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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风急雨骤更见英雄本色
——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等残废军人廖贻训
曾经在50年代初誉满全国的特等残废军人廖贻训，在遭受了二十多年的政治迫害之后，不久前得到平反，恢复党籍，重新回到党的怀抱。
1950年冬天，在战火弥漫的朝鲜战场上，年仅19岁的志愿军战士廖贻训身负重伤，在旷无人烟的雪地里，忍着伤痛、饥饿和寒冷，滚爬了三天三夜，回到战友身边。为了抢救这个青年战士的生命，医院截去了他的两只小腿和九个手指。一个对未来充满理想的青年从此成了生活不能自理的特等残废。当时，摆在他面前有两条路：一是躺在功劳簿上，由国家养起来；一是战胜困难，投入祖国的建设事业。廖贻训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抹掉了悲伤的眼泪，忍受着巨大的伤痛，学会了用假腿走路、骑自行车；用仅有的一个大拇指练就了一手漂亮的字。后来他被分配到河北省荣军总校，重新为党工作。
这个真实的故事在当年曾轰动一时。许多人称廖贻训为“钢铁战士”。
1957年，刚刚入党的廖贻训响应党的整风号召，毫无顾忌地批评了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部的落后现象。他万万没有想到，几句话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他的团籍被开除了，预备党员的资格被取消了，行政职务被解除了。只因为他是全国知名的荣誉军人，没有给他戴右派帽子；他的妻子李天俐是个品格高尚的共产党员。在他伤残以后，毅然从美丽的江南水乡来到河北，愿终生服侍这个“特等残废”。因为和丈夫志同道合，被错划为右派，开除党籍，降职降薪，下放劳动。从此，这对活跃在青年中间的夫妇无声无息了。
当廖贻训失去了党籍、团籍，同唯一能够倾吐自己内心苦楚的妻子分离，还要照料一个不懂事的幼女的时候，他流过泪，也曾觉得前途渺茫。就在这个时候，他被《红旗飘飘》上的一篇悼念殷绍礼师长的文章深深地触动了。14岁就参加红军的殷绍礼，曾经三次被错打成反革命分子。他不但不怨恨，而且在部队遭到白军包围时，赤手空拳冲入敌群，用缴来的武器消灭敌人，以实际行动来证明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当时正在迷惑不解的廖贻训，觉得好似输入了一股强大的力量。他对妻子说：“党是我们的母亲。母亲打错了，孩子也不应怨恨。我们要象殷绍礼同志那样，永远忠于党。”他们相约：要继续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无论党什么时候来审查，都能经得起考验。
廖贻训爽快地接受了领导上分配给他的勤杂工作。他起早贪黑地在传达室值班，收拾阅览室，给同志们送报、送信、送开水。双手失去九指拎不了水壶，就挂在自行车上推着走；用仅有的一个拇指，给大家灌满了一个个暖水瓶，还到机关后院去锄草、垫猪圈。不少同志都暗暗赞许他是压不垮、打不倒的英雄汉。这一年冬天，廖贻训报考了业余大学，决心继续深造。经过两年的努力，他以优良的成绩获得了文学班的毕业文凭。
在十年浩劫中，保定成了“重灾区”，许多老干部受到无情的摧残。廖贻训所在单位的老经理史殿宝被打成走资派，造反派们决定在全市游斗他。廖贻训不顾“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的“勒令”，毅然挺身而出，到各个门市部说服群众，制止对老干部的人身污辱。在动乱的日子里，许多人都离开了工作岗位，廖贻训和妻子却照样上班。有时遇到武斗，子弹横飞，他们就各找个地方躲一躲，枪声一停，又登着车子上路。有人对廖贻训说：“有胳膊有腿的都造反了，你这残废人还傻干什么？”廖贻训回答：“那些一边高喊革命，一边放下工作不管的人，决不是革命派。”
当着人们打派仗、闹武斗或在忧伤中消磨时光的时候，廖贻训联系当时的形势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这使他头脑清醒，明辨是非。当批判师道尊严的黑风刮到保定的时候，廖贻训就寻找机会到学校，教育学生尊敬老师，好好学习。
