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大家谈
官僚主义害死人
看了熊一福的案例，我们说：“四人帮”杀人、吃人，官僚主义也能置人死地。几年来，熊一福先后向公社、县、地区有关部门申诉数十次，都被推走了事。他含冤负辱，哭告无门，由绝望而走上绝路。他是被官僚主义杀死的。
熊一福死后，江油县委组织了调查，查明了冤案，宣布平反，这当然是好事；但早干什么了呢？如果在他多次申诉时，哪怕有一次给予认真负责的接待，何至于发生他吊死的悲剧？
林彪、“四人帮”肆虐时，制造了无数冤错假案。粉碎“四人帮”后，受害者满怀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和希望，提出申诉，盼望昭雪。几年来，各级党委和政府受理和处理了大量冤错假案，为无辜的受害者昭雪平反，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但是，有些蒙受不白之冤的申诉者，却如同熊一福一样碰到了官僚主义。他们一口官腔，层层下推，致使许多苦主，申诉十几次甚至数十次，仍然无人过问。有的苦主的申诉甚至又落到被告手里，受到更严重的迫害。这样的官僚主义，如果不坚决克服，就无法保证熊一福的悲剧不重演。
要真正防止熊一福悲剧继续发生，最根本的是杜绝冤错假案的发生。为此要严肃执行法律，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例如，上海的桑伟川不过因为不同意“四人帮”对《上海的早晨》的诬陷而被打成反革命，投入监狱；湖南的张扬则因写了《第二次握手》而被判刑。现在，这两人的错案固然已平反昭雪，但假如这两部小说都是毒草呢？他们能够出狱吗？我们认为，即使这两部小说是毒草，无妨通过争论，批评他们的错误，也决不应对他们实行专政。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也才能防止类似错案的发生。
对于那些无视党纪国法、欺凌百姓、压制民主、刑讯逼供，制造冤错假案而不知悔悟者，应当坚决绳之以法，以为效尤者戒。例如对于制造熊一福冤案的王钦祥、杜明贵，就不应该轻描淡写地处理一下了事。但不幸的是，我们却往往放纵了他们。
北京第二外国语
学院教师 白晓朗
北京七○六厂
工人 高建鹰
第3版()
专栏：大家谈
群众应该有实实在在的民主权利
熊一福为什么屈死了？根本的问题是：这样一个普通社员群众没有起码的、实实在在的民主权利。为什么有些干部可以胡作非为，对熊一福任意诬陷，乃至捆绑吊打？是因为干部手中有权而群众无权。为什么熊一福向上级机关申诉几十次而无人过问？也仅仅是因为某些执法的干部唯有权者的马首是瞻，官官相护，而不把熊一福这样一个区区小民看在眼里。是可忍，孰不可忍？
群众有起码的民主权利，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可以设想，如果熊一福不是一个普通社员群众，而是有一官半职，或者是一个有权干部的家属，那么，不用说他没偷东西，就是他偷了东西，村干部恐怕也不敢对他任意捆绑吊打、刑讯逼供，法院也决不会把脸一拉，拒他于门外。当然，他也就不会上吊了！
我们常常说干部的权力是群众给的，但是，一到了具体问题上，普通的工人、社员群众有什么权力？对于干部，他们既不能任命，又不能罢免，甚至也不能检举和批评；对于公安政法机关捕人、审案、判决，他们既不能去听一听、看一看、问一问，更不用说去管一管了。熊一福的冤死，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中国受封建统治几千年，缺乏民主传统。新中国成立以后，有了宪法，但对公民的民主权利，也只作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由于种种原因，具体的法律没有制定，民主与法制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贯彻。特别是林彪、“四人帮”横行时，倒行逆施，更是把人民的民主权利扫荡得一干二净。为什么冤假错案那么多？人民群众没有民主权利是根本原因。所以，对于熊一福的屈死，我们切不可因为他是区区小民而漠然视之。群众没有民主权利，小而言之，是冤案不能消除；大而言之，这是“四人帮”之类的野心家所以能乱党乱国的重要原因。解决这些问题，根本办法之一是加强民主与法制。要有明确的规定，坚决的措施，让人民群众享有应有的民主权利。这种民主权利不能只是写在纸面上的，而应该是实实在在的；不是上级恩赐的，而是攥在自己手里的。做到这一点当然不容易，但是，这个问题不解决，熊一福之类的冤案就无法避免，四个现代化也很难实现。
