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短篇小说

窦老乐赶会
柳溪

四月初,料峭的春寒还留恋着大自然的景物。一天,还不到黎明,响涧屯村西高坎上一座黄蘼草顶的石屋里,就亮起了灯光,照得柏树柔枝的树嶂子外面那一片山楂树的幼林,婆婆娑娑。
“做啥开灯?春三秋四冬八遍才天亮呢,鸡这才叫两遍,爬扯起来,巴眨两个黑窟窿干啥?连个粪蛋蛋也看不见!”
窦老乐嘻开嘴巴,听着老伴儿的数落,揉着眼睛,没有吱声。他心里正结记着一件大事:上一集,八旗营的妹丈聂福顺亲自来请他去赶那儿的大会,还说有一台文武开打的大戏哩!眼巴巴盼来了集日,他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了。
“你这糟糠,记性不强忘性大,倒忘了今日是咱妹丈请我赶会的日子啦?快把我的好衣服找出来,虽说咱是个穷村,也别让人小瞧咱!”
说话间,老伴儿忙着从躺柜里把老乐节日才穿的那套铁灰色卡其布罩衣拿出来给他穿上。他蹲在大春凳上,啃了一块凉饽饽,喝了一碗白开水,抹抹嘴,就提起那只油漆剥落的食盒急急地走出屋门。
老伴儿掩着衣襟,在礓?下边追上他,揪住他的袖头,细声细语地说:
“老头子,出门可别给我闯祸。嘴头上要有个把门的,别三两猫尿儿喝下肚,瞎胡吣!要记住,‘锛凿木’(啄木鸟)死在树窟窿里,全是吃了嘴的亏。你要学会顺情说好话,别说犯忌的话,你就当个锯了嘴儿的葫芦不行吗?”
窦老乐微笑着点点头,记下了老伴儿叨唠过千百遍的这些话,悄悄说:“咱郭书记和阎队长要是来问我上哪儿去,你千万别说我上八旗营赶会,这事儿要是漏出去,说不定又要挨批……”
一说挨批,老伴儿圆乎乎的脸一下子拉长了:“哎呀,你就在家老实地窝憋着吧!那是啥会呀?参加了还兴许挨批?”
老乐放低了声音说:“其实那是个好会——让咱农村富起来过好日子的会。可是听说咱这滨海县的书记不赞成。他不让,下边谁还敢提倡呀?!唉,要是有人问我,你就编个瞎话儿,说咱老妹妹身子骨不好,去看望看望,记住了吧?”说完,“嗖”的一下从老伴儿的手掌里抽出袖管儿,蹿出家门,消失在寂无一人、黑咕隆冬的山道上。

窦老乐并不是响涧屯的土著。八九十岁的老人,全都记得他父亲窦洛殿当年担着一副“耍古力子”(独角戏)的挑子,逃难来到这个小山村被招赘的情景。他们常在瓜棚月下,柳荫花前,把窦洛殿焚香拜堂的情形讲给晚生后辈听;学说着他如何跪到香案前,念着本村段秀才编的那段封建味很浓的陈词滥调:“小子无能,今随婆娘改姓更名。老人病殁,摔盆打幡,送到坟茔。”窦老乐今年已是六十出头的人了,可是他父亲当年念过的这段有点屈辱性的话,却仍然记在心里,使他常常记起自己外来户的身份。幸好窦老乐生性乐观,又加上他心灵手巧,不仅是全套农活的把式,还是会打车造船的水旱木匠。他会超度亡魂,念唱喜歌。村里人不论婚丧嫁娶、打井盖房,大小事情没有求不着他的,这就扭转了他受气的“眼子户”的地位,而变得受人尊重了。他为人随和,好说诙谐话儿,不论男女老少,没有不跟他开玩笑的,连小孩儿见了他,都揪揪他的胡子,踢个腚瓜儿,打个脖溜儿。他呢,总是嘻嘻哈哈,从不恼怒。村里人就根据他窦老乐名字的谐音,送给他一个绰号叫“老逗乐”。
