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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必须健全党的组织生活
黄少群
列宁曾经指出：“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统一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党的“思想统一”靠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而“组织的物质统一”，又要通过建立健全的党的组织生活制度来体现。我们党一贯坚持列宁主义的这个建党原则，从建党初期起，就严格规定：每个党员都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党的支部或小组）并在其中生活和积极工作，服从党章，遵守党纪，缴纳党费，认真学习，保证党的决议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我们党就是通过党的组织生活，把全体党员紧紧地团结在一起，组成一个具有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纪律的统一的部队，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领导中国人民夺取了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
历史展开的画卷告诉我们：不论任何时期，党的组织生活制度不健全，党的组织统一就要受到破坏，党的事业就要受到损失。企图篡党的野心家，总是千方百计搞乱党的思想，破坏党的组织统一，从而达到他们卑鄙的目的。林彪、“四人帮”能够得逞于一时，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推行极左路线，煽动极左思潮，利用党内民主生活的不正常，窃取高位，然后象刮台风一样，一下子摧毁了不少地方和单位党的组织，进而用封建法西斯的愚民政策和“组织手段”来强制推行和“巩固”他们的“路线”。十年动乱，把我们的国民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几乎造成亡党亡国的惨祸。这个沉痛的历史教训，正好从反面深刻地告诉我们：建立健全的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对于一个执政的党是多么重要。
为了适应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肃清极左流毒，端正思想路线的同时，要刻不容缓地把党的组织生活，在制度上健全起来，在内容上充实起来，充分发挥“组织的物质统一”对党的“思想统一”的“保证作用”。
党员经常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可以增强党的观念，使他时刻记住自己是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当一名党员所以是光荣的，就是因为他是这个伟大组织中的一员，他身上寄托着全体人民的信赖和希望。党员增强了党的观念，确立了为党的事业而献身的世界观，就能够不为个人利益所诱，不为个人荣誉所惑，在党指定的任何岗位上都能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自觉地服从党的纪律。全党三千多万党员，都增强了党的观念，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就会影响和带动周围的群众都来想四化，干四化，钻四化，党的力量必然会得到成倍的增长，大大加快新长征的步伐。
党员经常参加党的组织生活，认真学习党的文件和指示，讨论党的决议和方针政策，就能逐步提高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政治思想觉悟。广大党员真正明确认识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什么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非无产阶级思想；什么做法符合党的原则和人民利益，什么做法不符合党的原则和人民利益，我们党的战斗力就能大大提高。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应该问一个“为什么”，绝对不应该盲从。这就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把自己的认识提高到象列宁讲的“党的观点”上来。列宁说过，一个共产党员“没有权利只凭感情来表示”对人对事的“信任”或“不信任”，共产党员“有责任用正式的理由，即根据我们纲领、我们策略、我们党章中某一项正式规定的原则来说明我为什么‘信任’或‘不信任’”，“必须承认我自己的决定和党内任何一部分的一切决定都要对全党负责”。这就是“党的观点”。优秀的共产党员张志新烈士，对林彪、江青之流表示“不能信任”，从行动到对于自己观点的说明，都完全符合列宁的要求。正因为她具有这样明确而坚定的“对全党负责”的“党的观点”，她才成了真正的“强者”，她的思想闪耀出不灭的光辉。
由于阶级斗争规律，要完全消灭党内野心家、阴谋家是不可能的，动乱的因素也将继续存在，光是担心和忧虑，无济于事。十分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坚持民主集中制，建立健全的党的组织生活制度，把绝大多数党员的思想水平提高到党的观点上来，发扬党内认真学习、讨论问题的良好风气，消除随声附和、盲目服从、刚愎自用的不良现象。这样，即使出现了野心家其阴谋也很难得逞，动乱的因素也就成不了气候，它们一冒头，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的组织，就会起来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
