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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邓拓同志追悼会在京隆重举行
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送了花圈，李先念彭真薄一波姚依林刘澜涛王昆仑等一千多人参加追悼会，胡耀邦主持追悼会，林乎加致悼词
新华社北京九月五日电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原中共中央华北局候补书记、原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因受林彪、“四人帮”和他们那个顾问的迫害，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含冤逝世，终年五十四岁。邓拓同志追悼会今天下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
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王震、乌兰夫、吴德、胡耀邦、耿飚、聂荣臻、倪志福、彭真、廖承志、肖劲光、谷牧、薄一波、姚依林、沈雁冰、张冲、刘澜涛、陆定一、王昆仑、林乎加、贾庭三等同志送了花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新华社、教育部、文化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福建省委和福州市委、中共河北省委和省革委会、中共北京市委和市革委会、政协北京市委员会也送了花圈。
灵堂上还有邓拓同志生前友好送的许多挽联、挽诗。
李先念、胡耀邦、彭真、薄一波、姚依林、刘澜涛、王昆仑等同志参加了追悼会。
邓拓同志的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追悼会由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致悼词。
悼词说，邓拓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战友、老干部、老同志，是我们党的事业、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新闻宣传事业的一大损失。
悼词说，邓拓同志是福建闽侯县人。他青年时代就献身革命，一九三○年参加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三年冬参加福建人民政府的反蒋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前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七年进入晋察冀边区，先后担任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党报委员会书记、《晋察冀日报》社长、新华社晋察冀总分社社长、华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组长等职务。邓拓同志在北京解放后任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宣传部长，一九五○年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一九五八年调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主管文教工作，同时负责主编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一九六○年起，他兼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他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
悼词说，邓拓同志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新闻宣传事业。他从事党的宣传工作近三十年之久，终生紧握战斗的笔，积极热情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对党的新闻工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悼词说，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里，邓拓同志在晋察冀边区出生入死，团结同志，一手拿枪，一手握笔，在游击战中坚持“八头骡子办报纸”。他在火线上背着印刷机打游击，在炮火下写文章，坚持办铅印报纸，这在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史上，也是罕见的。邓拓同志和他的战友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一九四四年，在晋察冀中央局领导下，邓拓同志主持编辑印刷的《毛泽东选集》，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毛泽东同志的选集，在当时对毛泽东思想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拓同志继续战斗在新闻第一线。