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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怎样加快农业发展？37
“也可以”好着哩！
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中共礼泉县委书记 王保京
现时，陕西关中农村里争论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对党中央关于发展农业两个文件中提到的劳动管理“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的政策，有说好，有说不好；有说也可以，有说不可以。
我的看法是：“也可以”好着哩！
为啥这样说呢？看看农民的情绪就知道了。农民是很讲实际的，不能靠空话、大话过日子。能让地里多打粮、多收棉花、多来钱，给农民带来利益的政策，他们就拥护；反过来，他们就没有劲头去干。过去，上级有的号召、决定要贯彻下去，非左动员、右说服不可，说不定还得来个“下马威”，把不照办的干部批几个、撤几个才行。这回，两个文件一下来，一个多月时间，就有不少生产队痛痛快快地搞起了常年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
可是，在我们咸阳地区、在礼泉县，好多干部对此看法很不一致，争论得脸红脖子粗。我想，中央文件说这个政策措施“也可以”实行，就是说要从实际出发，适合本地情况的就搞，不适合就不搞，由各个基本核算单位的干部群众来定，不搞一刀切。那么，为啥有的干部、特别是县社以上的一些干部，一口咬定不可以呢？
我思谋，有些干部说不可以，脑子里怕有个忌讳，觉得生产队划几个作业组，好象小了。他们以为，大，大规模、大兵团，才是大方向，是社会主义，哪怕大锅饭、大呼隆，也只是方法问题，越不了轨；小呢，小规模，作业小组，自然就是“小农经济”，是“倒退”，怕理亏。
大，好不好呢！这要看客观条件。从生产关系来说，所有制的规模大小，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现在的基本核算单位，比早先的单干、互助组都大，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当然是好。但是，不顾客观条件的大，象“穷过渡”，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就不好。回到劳动组织、计酬形式上说，也是这个理。我们关中一带，一般的生产队有七八十个劳动力，也有一百以上劳动力的，不分常年作业组，生产队长忙得脚跟不着地，还是顾了这顾不了那。这样的“大”，有啥好呢！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把劳动力分成几个摊摊，明确任务，定个杠杠，超产奖励，对发展生产倒更有利。这样的“小”，小得合理，小得恰当，好得很！
大和小，还要从本质上看。是不是劳动组织一小，集体经济就是“倒退”，就被削弱呢？确实，比起生产队来，作业组规模小了，人数少了；可是也要看到，在一定的条件下，这样的劳动组织能更好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农民干得热火，不光个人收入多，集体经济也壮大了。所以，眼下这个局部的“小”，正是为了长远的、整体的“大”，是为了前进，岂能说成是
“倒退”呢！
再一个忌讳，是怕差别，也就是平均主义思想在作怪。有平均主义思想的同志，宁肯大家耗着受穷，也不敢让一部分社队、一部分社员先富起来，怕这种差别会引起“两极分化”。他们认为联系产量计酬，实行超产奖励，是在同一个核算单位里人为地扩大了差别，万万干不得。差别是好，还是不好呢？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是承认差别的。没有差别，就没有政策，就调动不起人的积极性。前些年，林彪、“四人帮”在农村刮起平均主义歪风，有些地方出工一条龙，干活一窝蜂，同一个核算单位，倒是没啥差别了，可结果呢，农民积极性也剩不多了。农民干啥都要掂斤簸两，一看干的混的一个样，没奖没罚没表扬没批评，天长日久，谁也想胡混了。联系产量计酬，实行超产奖励，是打破平均主义的办法。联系了产量，干部社员看得见，摸得着，责任心更强，干活更仔细。超产奖励，一部分社员收入多一点怕啥！共产党领导，土地公有，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努力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又不剥削人，生活富裕些完全应该。这个作业组超产多，对别的作业组也是个促进。大家条件差不多，一比一赛，就都搞上去了，集体经济就更红火。这哪里会造成“两极分化”呢！
忌讳“小”也好，怕“差别”也罢，说来道去，都是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这一点，我们烽火大队也摔过跟斗。就拿搞劳动组织计酬形式来说，也是八起八落了。我们大队全劳力和半劳力有五百六十八个。这么个大摊摊，组织不好，一乱套，生产就要下来。近十几年，我们搞过大概记工，稀里糊涂大呼隆；也搞过分摊摊，包任务，按定额记工分，但不联系产量计酬，不给超产奖励，效果也不大；直到去年冬天，我们总结了历年的经验教训，才铁了心，既分摊，包任务，又联系产量计酬，实行超产奖励。这决心不是好下的，因为我们烽火是大队核算，是个老先进单位，农业机械化程度又比较高，可不敢毛手毛脚乱起哄。经过三番五次讨论，大家都看到，先进大队也不是铁板一块，有的摊摊组织得好，社员干劲足，有的就差些，客观上存在着差别。既然如此，那在劳动计酬上有差别，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我们全大队一共有三十二个常年作业组，搞农业的有十二个，耕、犁、耙、耱、运输、播种都由队里统一安排，用农业机械操作，其余的农活，如田间管理、收割、打碾，都由作业组安排。土地、劳力、牲畜和中小农具，都固定给作业组使用。务农的作业组包产量，搞工副业的作业组包纯收入，实行超产奖励。半年来，效果不错，最大的好处是增强了干部群众的责任心。今年小麦收割进度快、质量好，地里丢粒少，麦秸抖得比往年干净，亩产比去年增了三十斤。当时，我们还担心麦子成熟得晚，会影响秋播，各作业组社员抢着干，不到二十天，场光地净，七百八十亩秋玉米，也在夏至前两三天就种上了。由于劳动组织合理，计酬奖惩分明，社员劳动效率高了，多余的劳力又在开辟新的门道，已有五个务农作业组搞起了副业，增加了收入。
