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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力发展劳动密集行业产品出口
——从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谈起
戎文佐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论述对外贸易时，提出了有名的“比较成本学说”。他说：“一个在机器和技术方面占有极大优势因而能够用远少于邻国的劳动来制造商品的国家，即使土地较为肥沃，种植谷物所需的劳动也比输出国更少，也仍然可以输出这些商品以输入本国消费所需的一部分谷物。比方说，如果两人都能制造鞋和帽，其中一个人在两种职业上都比另一个人强一些，不过制帽时只强五分之一或20％，而制鞋时则强三分之一或33％，那么这个较强的人专门制鞋，而那个较差的人专门制帽，岂不是对于双方都有利么？”（《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14页注）。这就是说，不仅在两国各自的出口商品的劳动生产率都比对方高的条件下，进行交换的双方可以得到好处；而且在一国的两类商品劳动生产率都高于或低于另一国的情况下，两个国家在进行国际贸易时也都有好处。
这种比较成本学说有它的科学的一面。下面想联系比较成本学说，就发展劳动密集行业的产品出口问题，谈谈个人的几点看法。一
当前，我国同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广大的第三世界各国，都有贸易往来。但在发展我国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产品出口方面，我国的主要贸易对象是日本、美国和西欧等工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在和这些对象打交道的时候，应该“知己知彼”。对此，比较成本学说就很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以邻国日本为例，这是一个工业高度发达、技术极其先进的国家。日本在钢铁工业、汽车工业、电子工业、石油化学工业、化肥工业这样一些资金（技术）密集型行业方面，在国际上占有很大的优势，劳动生产率比我们高出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产品品种多、质量好，成本和价格之低是我们难以比拟的。象上述几类产品，我们不仅不可能打入日本的市场，也很难在国际市场上和他们竞争。反之，象服装、家具、鞋帽、餐具等产品，尽管日本在这些行业中的机械化程度比我们高，劳动消耗比我们少，但是由于他们的劳动力资源有限，工资水平比较高，比较起来，在这些行业方面，两国之间的差距就小得多，我们就有一种相对的优势。特别是工艺美术行业的许多产品，我国在手艺上有特长，在品种、质量上有特色，在历史上有传统，在这里，我们占有更大的相对的甚至绝对的优势，是日本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无法比拟的。
有些日用工业品，我们在加工技术上竞争不过人家，处在相对劣势的地位。但是，通过美术设计和艺术加工，我们就可以发扬自己的优势，弥补自己的不足。如在陶瓷制品上搞手工彩绘和密集装饰；在玻璃制品上刻花；在家具上搞镶嵌、雕刻等等。要求工艺美术品实用化、日用工业品美术化，这是工业发达的国家随着人民购买力提高而产生的一种市场发展趋势，这类产品的国际市场正在扩大。我们应该自觉地利用这种趋势，充分发挥我们的长处，大力发展这些产品出口，努力提高换汇率，争取为国家换取更多的外汇。
也有些劳动密集行业产品的出口，我们可以通过利用对方的相对优势，更好地发挥我们的相对优势，取得更好的经济效果。例如，出口服装对我们是比较有利的，如果把出口服装和进口生产服装的某些技术装备结合起来，对我们就更为有利。近几年来，为了更好地发展我国的服装出口，我们先后从日本、美国和西德等国家引进了一批速度高、性能好、专业性强的单机和生产线，从而提高了服装工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为进一步扩大出口创造了有利条件。采取上述办法，既发扬了我们的长处，又利用了别人的长处；从对方国家来说，也同样是既发扬了他们的长处，又利用了我们的长处。因此，这对双方都有好处。
有些同志认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过程中，我国的出口产品结构应该逐渐改变，提倡发展劳动密集行业的产品出口就是承认自己在技术上不行，甘居落后。这种认识值得商榷。从长远的观点看，我完全赞成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过程中逐渐改变出口产品的结构，增加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比重。但是，在现阶段，我们还是应该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这不仅切实可行，而且有利于加快四化建设。承认落后不等于甘心落后。从实际出发，扬长避短，争取多出口、多换汇、多引进，从根本上说来，正是为了尽快缩短和技术先进国家的差距，为今后逐渐改变出口产品结构创造条件，这和甘居落后毫无共同之处。二
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有它合理的内核，也有它的资产阶级偏见。作为自由贸易的理论根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是为英国的廉价工业品大量占领其他国家市场，阻碍落后国家的工业化，特别是为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农产品和矿产资源服务的。我国是独立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今天，我们对待这一理论的上述两个方面都要具有正确的认识。既要积极利用它的合理的内核来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又要记取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利用它来控制落后国家的历史教训。当前，在国际贸易领域中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我国的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劳动生产率低，更需要分别不同情况采取适当的保护贸易政策，有选择地进口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种国外产品，同时大力组织换汇率比较高的产品出口。