在主持《人民日报》工作期间，他忠实地听从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指挥，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要求。他一贯遵循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观点和方法，坚决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主观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各种歪风邪气。邓拓同志在办报刊和宣传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不做“新闻官”，永远是一名多产的普通的编辑、记者。他在传播新闻工作经验和培养新闻干部方面，也是卓有成绩的。邓拓同志在北京市委工作期间，同市委负责同志团结在一起，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政治立场坚定。他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重视理论工作和理论队伍的建设，注意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发展各种文化事业，对首都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悼词说，邓拓同志博学多才，成就是多方面的。他于一九五五年被中国科学院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他在历史学研究方面，有自己的见解和成果。邓拓同志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等杂文是较好的随笔作品。
悼词说，邓拓同志平易近人，作风正派，光明磊落，团结同志。他对敌斗争坚决，在工作中勇于承担责任。他密切联系群众，经常深入实际，带头调查研究，他是执行党的三大作风的模范。
林乎加同志致悼词后，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向邓拓同志的夫人丁一岚等亲属表示亲切慰问。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各群众团体、中共北京市委和市革委会的负责人，邓拓同志生前友好，首都新闻界以及各界人士和群众代表，共一千多人。
追悼会后，邓拓同志的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附图片）
邓拓同志追悼会九月五日在北京举行。
图为追悼会会场。
新华社记者摄
邓拓同志遗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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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砍尾巴”的教训
——北京开始恢复发展集体商业服务网点
生活在北京的人或来京旅客都会感到，北京的商业服务网点太少了。在许多街市，有不少旧的店铺字号，还依稀可辨，但早已停业转作它用了。在新建住宅区，有不少地段，楼房鳞次栉比，商店却寥寥无几。一九五七年，北京财贸系统有四万多个商业服务网点，到一九七八年，只有一万四千多个了。
为什么商业服务网点减少得这样多？一个重要原因是：从一九五八年起，北京市就逐步对集体所有制的商业服务行业实行关停并转；文化大革命中，又硬把它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来砍。二十年间，全市尽管新建、扩建了不少国营大商店、大商场，但是商业服务网点却减了百分之六十五，结果，给群众带来很多不便。
首先，排队现象严重了。一九五七年，北京市有饭馆两千二百多个，到去年只有一千三百多个了，接待的顾客却增加一倍以上。许多饭馆拥挤不堪。在卖鱼肉、菜蔬、食品的商店里，长龙时见。崇文区平乐园一带，居民两千三百多户，一九五七年有十二个副食店，现在合并成一个大店，群众当然不便。全市的理发店，去年比一九六五年减少了一半，浴池也有减无增。许多群众说，星期天排队买东西要大半天时间，再理个发或洗个澡，简直没一点空了。
第二，许多商店的经营特色丢失了。北京原有的合作商店、饭馆，大都讲究经营特色。现在，这类商店砍掉了，经营显得单调和“清一色”起来。过去，许多人爱“逛天桥”，因为那里有几百家合作小店、个体摊贩，经售各种低档商品、旧货、小吃等等，兼有游艺、杂耍，是个引人的闹市。但是，从六十年代起，天桥市场消失了。由几百家合作商店、公私合营商店组成的东安市场，经营的商品、服务的项目很有特色，被誉为“万宝全”。文化大革命初，被合并成国营的东风市场，就和对门的百货大楼差不多了。北京的风味小吃原来丰富多采，年糕虎、锅饼王、豆腐脑白、豆汁张、馄饨侯、砂锅居等等，应有尽有。隆福寺街、西四、宣武区煤市街，一九五七年分别有二三十家以上的风味小吃，现在只有三四家国营饮食店，特色几乎一扫而光。闻名全国的“马聚源”帽子、“内连升”布鞋、“千祥”皮鞋、“六必居”酱菜、“王致和”臭豆腐等，原来采取“前店后厂”的经营方式。这些特点，有些已经消失，有些恢复后，商品的质量、品种已逊色不少。