党员经常参加党的组织生活，还有助于防止“特殊化”作风。一个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能经常过党的生活，放下领导者的架子，和党内同志平起平坐，一起学习文件，一起讨论问题，互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就能消除高人一等的“特殊”观念。党内不允许有“特殊党员”，不允许存在不受纪律约束的“上等人”和必须服从纪律的“平凡人”的分别。斯大林同志说过：“如果我们对领袖们宣布一种党的法规，对党内的‘平民’宣布另一种党的法规，那末我们就根本没有什么党，没有什么党的纪律了。”职务高低只是党内分工的不同，本事再大的领导人，当他还是孤零零的个体时是没有什么力量的。他的全部力量，他担负领导责任的全部能力，都是从组织中，从他和同志们的共同活动中汲取来的。一旦脱离组织，脱离群众，他就会失去任何力量，“特殊化”的霉菌也同时会在他的身上发酵起来。凭借职权搞“特殊化”，不是共产党人的作风，而是剥削阶级的习气，长期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坍台。“特殊党员”和“特殊化”现象在党内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内组织生活不健全。一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今天占点便宜，听不到群众意见；明天开个“后门”，受不到批评；后天违法乱纪，无人敢于处理，时间一长，他不但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反而会以党员的牌子、领导的身份凌驾于群众和组织之上。少数干部的胡作非为，不正是这样逐步发展起来的么！党的优良传统和组织纪律的破坏不也是从这里打开缺口的么！如果党内组织生活正常，这些行为就会受到及时的批评和教育，甚至用党的纪律予以制裁，“特殊党员”就不能产生，“特殊化”作风就无法滋长和蔓延。
粉碎“四人帮”以来，不少地方和单位党内生活开始恢复正常，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正在恢复和发扬。但是，也还有一些地方和单位并不重视健全党的组织生活这件大事，那里的党的组织生活往往流于形式。有的长期不召开党的会议，不过组织生活；有的开起会来就聊闲天，传“消息”，谈“新闻”，不讨论党的工作，不谈思想，不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有些单位程度不同地丢掉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传统，“一言堂”盛行，无政府主义泛滥。在个别地方和单位，有的党员只知道按期缴党费，至于“组织生活”这个概念，老党员淡忘了，新党员还未建立哩！党的组织实际上处于一种涣散状态。
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关键在于领导干部要带头。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我们作出了榜样。就是在战火纷飞、戎马倥偬、军机繁忙的年代，他们也总要抽出空来按时参加党的小组会，过党的组织生活。如今还活着的老同志，应该保持这个光荣传统，并把它传下去。许多老同志坚持这样做了，受到了群众的赞扬。但也有个别领导人，总是借口“工作忙”，“没时间”，长年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会，而访亲拜友，游山玩水，却有时间。必须克服这种现象，否则，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将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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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员领导干部要自觉参加组织生活
本报记者述评
最近，从报纸、刊物上分别看到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严格要求自己，以普通党员的身份，自觉参加党的组织生活的几则小故事。一九三六年，毛泽东同志和机要科的同志以及身边的警卫员在一个党小组里，党小组长是个译电员。毛泽东同志很忙，经常不分昼夜地工作，但他总是自觉参加党小组活动。有一次，开党小组会，毛泽东同志临时有要事不能参加，还亲自跑到党小组开会的地方，向小组长请假。
周恩来同志经常自觉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过草地以后，一天，周恩来同志想起有好长时间没过党的小组生活了，就问党小组长——自己的警卫员：“小组长同志，我们为什么很长时间不开党小组会呢？”小组长告诉他：“开过啦，我看首长忙，没通知您。”周恩来同志严肃地说：“哎，那怎么行？我是党员，应当过组织生活。……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是普通党员，谁都要过组织生活，这是党性问题。”
朱德同志也是这样。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在朱德同志身边工作过的一位同志回忆说，朱德同志总是以一个普通党员要求自己，每当过组织生活时，都自觉参加。有时党小组长看他很忙，不想打搅他，他知道后还要批评小组长。他说：“在我们党内只有特殊的工作，没有特殊的党员。”
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是我们党的领导人，日理万机，却毫不特殊。他们严格按党员标准要求自己，抽出时间自觉参加党的生活会。这是很值得每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学习的。
但是，现在有的党员领导干部，却以各种借口长期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前些时候，有个同志给人民日报来信反映，他们单位有个党委书记，自调到该单位后，八个月没有参加过一次组织生活，也从未请过一次假。有一次，党支部书记通知他参加党的会议，并告诉他，他已经有很长时间没过组织生活了，这位党委书记却若无其事，还是借口有人找他谈话而未参加那次组织生活会。这种现象在不少地方都存在，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是否自觉参加党的组织生活，这决不是一件小事。要知道，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对加强党的建设至关重要。参加组织生活，对每个党员来说，是个组织观念的问题。党章为什么规定“党员没有正当理由，六个月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不做党所分配的工作，并且不交纳党费的，就被认为自行脱党”呢？就因为这是衡量一个共产党员是否有党的组织观念的一个重要标志。这就是说，只要你是一个共产党员，不管你是一般党员，还是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员，都应过组织生活；如果你长期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只能说明你没有党的组织观念，不再具备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了。
