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放心、放手、放下架子
——中共辽宁省委领导文艺工作印象记
本报记者
十年浩劫中，辽宁省文艺界是个重灾区中的重灾户，文艺队伍几乎全部被“扫地出门”，所受摧残折磨之苦，骇人听闻，难以历数。但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短短三年半，辽宁省文艺界却一改旧观，出现了兴旺气象，创作上也取得了不少引人注目的成果。此中奥秘何在呢？
最近，记者有机会到了辽宁采访，时间虽不长，感受却颇多，和文艺界的同志们接触，觉得他们有那么一股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大干一番的热情，精神状态甚好，令人兴奋。为什么出现这种喜人的变化呢？用他们的话来概括，就是因为省委领导上“三放一开明”。这就是：放心，放手，放下架子和态度开明。
放心才能建立正确的关系
对跟着党干革命几十年的文艺队伍，要放心，这似乎不应该成为什么问题。但是多年来文艺界的风风雨雨说明，这还真是个大问题。如果说，长期以来，文艺工作者心里总有点什么不踏实，那就是这个关乎到信任感的“放心”问题。
去年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同志在《祝辞》中指出：“文艺界是很有成绩的部门之一。文艺工作者理应受到党和人民的信赖、爱护和尊敬。斗争风雨的严峻考验证明，从总体来看，我们的文艺队伍是好的。有这样一支队伍，我们党和人民是感到十分高兴的。”许多文艺工作者在听到、读到这段评语时，曾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从这里感受到了信任的巨大温暖。
中共辽宁省委领导，面对历史和现实，总结经验教训，在这点上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深切的理解，他们对党中央关于文艺的估计的指示精神，坚决地加以贯彻。早在1978年初，省委就召开了相当规模的文艺工作座谈会，比较系统地批判了“文艺黑线专政论”。尽管那时《纪要》尚未得到清算，省委仍然旗帜鲜明地、果断地为被《纪要》点名为大毒草的《兵临城下》及其它作品平了反。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大张旗鼓地为历年来因冤、假、错案而遭到不同程度打击的8，000多位同志落实政策，推倒了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全力以赴地整顿、调整文艺队伍和艺术团体，恢复和重建了艺术生产秩序，尽可能地人尽其才，妥善安排，使文艺工作者能发挥出他们的积极性。
有这样一个插曲：剧作家陈屿在“四人帮”横行时，因为写过讽刺剧而大挨批斗，曾经痛下决心，再也不写讽刺剧了。打倒“四人帮”后，他接触到了“交白卷”小丑张铁生的材料，一股义愤和激情在心中汹涌不已，一个讽刺剧的构思也油然萌发，但是，批斗的苦味，余悸的阴影时时掠过心头。他想，要彻底揭露张铁生这个反面小丑，他当然是主角，当然会活跃在舞台中心，可这样能行吗？他带着这个问题，去找省委宣传部主管文艺的领导同志了。他得到的回答很干脆：“你看了很多材料，就按你的想法去写，你觉得怎么写对揭露‘四人帮’有力就怎么写，过去那些框框调调都大胆拿掉，如果写错了，我给你担着。”真是一语暖肺腑，他感到说不出的轻快和鼓舞。讽刺剧《白卷先生》就在这样有力的支持下，很快地诞生了。剧作者陈屿十分感慨地说：“领导鲜明的态度，解决了我的大问题。创作就是这样，一鼓励、一支持，就可能出来，一打击就回去了。”
这是一个小小的例子。所谓放心，当然不能放在口头上，中共辽宁省委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比如在召开农村宣传工作会议时，不仅邀请党员作家，也邀请党外作家参加，既帮助他们了解当前农村迅猛发展的形势，也提供深入了解情况的线索；张志新烈士的大冤案平反后，省委又安排作家们走访烈士生前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让他们查阅有关的案卷，努力帮助作家熟悉情况，了解人物，为他们创造必要的写作条件。这些做法，对帮助作家扩大视野，活跃思想，繁荣创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话剧《报春花》、《市委书记》、《谁之罪》，长篇小说《沧海横流》，歌剧《强者之歌》等等较有影响的作品，都是在这样的条件和气氛下开花结果的。