中共河北省衡水县委宣传部
江洪
第3版()
专栏：大家谈
机关改革势在必行
类似熊一福这种命运的人，恐怕不是个别的。一些有冤之人，特别是老百姓，在无数次上访中苦度时光，结果好多人落得个上推下卸，不了了之。所以，熊一福之死，不是一次偶然的个别事件，而是有些领导、有些机关，高高在上，不管群众死活所带来的必然结果。熊一福的死，可以说是对官僚主义者的猛烈一击，是对机关衙门作风的强烈控诉。
现在，有些领导干部，有些领导机关，唱的是“为人民服务”的调子，打的是“为人民服务”的牌子，可并没有给人民做多少好事。因此，群众不信任他们是理所当然的。有的领导干部，在群众面前，官气十足，盛气凌人。他们不调查，不研究，老是淹没在政治空谈和公文旅行之中，对于群众的心愿、疾苦知之甚少，或者全然不知；而对其家属、子女的安排，却谋划得细而又细。
有些领导机关，看人下菜的办事作风十分严重。对群众冷若冰霜，正如有些人所说的，真是“六月天都要穿棉袄，冷得很哪”！他们对群众的事，毫不在意，能推就推，能拖就拖，出了乱子谁也不负责任。就说熊一福，他到地、县上访了那么多次，找了那么多人，可到头来谁也没有认真去办，谁也不会对由此而带来的严重后果负责任。也许有人会说，现在地、县已经承认了错误。但是，如果能象工厂检验质量那样，谁的产品不合格，就找谁总结经验教训，那岂不是更好吗？
熊一福的死，对我们来说，教训是很多的。他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用自己的生命给全党提出了一个严重课题：在向四化进军的今天，各级领导机关应该如何改革，搞好党风，使之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服务部，使各级干部真正成为人民群众的贴心人。
湖北省农办 李天汉
第3版()
专栏：大家谈
编者的话
八月二十五日，我们——读者来信专页刊登了《熊一福的死说明了什么？》，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熊一福所在的四川省，省委和绵阳地委分别就这一案件召开会议，并已派人前往江油县调查处理。有的省、市、地、县党委和政法部门，也就这一问题召开会议，从这一事件吸取教训，研究改进信访工作，加速处理冤、假、错案。关于这个问题的读者信件如雪片飞来，到九月二十日止，我们已收到两千多封。为了从熊一福事件中吸取教训，改进工作，我们准备陆续选登一些来信。今天刊登的是其中的几封。
第3版()
专栏：大家谈
关键在于感情、立场
熊一福的死，不是发生在“四人帮”横行时期，而是发生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今年四月，发生在党中央一再指示认真平反冤错假案、做好信访工作的时候。为什么？关键是：一些工作人员的感情和立场有问题。
平反冤错假案，一定要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和坚定的立场，受害同志最怕的就是受理人感情、立场有问题。这方面我可尝到了滋味。我的儿子刘岩，因参加天安门事件被捕，出狱后又受到歧视，致使精神失常。人们都为我家里能出这样一个为悼念周总理而坐牢的人感到荣幸，可我却为出了这样一个孩子而十分苦恼。为了他的平反、治病等问题，不知惊动了多少部门，多少同志。我深深感到，哪个单位、哪个同志对天安门事件有正确的认识，对我们就关心、同情；哪个单位、哪个同志对平反天安门事件有抵触，在处理问题时不是推，就是刁难。我上访了一年多，至今问题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作为一个受害者的家属，我们多么希望得到同情啊！如果党的传统作风不恢复，类似熊一福的事件就很难避免发生。
北京市市政设计院 刘桂芬
第3版()
专栏：读者来信
青年革新之花为何开不起来？
最近，我们到长春、吉林等市的一些工厂调查，接触了一些青年技术革新者。他们纷纷反映，在一些企业里，当前搞技术革新得不到支持，困难重重。
为什么革新之花开不起来呢？原因有四：
