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猛士唱大风 诗魂壮国魂——《十老诗选》读后
士枚 吴歌 行人
“如闻謦欬精神振”，“掷地字如金石声”。我们怀着对革命先辈的崇敬和怀念之情，读完了当代诗界一卷丰富多采的华章——《十老诗选》（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这本诗选收入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续范亭、李木庵、熊瑾玎、钱来苏十位革命老前辈的诗三百五十多首。该书编选时，其中八位作者都还健在，所以，十老名单是当时由董必武同志与朱德同志一起商定的。诸老的诗或由本人自选，或请他人选后经本人审核，一部分则由家属选定，可见，这是一卷倾注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心血的份量非同寻常的诗集。“猛士如云唱大风”，“好把诗魂壮国魂”，从这本既有精湛纯熟的诗意之美，更兼珍贵史料价值的诗选中，我们可以真切地看到：尊敬的十老，作为真的猛士，他们是怎样以波澜壮阔的斗争经历，演出了革命历史中雄壮威武的活剧；作为吟坛耆宿，他们又是怎样以旨高意远的讴歌，倾吐了阔大胸襟里肝胆照人的情怀！
一
“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鲁迅：《苦闷的象征·引言》）在革命斗争广阔天地中纵横驰骋的十老，具有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他们将第一等襟怀、第一等抱负，熔铸在风采各具的第一等诗艺中，抒写出铭人肺腑的第一等好诗。读完《十老诗选》，我们从漾溢于诗行之间的“大精神”中，回味咀嚼着一篇篇荡气回肠的咏史诗，直觉得诗人的脉息与时代共搏，诗人的感情与人民相通。从这些选诗中，我们犹如翻阅着一页页近代和现代的中国历史，目睹了一幅幅风雷激荡的历史画面，聆听着山呼海啸的斗争轰鸣，重温了“三座大山齐推倒，两重革命一肩担”的胜利征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岁月里，面对着万里河山满目疮痍，十老和所有的革命前辈一样，怀着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怀，探索革命真理，立志匡时救国，誓为祖国和人民贡献出一腔热忱。“千山洒遍杜鹃血，一缕难招帝子魂，欲把神州回锦绣，频将泪雨洗乾坤”。早在一九○六年，林老就是这样怀着救国情思，投身到挽救神州于陆沉的斗争之中的。徐老在本世纪初，也就以诗的冷潮热讽，向旧世界掷出锋利的匕首：“为恶既无恶报，为善又无善报；何必安分守己，不做土匪强盗！”读着这样的诗句，不难想见，郁塞于诗人心底的愤慨何等深沉！见于吴老、李木庵、熊瑾玎等革命老同志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诗，也同属于爱国主义主题的慷慨之辞。那种登高哀河山寥落、抚剑托五尺之躯的壮怀激烈，长在读者胸中卷起深挚景仰的旋风。随着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十老的诗又为读者拓开了新的境界。“群英结党救中华”，“团成砥柱止中流”，他们的吟唱，也成了磅礴于万里国土的民族之魂。特别是在中华民族濒临危亡的严重时刻，十老在全身心地投入伟大的抗日民族战争的同时，还为我们留下用血与火铸成的大量瓖词。朱德同志的《太行春感》、《出太行》、《赠友人》、《感事八首用杜甫〈秋兴〉诗韵》、《和董必武同志七绝五首》诸篇，组成了一部雄浑的抗敌交响乐。“神州尚有英雄在，堪笑法西意气浮”，“自信挥戈能退日，河山依旧战旗红”，“锦绣河山收拾好，万民尽作主人翁”……这些气概非凡的诗句，象朝霞生辉，旌旗高树，如号角长鸣，战鼓催征。在启明发聩的诗的感染中，使我们受到了珍贵的革命传统教育。在革命圣地延安，由林老召集、李木庵同志主持的“怀安诗社”，“独向吟坛张旗鼓”，成为当时诗界的一面战斗旗帜；选本中的诗，有不少篇目，记载了这个诗社的战绩。新中国建立后，他们又用诗抒发了老当益壮的豪情壮志。谢老、林老为我们留下了这样动人心魄的诗句：“行经万里身犹健，历尽千艰胆未寒”，“白首壮心驯大海，青春浩气走千山”。真是字字珠玑，充满了战斗风采。从风雨骤至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浴血奋战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在缔造或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就是十老的崇高节操，这就是漾溢于他们诗行之间的“大精神”。
二