正如省委领导同志指出的，这些成果同坚定地、认真地执行党的三中全会的方针是分不开的。省委主管文艺工作的领导同志结合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和这几年的工作实践，深有体会地说：过去有的时候，有的党委宣传部门领导文艺工作，往往强调所谓“把关”，当哨兵，当裁判，消极防范，一旦出点问题，就采取简单粗暴的行政命令方式，压制禁止，甚至搞运动，扩大化。结果和文艺工作者以及有关文艺部门关系搞得很对立，很紧张，造成严重的隔阂与鸿沟，贻害无穷。党的三中全会以后，根据党的工作重点，也根据多年的严重教训，我们断然抛弃了过去那种把“天天斗”、“时时批”当做工作中心的错误做法，而和文艺工作者站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共同努力把党的正确方针和路线落实到整个文艺事业的建设和艺术生产的发展上来，把党委有关部门的工作中心放到发展精神产品上来。换句话说，就是要把力量放在发展主流上，放在活跃和发展创作上，而不要放在支流上，不要放在对支流的无限忧虑上。支流固然不应该忽视，应该认真去解决，但解决支流问题，其目的也仍然是为了发展主流，决不是去压抑、阻碍主流。所谓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首先就要努力在党委部门和文艺单位、文艺工作者的关系上，有个根本的转变，把居高临下、消极防范、发号施令的官僚主义作风，从根本上转变为互相信任、互相关心、互相支持的同志式的作风，建立起同心同德的新关系，这样就必然会推动整个文艺事业的发展。
放手才能把文艺工作搞活
三中全会以来，省委领导曾多次在各种场合，强调要把文艺工作搞活，反对把文艺工作搞得象“四害”横行时那样死气沉沉，反对把文艺搞得那么贫乏，那么干瘪，那么枯燥。但是，在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流毒还没有完全肃清的情况下，要使文艺工作真正活跃起来，不能不碰到有形无形的阻力，这种阻力是来自多方面的，并不那么容易解决，这就特别要求省委有个坚定的态度。
辽宁文艺界的同志，通过自己的切身感受，认为省委领导不仅“放心”，而且放手。其实，所谓放手，就是认真研究和遵循艺术规律，坚决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在文艺创作思想、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上，提倡丰富多采，敢于创新。
去年年底，旅大歌舞团演出了一台轻音乐节目，文艺界和社会上议论纷纷，大部分同志赞赏，也有的同志提出批评，有的甚至指责为“香港酒吧间音乐”，使演出团体和文艺界都感到了很大压力。省委领导及时地看了演出，不仅肯定了演出，而且指出，不存在什么解放过了头的问题，而是解放得还不够。省委领导指出：“在表演上稍微活泼一点就认为不得了，那么文艺怎么能繁荣起来；说拿着麦克风唱歌不好，不拿就好，太形而上学了！这些事情不要去左指责右指责，管那么多干啥！党的领导不要管拿不拿话筒。”省委领导的明确支持，给辽宁文艺界很大的鼓舞。
有一个时期，有些同志对青年中的一些文化活动议论很多，对文艺工作也横加指责，似乎社会上一些不良现象，都应该归罪于文艺，一些青年的犯罪活动，似乎也是文艺“挑唆”起来的。这种种“罪名”不能不使一些文艺工作者惶惑起来。在这种关键时刻，省委领导在几次会议上讲了话。指出：“制止青年中某些不健康的活动，最有效的办法是多组织一些健康的、丰富多采的、对青年真正有吸引力的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譬如流水，我们必须给它疏通河道，否则，只去堵它，是不能奏效的，如果不开流，先去禁止这个，禁止那个，怎么能行呢？”在唱歌的问题上，省委领导指出：“我们既要雄壮的进行曲，也要优美的抒情曲，既要‘雄赳赳，气昂昂’，也要‘洪湖水，浪打浪’
‘再见吧，妈妈’。总之，不要弄得太单调了。不能只能唱几首歌，不要走极端。凡是有问题的东西都不让青年人接触，也不是好办法。毛主席说过，不让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是危险的政策。因为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在文化禁锢中是不能造就共产主义者的。”在谈到对文艺的种种指责时，省委领导指出：“说现在一些青年中出现的问题都是文艺所带来的问题，这不对，还是林彪、江青一伙人造成的后果。当然我们工作中还有不足的地方，但是说看了《红与黑》、《望乡》马上就作案，有几个？一万个里有一个吗？刚刚活跃一点，又沉闷起来。我们现在唱的歌，演的外国影片比50年代是多是少？是少了。50年代就演《流浪者》，唱《拉兹之歌》，抒情歌曲也有，可那时社会风气如何？相当好。可见根子还在林彪‘四人帮’。当然，说毫无影响也不对，影响是有的，但我们各项工作成绩是主流，存在的问题是支流。各条战线的工作，都要活一点，现在都是开头，不是过头。”
省委领导在这样一些重大问题上的明确态度，犹如喷洒在百花园中的及时雨，使许多文艺工作者思想上更踏实、更有信心，积极性也更大了。从实践上看，领导放手鼓励大家勇于创新、勇于创造的结果，使得各个文艺部类都有了可喜的发展，出现了焕然一新的面貌。就拿大家熟悉的、在全国有影响的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来说，近几年一直保持着旺盛的艺术生产力，上演剧目数量、质量，都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水平。他们先后上演了24个剧目，其中自己创作的有8个，《报春花》在全国受到了好评。又如曲艺，这几年在群众文化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战斗作用，他们所创作的相声《假大空》、《特殊生活》、《好梦不长》都是脍炙人口、很受欢迎的作品，长篇评书《岳飞传》，在电台播送后，全国收听的至少在一亿人以上。这些作品的创作都受到省委领导的亲切关怀和支持，这样的“放手”，有什么不好呢？