说实话,窦老乐幸好有这么一副乐天的脾气秉性,肚量大,心胸宽,要不然可得憋闷死。开国以后,他一直是劳动模范。他种的稻麦,收获的蔬菜,栽种的树苗,是全乡有名的。那时候,他的前襟挂满了奖章,坠得衣襟儿先破了。可是到了1958年,就因为他提了一条意见,从此便下架了。那一年,响涧屯村边上也搭了一溜砖砌的小红炉,说是要大炼钢铁。他望一望洼里就要熟透的庄稼,一口气跑到大队部,当着坐镇专等炼钢数字的公社干部王锦程,劈头盖脸地给大队干部提了条意见:“你把壮劳力全调拨到红炉上炼那铁疙瘩,还收不收庄稼啦?大炼钢铁,嘿,你想的可好!要是农民都去炼钢铁,那炼钢厂的工人都干啥去呀?农民——就是种地!你看不见地里的庄稼都晒米儿了吗?大伙风里来,雨里去,好容易到嘴的粮食不收,让它烂在地里,真是败家子!什么大跃进,纯粹是大跃退!”因为他辱骂了“三面红旗”,王锦程气得拔了他的七印铁锅,扔到红炉里炼钢去了。他当时一点儿也没起急冒火,反而嘿嘿地笑了两声。他的老伴儿拍着大腿啼哭起来,他却说了一串逗乐的话:“你哭啥哩,砸了锅,这不是把你彻底从锅台旁边解放出来了吗?省得你总是围着锅台转。再一说,你可以把那个头号洗衣盆安在锅膛子里,不就省得再做盆架啦?……”
这一席诙谐话,把围在门口看热闹的人们逗乐了,有人挑着大拇哥说:“还是人家‘老逗乐’肚量大,大到能撑开一只船!”
可是就从这时起,不但捋了他的劳动模范,而且还挣了一顶“内部掌握”的“暗帽”:“新三反分子”。农村里事情少,但为了应付区县干部的检查,少不了拿窦老乐祭刀。从此,他就成了响涧屯一带“有运必动”的“老运动员”了。
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窦老乐理所当然是“批斗对象”。有一次,工作队为了轰开大规模的“批刘”运动,就把窦老乐十字花叉地绑到公社门前去批斗。乡亲们看见他那笑哈哈的样子,谁肯举起拳头冲他喊叫呀?工作队里一个有名的泡洋工的“蘑菇匠”一看冷了场,只好亲自出马,气汹汹地问他:“你!为什么单喜欢刘少奇?”
他笑笑,咳嗽一声,抹抹嘴说:“没别的理由,就因为我觉着他兴的办法好,他指出的那条道儿走着就是顺!”
“蘑菇匠”一看窦老乐那副泰然自若的神气,又恼怒,又害怕,他真担心斗不垮这个糟老头子,反而让这家伙“扩散了影响”,更顾虑由于这种政治上的“不良后果”,会使他在工作队里的名誉扫地,所以他气急败坏地跺着脚,瞪着眼,挥着拳,大声地喝斥着:“混蛋,你这个老东西!你还敢替刘少奇吹嘘?呸!你这个走资派的喽罗兵,纯粹跟刘少奇穿一条裤子!”
窦老乐又嘿嘿一笑,呲着黄板牙说:“我的好领导吔!上有苍天,下有黄土,你说的这是啥话呀?凭我这满脑袋的高粱花子,两脚丫子的臭泥,跟人家国家主席穿一条裤子?!嘿嘿,你可真会抬举我这吃土坷垃长大的糟老头子!象我这么一个蛤蟆蝌蚪似的老农民,能给刘少奇主席抬个轿子,喝喝道子,还差不离儿!”