“四人帮”灭亡了。有人对他说：“听说去北京上访的人问题都解决了，凭你老廖过去的功劳，到新华门前把假腿一卸，什么话都不用说，立即就会有人出来给你解决问题”。廖贻训对这种话，不置一辞。他对妻子说：“党关怀人民，人民也要体谅党；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给党找麻烦！”在党组织为他们平反冤案时，他没有向组织上提出任何要求，而是要求自己带头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党的政治生活《准则》公布之后，有些单位请客送礼、假公济私等不正之风仍在继续蔓延。廖贻训和周围的同志议论：治理这种“环境污染”，应当人人尽责。他和妻子给自己规定一条纪律：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党的原则，决不能利用商业工作之便，以国家的短缺物资换取个人需要。他所在的保定市五金公司没有机关食堂，伤残带来的不便，使他比一般人更需要一个煤气炉子。去年冬天，他拿着民政局开的证明信去买煤气炉，对方竟问：“公对公，还是私对私？”廖贻训明白对方的意图，当即回答：“公对公。”他宁可不烧煤气炉子，也不去干那种“私对私”的事。保定市有时蔬菜短缺，廖贻训和大家一样排队。有时站得时间太长，身体支撑不住，他宁可空手回家，也不要求特殊照顾。
最近，当记者访问他的时候，见他还是那样精神饱满，侃侃而谈。特别是在谈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巨大变化时，他激动地说：“按着这条路线走下去，我们的党大有希望，我们的祖国大有希望！”
本报记者 赵德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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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都县法院集中力量处理民事积案
使长期陷于民事纠纷的人解除了精神负担
本报讯 今年以来，江苏省江都县人民法院集中力量处理了三十余件民事积案，初步扭转了民事工作的被动局面，使长期陷于纠纷的当事人解除了精神痛苦。
江都县法院在处理老大难民事案件中，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对那些法纪观念淡薄、不遵纪守法，多次不服调解，抗拒执行协议的人，采取了四点办法：一是实行民事案件开庭公开审理；二是裁定采取必要的保全措施，如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等；三是和公安部门配合，对违法分子实行行政拘留；四是将已转化性质的民事案作为刑事案迅速处理，克服案件拖而不决的现象。如吕祥和（女）与李德桂（女，六十多岁）因口角发生扭打，吕将李推倒，致股骨跌断，造成残废。法庭多次调解，决定吕负担李的医药费，吕蛮横不理；吕所在单位令其停职检查，半年之久她一字未写，反而与其夫到处上告，此案拖了两年多不得解决。这次，根据《刑法》第135条，决定以伤害罪将吕祥和逮捕，开庭审理，判处被告一年徒刑，缓期一年执行，赔偿原告全部医药费用360元。
在办案中，江都县法院的领导和办案人员做到坚持原则，不徇私情。该院原有一位副院长，1975年私将哥哥的房屋卖掉，当哥哥从外地回来时，他又暗中挑动哥哥与买房人胡闹，无理要求归还房屋，酿成纠纷。前两年，办案人员碍于情面，没有很好解决此案。今年以来，办案人员依法认真处理此案。他们把这位已退休的副院长找来法院，严肃、耐心地对他说，“你是我们的老领导，知法、懂法，理应模范地遵纪守法，而你带头犯法，如不赶快改正，就要坐到被告席上去了！”一番谈话打动了这位退休的副院长。事后，他认错检讨，主动与当事人达成协议，很快了结了这起积案。
杨玉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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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霸天”为何能逍遥法外
上海市南汇县群众指责县委领导人纵容和包庇坏干部
编者按：靠“造反”起家的俞秀中，品质恶劣，作恶多端，民愤很大，却长期没有受到应得的惩处，这究竟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南汇县委的主要领导人从派性出发，进行纵容和包庇。群众对他们早已恨之入骨，曾多次写信揭发，但始终得不到处理，甚至受到打击报复。
事实再次说明，凡是派性严重的地方和单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难以贯彻执行，领导班子就会不纯，坏人就能逍遥法外，群众建设四化的积极性就受到极大的压抑。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各级党委一定要严格执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规定：“对于坚持派性屡教不改的人，一定要给予严肃的纪律处分。不应该让这样的人进领导班子，已在领导岗位上的一定要撤下来。”