有的领导干部长期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有一个“理由”，就是“工作忙”。有的同志工作忙一些是事实，但工作忙就可以不参加组织生活吗？当然不能。当年，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难道不比你更忙吗？为什么他们能坚持参加党的组织生活，而你却不能呢？显然，忙只是一种借口，关键还是个是否重视的问题。如果重视了，工作再忙，时间总是可以挤出来的。即使临时有要紧事，也会主动向组织请假。参加组织生活，对领导干部的思想和工作是大有好处的。你做的工作是否符合党的政策和群众的利益，你的思想作风是否符合党和人民的要求，你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会，听听同志们的意见，有什么不好？如果你长期脱离组织，听不到大家的意见，得不到群众的监督，你的思想能够进步吗？你的工作能够做好吗？
有些领导干部所以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根本原因恐怕还是“特殊党员”思想在作怪，自恃是领导干部，觉得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也可以，不接受党组织的管理和监督也行。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在我们党内，每个党员，不论职位高低，都是平等的同志和战友，都必须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接受党组织的管理和监督，不允许有“特殊党员”。而且，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应该比一般党员更自觉。如果自认为是领导干部，可以特殊，脱离组织的帮助和监督，那是很危险的，最后只能特殊到离党而去。这种例子是屡见不鲜的，难道不应当引起我们的警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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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自觉向党小组长汇报思想
两封汇报信
沈阳部队某部党小组长杨闯，曾两次接到师党委书记、政委曹文成同志寄来的思想汇报信。
一封是在去年八月，曹文成同志当时正在北京负责沈阳部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他在信中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小组长同志，这段时间我的思想有些波动。白天安置别人，晚上有时考虑自己。我想，我是个党员，是党一手培养起来的干部，我要坚决服从党的安排，叫我走，我就愉快地走；叫我留，我就安心地干。眼下要善始善终地把转业干部安置好，一定要执行党的政策，头几天有人请客送礼都被我们婉言谢绝了，请小组同志们放心……。”
另一封是曹文成同志担任我援外工作组副组长时的来信。信中谈到了他出国前后的思想活动，表示要坚决执行党的外交路线，履行国际主义义务……
读着这些汇报信，党小组长深为曹文成同志这种高度的组织纪律观念所感动。“我现在就给你汇报”
几年前的一次拉练途中，师长李振荣同志在某团二营蹲点。杨闯担任工作组临时党小组长。有天晚上，小组开会，大家谈思想。李振荣同志白天到另一个团参加现场会去了，没能出席。小组会后，十点来钟，李振荣同志打来电话问：“听说晚上开小组会啦，为啥不通知我一声？”党小组长说：“你那儿挺远的，怕通知也赶不回来。”“你别放电话，我现在就给你汇报。”李振荣在电话里向小组长作了汇报。
师长是个老党员，他的党龄比党小组长的年龄还大两岁。师长现在已经病故了，可是他的思想汇报中的这样一段话，杨闯同志今天仍然记忆犹新：“小组长同志，头两天你们看我牙疼，叫连队做面条。我向你请求，从明天起停下来，你要知道，战士们吃红的（指高粱米饭），我吃白的，怎么能咽得下去？咱们是党员，是干部，应该吃苦在前，不能吃饭在前哩！”
（据《辽宁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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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出现
——某团副政委李华荣自觉参加党小组生活
某团党委常委、副政委李华荣同志，模范遵守党的纪律，积极参加党小组生活，受到同志们的称赞。
李华荣同志自从调到某团后，经常要向党小组长汇报思想。党小组长梁俊清觉得不好意思，曾对李华荣同志说：“你是副政委，又是党委常委，就不用总是这样向我汇报了。”李华荣同志严肃地说：“这不是向哪个个人汇报，我是党员，是向党组织汇报。”
在小组里，李华荣同志总是坚持参加组织生活，如遇特殊情况不能参加，也必定向小组长请假。他想，我虽然在职务上是副政委，但在党小组里仍然是一个普通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组织纪律。
在小组生活中，李华荣同志谦虚谨慎，向来不以首长自居，发议论，作指示，而是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出现，虚心倾听大家的意见，做群众的小学生。一次，党小组学习讨论党的文件，大家提议李华荣同志先谈。他想，同志们都尊重我，如果我先发言，会无形之中使大家带上“框框”，不利于同志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于是，他诚恳地说：“在党内大家都是同志，谁想好了谁说，还是同志们先讲吧。”在李华荣的影响下，小组会开得无拘无束，生动活泼。
郝金财 贺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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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珍惜宝贵的工作机会
——记陕西省千阳县两位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的同志
失掉了母亲的人，更感到母亲的可爱；失掉了工作机会的人，更感到工作的可贵。这是一位经过落实干部政策、重新走向工作岗位的同志说的两句话。