对进口技术密集型产品，既要看到它有比较上算的一面，又要看到它有对我比较不利的一面。从比较成本来说，我们在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口钢材、汽车、电子计算机等产品是很上算的；但是，大量进口这些产品对发展我国比较落后的汽车工业、电子工业和钢铁工业又是不利的。这就要采取有所选择和限制的措施。应该通过调查研究，尽可能使进口的技术装备确实适合我国实际需要，并讲究引进技术的经济效果；尽可能多进口一些必要的原材料和关键零配件，少进口成品，借以充分利用国内的加工设备和劳动力；多引进技术，少引进成套设备。
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同样是既要看到它比较上算的一面，又要看到它比较困难的一面。从比较成本来说，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是有利的。但是，由于工业发达国家对这类产品大多采取提高税率和限额进口的办法，因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们的优势。实践告诉我们：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是有条件的，在选择出口产品时，同样要讲究经济效果。凡是出口换汇率较高、销路广大的，应该大量发展出口；出口换汇率较低，但是联系进口换汇仍旧上算的，也应积极出口；少数出口实在不合算的，可以不出口或者暂停出口。
应该看到，当前不少劳动密集行业产品完全具备着扩大出口的条件，只是由于我们在政策上没有采取扶植和鼓励出口的措施，因而阻碍了它的出口数量和比重。举一个例子：出口真丝双绉（白坯）每米还不到1美元，而上海绣衣二厂把绸缎加工成绣花服装出口，则每米可换汇7美元。可是我们用来加工绣花服装的丝绸面料不够，而生丝、白坯和绸缎却大量出口，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迄今为止，我们对出口原料、粗制品和精制品没有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而且目前正在实行的对各种出口产品同样实行层层上税、道道加利的办法，客观上起了鼓励原材料出口，限制制成品特别是多次加工的精制品出口的作用。应该尽快改变这种对我不利的局面。我们要积极扶植和鼓励各种制成品出口，特别是要着重扶植和鼓励那些能够充分发挥我国特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此，要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制订出恰当的方针和政策。三
在国际贸易中，我们既要看到互相竞争的一面，又要看到互相合作的一面。在技术先进和技术落后的国家之间，互相交换技术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因而也就具备着互相合作、平等互利的条件。
目前，许多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大多处在经济发展速度减慢以至停滞衰退的阶段。在这些国家中，资本和产品过剩很厉害，迫切需要在国际市场上找出路。正在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我国，是他们心目中极大的潜在的国际市场。这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很有利的条件。从平等互利的愿望出发，我们也确实赞成以合理的价格从他们那里引进大量先进的技术装备（包括专利）、优质的原材料和必要的生活资料。
但是，我国是一个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国家。撇开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数量的国际贷款不谈，我们的进口能力基本上是以出口水平为基础的，进出口贸易额应该力争基本平衡，而不能相差悬殊。因之，谁要在中国市场占领较多的份额，谁就应该让中国的产品能够在他们的国家中也占有更多的份额。只有互为市场，彼此的进出口才能越做越大。美国开始给我国以最惠国待遇，这既为我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扩大美国对我的出口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迄今为止，也还有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千方百计地想扩大对我国的出口，另一方面却从各方面限制从我国的进口，这是很不明智的。
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我们不仅应该大力发展进出口贸易，还应该发展合作生产、合资经营和互设办事处、推销处的办法来发展多种多样的经济技术合作。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特别是我国的传统工艺美术品出口方面，我们具有显著的优势，许多国家都愿意和我们合作，我们应该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积极开展这一方面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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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问题讨论
任何条件下第二性对第一性的东西都不起决定作用
周宝玺
在关于矛盾双方主次地位转化是不是普遍原理的讨论中，朱伯颖同志提出这样一种观点：第一性的东西在事物发展中一般地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而第二性的东西则只在一定条件下才转过来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种观点既讲到了一般的情况，又讲到了一定条件下的情况，似乎很全面，很辩证，可是它并不正确，因为它离开了辩证唯物论。