凡事都有利有弊。从半年的实践来看，包工到组、联系产量计酬的责任制，是利多弊少的。弊病在哪里？比方有些农机具原来统一用，也够了，分成那么多摊摊，给谁不给谁，不好处理，只好再花钱多买几个，给各组配齐。这就加大了生产费用。再就是各组的力量配备，各组的任务多少，很难绝对公平，处理不好就会有矛盾。
关中人常说，要干成一件事，不要往心窝泼凉水呢。这话很有点道理。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酬，实行超产奖励，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当干部的，要分清主流、支流，要引导，要启发，要做思想政治工作，千万不能大惊小怪，更不要泼凉水。实践一个时期，让农民群众、基层干部自己来总结经验教训，效果会更好。
总之，对这一政策措施，我的意见是三句话：不要忌讳小；不要怕差别；不要往群众心窝里泼凉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整理、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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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怎样看待“大”和“小”？
李振东 焦兴国
“四人帮”歪曲真理，制造谬误，把“穷过渡”说成“坚持共产主义方向”，把“割尾巴”说成“铲除资本主义土壤”等等，似乎农村集体经济的基本核算单位、生产组织和经营管理方式，总是“大了好，大等于社会主义；小了糟，小等于资本主义”。于是，在不少干部心目中产生了一种“喜大怕小”的错误观念，给农业生产带来了很坏的影响。
其实，集体经济的核算单位、生产组织和管理方式是“大”或“小”，只表示在经营管理方面的差别，并不决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是“公有”还是“私有”。请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大如“托拉斯”、“辛迪加”，小如作坊和农户，不管经营范围有多大、劳动人数有多少，并不改变私有制的性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尽管集体经济的基本核算单位有大有小，生产劳动由生产队或者作业组安排，集体干活或者包工到个人，同样不会变更公有制性质。至于社员经营家庭副业和自留地，参加集市贸易，那是大集体下的小自由，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补充部分而存在的，也不就“等于资本主义”。所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大”和“小”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公，就不可能保护和发展劳动人民的个人利益；反之，没有建立在物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生产队、作业组和社员家庭的分工合作，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就成了“空壳”和“一锅粥”。
马克思主义有一条基本原理，就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生产组织、管理方式的大小，应以能否促进农业生产发展为前提；否则，必然破坏农业生产力，挫伤农民的积极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九五八年，凡是片面突出一个“大”字，宣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以县为单位成立“大公社”，搞“干活不记工”的“大兵团作战”等等的，结果不是大大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而是大大破坏了社会主义生产力。后来，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制定了《十二条》决定和《六十条》草案，确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农村经济才迅速恢复发展。再看近十多年来自留地几收几放、集市贸易几关几开、家庭副业几禁几行的后果，也就明白：对于这些小“尾巴”，割掉它，就引起农村经济的呆滞；保留它，就促进农村经济的活跃。这是客观规律决定的，而不是以哪个长官的意志为转移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农村现阶段的各项政策逐步恢复和落实了，“穷过渡”、“割尾巴”之风刹住了，农民群众欢天喜地，积极搞好生产。但是，干部中“喜大怕小”的思想还存在，有人至今生怕沾上“小”字。例如，对于建立作业组，实行联系产量计酬的生产责任制，有人仍颇疑虑，以为这是划小核算单位，是“倒退”。实际上，建立“四固定”或“三固定”的联系产量计酬的作业组，不论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不等于划小了核算单位，因为生产队保留着种植计划、收益分配等几方面统一的权力。这是用经济合同制和奖励制，来代替简单的行政手段，有利于进一步搞好劳动管理，落实按劳分配政策，充分调动社员的劳动积极性，促进农业加快发展，巩固和壮大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我们应当补上真理标准的讨论这一课，坚决把那种“喜大怕小”的错误观念清除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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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同内地开展技术交流和经济协作