我们在千阳县看到许多同志十分珍惜重新工作的宝贵机会，十分珍惜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恨不得一天能有三十六个小时，工作不止。
专拣重的担子挑
原县林业站站长王进录同志，十年沉冤昭雪后，主动要求离开县城，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
文化革命中，王进录被错定为地主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十年来，残酷的打击和迫害，使他的精神和肉体遭受了难以想象的折磨。去年，他的冤案平反昭雪后，组织上为照顾他，分配他到县农办工作。王进录日夜不辞辛劳地工作，仍感到与党对他的要求差得很远。他想，自己虽年近花甲，身体受过摧残，但手脚还灵便，脑子也管用，到艰苦地方去干个十年八年，还是可以的。于是，他坚决申请到基层去工作。组织部门提出两个公社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工作条件比较艰苦的柿沟公社。
有个同志和王进录是老战友。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两人遭遇基本一样。但这个同志在政策落实后，为自己想得较多，不愿去一个条件艰苦的山区公社工作。王进录知道后，就去找他谈心，和他同诉林彪、“四人帮”给党和国家带来的灾难，畅谈没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就没有人民的今天，就没有自己重新为党工作的宝贵机会，应当珍惜时间，努力工作。经过王进录的帮助，这个同志克服了私心杂念，甩掉了思想包袱，愉快地走上了组织上分配的工作岗位。
一切为了群众健康
原县委宣传部长牛培儒同志的假案彻底平反后，组织上安排他到县卫生局担任局长。
千阳是个山区县，交通不便，医疗网点少，群众求医治病相当困难。特别是一些边远山区，急重病患者往往因为得不到及时治疗而丧失了生命。牛培儒下决心要改变这种状况。他和卫生局干部迈开双脚，上山下沟，四处走访，广泛听取群众和医务人员的意见，拟定了在群众就医困难的大湾岭、张家塬、鸭壑等六个地方设置医疗点的方案。增设这六个医疗点后，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
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下，县、社医院在医疗作风方面存在很多问题。上班时间，有的医护人员撇下工作逛大街，群众就诊不是找不到医生，就是不能及时取到药。有的医生看人行事，对来自农村的社员群众态度生硬。很多病床被走“后门”的人占了，该住院的住不上，不该住院的长期占着床位，群众意见很大。
牛培儒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及时带领工作组对公社卫生院、地段医院和县医院挨个进行整顿。他到文家坡地段医院后，发现医院药房和环境卫生很差，当即提出：“咱是医疗卫生单位，卫生搞得这么糟糕，怎么能动员群众讲卫生、防病治病呢！”说罢，就带头拿起笤帚，和该院职工一起搞起大扫除来。他到了柿沟公社医院，看到有的病床下便壶里的尿未倒，亲自倒了便壶，还代替医院向病人作检讨。为了帮助县医院提高服务质量，牛培儒协助医院领导，在职工中开展了“假若我是一个患者”的大讨论，引导大家为全党转移工作着重点着想，改八小时门诊为全天门诊，改病员排队打饭为送饭到床前，改看人行事为干部群众来看病一个样、生人熟人一个样。
牛培儒同志的行动，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烈赞扬。
张建民 吴喜信
彭华民 张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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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知识
为什么党员必须参加一个支部组织？
作为一个党员，要不要参加支部组织，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是涉及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党的问题。在联共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同马尔托夫争论的焦点就是这个问题。马尔托夫认为，只要承认党的纲领，在物质上帮助党，就可以作为党员。列宁坚决反对这个观点，认为除了承认党的纲领和物质上帮助党以外，还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才能作为党员。列宁说：“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器。”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一个战斗的集体。它的任务是领导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逐步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每个党员都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接受党分配的任务，接受党组织的教育和监督，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这样，党才能有强大的战斗力。如果党员不参加一个支部组织，不接受组织分配的任务，不受组织纪律的约束，党就会是一盘散沙，还谈什么党的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怎么可能率领千百万群众去战斗呢？
党员要参加一个组织，这本来是党的基本常识，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蓄意破坏党、瓦解党，党内最起码的生活准则也被破坏了，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在部分党员中相当严重。有些党员，名义上参加了一个党支部，实际上常常以各种借口不参加组织生活，不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不服从组织的分配，不受组织纪律的约束。这种现象必须坚决纠正，对其中问题严重而又屡教不改的，应予以党纪处分，以维护党在思想上组织上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