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坚持“先生产、后基建”
有林
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就是不断扩大再生产的过程。能否按照客观规律的要求正确处理再生产中的各种关系，直接影响着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影响着经济效果的大小。建国30年来，我们从成功和失误中取得了许多值得充分肯定的经验。“先生产、后基建”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条。
简单再生产是扩大再生产的基础
当年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关系，大体上体现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之间的关系。所以说“大体上体现”，是因为这两对关系还不完全相同。例如油田为保持原来的生产能力而新开调整井和补充井属于基本建设，但不是扩大再生产；而在现有生产中通过提高设备利用率等办法，尽管没有搞基本建设，也可使生产的规模扩大。不过，一般说来，当年生产主要是在原有设备的基础上所进行的规模不变的简单再生产，而基本建设则是从事更新或增加固定资产的活动，是使生产规模得以扩大的重要手段。
在马克思所提出的许多对于一切社会都适用的再生产原理中，首先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的是扩大再生产与简单再生产的关系的原理。研究这项原理，我们就可以认识到，简单再生产是扩大再生产的前提和出发点，扩大再生产只能是在简单再生产的基础上扩大。衡量某一年度或某一时期再生产的规模扩大了多少，决不能只看设备能力比上一年度或上一时期增加了多少，而是要看生产规模实际上扩大了多少。在一个时期内，如果为了增加新的生产能力，基本建设搞得过多而使简单再生产萎缩了，那就应该说，这个时期生产的规模不但没有扩大反而缩小了。研究这项原理，我们还可以认识到，能够用来扩大生产规模的，只能是存在于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形态上的剩余产品。剩余产品的数量越多，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就越大。而剩余产品没有别的来源，只能由已在进行的简单再生产提供，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是在简单再生产内部生产出来的”（《资本论》第2卷第560页）。有正常发展的简单再生产为基础，再生产的规模才能不断扩大；相反地，要是以牺牲简单再生产为条件去“扩大”，那就必然适得其反。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在经济发展的指导上，就会时刻注意先安排好当年的生产，再去安排基本建设；就会在社会总产品的分配中，首先满足现有生产对于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需要，然后再根据有多少剩余产品来确定基本建设的规模。真正这样做了，我们的基本建设才算是站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上，才能够脚踏实地地向前发展。
可是，多年来，我们不止一次地企图两脚悬空向前猛跑，结果每一次都跌了跤子。在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中，搞高指标，基本建设占用的财力物力过多，基本建设拨款占全部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结果造成国民经济的全面紧张，在建项目不得不纷纷下马，已建成的企业不得不大量关停并转。1970年以后又重犯这样的错误，用挤当年生产为代价大上基建项目，结果又是不得不进行调整，而且至今还远没有完全调整过来。这两段，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即把本来应该用于当年生产的财力和物力移用于基本建设，造成了原有设备严重开工不足，而生产相同产品的企业又在新建。这种“重复建设”的状况，在农业机械和汽车制造业中特别突出，在其他部门中也程度不同地存在。一方面是基本建设“大干快上”，另一方面是大量现有企业“停三保四”或者“停四保三”。据估计，前两年全国仅因电力供应不足而不能充分发挥应有效益的工业生产能力，占了全部工业生产能力的百分之二、三十。开工不足的企业，有的甚至是刚刚建设起来的。建起来不很好利用摆在那里又去新建。正是这种不去加固而是破坏前进基地的做法，使我们的经济常常处于病态，结构很不合理，发展大起大落，经济效果很差，浪费十分严重。不彻底改变这种做法，我们的经济就不能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我们的经济工作就不能摆脱被动的状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已经收到了明显的效果。随着这一方针的进一步贯彻，我们的国民经济必将从病态中彻底解脱出来，朝着现代化的目标，更加生气勃勃地大踏步前进。