经济界人士认为：这是我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的一个新途径，对加快实现四化有重要意义
据新华社上海九月十七日电 新华社记者徐中尼、吴复民报道：上海市和内地省、区之间，最近展开了一系列生产技术交流活动和经济协作洽谈。在自愿互惠的原则下，由上海提供技术、设备和经验，帮助内地省、区提高轻纺产品的自给水平，支援一些地方工业进行技术改造；上海则能够在原材料和其他物资方面得到补偿，同时也可以腾出手来发展国际市场上有竞销能力的出口产品。
经济界人士高度评价这些活动。认为这是我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一个新的途径，对于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有着重要的意义。
由于历史、地理条件的不同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我国各地区之间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存在着差距。例如上海市和湖北省都是我国重要的纺织工业基地，分别拥有一百九十万和一百二十万纱锭。一九七八年，上海纺织工业总产值为一百零八亿元，湖北省为二十亿元，全员劳动生产率上海纺织工业为湖北的一倍。盛产棉花的湖北省，每年却要从上海调入棉布和针织品。纺织工业部和中共湖北省委认为差距就是潜力，决定邀请上海纺织工业选派成龙配套的技术力量，帮助湖北纺织工业提高生产技术水平。今年四月，上海派出了第一批帮学队，在湖北工作了两个半月。他们和湖北的同志一起，使一些主要纺织品的质量有了显著提高，花色品种增加，许多技术指标迎头赶上了国内先进水平。上海帮学队也从湖北同行学到了许多经验和技术。
上海市和湖北省之间的技术交流，目前已经从纺织行业扩展到更为广阔的领域。前不久，湖北省委书记、武汉市委第一书记李任之带领一轻、二轻、电子、燃化四个局所属的十二个工厂的“三结合”班子，在上海十二个对口工厂跟班劳动，交流技术和管理经验。
上海是我国日用工业品生产的最大基地，调拨到外地的日用工业品占全国地区间总调拨量的百分之四十五左右。内地省、区的同志到上海实地考察以后，都有一个深刻的印象：上海轻纺工业现有的厂房简陋、设备陈旧，场地狭小，要负担更多的国内市场供应，确有很大困难，这副担子应该逐步由内地省、区挑起来，让上海腾出手来进行产品升级换代，发展出口产品。上海缝纫机行业的生产场地只占全国同行业生产场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七点四，设备只占百分之十九点四，而产量却占全国的百分之三十八点五，上缴利润占全国同行业的百分之七十四点一。全国四十二个家用缝纫机厂，有十五个工厂生产的缝纫机机头成本，要比上海高出三分之一左右。这种情况说明内地省、区潜在能力很大。上海以技术、设备和经验帮助内地省、区把生产迅速搞上去，提高市场产品的自给率，让上海腾出手来进行产品升级换代，大力发展出口产品，这对国家和人民，对双方都大有好处。
上海同内地省、区正在探索、洽谈的经济协作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金蝉脱壳”。在国家计委的支持下，上海正在同四川洽谈，把上海一部分袜机连同生产任务一起转到四川，由上海负责培训技术力量，帮助四川利用当地棉纱资源生产袜子。上海针织行业就可以腾出一部分厂房和劳动力，进行工业改组，发展出口袜子和针织外衣。
——合资办厂。上海每年要从东北、西北调进原毛一万多吨。每百斤原毛，只能制成毛条三十斤左右。就是说，每年要有七、八千吨羊粪、泥巴和其他杂质从东北、西北千里迢迢运来上海。现在上海正在同有关省份洽谈，合资建立毛条厂，在原毛产地进行初加工，这样，既发展了当地工业，又保证了上海的羊毛供应。
——“补偿贸易”。根据上海和杭州签订的一项地区间“补偿贸易”协定，上海市手工业局向杭州市新华造纸厂提供价值一百万元的设备，帮助这个厂建造一个利用本厂废棉年产三千吨纸张的车间；新华造纸厂分五年用现金偿还，并在一九八一年底这个车间投产后的十年间，每年供应上海手工业局七百吨纸张。这项协定实现后，增加了上海手工业纸制品的原料供应，杭州新华造纸厂每年可增加五百四十万元产值、一百万元利润。
——加工协作。上海有关部门正在同江西省宜春、吉安两地商谈，准备由上海向江西提供加工设备和技术，利用当地的等外木材，为上海加工绘图板、小黑板、日光灯座等木制成品或其他半成品。
——技术协作。上海机电行业打算帮助兄弟市的部分地方工业进行技术改造。新建机器厂正为嘉兴小水泥厂设计一套改进的水泥窑设备。
上海工业部门和内地省、区正在探索和酝酿的项目还有很多。
经济界人士指出：在兄弟省、区之间根据自愿互惠的原则，协作开办或改造一些地方工业，上马快，见效也快，符合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要求。但这牵涉到财政、税收、商业、物资等各部门。目前有些项目的洽谈，就因为种种障碍和疑虑一时难能落实，需要主管部门进一步解放思想，冲破一些束缚生产的条条框框，改革经济体制，把经济真正搞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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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轻工业新产品展销会在京开幕
据新华社北京九月十五日电 解放以来规模最大的全国轻工业新产品展销会今天在京开幕。