他这番乐天派的诙谐话儿,冲淡了整个会场的紧张气氛,惹得人们抱着肚子,低着脑袋,偷着嗤嗤地笑起来。“蘑菇匠”气得干瞪眼,一个劲咽唾沫。本来气氛严肃的批斗会,就在一阵突然爆发的大笑声中,一哄而散了。人们一路上陪着他走回来,连负责押解他的民兵,都笑嘻嘻地挑着大拇哥说:“行!老乐大爷,你真有两下子,不愧是一个‘老逗乐’!你这个‘逗乐’,把那个‘斗争’全给压下去啦!”
说来奇怪,这么一来,窦老乐的名声,在全公社十里八村传扬出去,比他当劳模的时候更大了。每逢赶集上店,参加过批斗他的会的人们遇到他,全都用敬佩的目光望着他,或是亲热地和他握手、打招呼。这种情形,惹得许多初次赶集的人都私下打听他是谁。可是,他的家眷,却总是为他捏着一把汗。每逢出门上路,或是到队里开会,总是没完没了地嘱咐他少说直理。可是他摆摆大手,鄙夷地说:“呸!就是铡刀按在我的脖子上,枪口逼在我的脑瓜门儿,也休想让我说一句昧良心的话!”

窦老乐顺着晨霭笼罩的田间小路,不觉已走出了十二里地的大洼,出了滨海县的县界,步入邻省的地段。渐渐人声嘈杂,车声喧嚣,雾气腾腾的八旗营村,已沐浴在透明的曙光中。望着通向村中的各条大小道路上赶会的车辆和行人,他乐得心里开了花。
因为挨斗,他有十好几年不到妹丈聂福顺门上走亲了。原来这满洼好象下了一层薄雪似的,只长着稀稀疏疏的黄须菜、碱蓬棵的盐碱地,如今已变成了大片的台田,长着碧绿青翠的越冬小麦,微风梳拢着,好象马鬃那么整齐茂盛;到处是分隔着条田的干渠和溪水,渠畔与河岸到处是新栽的双排小树,迎风抖着细小稚嫩的叶片;沟边壕塄,开满了蚕豆花儿。第一批飞出来采蜜的小蜂,正在花间嗡嗡嘤嘤;在地头地脑花插的小片果园里,树干在阳光中闪亮,杏花象雪团似的在枝头上麇集着;小菜园更是玲珑剔透,好象是大地上镶嵌的翡翠宝石,好一派勃勃的生机!窦老乐以一个庄稼里手的目光,打量着这花团锦簇、春意盎然的田野,喜上眉梢,咂着响嘴,下意识地在心里估计着这些农作物的产量,真是又羡慕又赞叹:“啥时候咱那响涧屯也能变成这样儿呀?呸!咱如今就是穷得这么叮当乱响,瞧咱那位县委书记还不让人们富裕哩!怪不得有人编出顺口溜说:‘不怨地,不怨天,就怨咱命苦,没把地界划到咱邻县。’唉唉!”