一是领导不重视。他们认为：小青年搞不出什么名堂来，何况这茬子青年人经过林彪、“四人帮”一场浩劫，都成了废品和牺牲品。因此，他们对青年工人提出的合理化建议不重视，不采纳。吉林化学工业公司试剂厂一个青年工人，一九七八年一月份提出了在化工生产中采用去垢处理新工艺，清除罐壁和管道结垢堵塞的合理化建议，经试验，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此建议上报三次都无人理睬，被搁置半年之久。技术人员搞革新，要工具有工具，要材料有材料，需要加工零件，车间马上安排。青年人搞革新，要啥没啥，求爷爷，告奶奶，到处拜门坎。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底盘分厂一个青年工人，一九七七年搞了一个机卡自紧车刀组，需加工一个零件，因本厂无设备，请兄弟分厂协助加工。半年之中，他跑了六十多趟，几乎将厂领导一一拜遍，也没有解决。
二是各种非难和压抑。搞技术革新吗？那是技术员和大学生的事，你们徒工的任务就是生产；只要你老老实实干活，不许你胡思乱想，乱摸乱动。提建议，斥之为异想天开；搞出成绩，说你骄傲自大；遇到挫折，便泼冷水，说风凉话；有了成果，则百般挑剔，抓住一点，否定全盘；权威搞不出来的东西，青工绝不能涉足，弄得一些青年人畏首畏尾，只能偷偷摸摸在
“地下”搞革新。对此，他们很有意见。
三是资料少，情报不交流。有些青年工人连一张厂图书馆的借阅证都没有，技术科室的资料更看不到。拿着介绍信到省市图书馆去查资料，也处处碰钉子。由于得不到理论上的帮助和科学方法的指导，只得花笨功夫，下笨力气，弄得事倍功半；有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研究出的成果，却是人家早已研究成功的东西。
四是革新成果得不到推广。青年们反映：革新难，推广成果更难。有的成果有不完善的地方，但无人协助改进，无法定型，不能推广；有的成果技术部门不予鉴定，因此得不到承认，也不能“名正言顺”地推广；一些单位和部门保守思想和传统观念严重，“不用你的新发明，照样能完成定额，何必多此一举！”
四个现代化为青年开辟了一条通向理想境界的大道，青年一代只有在兢兢业业的创造性劳动中，才能不断培育自己高尚的理想，才能逐步根治精神创伤。林彪、“四人帮”横行时，一些青年人自由散漫，不学无术，不务正业，虽然理应受到责备，但他们终究是受害者，应很好教育和引导。现在他们觉醒了，起来干了，为什么还要抱住成见不放，这也指责，那也指责呢？我们呼吁：
各级领导要热情鼓励和支持青年搞技术革新。对青年提出的合理化建议，要认真研究，积极采纳；根据生产实际，经常给青年人出一些革新课题，大胆地交给他们一些革新项目。对打击、压制青年搞革新的，要批评教育；造成严重后果的，要给以法纪或经济制裁。
前一段，一些团组织树立了些革新能手和标兵，但只是向人家要经验，要成果，不去关心和了解他们生活上和工作中的困难。这种只摘桃不育树的做法，也要改变。
为了让青年革新之花遍地开放，大家都来培土、浇水、施肥吧！
共青团吉林省委
孙宝君 张颖
第3版()
专栏：建议与要求
歇凉亭的茶水
在湖南省醴陵县贺家桥公社与攸县皇图岭公社交界处的黄毛山峰，有座歇凉亭，里面放着一只大木桶，桶盖上放着两只茶缸。旁边壁上写着：“同志，请歇茶！”
茶水主人是贺家桥公社虎马大队湖里生产队社员贺宗雪同志。一九七一年五月，他一家四口人从山脚搬上山，在歇凉亭旁盖了一座小房。老贺看到：两个公社人民来往赶集均须经过这座道路崎岖、上七下八的山，炎热天，人们常常累得汗如雨下，口渴难忍。过去这里没有人家和水井。老贺上山后，人们常到他家去喝茶，他便每天烧一缸茶给人们喝。但一缸茶不能满足需要，尤其是在赶集的日子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老贺做了一个大木桶。八年如一日，义务烧茶。
湖南攸县皇图岭公社皇新大队 彭志文
第3版()
专栏：建议与要求
修复沿途茶亭
旧社会，许多交通要道上修有凉亭、茶亭，供行人休息，并供应茶水。在从蕲春通往英山县城的一条四十里的要道上，就有凉亭、茶亭八个。土改时，各地政府还提了公田作为基金使用。民政部门也常拨款修缮。农业合作化以来，各地还利用凉亭、茶亭，办过识字站和文化站。可是近十几年来，有的地方竟因开田修路，把这些设施拆毁了，将屋瓦材料挪作别用。上面提到的那条要道上的八个凉亭、茶亭，竟没有一个幸存。新建的公路两旁没有植起树来，炎天暑热，却苦了挑担赶路的人。
修复沿途茶亭、凉亭是群众的呼声。望各级行政部门将此事管起来。过去尚能办到的一些好事，现在应该办得更好。
湖北英山县长冲公社
马大泉
第3版()
专栏：来信综述
要关心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
最近收到许多读者来信，要求有关方面关心一下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来信说：目前很多工人每天除了紧张的工作外，其余时间是在吃饭、睡觉、开会和逛大街中度过的，这种生活使人萎靡不振。