如何理解量力而行
陈云同志指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不适应的界限在哪里呢？起码是不能挤了简单再生产。如前所说，能够拿来作为积累的，只能是物质生产者所提供的剩余产品，而决不能从简单再生产正常进行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中挤出。所以，基本建设要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也就是要和表现为价值形态和实物形态的剩余产品相适应。而且能够用于积累的，还不能是剩余产品的全部，因为剩余产品中总要有一部分用来满足商业、金融、服务、文教、卫生、行政管理、国防等非物质生产部门的需要，因此我们常说的基本建设要量力而行的这个“力”，只能是经过一些扣除的剩余产品，而决不能是剩余产品的全部，更不能把为维持简单再生产所必要的产品也包括在内。基本建设如果超过了这个限度，就是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不量力。
不量力而行会出现什么后果呢？事实已经反复证明，只能是事与愿违，后果很坏。先看不“量”物力。马克思说：“要积累，就必须把一部分剩余产品转化为资本。但是，如果不是出现了奇迹，能够转化为资本的，只是在劳动过程中可使用的物品，即生产资料，以及工人用以维持自身的物品，即生活资料。”（《资本论》第1卷第637页）如果去掉资本的属性，这对我们也是适用的。由于我们的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在分配物资时，只好留缺口。例如有许多建设项目分配到的材料只能满足需要的80％，在订货时只能订到分配数的80％，而交货时又只能拿到订货数的80％。经过三次折扣，实际拿到的不过是一半多一点。其余的怎么办呢？没本事的只好拖长建设周期，甚至停工待料。有本事的则到处钻，到处挖。结果是，一方面是挖当年生产，使当年生产所得到的某些原材料和动力等进一步减少。另一方面，互争物资，冲击国家计划，造成经济生活的混乱。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还会挤当年生产所需要的消费资料。这是因为，在技术没有多大变化的条件下，基建的摊子铺得越大，基建的队伍就越大，工资总额从而对消费品的需求也越增加；但是，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却妨碍拿出足够的物力去保证农业和轻工业生产的发展，妨碍提供足够的消费品。这样，必然使社会购买力和商品供应量失去平衡，引起一部分消费品脱销涨价，从而使职工的实际收入降低。用降低职工生活水平的办法搞建设，势必破坏劳动力的再生产，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从根本上背离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我们决不能这样干。
再看不“量”财力。财力只是物力的价值表现，所谓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归根到底，就是有多少物资就办多少事。这二者在正常情况下，是一致的。然而，在基本建设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的时候，它们就不一致了。这时，国家不得不把本来应该用于其他方面的钱改用于基本建设，国家的财政开支不得不大为增加，从而造成支大于收，出现赤字。这种状况如果任其下去，就会被迫多发票子，导致通货膨胀。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摆脱经济危机，都在推行赤字财政和通货膨胀政策。这对于它们的经济发展确实起了一定的刺激作用。不过现在这种招数也渐渐失灵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实行赤字财政和通货膨胀政策。特别是在许多物资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更不能实行这种政策。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多发票子，只能使物资的不平衡和财政的不平衡进一步加剧。