第三，影响服务质量，缺门断档增多。集体商业服务行业网点大量取消后，国营商店越并越大，越搞越集中，服务项目越来越少。北京市一商局系统的零售店，现在有近三分之一集中在王府井、前门、西单三条街道上，平时顾客相当拥挤，节假日更是人流如潮，买东西几乎无法挑选，售货员也难以提高服务质量，同时，加剧了交通的拥塞。这种状况都和商业网点少，又分布不均有关。还有象茶馆、木器加工修理、手工织补毛衣、修理竹帘子等等群众需要的行业，多年来几乎绝迹。
第四，集体商业服务行业的衰退，大大缩小了社会就业门路，减少了国家税收，不利于市场的活跃和经济的发展。
这几年来，北京市开始总结这方面的教训，研究改进的办法。从一九七五年起，全市陆续组织街道办起了一千多个集体所有制的代营食堂、代销店和服务站。今年，又进一步组织待业青年办起了集体所有制的酒馆、饭馆、旅馆、茶馆、照相点、木器加工修理合作社、缝补社以及其他修理服务合作社和合作组，总数已达一千个以上，经营服务项目有一百多种。这些集体商业服务网点，解决了群众的不少急需，为国家创造了财富。
本报记者 徐人仲 容安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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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怎样加快农业发展？35
实践为责任制作了结论
毛道鹏 聂国锋
目前，农村中正在加强定额管理，推行生产责任制。由于这项制度过去被反复批判过，有些干部心有余悸，不敢执行，就是执行了，心里也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生怕又犯错误。这该怎么办？一个很好的办法是：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来分清是非，拨乱反正。湖北省潜江县蚌湖公社的永进大队，最近联系一年来推行棉田生产责任制的实际情况，讨论了下面几个问题，就很有意义。
“搞集体生产要不要生产责任制？”第一生产队去年恢复了责任制，棉田管理出现了四大变化，就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四个变化是：一、社员出工由原来的“要我干”变为“我要干”，积极性大为提高。全队上册的劳力只有五十个，每天出工人数多达六、七十人。二、劳动效率提高。过去“出工一条龙，干活一窝蜂”，劳动效率低。如今就大不一样了。拿锄草来说，全队锄一道草，过去至少得五天，如今只要三天。三、生产质量提高了。过去“干好干坏一个样”，施肥、间苗、补苗，大都是凑合了事。有了责任制，赏罚分明，社员的责任心普遍增强，都注意保证农活质量。四、经济效果好，成本下降。以治虫为例，过去“有虫杀三遍，无虫三遍杀”，费药、费工，成本高，效果差。去年以来，实行了定片块定成本等责任制后，治虫及时又有效，花钱还不多。去年百日无雨，全队棉花单产达到一百三十三斤，比前年增产三十二斤，每亩成本费也下降百分之二十。这些变化证明：集体生产实行责任制，是按经济规律办事，有利于调动社员的积极性，促进集体经济的发展。
“批判生产责任制错在哪里？”过去批判生产责任制的借口之一是，说这是“工分挂帅”，“增加了社员的私心”。看看社员彭继亮一家的情况，就可明了真象。去年队里搞生产责任制，彭继亮一家七口人，四个劳力，实做工分一千六百多分，比前年猛增五百多分，年终分得现金八百多元。那么，是不是彭继亮一家由此私心就增加了呢？当然不是，他的全家老小都出工，热爱集体，上半年被评为全大队的“团结爱社之家”，有三人当了劳动模范。社员们说：搞责任制，引导我们关心集体生产，尽力搞好集体生产，这怎么是增加了私心呢？过去批判生产责任制的借口之二是，说它是“修正主义的管、卡、压”。社员们说：没有规矩，怎成方圆？没有责任制，怎分好坏？过去“为革命种田，为共产主义出工”的口号喊得怪响，但多劳不多得，实际上动员作用不大，总是老实干活的吃亏受卡，投机取巧的方便得利。社员彭大年夫妻二人老老实实，干活出力，只因不会“突出政治”，不能记同等劳力工。他们一年干到头，还是超支户。去年有了责任制，夫妻俩一年做工一千一百分，年终分配现金二百六十多元。实践说明，过去批判生产责任制，错就错在批了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批掉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搞生产责任制，多劳多得，会不会出现两极分化？”这个问题，看看近几年社员分配情况，就会明白。全大队二百六十户，过去吃“大锅饭”，记“平均工”，集体经济不富，社员分配也低，每年进款户不超过百分之四十，超支户却达到百分之五、六十，超支额多达四万多元。去年搞了责任制，实行按劳分配，全大队纯收入上升到三十一万元，增长百分之二十，社员人均分配水平也随着增长十一元，进款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这就不难看出：担心搞责任制会出现那种“少数人发财、多数人受穷”的两极分化，是毫无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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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县委工作重点到底应放在哪里？
六月二十五日，你报讨论专栏发表了《县委的落脚点要放到生产队去》的文章。我有些不同意见。
县委领导机关的工作，应该是抓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至于农业生产方面的具体业务，应该充分发挥各级业务机构和基层干部的作用。如果党委陷到了具体业务中去，党不管党，以党代政，这就不但会影响业务机构和基层单位开展工作，而且还将削弱党的领导。