一阵喧天的锣鼓声,把窦老乐的思路打断了,接着又是一阵欢快的叫卖声:“快来吃呀!老豆腐开锅!麻油炸馃子!新搭扇的肉包子!浇麻辣油的荞麦饦!”随后就被一阵喧嚷的笑声淹没了。原来有一支化装成《小放牛》、《白蛇传》里各种角色的高跷队,正扭扭哒哒地在村边上走起过场来了,招引着成帮成伙的孩子们跑着,围着,好象蛤蟆吵坑似的叫唤。窦老乐加快了步伐,朝会场赶去,也顾不得看热闹。他走着走着,被芦席搭的戏台上那副悬挂着的大对联吸引了。
“劳动致富,勤俭持家,越富越有劲,越富越光荣;
“解放思想,批帮肃毒,敢比敢冒尖,敢比敢富裕。”
这副新奇的对联,还有那台口上高悬的四只大宫灯,那贴着双喜字的光荣榜,那镇里中学生吹打的铜号洋鼓,社员吹的“小放驴儿”的唢呐,这一切节日的气氛,把窦老乐带进了神奇而美妙的梦境里去。他觉得有一道凉爽的清风,钻进了他那郁闷闭塞的胸膛,驱散了他心里的忧愁。望着那几个大大的“富”字,一时竟使他忘掉了“书记不准比富”的不愉快念头。
“哎呀,我的天皇爷、地皇奶奶呀,咱农民打55年合作化以来,可就没听见过‘致富’这个词儿啦!起五更,熬半夜,大风吹,太阳晒,蚊子叮,瞎虻咬,到头来挣一顶‘资本主义黑苗子’的大帽子,成了‘资本主义的暴发户’,挨斗,挨批,那是为的啥呢?这些年的苦日子,真是想富怕削尖,盼富怕闯祸啊!……”窦老乐一边辛酸激动地想着,一边飞也似的加快了脚步。
三里长的东西大街,两边全摆满了货摊,生产队拉货的轮式拖拉机,骡马车和驴牛车,排满了南北长街。苇席、鱼网、帘子、桑杈、石砘、锨把,生产资料样样俱全;牲禽市里,马嘶牛叫,鸡啼猪嚎,红火热闹;粮食市上,麦子、玉米、谷子、杂豆、一口袋一口袋地摆满了路边,真是黄灿灿赛过金子,白花花胜如碎银。窦老乐看傻了眼,不由得想起了往事。
那是1974年,响涧屯砍光了山前的树林,又填满了7里旱海的苇田,在“以粮为纲,全面砍光”的政策指导下,窦老乐和全村的农民,一下子都变成了缺粮户。这时候,偏赶上从东北关外刮来了“赶社会主义大集”的恶风。当时老百姓吃不饱,上头还不许私人赶集上店做买卖,县革委甚至下令关闭了县城和各乡的集市,逼得缺吃的农民转入了黑市交易。可怜的窦老乐,为了籴一斗红高粱,不得不跟着一个耳朵眼里塞着个玉米粒儿做标记的奸商,偷偷地跑到大桥下的黑洞子,往袖筒里捏手码,忍着肚子花大价,唉,那是过的啥受罪的日子啊!?……
窦老乐随着前挤后拥的人群,穿过了十字路口,往前就再也挤不动了。特别是他手里提的食盒,碍手碍脚,妨害了他向前冲刺的进度。他忽然想到他带来的那点可怜的食品,真有点象叫化子在富翁脸前献宝,使他有点羞恼。就在这时,只听一阵鞭炮齐鸣,唢呐洋鼓洋号齐奏,四下鸦雀无声,原来是大会开始了。

“同志们!今天县委在这儿召集大会,是要传达一下咱们党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的两个纲领性文件的精神,让咱们农民弟兄们亮一亮家底儿,比一比富裕,给大家壮一壮富胆,用事实批判
‘四人帮’推行的那套‘穷革命’、‘穷过渡’、‘穷有理’、‘穷光荣’的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窦老乐挤在人群里,听着扬声器里传来的县委书记的时大时小、时高时低、有点苍劲的嘶哑声音,虽然挤得出了一身大汗,可心里痛快得象开了一扇大窗。他在向前慢慢挤着的时候,耳畔不断地传来周围农民对这位县委书记的赞扬:“人家老佟才是好样的,坚持过白洋淀的斗争,还在津南打过游击……”“那都是老皇历,人家在‘四人帮’那工夫,还是个压不垮的硬骨头呢。下放了不少年,75年才起用,批判‘回潮’的工夫,人家硬是没有下令全村改成一个大帐号,坚持三级所有制,坚持农林牧副渔,不怕说‘资本主义暗流’,不怕被批成‘走资派’。嘿,一句话,人家为了咱老百姓,不怕摘掉乌纱帽,也不怕掰掉纱帽翅儿,这才是清官!好官!……”“庄稼人盼就盼这样不怀私心、不怕打倒的好领导干部!”