这两年，我们的国家财政连续出现很大赤字，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基本建设战线过长。为逐步减少财政赤字，实现收支平衡，必须进一步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要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就得严格控制积累率。1979年积累率已经由1978年的36．5％降为33．6％，今年计划进一步降低到30％左右。这是在国民经济调整中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当然，这还很不够，还应该继续下降。现在人们普遍认为，积累率占国民收入的25％左右，比较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目前我国基本建设还主要是由国家财政拨款，因此，为了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还得控制基本建设投资在财政开支中所占的比重。从历史情况来看，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基本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平均为37％；三年调整时期，平均相当于财政支出的30．2％。其他时期都远远高于这个比重。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保持在相当于财政支出的35％左右较为适宜。
立 足 于 挖 潜、革 新、改 造
“先挖潜、革新、改造，后新建”和“先生产、后基建”紧密相关，可以说是“先生产、后基建”的补充和引伸。挖潜、革新、改造和新建都是扩大再生产的途径，但是因为前者是以原有企业为依托而进行的，因此比起后者更能够保证在简单再生产的基础上实现生产规模的扩大。马克思指出，生产规模的扩大，可以是外延方面的扩大，即“在旧工厂之外添设新工厂”；也可以是内含方面的扩大，即通过提高生产资料的效率，来“扩充原有的生产规模”。挖潜、革新、改造达到的生产规模的扩大，一般说属于内含的扩大。内含的扩大，靠更新设备，靠用效率更高的新的机器设备替换效率低的旧设备，也能够做到。在这种情况下，它又具有简单再生产的一面。就是由增加投资而引起的生产规模从内含方面的扩大，也和从外延方面扩大有所不同，因为它是在企业原有的基础上进行，而不是另起炉灶，因此比从外延方面扩大，投资要少得多，见效要快得多。根据已有的经验，通过对原有企业进行挖潜、革新、改造，与新建企业形成同样的生产能力相比，资金大约只用三分之一，设备、材料大约只用40％。有的企业甚至只要改革一下关键部件，产量就可以大大提高。现在，一方面我们建设资金很有限，另一方面又有了近40万个技术多数比较落后的工交企业，完全应该立足于现有企业，把对它们进行挖潜、革新、改造作为重点。
这是不是说新项目一个也不上了呢？不是的。目前有些项目还不能不上，从长远看还要上得很多。但是，在财力物力比较紧张的现阶段，决不能多上，至于象投资一、二百亿的大项目，尤其不能多上。即使将来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也不能丢掉量力而行的原则，盲目追求多上大项目。马克思曾经说过：“有些事业在较长时间内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在这个时间内不提供任何有效用的产品；而另一些生产部门不仅在一年间不断地或者多次地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且也提供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在社会公有的生产的基础上，必须确定前者按什么规模进行，才不致有损于后者。”（《资本论》第2卷第396—397页）多年来，我们搞的前一类项目过多，这是投资效果差、国民经济发展不够快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几年，正在上和准备上的前一类项目仍然过多。事实上，这些项目不少都是不具备上的条件，不需要上的。这类项目上多了，不能不妨碍我们拿出更多的财力物力，去补足“短线”，去改造现有企业使之更好地发挥作用。如果不搞这么多大项目，我们的经济会比现在活动得多，我们的经济工作会比现在主动得多。这个教训提醒我们，对于马克思的上述论断，必须引起特别的注意。
第5版()
专栏：报刊论文摘要
由恩赐官职到择优录士
——19世纪中叶英国文官制度的改革
程西筠
在英国政府机构里，除各部门的大臣、国务大臣和政务次官等少数官员属政务官外，常务次官以下的广大政府官员统称为文官。政务官参加议会活动，参与制定政策，与内阁共进退。文官负责执行政策，是常任官员，其去留不受政潮的影响。法律规定，录用文官要通过公开竞争考试，择优录取，文官不得兼任议员，不得介入党派政治活动，文官如想侧身政界，在他参加竞选活动之前，必先辞去其现任官职。
英国的文官制度是在17世纪后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同仍然严重存在的封建贵族势力不断斗争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到19世纪初期初步形成为制度。19世纪四、五十年代，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强国。1832年议会改革后，工业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党人开始长期执政。工业资产阶级迫切要求一个廉价政府，它既能大大提高工作效能，又要节约开支，从而把更多的资金用来发展经济。然而当时政府的文官制度远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它不仅极不完善，而且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弊病。资产阶级自由党人决心对它进行改革。