县委的工作任务不单单是要搞好农业，还必须抓好工业、商业、文教、卫生，以及其它各行各业的工作。作为县委的领导来说，为了保证农业这个重点有较快速度的发展，集中适当的力量加强对农业的领导是必要的，但不能把全部精力都放到农业上去，放到生产队去。
当然，领导干部抽出适当的时间，到基层单位（不一定是生产队）去调查研究，解剖麻雀，这是必要的，但并不是唯一的工作方法。如果“县委十名常委中的九名，统统到生产队去蹲点”，是不是有利于全县的工作，很值得研究。
江苏南通县 龚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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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社员关心产量以后
冯东书
在四川省乐山地委看到一个调查材料，是讲农村生产队的生产责任制的，上面有不少具体的对比数字，很能说明一些问题。
丹棱县中隆公社今年小春粮食比去年增产百分之四十二多，七十一个生产队平均每队增产粮食一万多斤。其中三十六个队，对作业组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增产粮食比全公社平均数多百分之四十三。
眉山县对作业组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的一千一百七十九个生产队，今年小春粮食增产百分之二十七，油菜增产百分之四十二。而一般只搞定额，没搞联系产量责任制的二千二百一十四个生产队，小春粮食增产百分之十三点六，油菜增产近百分之二十九。一部分按老底分记工，连定额也不认真搞的生产队，共二百三十八个，小春粮食只增产百分之十三，油菜只增产百分之二十一。
调查材料中还有一个队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前后的对比数字。比如丹棱县中隆公社红星大队第六生产队，去年每亩小春粮食作物用工近十九个，每个工日生产粮食十八斤。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以后，今年每亩小春粮食只用九个半工，每个工日生产粮食四十四斤。据全区典型调查，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的生产队，一般工效都提高百分之三十左右。
去冬，乐山地区对作业组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的生产队，只占全地区生产队总数的百分之九多；现在人们看到了这样做的好处，已增加到百分之四十六。
这些数字说明什么呢？
过去的一些管理办法，和产量没有联系，有的人就“只管工分拿到手，不管产量有没有”。结果，工分记下一大堆，农活却没做下多少，农活质量不高，产量增加不多，甚至减产。现在好了，责任制把这个矛盾解决了，大家从争工分抢工分，变为争产量抢产量了。于是工作讲效率，讲质量，讲效果了。这说明，农村的生产管理制度，和产量联系起来，就能把社员的积极性有效地调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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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村工作小议
农村工作小议
“撑大船，划懒桨”不行
建立生产责任制以后，有些农活包到了个人。于是有人质问：这样作不是在刺激个人的资本主义倾向吗？
其实，这种质问是经不住实践检验的。农业生产情况复杂，有的活路要人多，有的就要人少，有些活路专业性强，并非人人都能干，……为了提高劳动效率，避免窝工浪费，把适于个人干的部分农活包到个人，有何不可呢？况且，责任到人，职务分明，农活的数量、质量更有保证。这哪是什么刺激资本主义倾向呢？
过去，平均主义盛行，张三磨洋工，李四图轻省，人人懒洋洋，仿佛“撑大船，划懒桨”，集体生产是前进不了的。现在实行责任制，包工到组到人，正是改变这种现象的好办法。纯银
“亡羊”要“补牢”
目前，“靠天养畜”的现象，还严重存在。有的牧区百分之七十左右的母畜，无圈无棚，露天栖身，风雪袭来，大批死亡。当地每年向国家“报忧”，请求拨给 “抗灾保畜专款”。可是，专款一到手，却不用于“防忧”——建圈建棚，而是作为救济款，分发一下了事，得过且过。以去年为例，抗灾专款就相当于那里全年牧业投资的百分之四十以上。当地牧民批评说：这是“有钱买棺材，没钱治病”。
古话说：“亡羊而补牢”。牲畜遭灾的主要原因，既然是过冬条件太差，那就应把专款用在这个刀刃上。那种“靠天养畜”的思想要变，依赖救济的思想要改，要把“亡羊”的教训变为“补牢”的实际。田畴
开源还要节流
翻开陕西省的历史资料，可以看到三千多年间，这里发生过三百九十四次严重自然灾害，其中有二百九十四次是旱灾。
抗旱要水，但全省水利资源不丰富，特别是地面水不足，每年要花大笔资金用在水利建设上，挖掘水的潜力，大旱年更得动用大量机器抽水。不少人说：这里“滴水贵如油”！此话一点也不夸大。
可是，“水贵如油”，却没有“惜水如油”。今年关中夏旱严重，许多社队仍在“大水漫灌”。水漫出地界，淹没公路，……白白浪费掉了。
乾县铁佛岭水利试点有个对比：种一亩麦，如用大水漫灌需要耗二百方水；改用畦灌办法只需五六十方水；采用喷灌办法只需二十方水；采用渗灌办法只需十方水就可以了。这就说明，开源还要节流，实行科学用水，非常要紧。湘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