前一时期，有些地方及厂矿、企业的工会和团组织，为了活跃工人的业余文化生活，举办了一些舞会，但受到种种非难，都停办了。理由据说是：“不合国情，有碍四化”。不少青年对此想不通。来信说：正常的跳舞有何不可呢？在解放区，许多干部都曾跳过舞，也没有就此不革命了；五十年代，舞会司空见惯，也无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武汉团市委宣传部负责人反映：跳舞对青年是有吸引力的，它适合青年的特点，对有些青年有切身的好处。重工业男工多，纺织厂的女工多，找朋友不容易，正常的舞会能起一种媒介的作用。现在工会、共青团不组织，但舞会并没有绝迹，在私人家里经常跳到很晚，影响别人休息，更不好。为何不能正确地引导呢？
来信说，有人认为工人休息时可以参加文化宫、俱乐部的活动。但这些活动场所的状况怎样呢？
原兰州市工人文化宫占地近百亩，有剧场、展览室、文艺厅、健身房、灯光球场、滑冰场、旱地溜冰场、“儿童乐园”和一百多间活动室。现在杂草丛生，残墙破壁，活动室多处被占用，“儿童乐园”变成积肥队的粪便存积处。贵阳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是贵阳地区唯一的文化宫，现在只剩一个小电影院，三间不到五十平方米的房子做办公室兼保管室，物资全部丢尽，又无活动经费。吉林市有十一万多职工，三十多万人口，仅有一个工人文化宫，也遭到浩劫。有的单位占用运动房、活动室做宿舍，有的占地盘盖仓库、做堆场，整个文化宫无法开展活动。据山东、陕西、湖北、云南、内蒙古、浙江六省区调查，原共有工人文化宫、俱乐部四百二十八个，现只保留下二百零八个了。
大城市职工下班后，活动场所缺乏；“新建厂矿区”职工对业余文化生活需求更甚。他们反映看不到电影，看不到戏。河北凌云机械厂工人说，建厂十三年来，全厂数千工人一直生活在山沟里，电视看不到，电影也很少。好不容易盼来一部旧片子，不管是春夏秋冬，风雪寒暑，只能露天席地仰观。重庆晋林厂工人说：相隔一座山，真是两重天；山下放新片，山上不着边；轮到我们厂，已是大半年，价钱不减少，内容还不全。有的单位虽有放映机，由于近来片租提价，加上某些影片公司为了利润停止供片，使得不少放映机封存生锈。南昌铁路局工会流动放映队，负责赣闽两省铁路沿途车站巡回放映，因今年片租增加一倍，只好停止放映。重庆江陵机械厂放映队因得不到影片，流动电影被迫停止；地处华蓥山的车间几百人因看不到电影，厂里每次放新片，用十几辆卡车把工人从二三百里地外接回来看，耽误生产一二天。
一些在城市郊区工作的工人看电影也很困难，许多工人下班就挤到市里去买票。北京重型电机厂的工人到市里看电影，光是往返的车费一人就得七八角，全家看场戏得要几天的菜金。
来信说，有人说工人可以在空余时间搞点技术研究，学点外语。读者指出：且不说工人由于年龄、经历等差异各有所好，如大家都那样，三代人挤在一间小屋里怎样学习呢？何况，现在除了有些大城市还能设法买到书，一些小城镇书籍供不应求，就是想学，也无书可读。
第3版()
专栏：
运输途中
船舱成了打谷场！
看到这批小麦，人们也许以为是在打谷场上拍的什么“丰收景象”。其实，这不是打谷场，而是由武汉开往上海去的东方红三十一号轮的船舱。你看，这多象废品站！
这是东方红二十号轮由宜昌经汉口去上海然后中转到大连去的一批电动机，在船舱里，电动机的包装几乎全部散坏，船舱成了废品站。
上海港客运总站宣传科 叶隽
第3版()
专栏：好人好事
掘金记
今年八月九日下午，寿县东津公社花园大队后井生产队队长张士亮和社员刘如明，扛着大锹到田里放水。他们走到门朝西生产队南四十多米处，发现这里的涵管漏水，便挖土堵漏。刘如明才挖一锹，就听到“咔嚓”一声，挖不下去了。他用手一扒，原来是一个糊满泥土的黄色硬块，在水渠里把硬块洗净，发现是一块黄金。他俩继续挖掘，在不到一尺见方的范围内，共挖了十八块（合计五千二百零四克），献交给国家。
寿县在战国时期是楚国的后期国都所在地。花园大队位于县城南郊。张士亮、刘如明发掘的这十八块黄金中，有六块上面打有“郢爰”等篆字印鉴，是战国时期楚国的黄金货币；其余十二块虽没打上印鉴，但已成货币毛坯。有的考古工作者认为，这里可能是楚国的金库遗址。因此，张、刘二人发掘并献交国家的这批黄金，不仅有相当的经济价值，而且有重要的考古价值。
中共寿县县委负责同志于八月十日上午听取了关于这批黄金发掘情况的汇报，表彰了张士亮、刘如明同志重视文物的精神，要求有关部门按照党的政策给予奖励。
安徽寿县广播站
姚善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