昔人以境界论诗。瓦缶不可作雷鸣。境界宏大深邃的诗，永远是属于那些把生命之泉汇入沧海的英雄豪杰、仁人志士的。舍此，尽管也能做出诗，甚至是好诗，但那毕竟只属于“翡翠兰苕”之列。读十老的诗，我们鲜明感到，胸襟阔大方能辟出“碧海掣鲸”的诗境。陈毅同志说过：“总司令是总司令，总司令的诗有总司令的诗的本色。”这是对朱总司令诗的最深刻认识。“泰山不算高，一千五百八。飞过二千一，它把头低下。”短短二十字，何等气概！“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两岸烽烟红似火，此行当可慰同仇。”总司令提挈全局，手操胜券的浩气，横流于诗行之中。续范亭同志的《绝命诗》，意境慷慨悲壮，强烈表现出诗人为国殉难、视死如归的凛然之气。“赤膊条条任去留，丈夫于世何所求？窃恐民意摧残尽，愿把身躯易自由。”一九三五年，日寇对我华北虎视眈眈，诗人到南京呼吁抗日，看到蒋政权的屈辱卖国，悲愤极度，决意用在中山陵剖腹自杀的办法，一惩国内外法西斯们。读这样的诗，怎不使人动魄惊心！因为它不是花前月下口吟的诗，不是幽室书斋墨写的诗，而是诗人热血和生命凝成的诗啊！
诗贵情真。不诉诸真情，请勿为诗，因为那只能给诗以亵渎。只有真情的诗，才能在读者的感情世界中引起共振，陶冶性情，净化灵魂，以存诗教。十老在长期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和毛泽东、周恩来、陈毅、贺龙、叶挺等同志，以及十老互相之间，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他们对领袖的服膺和对战友的深情，都在诗中得到了艺术体现。“且有操舟神舵手，能团大众去撑天”，“领导必须由我党，斗争方得挫强梁”。这些诗，生动，自然，真切，丝毫没有寻章觅句、生硬穿凿的痕迹，达到了出神入化的艺术效果。早在一九四六年，续范亭同志就在《赠周副主席》一诗中逼真地刻划了周恩来同志的光辉形象：“站正立场理不穷，樽俎折冲难重重，奸雄满腹欺凌意，早在周郎一笑中”。作者对周恩来同志的无限钦服之情跃然纸上。读着这样出乎天然，毫无矫饰，朴实淳厚的诗句，我们不但感到无比亲切，而且很自然地联想到了较此诗晚三十年出现的《天安门诗抄》中那些发自人民内心的歌颂敬爱的周总理的不朽篇章！
人是富有感情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人——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的人，而决非寺庙中死板板的泥塑神。以革命生活为歌咏题材时是这样，以爱情和家庭生活为歌咏题材时也是这样。一九三四年，熊瑾玎同志在狱中写的《接端绶出狱后来信》，就是一首意味别具的情诗：“万苦丛中兴转高，拈毫为汝写情操。斤斤志与秋霜洁，皎皎心同朗月昭。八载琴弦虽歇奏，百年鸾凤足逍遥。一朝之患何须计，共破难关我自豪。”铁窗的生活，为这首情诗增添了一种异样风采。建筑于崇高节操基石上的坚贞恋情，对以往八载和谐夫妻生活的回味，对未来永偕白头的热切期待，都溶汇在对革命事业的必胜信念之中。这种有着特定情景的恋歌，唱得多么雅致！同样的题材，到了董老手中，其倾诉真情的方式，则以另一风貌出之。“贻我含笑花，报以忘忧草。莫忧儿女事，常笑偕吾老。”托物寄情，寓意良深。诗人在洗炼明快的诗行里，和盘托出胸中高尚风趣的挚爱之情。
谢觉哉同志《在解放军总医院透视戏占》一诗中这样写道：“可有尘瑕须拂拭，敞开心肺给人看”，感情真挚地表达了谢老乐于自我解剖的豁达胸怀。十老的诗，所以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就是因为能这样胸襟磊落地向读者打开真情的所有门窗。
三
《十老诗选》，除有少数篇什是词外，都是采用旧体诗的形式。十位革命老前辈，深谙诗道，都有很高的工力造诣。他们继承和发扬我国诗歌的久远传统，拓宽掘深了诗歌创作题材和风格的广大天地。就题材而言，抒情诗、叙事诗、田园诗、山水诗、爱情诗、讽刺诗……可以说无题不备；就言志咏情的支撑点看，正面讴歌、怀古、吊古、伤今、颂今、赠友、自题、酬唱……无款不容。就创作方法论，有偏重于革命现实主义的，有偏重于革命浪漫主义的，有二者紧密结合的，有批判现实主义的，等等。方法之于人，偏爱而不排异，做到各臻其妙；而从格调色彩观之，也是千姿百态，各呈所长：沉郁顿挫的苍劲雄健，使人刻骨铭心；明白晓畅的疏淡恬静，使人怡然可亲；含蓄给人以无穷回味；蕴藉给人以浮想联翩……
生活是无比宽广的，它本身的丰富多采，决定了诗歌创作题材和风格的多样化；多样化的题材和风格，方能深刻全面地反映伟大时代。徐老在湖南长沙县女子师范学校任校长时，每天一早起来，就在办公室前廊挂的黑板上写上七绝诗，评论所见所闻，深受同学欢迎。这些诗总称《校中百咏》，咏的虽均属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但全是他的“衷曲”，体现革命前辈对青少年的关怀和殷切期望。今天读来，犹觉颇受教益。李木庵同志的十七首《延安新竹枝词》，用这种传统的歌唱各地风俗习惯的体裁，为我们绘制了一卷当年延安生活的色彩斑烂的画图。再有，象吴老的《一九○四年留学日本时自题像片诗》，一语千钧，沉郁悲壮，活画出革命者乱世独立的勃勃雄姿……这种革命的哲理和政治宣传，不是正襟危坐地板着面孔的说教，不是诗外的附加，而是自然而然地体现于个人的生活情境里，是诗中的肌体，而又以不同的题材和风调出之，诉诸诗的强烈感染力，使读者获益匪浅。