辩证唯物论认为，当谈到物质和意识、经济和政治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即谁是本原、谁决定谁的时候，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有一个回答，就是物质和经济是第一性的东西，是本原，意识和政治则是第二性的东西，是派生的。列宁曾明确指出，在承认什么是第一性的和什么是第二性的范围内，物质和意识的对立“有绝对的意义”。朱伯颖同志还引了列宁接着说的一句话：“超出这个范围，物质和意识的对立无疑是相对的。”他就大谈物质和意识的相对的转化。他似乎忘记了，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正是在这个范围以内，而不是超出这个范围的问题。在这个范围内，物质和意识的对立，只能是绝对的。所谓绝对的，就是无条件的永恒的。那种把第一性对第二性本原的决定的作用区别为一般的和一定条件下两种情况，即只有在一般的情况下第一性对第二性的本原的决定的作用才是存在的，而在“一定条件下”这种作用就不存在了。这显然是把无条件的东西变为有条件的东西，把永恒的关系变成了暂时的关系，因而也就把绝对的关系变成了相对的关系。这当然是和列宁关于物质和意识的对立有“绝对意义”的唯物主义立场大相径庭的。
朱伯颖同志对此有一种解释。他说在一定条件下精神的东西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的时候，仍然是在物质决定精神的基础之上来谈这个问题的。这样一来，第二性对第一性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的观点，是否就符合辩证唯物论了呢？回答同样是否定的。
我们知道，在物质和意识、经济和政治谁决定谁的问题上，只是在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谁是本原的谁是派生的意义上说的，既然如此，那就不能再用决定作用来谈第二性的东西对第一性的东西的作用。否则，人们就会发生这样的疑问：到底这两个“决定作用”谁决定谁？这是说不清楚的。就象古时候关于矛盾的故事一样。那个人先说他的矛最锋利，什么盾都能刺透，后来又说他的盾最坚固，什么矛都刺不透，结果导致了逻辑上的矛盾。
我们不承认意识对物质、政治对经济在任何条件下的决定作用，并不等于我们否认第二性的东西对第一性的东西能产生作用。不过，这个作用不叫决定作用，而叫反作用。我们既承认第一性对第二性的决定作用，又承认第二性对第一性的反作用。承认反作用就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矛盾论》）那种认为只有承认第二性对第一性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才是辩证唯物论，否则就是机械唯物论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有人可能会说，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当着上层建筑阻碍经济基础发展的时候，当着某一件事情要做而又没有方针政策的时候，那么变革生产关系，革新上层建筑，制定方针政策，就成为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东西了，这难道不是第二性对第一性起决定作用的生动例证吗？
其实，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这首先是表现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表现了第一性对第二性的决定作用。因为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就没有变更生产关系的客观要求，这是一个问题。当着有了这种客观要求以后，革命党人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什么地方，应该全力以赴地抓好什么工作，这又是一个问题。前一个问题是谁决定谁的问题，后一个则是在前一个问题的基础上抓好主要任务的问题。
主要任务是变化的，随着时间和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有时发展经济是主要任务，有时其他工作是主要任务。在我们看来，无论把什么当作主要任务来抓，都没有离开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第一性对第二性的决定作用。如果认为，把什么当作主要任务来抓，什么就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是把主要任务所起的作用混同于第一性对第二性的主导的决定的作用了。
朱伯颖同志在说明一定条件下第二性对第一性起决定作用时，还把恩格斯致约·布洛赫信中的一段话作为依据。恩格斯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恩格斯在这里说了经济因素不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岂不是说，在经济决定性因素以外，还有别的决定性因素和经济并列吗？
其实，这是完全曲解了恩格斯的原意。我们只要看看前后文的联系就可知道这一点。恩格斯在这里讲的中心意思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种因素之间，除了归根到底是经济起决定作用以外，各种因素之间也交互发生作用。而后面这一点，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是强调得不够的。这里丝毫没有意思说，还有别的因素和经济并列也成为决定性的因素。紧接着上面的话，恩格斯又做了说明：“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在“形式”二字上，恩格斯加了着重号，意在引起人们的注意。很清楚，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的基础是经济状况，就是说，经济是决定性因素。而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起着决定斗争“形式”的作用。
恩格斯除了在决定斗争形式的意义上用决定一词以外，没有在本原的意义上用过。他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有这样不可置疑的结论性意见：人们在创造自己的历史的时候，“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条件，甚至人们头脑里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结论性的意见，在致康· 施米特，致尼·弗·丹尼尔逊，致符·博尔吉乌斯等人的信中，都反复作了说明。在这些说明中，恩格斯总是重复政治和思想对经济有很大的影响，但经济归根到底具有决定的意义这样一个思想。他称这个思想是构成一条贯穿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对此，我们不能有任何的误解。