本报讯 上海市南汇县新港公社党委书记俞秀中利用职权奸污女青年一案，引起南汇县人民的强烈反应。人们揭露俞秀中的罪行，同时指责县委领导人纵容和包庇坏干部的错误。
俞秀中自1979年2月到任以后，不过一年多时间，被他奸污的女青年，已经查明的有4名，其中一名是现役军人的未婚妻。他利用这些女青年进社办企业或调动工作的要求，不择手段强行奸污，情节极为恶劣。此外，他还利用招工、上调或迁移户口等机会，接受和勒索手表、电子计算器等各种贵重礼品，并鲸吞公物，营私舞弊，在生产上则弄虚作假，虚报产量，欺骗上级。
俞秀中原是万祥公社机关干部，1953年参加工作，1956年入党。“文化大革命”中是“县、社机关造反总部”负责人之一。1972年到1978年任东海公社党委副书记时，俞秀中就敲诈勒索，鱼肉百姓，为所欲为，被群众称为“东霸天”。几年中，他不付钱或少付钱拿吃内河水产大队鱼虾约一千多斤，拿吃公社冷库副食品约九百多斤，并非法占用公家木材为自己做家具和为亲戚盖房。他还任意向群众索要贵重物品，如向插队青年强索半导体收音机、手表等，分文不付。
“东霸天”如此作恶多端为何不作处理，反而从东海公社党委副书记升为新港公社党委书记？据群众揭发，根子在南汇县委主要领导人身上。俞秀中自己也对人说过：“有人想整我，哼！我上面有人支持，还不是升了官！”
俞秀中在东海公社的所作所为，县委领导人是清楚的。1978年整党整风办公室在东海公社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充分揭露了俞秀中的问题。但县委领导人把这份材料扣压下来，事后还批评负责调查写材料的工作组组长说：“我们对你是有想法的，叫你搞的人你不搞，反过来搞了另外的人（指俞），你到底是工作问题还是路线问题？”不久，县委准备把俞秀中提升为县农业局副局长，后来因反对之声不少，又把他调到新港公社当党委书记。俞秀中到新港公社后，县委领导人多次表扬他。新港公社社员给《解放日报》写信，揭发俞秀中专横跋扈、强迫命令、违反农村政策等问题，《解放日报》派记者调查后，在报上进行了批评，县委领导人却指使县广播站连续三天大肆宣扬新港公社的“先进事迹”，为俞秀中撑腰。俞秀中在新港公社干的坏事，群众多次写信揭发，但县委领导不问不闻，直到奸污女青年案被群众揭露，才被迫进行处理。但至今县委某些领导人对他还是心慈手软。
南汇县主要领导人为什么要纵容和包庇俞秀中？据大量群众来信揭露，是派性在作怪。在南汇县，象俞秀中这样的坏干部并非一两个。县委主要领导人在干部路线上用人唯亲，一再提拔和重用问题比较严重但与自己同一派的干部，并极力包庇这些干部的错误。
这个县的一些领导人利用职权搞特殊化、违反财经纪律、大吃大喝等问题也很严重。群众揭露了这些问题，他们竟不顾党纪国法，打击报复。今年3月份，有个社员写了两封信，批评县委主要领导人党风不正。管政法的一位县委副书记将来信批给县公安局，将这个社员非法拘捕，硬说他犯了所谓“恐吓罪”。这些事都受到市委严厉批评。
目前，俞秀中一案正在由有关部门积极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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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
丰富青年业余生活理所当然
本报讯 《中国青年》杂志第10期发表三论青年工作要讲求科学性的评论员文章：《丰富青年业余生活理所当然》。文章说，青年对业余生活很不满，已经成为一个相当严重和尖锐的问题，摆在整个社会，特别是党团组织和各级领导的面前。文章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丰富青年业余生活的重要性。
丰富青年的业余生活，是体现社会主义社会对人的关心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应当充分体现于重视人的价值，重视满足人的多方面正当的要求和重视人的全面发展。生活本身是丰富多采的，人的需求也是多方面的。这在青年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正处在长身体、长知识和世界观形成的时期，兴趣极为广泛，接受外界影响的信息系统多向而敏感。他们有着从多方面发展自己的强烈愿望。许多青年往往把精神生活、个性发展，看得比物质生活更重要。适应青年这方面的特点，通过丰富多采的业余生活，使他们的各种兴趣、爱好和能力、才干都得到充分发挥，这对于整个社会的繁荣发展和青年自身的完善，都是大有益处的。
丰富青年的业余生活，是把青年的“剩余精力”引向积极方面的重要手段。青年人具有更多的“剩余精力”。这是青年人有可能全面发展的一个有利条件。实践证明，“剩余精力”具有多面指向性的特点。能量释放的指向正确，就会形成有用功，对社会和自身起到建设性的作用；反之，就会形成无用功，甚至起到破坏性的作用。我们强调丰富青年的业余生活，就是要通过引导，把青年的这部分宝贵的自然能量，尽可能地全部转化为建设四化的积极因素。