窦老乐听着这些议论,真想看看这位县委书记老佟是啥长相,可惜他白费了半天劲儿,也挤不到戏台跟前去。
“唉,真倒霉呀!咋咱响涧屯那一方土,就摊不上这么个好领导呢?偏偏是咱那个住在花园洋房里的县委书记,不喜欢咱农民富裕!”他愤愤地想着,不住地擤着鼻涕,一味地往前挤去。
一阵掌声,又一阵笑声,大喇叭里送出了另一个粗大的声音,震得扩音器嗡嗡直响:“我,旧社会的要饭花子,76年还铺着缺边少缘儿的炕席,今天是得了奖状的富户……”
窦老乐觉着这声音好熟悉。哎呀,这不是他的妹丈聂福顺吗?他踮起脚,扬着脖儿,已经看见了衣帽整齐、坐在桌前、对着扩音器说话的聂福顺,只见他时而站立,时而挥舞手臂,真是财大气粗好威风呀!这还是他童年时就熟悉的、光屁股下河摸螺蛳担到集上去卖的那个泥猴似的孩子吗?还是那个从青年时破了产就敲着一副牛胯骨沿村讨饭的傻愣小子吗?不,不!神仙也认不出他来了!窦老乐激动得心里活象擂着一面鼓,他那一对弯弯的笑眼模糊了。他分明是在笑,可是却有两行扑簌簌的热泪,痒酥酥地流下他那抽动的脸颊。窦老乐多半辈子总是喜眉笑眼,而这一回却掉了泪——不,这是珍珠落地呀!
就在他象木橛儿似的定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人群哗的一下全散开了,原来人们象一窝蜂似地包围了县委书记老佟坐的那辆小吉普车,争先恐后地想找机会跟他说上一两句话。就在这节骨眼上,戏台上响起了“紧急风”的锣鼓点儿,紫色的大幕布垂下来,看戏的人纷纷占据了制高点,孩子们爬上了墙头、树杈,窦老乐这才趁势穿过十字路口,往村北聂福顺的庄稼院奔去。
来到村北口,他忽然停下来,脸冷冰冰地拉长,两只眼愠怒地瞪视着前方。原来有一个彪形大汉挡住路口,不是别人,正是1958年第一个发起斗争他的公社干部王锦程。老乐心里翻江倒海似的想着:“好哇,你小子在这儿跟我叮个儿哪!怎么样?就算你堵住我,你还敢象‘四人帮’那咱,随随便便发动人斗争我吗?嘿嘿!”
“窦大爷!”王锦程诚恳地呼叫。
“干什么?!”他叉开两腿,牢牢地钉在地上,心里想:“有话说,有屁放!”
“窦大爷!咱们和解吧。”王锦程微笑着伸出手,“我对不起你,让你受许多年罪,我向你陪礼道歉……我向你……”
窦老乐是个菩萨心肠的人,他不怕蛮横,可就是经不得一句服软的话。王锦程这么一说,他心里的那块冰核儿一下子就化开了,变成了一股暖流,在他的心窝里荡漾。他绷得紧紧的脸,松弛了,拉直的皱纹,又成了许多弧线,他象个老小孩儿似的一把抓住王锦程的手,嘿嘿地笑着说:“老王啊,说句坦白话儿,我这朽木疙瘩脑瓜儿,还以为你追到八旗营来憋住我,想整我哩!……”
“还整啥?!这是教训啊!你整我,我翻过来又整你,这样整来整去,还不是把国家整穷了,整弱了?党中央都总结出来了,以后可不敢再干这种傻事,留着精神、体力干点正事儿吧!我也是来听会、偷着取经的。看见你也来了,我真高兴,我想请你当咱县的比富突击手……”
“咱也敢象人家八旗营似的开展比富竞赛?!”
“是呀!你这老庄稼把式,响涧屯的第一能人,出来带个头吧!”
“可是听说……哎呀,老王呀!这书记不发话,你也敢抄家伙?”