有人担心，这样“放手”，会不会助长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这类担心其实还是有个对于我们的文艺队伍如何估计，对历经考验的文艺工作者是否信任的问题。事实上，这种担心是没有根据的。比如对文艺刊物，过去一向习惯于审查刊物的稿件，辽宁省委宣传部决定关于刊物对稿件的取舍不加过问，而由刊物编辑部自行决定。这样做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刊物的责任感。《鸭绿江》月刊的负责人说：“过去我们编刊物，可以少动或不动脑筋，只要上面怎么说怎么干就行。现在不行了，领导上放手，给了你权限，你得认认真真地动点脑子，你得有点责任感，千方百计把刊物办出点水平来！”现在《鸭绿江》愈办愈有特色，这正是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明。
放手并不是放任自流、放弃党的领导，只不过是按照艺术规律办事，按照“双百”方针办事，决心破除和抛弃过去那套行政命令的方式罢了。省委领导在辽宁省二次文代会上说：“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方面采用行政命令，在写什么和怎样写方面横加干涉，乱扣帽子，乱打棍子，那决不是加强党的领导，而是损害党的领导。党委领导文艺要管大事，要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方面的大事。切不可事无巨细，乱加干预，弄得文艺工作者顾虑重重，谨小慎微，禁锢了头脑，束缚了手脚。”
这是既得人心，而又有利于文艺繁荣的十分明智的做法，我们的党政领导何乐而不为呢？
放下架子才能知心
辽宁文艺界的形势很好，是不是说，他们的物质方面的条件就很好呢？我们走访了一些单位，也进行了座谈。老实说，他们物质条件的许多方面，比起有的省市来，不是更好，而是还更困难。比如辽宁人艺的住处、工作环境、排练场所就异常狭窄，困难很多，许多工作多年的老干部、老演员，一家老少几口只住在十几平方米，二十平方米的一两间小屋中。这类困难当然应该积极解决。但是，这些同志的精神状态却很昂扬，劲头很大。为什么呢？除了上面说的种种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知道省委领导是了解他们的，是关心他们的。比如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同志，虽然工作繁忙，但听说辽宁人艺住宿条件困难以后，特地抽时间去走访了人艺，看过之后，他颇有感触地说，比他想象的情况还要差，他要记在心上。现在正在努力设法解决。这不过是个例子。今年夏天，任仲夷同志在大连，又抽中午的空，邀请市文化局和市歌舞团的同志座谈，提出对培养青年演员，演唱抒情歌曲和各种唱法的看法和意见。此外，各种文艺团体的演出活动、座谈会、茶话会，省委领导同志也尽可能去出席，既倾听大家的意见和想法，也谈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这样，文艺界的同志不仅觉得上下互通声气，有些想法能够直接反映到领导那里去，而且也能直接了解领导同志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自己工作起来更有把握，更有信心。总之，他们认为：省委领导是知文艺界之心的，不是靠发号施令，不是靠指责，更不是靠横加干涉来领导文艺，却是放下架子，平等待人，循循善诱，互相交换意见来做工作。这样做，不仅没有降低领导的威信，相反地，却是极大地增加了威信。这从他们和我们一谈起省委领导，就心情舒畅，甚至不无自豪之感的态度中，充分体现出了这样一种融洽亲切的关系。
这看起来只是个民主作风的问题，但这决不是个无足轻重的小问题。这三四年来，我们到过另外某些省市，很遗憾，那里有些分工负责文艺的领导同志，几乎多年不登文艺单位的门，不找文艺界同志谈心，甚至请也请不动，更不用说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了。但是，一旦认为有了什么问题了，立刻开大会小 会，批评指责，文艺工作者经常处于一种惶惑、委屈的精神状态中。试想，这样一种状况，怎么还谈得上改善党和文艺工作者的关系呢。许多文艺工作者一谈起周恩来同志生前和文艺界的同志交朋友，谈心，关心他们的生活、创作、困难和苦恼，给他们以鼓励和指导，就无限神往，感慨系之，人们是多么渴望领导文艺工作的负责同志，能象周恩来同志那样具有平易近人的民主风度呵！辽宁的经验，十分生动地说明：只有成为群众的知心人，才能当好群众的带路人，要充分调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这是不可忽视的一条。