丰富青年的业余生活，有利于发展社交，密切人与人的关系。丰富的业余活动，能使青年接触更多的人，为他们创造与他人进行知识、思想和感情交流的更多的机会。有的单位利用业余时间组织舞会，领导和群众携手起舞。青年们反映，这不仅得到了休息，也使同志之间和上下之间的感情更加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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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西省委前主要负责人支持下，临汾地委王定模等陷害好人
蒲县“武装暴乱”假案至今得不到平反
本报讯 记者李果、李东升报道：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山西省临汾地委某些领导人在蒲县制造了一起所谓“武装暴乱”的假案，将蒲县县委书记杨桂舟迫害致死，并株连了一大批干部和群众。这个假案至今得不到彻底平反，严重影响着临汾地区、特别是蒲县的安定团结。
1977年秋天，原蒲县县委书记杨桂舟在太原参加省委扩大会议时，因患重病就地住院治疗。在此期间，地委书记王定模便给蒲县派去了工作组。组长辛荣彪、副组长张瑛带领工作组到蒲县不久，就给杨桂舟定了三条罪状：不学大寨反大寨；是蒲县帮派体系的骨干人物；搞假揭批、倒清查。
蒲县地处吕梁山区，当地人有上山打猎的习惯。据了解，1973年以来，先后有几十人从部队搞来一些子弹，供打猎用。1977年，临汾地区公安局发现蒲县县委小车司机张七斤、铸造厂党支部书记耿玉文从部队运回一部分子弹。于是，就以“窝藏军火”为名，将张、耿逮捕。县委办公室副主任高宪阁知道此事，也因此被捕。张七斤等一再声明子弹是打猎用的，工作组仍要进一步追查“子弹背后”的问题。
张七斤、耿玉文、高宪阁等在被审讯期间，遭到刑讯逼供，逼他们交代杨桂舟怎么和他们策划搞子弹，准备武装暴乱。耿玉文屈打成招，编造了假情况。工作组拿上耿的交代，逼迫其他人承认。就这样形成了以杨桂舟为骨干，准备“搞武装暴乱”、“上山打游击”、“建立第二武装夺取政权”的“罪证”。
1978年1月，王定模说：“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早就让把杨桂舟叫回来，还指出，‘要彻底改组蒲县县委’，咱们行动太慢，叫回来以后，要交公安局隔离审查。”1月13日，正在太原住院的杨桂舟被强行揪回蒲县，隔离审查。接着，在全县四级干部会上，王定模未经地委常委讨论，就在会上宣布：经省委决定，改组蒲县县委。这次会后不到两个小时，杨桂舟就在三、四个人看守的情况下“自杀”了（家属怀疑他杀）。
蒲县因“武装暴乱”案受到清查的八十多人，有的被逮捕，有的被送进“学习班”，有的被调走。
王定模等人为什么陷害杨桂舟同志呢？王定模本人的一次讲话，泄露了他们的用心。他说：“要抓住杨桂舟等人结帮拉伙，不学大寨反大寨这个主题，把锅底翻起”。还说，“蒲县的问题地委早有觉察，就是没法下手，子弹帮了我们的忙”。
1979年3月，中共山西省委第二书记罗贵波同志到临汾，提出蒲县问题要很好解决。在家主持工作的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董启民（当时，王定模去中央党校学习），召开了几次地委常委会，统一了思想认识。在3月24日地委召开的各县县委书记会议上，董启民代表地委宣布：“改组蒲县县委的决定是错误的；强加在杨桂舟同志头上的一切不实之词，一律推倒，开追悼会，平反昭雪；对蒲县因杨桂舟问题受牵连的同志，应一律平反。”但是，蒲县县委却长期不执行地委关于给杨桂舟平反的决定。
去年12月，临汾地委派常委仪耀文去蒲县解决问题，并决定于今年2月4日为杨桂舟开追悼会。杨桂舟的家属提出悼词中应加上“错定为清查对象，蒙受不白之冤”。但是，两次请示到太原开会的地委书记王定模，王定模都不同意加这两句话。结果，追悼会没开成，数百人只好散去。
不少受害者及其家属忍无可忍，分别向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反映这一假案的情况。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于今年7月26日专文函告山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对这一假案要彻底平反，对被迫害致死者要予以昭雪，对制造假案的人要严肃处理。在查处过程中，如有人进行干扰，也要追究其责任。”
8月，中共山西省委派了一个工作组去临汾地区。但是，两个多月过去了，杨桂舟的平反问题至今仍未彻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