改革肇端于东印度公司。1853年，英政府要求考选派驻印度的官员，为此并任命了一个马考莱三人委员会，委员会提出了一个改革公司用人制度的报告，建议以公开竞争考试取士。还在此以前，当时的财政大臣格莱斯顿也指示查理·屈维廉和斯坦福·诺斯科特调查英国政府本身的文官制度状况，他们于1853年底拟就一个“关于建立英国常任文官制度的报告”，通称为“诺斯科特—屈维廉报告”。诺—屈氏报告尖锐地批评了当时文官制度的根本弊病，对文官的考试、提升、分级等提出了一整套建议，要求对政府文官也采用公开竞争考试原则。这个著名的诺—屈氏报告被认为是“关于英国近代文官制度的基础文件”，改革的一些基本原则都是在这个文件中提出来的。
诺—屈氏报告要求改革的主要之点是关于文官的选拔、录用问题，这是改革要解决的最主要问题。长期以来，录用政府官吏的大权，即“恩赐官职”的大权，把持在国王和贵族手中。国王、首相或贵族议员有权擅自任命官吏；买卖官职是公开、合法的现象；请人代官也盛行一时。18世纪后期，议会虽对文官制度中这些混乱、腐败现象作过某些整顿，规定文官的录用先由政府各部门负责人或高级官员推荐之后任命，由于没有取缔个人任命官吏这一根本原则，任人唯亲或用官位送人情等仍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一些养尊处优、能力低下或体弱多病的年轻人，因政府部门工作舒适，待遇优厚，退休后生活有保障，就找门路、拉关系、想方设法要在政府部门找事做。这样一来，“那些其才能使他们没有希望在其他职业中取胜的人——因为在那些职业中他们必须同他们的同年代人竞争——和那些天性懒惰或体质虚弱而不能够积极奋发的人，就被安插当文官。在这里，他们只需花很少的劳动，不冒风险，就能够得到一个荣誉的谋生之道。”（《英国历史文件》第12卷第1分册，《诺—屈氏报告》）
为了从根本上革新吏制，报告要求确立公开竞争考试制度，择优录用文官。“显然，要得到第一流的人选，必须求助于竞争”，“这样的考试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是书面的竞争考试”，凡政府录用的文官都要通过这样的考试。为主持考试事宜，应成立一个三人文官委员会，委员们应受过相应水平的正规教育，熟悉文官业务，办事公道。对文官候选人书面、口头考试合格后，颁发证书，分配到用人部门，试用一段后再正式录用。
诺—屈氏报告坚决反对不凭才能而凭资历晋升文官的做法。在政府部门，由于平素对官员缺乏考核，官员之间没有竞争，没有淘汰，于是就出现了“通例是所有的人一起晋升”、“一个年轻人一旦被任命，他可以终生任职”的不正常、不合理现象。一个官员即使工作懒懒散散，工作部门也只能容忍他那样下去，届时还要给他晋级加薪。若要他退休，还要付给他养老金。有一个被推荐到审计委员会里的官员就是典型的例子，“他确实既不能读，也不会写，他几乎是个白痴。但是要想把他从这个岗位上撤掉，那可能是天大的难事”。这种制度，必然在文官中鼓励懒惰、安于现状、不求进取。有鉴于此，诺—屈氏报告要求对文官严加考核，根据其工作成绩和勤奋程度提升。报告提出，应使考选进来的文官经常意识到，“他们的晋升和未来的前途，完全取决于他们履行职务的勤奋程度和能力。靠一般的才能和适当的努力，他们可以有信心地期待他们的生活能得到一定的保证；有卓越的才能，他们就有理由希望得到职务中的最高奖赏；但如果他们表现得明显地不称职，或是不可救药的懒惰，那么他们就必须准备离开他们的岗位”。
诺—屈氏报告还主张政府文官应区分为高级和低级两大类。招收高级行政官员，应以牛津、剑桥等第一流大学毕业生水平为录取标准。低级文官的工作多是例行公事性质，以一般中等教育水平为录取标准即可。文官的这种区分及随之而来的不同的录取标准，在于更好地量才录用，使人尽其才。但不管是高级文官还是低级文官，有一点要求是共同的，即必须注重正规的基础教育训练，不只看他是否掌握了公务所要求的某种专门技能。一个受过严格基础教育训练的青年，基础文化知识雄厚，思路开阔，从长远考虑，这样的年轻人更有发展前途。
诺—屈氏报告还要求通过考试，划一各部门录用文官的标准，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文官制度，为开展部门之间的官员交流创造条件。
诺—屈氏报告于1854年2月提交议会讨论后，在政府、议会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反响。除少数人赞同外，对这个报告，大多数人持怀疑或反对态度。议会里的一帮贵族议员更是坚决反对，因为以公开竞争考试取士就剥夺了他们任命政府官吏的特权，从而也就取消了他们在政府部门安插亲信的可能。