放心、放手、放下架子，是辽宁文艺界的同志们认为省委领导开明的主要内容。这样一个概括，是否很科学、很准确，当然很难说。但至少从几个侧面反映出，省委领导在决心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方面，是认真的、严肃的、下功夫的，而且是在深刻地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做出的。有一次，在听取文艺工作的汇报会上，有的同志说，文艺工作者心有余悸，是惊弓之鸟。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同志听后沉思片刻，说：“是呵，不要总盯着‘鸟’，要认真研究研究‘弓’，你老把‘弓’张着，‘鸟’能不惊吗？”他又说：“文艺事业是离不开党的领导的，是需要党的领导的，但为了更好地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认真改善领导。”
这真是一针见血，十分中肯的意见，难道不值得所有领导文艺工作的同志深长思之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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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三放”精神赞
燕文
如何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这是当前文艺界议论最多的问题。读了《放心、放手、放下架子》一文，令人欣喜和振奋。
在领导文艺工作的同志中，有两种不同的精神状态：有的同志思想解放，对待文艺工作态度开明；有的同志则思想僵化，对文艺总爱横加干涉。中共辽宁省委和其他一些地区的党委的实践证明：思想解放，对文艺工作采取开明的态度，文艺事业就活起来，文艺工作者就心情舒畅，文艺创作就会发展和繁荣。
文艺领导者怎样才算态度开明呢？辽宁文艺工作者概括为“三放”——放心、放手、放下架子。这“三放”都很重要，而且是相互关联的。领导部门和领导人，对文艺工作者首先要放
心，不要把他们当作外人，而要当作自己人，充分信任；在工作中要放手让他们干，不要随便乱划框框、乱定调子，使他们缩手缩脚、左右为难。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放下架子。在任何一个岗位上，从职务和分工来看，总有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分。但从人与人的关系来说，应该是平等的，特别是在处理文学艺术争论的是非问题上，更应该坚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因此，一个领导者能否放下架子，是能否做好文艺领导工作的一个关键。
但是，有的领导同志往往放不下架子，总觉得自己是个书记、部长、局长，喜欢搞一点“权威”，以为有“权”再加一点“威”，就是有权威，就能把他领导的部门管得“服服帖帖”。其实这是做不到的。你当书记、部长、局长，并不等于说，你比你领导下的所有作家、艺术家都高明，所有作家、艺术家都得言听计从，跟着你的指挥棒转。领导的责任是讲道理，出主意。你讲得有道理，你出的主意高明，人家才会听；你讲的没有道理，你的主意不高明，人家是不会买你的账的。所以，文艺部门的领导，还是要放下架子，平等待人，同文艺工作者交朋友，有事同他们商量。这样，领导和文艺工作者才能真正互相合作，共同提高，共同努力，把文艺工作搞活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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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看中央工艺美院师生作品展览想到的
江丰
最近，在中国美术馆开幕的“中央工艺美院师生作品展览”，以其丰富的内容和多种多样的形式风格，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
工艺美术关系到人们的衣、食、住、行，它能使群众的生活丰富多采，并能培养群众的审美能力。进行美化教育，这是我们在实现四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任务之一。近年来许多有志青年参加了工艺美术队伍，这是十分可喜的。中央工艺美院师生作品展览中很多优秀作品，出自中、青年之手，有力地证明了他们正在迅速成长。