我们所讨论的问题虽然是一个比较抽象的理论问题，但它对实践的影响却是很大的。多年来在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中出现过的“精神决定论”、“政治决定论”、“上层建筑决定论”等等，都和这种理论有着密切关系。所以，结合我国30年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从理论上弄清楚第二性的东西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对第一性的东西起决定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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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康有为的哲学思想》出版
康有为的哲学形成于19世纪80年代。它是我国资产阶级第一个比较完整的哲学体系，在我国近代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康有为的哲学思想》是我国解放以后第一部专门研究康有为哲学思想的著作。它概括地叙述了康有为的生平及其所处的时代，重点分析了康有为哲学思想的三个部分。
本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作者邝柏林。（黄德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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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论文介绍
对庄子的相对主义作一点分析
六十年代初，学术界对庄子哲学进行了评价。当时虽也有些学者对庄子哲学作了比较实事求是的分析，但主要以关锋为首的学霸对庄子哲学采取了一棍子打死的办法，扼杀了学术争鸣的空气。今天，对庄子提出重新评价，不仅涉及哲学史方法论上如何准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而且有着彻底清除哲学界极左路线流毒的意义。
上海《学术月刊》今年第九期刊载冯契的文章，对庄子的相对主义从认识论和逻辑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冯契认为必须把庄子的相对主义放在一定的历史地位加以评价。
作者认为，对哲学史上的相对主义，应采取分析的态度，既要看到相对主义在承认一切知识的相对性上有其合理因素，可以包含在辩证法里面，也要看到若以相对主义作为认识论的基础，便不可避免地导致唯心主义。文章由以下三个方面对庄子的相对主义作了剖析。
在哲学史上，相对主义通常是作为独断论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在庄子之前或与庄子同时的哲学家，如孔子、墨子、管子、商鞅、孟子等，大多有独断论的倾向。庄子则用相对主义反对独断论，把人们从“独断的迷梦”中唤醒过来，构成哲学发展的一个必要环节。他以为诸子百家“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这种无是无非的主张当然是错误的。但庄子注重观点的分析批判，他对诸子百家采取了比较合理的宽容态度。特别是他指出人们的认识由于条件的限制而不可避免地具有片面性。比如他讲的寓言：河伯到了北海，看到无边无际的海洋，才知道过去的自满自大真是贻笑大方。所以要认识全面的真理，必须打破“一曲”之蔽。辩证法本来就是在论辩、论战中产生的，它要求辩论者放弃自以为是的态度，在论辩中要力求客观地考虑各方面的意见，要善于对不同观点进行分析批判，从而引导出比较正确、比较全面的结论。由此可见，庄子的相对主义是哲学向辩证法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环节。正如列宁所说，辩证法无疑地包含着相对主义。
庄子打破形而上学独断论的束缚，提出许多问题，能启发人们开动脑筋，进行思考和探索。作者分析了庄子提出的一个问题，即：“言”和“意”能否把握“道”？也就是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宇宙发展法则的问题。庄子提出三个责难。
第一，庄子说：“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道不能分割，而人的概念、语言总是进行抽象，把具体事物分割开来把握；一经分割，就不是整体。所以抽象的概念，不能表达具体的道。
第二，庄子以为概念是静止的，无法表达变化。人的认识只有与对象符合才是正确的，但对象是不确定的，瞬息万变的，所以要用概念来表达事物是不可能的。万物“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从不停留在一定的状态，对于这样的“天籁”，庄子以为是无法用概念表达的。
第三，他以为有限的概念不能表达无限。庄子认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限的生命追求无限的知识是不可能的，用有限去把握无限就造成“迷乱而不能自得”。
既然这样，岂非哲学不可能有了吗？庄子为什么又要写哲学著作呢？庄子自己说，他是“以卮言为曼衍。”什么叫卮言？庄子自己说，就是从三个方面来看问题。一、从差别方面看，一般都认为天地大，毫末小；但如果从自己满足说，毫末也可以说是大；从没有多余说，天地也可以说是小。二、从相互作用说，一般都认为东与西相反，互不影响。庄子说，“东西相反而不可相无”，说明万物之间无作用而又有作用。三、从活动的趋向讲，庄子以为，万物莫不自贵而相贱，大家都断定自己正确而别人不正确，尧和桀都自以为是而指斥对方不是，所以是非没有绝对界限，可以说万物莫不然，又莫不非。在庄子书中，充满这种相对主义的论断，这就是他所谓“以卮言为曼衍”。
这种相对主义的语言能把握宇宙发展的法则吗？作者最后指出：辩证法要求客观地具体分析，不能象庄子那样抽象地谈概念间的转化，只是在概念中打转。因此庄子虽有一定道理，但片面强调灵活性，就成了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庄子没能解决绝对与相对的关系。他反对静止地孤立地看问题，强调运动、变化是绝对的，这是对的。但他走到另一极端，反对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否认了概念与对象的对应关系。庄子片面强调了认识的相对性，否认了人能够把握客观真理，由此导致主观唯心论。
作者认为，虽然如此，庄子给我们揭露了逻辑思维的矛盾，这在哲学史上是一个重要贡献。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