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政府机构的混乱状况暴露无遗。陆军部的官员既庸碌无能又玩忽职守，部队伤亡惨重。为了平息被前线败局激怒了的公众舆论，满足自由主义势力对改革的要求，帕麦斯顿内阁于1855年5月21日颁布了文官制度改革的第一个“关于录用王国政府文官的枢密院令”。院令任命三人文官委员会，负责测验被推荐为低级文官的年轻人，测验合格后分配到用人部门，经短期试用后正式任命。显然，这一改革令是不彻底的，它只要求对被推荐任低级文官的年轻人进行及格考试，而不是择优录取。1870年6月4日，格莱斯顿内阁颁布了关于文官制度改革的第二个枢密院令。院令补充规定，以后“一切文官职位的任命，都必须根据文官委员会委员们的规定，通过公开竞争考试。委员们在财政部门的监督下，有权独立决定被录用文官必须具备的合格条件”。院令也规定某些文官可以例外。作为院令的附件，财政部根据诺—屈氏报告精神，把考试分成两种，分别定出录取标准，被录取的文官也随之区分为高级文官和低级文官，两级文官以后逐渐区分为几等。这以后，对文官制度的细节还不断有新的命令、规定，但其最重要原则基本上都是这两次院令定下来的，所以一般都把1870年6月4日枢密院令的颁布作为英国近代文官制度正式确立的标志。
文官制度改革尽管不彻底，还有其阶级局限，但对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巩固，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改革是工业资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反对封建残余势力和保守势力的一次巨大胜利。它剥夺了封建保守势力对行政机构的控制，使政府部门成为执行自由资产阶级意志得心应手的工具。
其次，择优录用文官，明显地改善了文官质量，提高了行政效能。据统计，仅在第一次院令颁布后14年的及格测验中，就淘汰下来了8，000多人，主要是因为文化程度低或能力差。改革并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徇私行为。帕麦斯顿首相曾荐举一个亲信参加文官考试，结果落选。帕麦斯顿当即派人到文官委员会去索取该生考卷，以便了解是怎么落选的，结果碰了壁，得到的答复是只能象别人一样到文官委员会去查看，考卷不准携带回家。帕麦斯顿不好破坏他自己颁布的命令，只好让他的亲信去找别的工作。择优选拔的文官，能胜任本职工作，业务娴熟，加之不随内阁进退，一般地都长期任职，成为保持国家政局稳定和政策连续性的一支重要力量。英国是19世纪中叶世界上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最多的国家，资本主义达到当时世界最高发展水平，政府机构改革是起了有力促进作用的。
文官制度改革还推动了教育部门的革新，军队中买卖军官委任状的陋习也终于在1871年被废止。
在英国影响下，美国也改革了文官制度，于1883年确立了“文官制度法”，其基本原则也一直沿用至今。
（原载《世界历史》1980年第5期，这是作者为本报写的摘要）
第5版()
专栏：出版消息
《四川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经验》出版
《四川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经验》内容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对四川扩大自主权所涉及的几个主要问题，如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必然性，企业扩大自主权的实质与核心，在企业经营管理上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依靠企业自己的力量扩大再生产，企业扩大自主权与完全的经济核算，企业的民主管理等等，从理论上进行了初步的总结和探讨。
第二部分选编了部分试点企业的典型经验。收入本专集的典型经验有：成都量具刃具厂、四川第一棉纺织印染厂、四川化工厂、自贡东新电碳厂、重庆中南橡胶厂、绵阳丝绸印染厂、重庆第二针织厂、重庆特殊钢厂、四川省汽车运输公司绵阳分公司、内江棉纺织厂、重庆钢铁公司等试点企业。每篇着重介绍了一个方面的经验，可供厂矿、企业和经济管理机关干部、经济理论工作者、大专院校经济管理专业师生参考。
（李培正）
第5版()
专栏：出版消息
《世界经济年鉴》出版
为开展国际经济交流，了解和研究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及现状，介绍一些世界经济的基本资料，吸取国外的经验和教训，作为我们的借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主编了一九七九年《世界经济年鉴》，最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此书共分五部分：世界经济综合性专题资料，各国及地区经济状况，国际经济组织，世界经济大事记，世界经济统计资料。此书资料一般引自联合国及各国所出版的公报和刊物，也有转引自其他国家的资料。主要资料均注明来源。在有关经济构成、部门分类等方面，一般采用通用的名词术语。有些国家有其自己特有的分类法和术语，编者没有加以改编，而是尽可能地作了注释。
（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