但是，我们工作中还有许多问题，认真解决这些问题，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随着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工艺美术设计的要求必然越来越高。有人反映：展览会上的东西很好，但群众买不到。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设计工作必须通过生产、商品交换等环节，将产品送到群众手中，设计工作才能发挥重大作用，纸上谈兵是不行的。这次展览中，有的展品是和工厂合作的成果，有的设计已成批投入生产销售国内外，这是个很好的开端。但从整个工艺美术战线来看，艺术家的设计和生产单位的密切配合是不够的。市场上的许多产品艺术水平不高。如有人结婚买不到理想的礼品，大家只好买暖水瓶送礼，结果，有一对新婚夫妇收到十几个暖水瓶，弄得没法处理。群众需要设计美、价格低的日用品，也需要艺术水平较高、较名贵的装饰品、纪念品，这种要求会越来越高。工艺美术家有责任满足群众的这种要求。另一方面，我们的工艺美术品、轻工业产品可以出口换外汇，支援四化建设。工艺美术是美化商品的重要条件。商品的美化水平提高了，就可以吸引买主，增加商品的竞争能力。我们的设计一定要适合时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和出口的需要。为此，工艺美术院校、研究单位必须和生产单位、商业、出口部门签订必要的协作合同，不然工艺美术不能发展。这是个多年未解决的问题，应该设法解决好。
现在全国各地区、各部门都在展开商业竞争，这对发展生产、逐步提高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很有益。这就要求产品质量和艺术设计水平不断提高，工艺美术家的队伍不断扩大。因此，工艺美术学院只有北京一个就不够了，最好在上海也办一个工艺美术学院。上海的生产条件比北京好，工艺美术设计力量有相当的基础，完全可以办好的。现代工艺美术设计的范围逐步扩大，不仅家具、茶具、纺织品等要设计，而且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机器、电器用品等也要求造型美观、体积小、布局合理等。在日用品和家具的设计方面要适合群众经济条件、居住条件。我们在设计思想上往往还保持手工业生产方式，这是与今天时代发展的要求不适应的。有许多设计都是分门别类地进行，各自为之，缺少总体设计，不注意整体感，不配套，成本也比较高。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吸收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他们的设计公司有总设计师，有各种工程师、技工，也配有小工厂，有完整的组织系统。设计从灯具、家具、壁纸、地毯、建筑壁画、装饰画以及陶瓷用品、人物衣着、室外环境布置，甚至交通工具等，都是整体设计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也可以成立一个设计公司，从小到大，搞整体设计，打破过去各自为政的手工业方式。为提高这方面的水平，可以组织专业人员出国考察，吸收外国先进经验，也可请国外专家来讲学。
再一个重要问题是，工艺美术家的待遇、社会地位问题也急待解决。工艺美术家多半是“无名英雄”，产品都不签上设计者的姓名，而绘画作品则不同，致使许多青年人重绘画、轻工艺。我们要逐步改变这种状况，提高工艺美术家的社会地位，要在报刊、电视上介绍他们的优秀作品和先进事迹。被采用的设计图样需给一定报酬，要有稿费制度和奖励制度。我们要培养美术青年热爱工艺美术事业，使工艺美术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我们要努力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促使工艺美术更好地为我国四化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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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随笔
思想分析不能代替艺术分析
易准
由于工作的关系，经常要看一些评论文艺作品的稿子，其中固然有思想分析与艺术分析相结合的好文章，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一个比较常见的毛病，是在评论作品的思想倾向或主题意义时，不注意对作品进行具体的艺术分析。
文学艺术的基本特点，是要运用典型化的艺术手段，通过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来反映生活。在文艺作品中，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表现为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构成为不可分割的艺术整体。文艺评论是以文艺作品为研究对象的，应当掌握文艺的形象性的特点，尊重艺术创造的规律，既要看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政治倾向，又要看它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技巧。