王锦程沉吟了一下,才慢慢地说:“让他在事实面前低头吧!有党中央撑腰,有两个文件壮胆儿,怕啥?……”
他们的和解谈话,被一声“啊哈!你在这儿猫着哪!”的喊叫打断了,聂福顺手里攥着讲话稿,磕磕碰碰地奔了过来,一把拉住了窦老乐的胳臂:“快忙家里坐,老乐大哥!在这儿游逛干啥呀?你来这么晚,听见我的讲话了吗?”
窦老乐连连点头,拉起王锦程的手扭过头,对聂福顺说:“不能耽搁啦,改日再串亲吧,这不,我得跟着老王同志回去,向乡亲们学说学说这次赶会的事!”
他扭头就走,忽又站住了,举起手里的食盒,冲着聂福顺喊着:“妹丈!大兄弟!给!这是你穷大哥的一点心意,寒伧,不成敬意,拿回去吧!说实话,你嫂子就是折腾出这点卷子跟麻糖,来让我走亲,也是蛤蟆垫桌腿儿——鼓着肚子干的哩!来年见吧!明年,你就该到我们响涧屯参加比富大会了!你也听听我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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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水乡威尼斯
罗荪
前几天看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的莎士比亚喜剧《威尼斯商人》,我仿佛又回到了威尼斯这个闻名世界的水城,又重新见到了浮动在威尼斯运河上的“刚多拉”游艇,见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大师们的伟大创造。两个月前的景象,又再现在我的面前。
维洛那的巧遇
我们在米兰先参观了一家规模宏大的蒙达多里出版社,第二天,又来到维洛那城参观了这家出版社的印刷厂。印刷厂全部是现代化设备。他们自己编辑出版的期刊有25种,承印的期刊(包括英、法等欧洲国家交印的)有100多种。一本280页左右的彩色画报的印刷周期(从付印到出书)只要48小时。
当我们参观结束,将要告别的时候,在大厅里巧遇著名摄影家乔治·洛蒂。很多人可能记得,在1976年黑云压顶的日子里,人们私下悄悄地传阅着一张给亿万人民带来安慰的珍贵照片——周恩来总理的照片。关于这张照片,曾经有过种种传说。据乔治·洛蒂告诉我们,他当时在《时代周刊》当记者。1973年,他随意大利外长梅迪奇率领的代表团访问了中国。照片是在人民大会堂周恩来同志接见代表团时拍摄的。洛蒂说,他正好坐在周总理的斜对面,发现周总理侧坐在沙发上,神态非常自然。征得了周总理的同意,他就拍下这张可遇而不可求的珍贵照片。照片当时发表在《时代周刊》上。他寄了一张给周总理,一张留在我驻意大利使馆,一张寄给了中国外交部。虽然这些照片寄到了中国,很多人却看不到。一直到“四五”运动时,才开始翻印,并逐渐流传到全国。
洛蒂讲到他当时拍摄这张照片时的感受。他说:一生中遇到不少人物,有的一见面就给人以极深的印象,有的虽然见过多次就象没有见过一样,毫无印象。这次见到周总理时,就有一种非凡的印象。他深深地感到这张照片的成功并不是他技术高超,主要是真实地反映了周总理伟大的气魄和坚强的毅力。
从洛蒂的谈话引起我一些回忆。那是1977年,我还在上海工作,有一位老朋友从北京带给我一张彩色精印的照片,说是夏衍同志托他带给我的。原来就是当年洛蒂摄制的这帧十分珍贵的照片,我立即把它悬挂在我那“三合一”的斗室里了。这在一年以前是要担风险的。那时,谁的屋子里挂上周总理的照片,就会有人打小报告。但是,什么力量能抑制得住人民热爱周总理的真挚心意呢?洛蒂这张照片受到人们的热爱,也正好表明这一点。
