，如下的措施也许值得讨论：科学院的非研究成员不能超过10％，每个研究所只有5个、10个左右的永久性成员，其它的成员由外地大学中挑选出来，每年一任。目前小、中、大学师资贫乏，科学院现有的部分成员如能调到各地教学，则他们一定能对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至于大学教师，可以规定只有副教授以上的教师才可以有终身职，其他讲师、助教等等的职位应是短期性的。由讲师升到副教授，是非常严格的事，应该在询求专家的意见和系内详细的讨论之后，才可以作出决定。第四点可以改善的地方是人才不能调动，各地学派森严。目前每一个大学的教师很多是本校的毕业生。加上每个单位可以不放人，这很不利于学术交流，并且容易造成门户之见。各大学之间如果要决心破除门户之见，则所有的大学就得共同协定：本校大学毕业生不留作研究生，本校研究生不留作教员，每个单位不能不放人，每个单位能有独立聘请和解聘教员的权力。第五点是领导的“自动终身职”，缺乏明确的退休制度。这些都已经是被举国上下注目的问题，不用多说。所要补充的，就是在这里“领导”不单指高层的领导，而是包括党委、系主任、校长等等行政人员的。他们的一切行政措施都应该向同事和学生负责。“引咎辞职”这个概念目前在国内尚不存在，但是还是值得深思的。
第五个原则是“发展各地的重点大学”。目前祖国的教育中心只限于上海和北京。这是很不幸的现象。因为一来以祖国人口之众，不应该只依靠两个城市来训练未来的人才。二来每个大学都具有它的独到观点。祖国的学术界不能发展成京沪“二言堂”。要真正做到学术上的百花齐放，就得发展别地的大学。大学与大学之间的正常竞争是促进学术进步的有力手段。好的大学愈多，进步就愈快。
最后的一个原则是“充实教育设备”。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促进教研，就得保证一个起码的客观条件。限于篇幅，这个问题就不多谈了。
在结束本文之前，作者得再强调一次，以上的几点建议，主要目的是为祖国的教研工作者提供一些参考的资料和引起对这类问题的正视和辩论。要是这篇文章能够达到使教研的领导了解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和使一般教研的同志了解一群海外的学者的看法的目的，则已超过作者的期望了。以上所说的话，批评性多而建设性少，一方面固然是因为篇幅不够，另一方面也因为我们对祖国的认识实在不够深入。即使是这样，这几句话在几个月前说出来也可能是白说的。但是最近一连串事件使人感到祖国现在真要下决心搞四化了，因此现在这几点小意见可能是在被接受的范围之内。我们希望祖国能尽速有一个按部就班的长远计划，把这些繁重的难题逐一解决。这样，祖国的学术发展前途就不可限量，四化也是有希望实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