所谓思想倾向和主题意义，是主宰整个作品的灵魂，是同作品所描写的艺术形象、生活场景融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思想是寓于形象之中的。离开了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所谓思想倾向和主题意义，就无从体现。因此，即使是着重于剖析作品的思想性的评论，也应通过对艺术形象、典型环境和生活场景的艺术分析，才能得出合乎作品实际的评价。
有些同志，在评论作品的思想倾向和主题意义时，都联系到作品的社会效果问题。这本来是正常的、无可非议的。但是，在这方面，有些稿子却存在着某种主观片面和简单化的现象。比如，当社会上流传某个作品存在什么问题时，评论者往往就闻风而动，先入为主，根据某种传闻的看法，从已定的框框出发来看待作品，从概念的演绎中分析作品的思想倾向如何如何。表面看来，它似乎也在对作品进行某种思想分析，但这种抽象的分析，不过是从概念出发来图解作品，以便达到某种主观的结论而已。有的稿子，则往往根据评论者对作品的主观印象或感情上的好恶，不顾作品的客观实际，随心所欲地对作品的思想倾向妄加判断，这样不经过对作品的艺术形象和人物关系进行具体分析而得出的结论，不仅缺乏生活逻辑和形象逻辑的说服力，而且往往牛头不对马嘴，流于主观武断。有的稿子，则只看作品的部分情节和个别人物的表现，就据以评判作品的思想倾向和社会效果，这种简单化的批评，不但在思想方法上是片面的，在艺术观点上也是错误的。
文艺评论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要实事求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切忌主观武断和一刀切。这就需要严格地从作品的实际出发，进行具体的分析，除了所谓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以外，凡是真正运用形象思维进行创作的，具有某种艺术感染力的作品，它的思想倾向和主题意义，都不会赤裸裸地诉之于概念，直接明白地告诉读者的。评论文艺作品而不作艺术分析，不从对艺术形象的具体分析中得出合乎作品实际和形象逻辑的结论，那就是离开了形象思维和艺术特点，这种批评方法是不可取的。同时，一个作品的思想倾向如何，当然同作品的社会效果密切关联。但作品的倾向性，是体现于作品所描绘的生活形象的整体，即艺术形象的总和之中的。它熔铸着作家对于社会生活的认识和态度，渗透着作家对于各种人物的爱憎感情和美学观点，涉及作家描写的人物、环境的真实性和典型性，同时也涉及作品所表现的倾向性与真实性是否一致，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是否统一诸方面的问题。这里面，特别要注意剖析作者对待各种人物的爱憎感情，探索作者从人物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的描写中所流露的对于社会生活的基本态度，这是决定作品的思想倾向的重要因素。
我们的社会生活正处于新旧交错、除旧布新的时期，十年浩劫的巨大创伤，封建思想的因袭重担，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侵袭影响，都给四化建设造成种种困难和障碍，形成各种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思想冲突。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文艺创作上来。有些作品反映的甚至是很尖锐的政治题材，这一类的作品，大都出自一些很有艺术才华的青年作者之手，他们往往在作品中提出了一些客观存在的、异常尖锐的社会问题，受到广大读者的注意，引起人们从各个角度去思考。这种敢于直面人生，揭露矛盾的精神，是值得保护和鼓励的；他们在创作实践中所取得的经验教训，更需要很好地研究和探讨，在这方面，文艺评论负有重大的责任。作者对于社会生活的观察所得出的看法和结论，通过艺术形象所表达的政治观点和思想感情，究竟正确不正确，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生活的本质和规律，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都直接关系到作品的成败得失，触及作品的社会效果这个十分敏感和普遍关心的问题。我们在评论作品的思想倾向、主题意义及其社会效果时，必须对这些问题作出分析和判断。而作品的社会效果问题，又极为复杂。有的时候，作者的创作意图与作品的客观效果相一致；而有的时候，即使作者出于良好的主观愿望，但由于种种复杂的因素，作品也可能达不到作者的愿望，甚至还可能产生作者所意料不到的社会效果。一个作品的社会效果，不仅要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有时还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考验，才能得出公正的评价。在这种情况下，文艺评论更要重视运用辩证法的观点，对作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而不能绝对化和简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