现在，十老都已经与世长辞了。《十老诗选》就是一部用诗写成的记述革命前辈崇高品德和高尚情操的形象教材。“我党英雄真辈出，从此不虑鬓毛斑”，我们一定不辜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殷切期望，继承革命传统，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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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厨子训猫
李恒敬
俄国作家克雷洛夫写了一则厨子训猫的寓言：厨子外出归来，见猫儿偷吃了许多东西，这时还在啃着一只烧鸡。厨子便对猫大加训斥，什么“不害臊”呀、“祸根”呀、“败类”呀，等等，唠叨个没完。可是猫呢？根本不理睬他，一边听，一边不停地吃着，直到又把那只烧鸡也吃完了，剩下骨头让厨子打扫。
猫儿为什么还能把烧鸡吃完呢？读者都很明白：因为厨子舍不得打猫，该行使权力的时候没有行使权力，只是靠发一些空论来代替应采取的行动；如果厨子用棍棒把猫儿打跑，烧鸡肯定不会被吃掉的。
看起来故事滑稽可笑，但是，类似这样的事情，在当今的现实生活中却是屡见不鲜的。不是吗？以贯彻执行《森林法》为例，就有少数领导人扮演了厨子的角色。
近些年来，在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影响下，我国的森林惨遭破坏。为了“拯救森林，发展林业”，人大常委会制定了《森林法》，这是我国第一部《森林法》，要求各级领导认真贯彻执行。在这一工作中，各级领导部门作了大量的政治宣传工作，使群众提高了认识，不再随意砍伐木材。可是，少数人对政治宣传却充耳不闻，采取了毫不理睬的态度，照砍不误，继续害国害民。当护林员制止时，有的竟打护林员。事情闹到领导那里，领导说：“护林光荣，毁林可耻”呀，“打护林员是错误的”呀，等等；当这些人把检查站卡住不让偷运木材时，偷运者竟谋害检查站的职工，领导就出来说：“害人犯法”呀，“真可恨”呀，等等；当这些人把一车车的木材偷运到县城大肆叫卖时，县委负责同志也只是大声疾呼：“这样破坏森林还得了！……”而关于事情应该怎样处理，却没有了下文。少数领导人象厨子训猫一样地批评、指责少数违法者，少数违法者也象猫儿对待厨子的训斥一样来对待领导人的批评、指责，继续为非作歹，使森林继续惨遭破坏。
对毁坏森林的违法活动，若能绳之法律，加之群众监督，是能够制止的。如果只打雷，不下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无法可依时，迫切需要立法；有了法律以后，就要严格守法和执法。
我们迫切希望各级领导干部，尽快行使必要的权力，在大力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对少数无视法律或者有意以身试法的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对罪行严重的，要坚决打击，给予法律制裁，以维护法律的尊严，保障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这就不仅仅是林业方面应该如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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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的说明
敬答白杨同志
《人民日报》七月二十八日第六版《战地》二三九期上刊登了白杨同志的《生命·权力·斗争》一文。该文对我社今年重印《我所知道的戴笠》单行本一事提出批评。我社编辑部认为有必要说明事实真相，提出我们的看法。
一、一九六二年，《文史资料选辑》上刊登了《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由于该文内容主要是揭露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对政法、公安干部有一定参考价值，乃征得该刊同意出版了单行本，在内部发行。今年根据读者的要求加以重印。当时，我们不了解白杨同志因为该文中的一句话在文化大革命中曾遭林彪、“四人帮”一伙迫害，认为文中仅仅在与戴笠有来往的文化界人士中提到名字，并未讲什么问题，因而没有考虑删节。当我们获悉白杨同志为此曾受“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对我社重印该书有意见以后，对她深表同情，并多次向她表示慰问和歉意。经向有关上级领导机关请示并取得白杨同志同意，决定该书暂缓发行，由我社发一更正。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由于一个书店在人大代表住处出售此书，引起白杨同志的不满。我们发现后立即交涉，将北京各店存书收回。以上是我社处理此事的全部经过。