我们告别了洛蒂,从印刷厂出来,陪同我们访问的意大利汉学家安娜(她从事研究和翻译鲁迅、艾青的作品)告诉我们,去火车站还早,建议我们去访问住在这个城市的“朱丽叶”。她说当年这两个大家族都住在维洛那。我们高兴地随着她走街串巷去访问这位悲剧的主角。我们来到了卡倍罗街,走进一个相当宽敞的院落,右首有一排红砖砌成的3层楼房,除了墙壁上涂盖的灰色泥浆已经剥落之外,仍然那么整齐。这排房子的最后一间的2层楼上,有一个小小的阳台,安娜说,那间房子就是朱丽叶的居室。那个阳台,就是当年与罗密欧相会的地方。在那绿荫尽处矗立着一座青铜塑像,亭亭玉立的朱丽叶还在守护着她的居室,等候着罗密欧的复活。
对于这所“故居”,尽管没有人作过历史的考证,人们却愿意信以为真,何况这里的墙壁上钉着一块牌牌,写明这是朱丽叶的故居,又树立了一座青铜雕像,供后人凭吊。
威尼斯运河上的“刚多拉”
离开了朱丽叶故居,搭上下午5点24分开往威尼斯的快车,7点20分准时到达了闻名世界的水城。
一下火车,就见到了德·雅柯——意大利作家协会的总书记。他是一位很有风度的人,蓄着马克思式的胡子,十分沉静,似乎总在思考着问题。在接待我们的工作中,充分表现了他的热情和细致。我们一到罗马,他就在飞机场迎接我们,并在达·芬奇饭店的大厅里为代表团访意的全部日程,作出很好的安排——在短短10天中,我们将访问8个城市。他说:你们第一次来访问,一定要多看看,当然,这样会使你们很疲劳。我们也确实想多看看这个文艺复兴的发祥地,没有提什么意见。
令人吃惊的是我们每到一处,雅柯总是先我们一步到,不仅为我们的访问作了妥善安排,而且每次他都是在火车站上迎接我们。威尼斯是我们访问意大利的最后一站,雅柯为我们介绍了这里的主人——作家、出版家协会的负责人和他的夫人。
名不虚传,我们一走出火车站,就是一条大运河,岸边停泊着一条汽艇。我们开始了第一次航行。运河是威尼斯的动脉,它是贯串全市交通的运输线。不消一刻,汽艇就停靠在巴乌尔饭店的大门前。这是饭店的专设码头,穿着制服的服务员很有礼貌地把我们接进了饭店的大厅。在我们等候办理住房手续的时候,送给我们每人一本印刷精美的彩色画册,让我们先从画册上欣赏一下威尼斯的风光。
第二天上午10点,雅柯陪同我们坐汽艇前往市政府。市长里戈和副市长里卡尼接见代表团。市长很年轻,不过三十几岁光景。在他热情的讲话中,提到了意中两国传统的友谊:早在一千多年前,通过“丝绸之路”便开始了交往。13世纪第一个到中国旅行的,是威尼斯的马可·波罗。他写的《马可·波罗行纪》,记载着意中两国之间的友谊。近年来两国的友谊有了很大的发展。他说,威尼斯和中国的苏州结成了姐妹城市。去年他已应邀访问苏州,后因威尼斯涨水,已漫到街市,未能成行,十分遗憾。不过今年10月很可能实现这个愿望。中午,市长里戈在都复尔尼饭店宴请代表团。席间,毫无例外,有一道马可波罗面条,这是我们到意大利后几乎每餐都有的一道用各种调料拌和的面条。据说这是马可波罗从中国学回来的,现在已成为意大利的名菜了。
市长因事要去罗马,没有来得及用最后一道草莓冰激凌,就提前告别了,这时他的夫人来到饭店同大家见了面,便匆匆赶往机场了。
在威尼斯的运河上,我们见到过三种船,除了我们坐过的、实际上成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汽艇外,还有一种叫做“刚多拉”的游艇,造型十分别致,两头上翘,尾端镶着一条形状如钥匙的尾板,船身很小,仅能容下2至4人,只有一个摇桨的船夫。运河上到处游荡着“刚多拉”。我们因为人多,每次都坐的是汽艇。