这个预定展期为一月的展销会，是轻工业部为检阅我国轻工业大力发展新产品和大搞产品更新换代所取得的成就而举办的。轻工业部负责人说，通过这次展销，轻工业系统将交流发展新产品、产品更新换代的经验，广泛听取消费者的意见，以便把轻工产品质量提高到新的水平。
展销会会址在北京东郊全国农业展览馆。展览厅设在农展馆的综合馆内，里面展出了十八大类、共三千多个新品种、新花色的轻工业新产品，其中包括荣获今年国家金质奖和银质奖的四十五种优质名牌产品。展品中很吸引人的有可以选择骑驶速度的变速自行车，能够缝纫二十种图形的电动多能缝纫机，走时精度每天误差小于两秒的石英指针电子手表等。
农展馆内同时开办了三个销售馆和一个销售广场，供参观者选购全国各地参加展销的各种新产品。为了方便首都人民选购展销产品，展销会委托北京市商业部门同时在北京市王府井百货大楼等十二个商场、食品店和家具店设立了销售点，出售展销会的各种展销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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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萧山花边厂的产品是国家信得过的免检产品，在全国第二次“质量月”广播电视大会上，荣获金质奖。图为该厂质量检验人员正在一丝不苟地检验产品质量。
新华社记者
徐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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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牧业丰收 市场购销两旺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九月十七日电 喜获丰收的内蒙古牧区，目前市场购销两旺，一片繁荣。
从一九七八年七月到一九七九年六月的畜牧业生产年度里，内蒙古自治区牲畜头数已达三千九百零二万二千头。比上一个牧业年度总增八百九十二万八千头，总增率为百分之二十五；纯增三百五十二万五千头，纯增率为百分之九点九。这一增长速度是近十五年来所没有的。畜牧业丰收后，牧民们争相把最肥壮的牲畜和最好的绒毛、皮张卖给国家。
内蒙古自治区各级商业和供销部门，今年及时为牧民采购和组织加工了大批适销对路的民族特需用品和日用工业品，并提前调往牧区。数以千计的牧区基层商店里，商品琳琅满目，品种一般都在千种左右。特别是牧民们所喜爱的各种用品，供应充足，任牧民随意选购。缝纫机、手表、自行车、服装等，若按人口计算，其平均销售量大大超过了农村和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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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千方百计组织工业品下乡
新华社沈阳九月十二日电 辽宁商业部门同供销社一道采取措施疏通商品渠道，千方百计组织工业品下乡。今年前七个月，全省投放农村的日用工业品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九点八，其中那些跟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食糖、洗衣粉、灯泡、纯碱、涤纶混纺布、铁丝和元钉等，分别增长百分之二十五到两倍。
辽宁省商业部门在加强催调计划内商品的同时，努力争取计划外的货源，保证市场需要。为了方便基层供销社进货，全省许多批发部门改变“坐门等客”的官商作风，派人带上几百种到上千种样品到农村向供销社开展流动批发。各批发站还降低了批发起点，便于供销社增加商品品种，勤进快销。许多地区的县财贸办公室、商业局、供销社，联合组成商品分配领导小组，定期召开会议，调整城乡商品分配比重，使城乡都需要的工业品尽可能多分配到农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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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理发行业扭转十年亏损局面
据新华社北京九月十七日电 我国理发行业只花了不满一年的时间，就扭转了连续十年亏损的局面。去年，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理发行业已经全部做到有盈利，盈利总额六百一十多万元。今年上半年，据北京、上海、天津等十四个省、市、自治区的理发业统计，上交利润就达三百九十七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四十五。
理发行业出现的这种新气象，是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流毒，坚持多劳多得原则和恢复烫发等传统服务项目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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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郊区社队办起十一家旅社
新华社合肥九月十七日电 安徽省合肥市郊区社队今年办起了十一家旅社。这些旅社都办在合肥市郊交通要道和工厂集中的地方，共有一千四百张床位，占合肥全市现有旅馆床位总数的三分之一。
截至八月底，这些旅社已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旅客十一万八千多人。
这些社队兴办的旅社没有“官商”作风，接待热情周到，住费也比较便宜，很受群众欢迎。
合肥市郊社队旅社大都是因陋就简、自力更生办起来的。据有关部门计算，如果国家兴办这些旅社，至少要花八十几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