二、我们认为，书中提到白杨同志的只有一句话，即和戴笠有过来往的人中也提到了她的名字，并没有讲干了什么不好的事，也没有讲其他什么问题。与特务来往的人中，既有坏人，也有好人。不少革命同志、民主人士要与国民党上层人物打交道，这就是来往。显然，往来并不一定有什么问题。当然，白杨同志身受其害，感到问题严重，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四人帮”已经粉碎，她的问题，组织上已经做了结论，按一般惯例如实更正也就可以了（我们在书中已经编印三处更正，因此没有同意白杨同志销毁此书的意见）。我们这样做，是否就是“法制观念薄弱”、“对保障人身权利的蔑视”呢？
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至广大干部和群众，这是出于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他们借《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中的那样一句话整白杨同志，只不过是借口而已。他们和秦桧一样，凭“莫须有”三个字即可定人之罪。有这个借口可以整人，没有这个借口照样整人。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今天，我们应该把一切仇恨都记在林彪、“四人帮”一伙身上，同仇敌忾，为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为维护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而共同努力。
以上说明和意见不一定正确，愿提出来同白杨同志商榷。错误之处还望批评指正。
群众出版社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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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等待
上海公用汽车公司工人
季振华
它不是放在玻璃橱窗，
分明等候在田埂上——
它的主人正赤着脚，
在水田里耙土、插秧……
金灿灿的草鞋啊，
你编自哪一座垦荒的草房？
当年穿过的那副脚板，
现正踩在哪一台农机的油门上？
草鞋上留着的雪迹霜痕啊，
使我看见了冰天雪夜的垦荒景象
茫茫芦荡，点点野火，
一双双草鞋陷入深深的泥浆……
草鞋上洋溢的田野气息，
使我闻到了创业者的阵阵汗香；
江滩上，退走了苦咸的江风，
草鞋后，飞起了麦穗的芬芳！
草鞋啊，你象金色的夯石，
把征路夯得多么坚实宽广；
草鞋啊，你象金色的花朵，
在创业者征途上开放！
啊！陈列室里草鞋在等待，
等待新长征路上的闯将！
加速农业的现代化，
快把草鞋穿上，快把草鞋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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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
重视装裱艺术
湜一
说到扩大待业青年的就业范围问题，我想起了现在社会上急需而又快要失传的装裱艺术。
装裱艺术是我国传统文化之一，它和中国的书法、绘画艺术有着血肉的关系。一幅精彩的字或画，如果没有精美的装裱，往往会使之逊色。装裱还能使旧画变新，借此保护历代的珍图要典。
装裱艺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一直在演进着。过去常用的宽边长天地的式样，随着居住条件的现代化，已普遍感到不适用了，觉得它大而无当，没有那么大的地方可以张挂，即使张挂起来也和现代家具等不协调。所以，天地头较小、窄边的式样已受到普遍的欢迎，不但觉得它小巧精致，而且这样更可以突出主题。宋徽宗时的装裱式样，至今仍被称之为“宣和装”，而在实践中，早被大大的推进了一步，无论形制，尺寸，配色等方面，已远非当年宣和装可比。有关装裱艺术的演变与今后的方向，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新课题。
在文化事业日益发展的今天，装裱这一行业也日渐兴旺发达起来。然而，这一行业还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如何把祖国的这一传统艺术继承下来，不断向前推进，如何整理出有关这一艺术的历史和技法的文字，目前似乎还未被提到日程上来。同时，目前北京裱画行业的队伍太小，也不普及，对群众很不方便。最好组织待业青年学习装裱技术，既扩大就业范围，也能方便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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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远眺烟雨楼 蔡天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