从饭店的另一大门(通向陆地的大门)出来,便有一条小桥,这里有不少摊贩,出售各种手工艺品,最惹我们注目的就是用塑料制作的“刚多拉”,上面涂着一层金光闪闪的色彩;因为这种造型的游艇,只有威尼斯这个地方有,就更富有纪念意义了,我们几乎每人都买了几条“刚多拉”。
还有一种是水上的“公共汽车”——威尼斯全城是任何车辆都不通行的,这种水上公共汽车,也是有一定的站,按时停靠,乘客可以随时上下,就象公共汽车一样。
我们为没有能坐上一次“刚多拉”而深感遗憾。
“双 年 节”
在我们到威尼斯之前,主人就给我们介绍了正在举行的“双年节”会,实际上是世界各国的艺术展览。今年有32个国家参加,每个国家在自己的馆里展出什么,由各国自己决定。除了美术和艺术工艺品之外,还有建筑艺术方面的展览,也包括室内陈设的家具设计等等。今年我国也参加了。在中国馆里,我们看到展出的是刺绣和绒绣,还有一些是彩印的宣传画。
有好些馆展出的是美术作品,好几个馆展出的绘画,大都属于现代画派。比利时馆展出的都是漫画、讽刺画。有一组画把当前世界各国的首脑毫无顾忌地加以漫画化。
双年会在海边一个小岛占了一大片地,各个展览馆的建筑设计也是各不相同,它本身也是一种建筑艺术。
上午我们乘船到岸边时,一排鲜艳的各国国旗,在海风中飘扬。一跳上岸,安娜就指着五星红旗告诉我们,中国国旗是第一次插在威尼斯的海滩上。
当我们参观完毕走出大门时,安娜又引着我们到海滩的左侧,指引我们看海滩上躺着的一位牺牲的女游击队员的雕像。她倒在海滩边上,涨潮时,海水冲到她的身边。原来是为了纪念这位在战争中英勇献身的烈士,艺术家别具一格地雕刻了这件富有艺术创造性的作品,给人们留下了极为生动的形象:一个女战士牺牲了,她安详地躺在祖国的大地上。
下午,我们散步经过卡利尔桥。桥上排满了商店,各种商品琳琅满目。我们经过一家叫契加的小旅店,墙上钉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两行字:1786年9月28日到10月14日,歌德在这里住过。
我们还在一个广场上瞻仰了18世纪意大利著名的喜剧家哥尔多尼的铜像。早在30年代,我国就上演过他的被称为“性格喜剧”的《女店主》。最近,北京中央实验话剧院正在演出他的《一仆二主》。哥尔多尼是威尼斯人,出生于一个医生的家庭,由于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戏剧爱好者,使他从小就对戏剧产生了兴趣。据说他9岁便写了第一个剧本,以后就一直热衷于戏剧活动,终于成为世界闻名的喜剧家。他一生写了一百多个喜剧,广泛地反映了18世纪威尼斯的社会生活和富有性格的人物。他的晚年境遇很糟,是在穷困潦倒中度过的,1793年死在巴黎。
从广场散步回来的时候,安娜告诉我们这里流行着两句诗:
这里什么也不生产,
一切需要都从海上送来。
这两句诗,说明威尼斯是一个传统的商业城市,但又有点夸张。我们在这里仅仅逗留了不到三天时间,就看到这里有过造船工业,“刚多拉”就是威尼斯的一种特产;我们还到莫拉诺岛上参观过一家玻璃料器厂,这里是手工操作为主,却生产出五彩缤纷、光耀夺目的产品,够得上是艺术品。尤其使人仰慕的是,在这个商业城市里,却孕育出伟大的人物,创造了精神文明,为世界文化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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