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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被我在公海营救的一批越南难民安抵我境
在芬兰的越南难民揭露越南当局残酷迫害人民的暴行
新华社北京八月八日电 在召开了讨论印度支那难民问题的国际会议之后，越南当局仍然向外国输出难民。据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天津远洋运输公司消息：七月三十一日，这个公司的妙峰山轮的船员在公海上就救起了七十个遇险的越南难民。
妙峰山轮由外国港口返航，于七月三十日二十一时二十五分航行到北纬十二点八度、东经一百一十一点九度的海面上时，这里正刮着七八级大风。一艘越南难民船向妙峰山轮发出呼救。妙峰山轮的船员看到这些越南难民被迫在海上漂流的遭遇，很快就停车漂浮，进行救生。经过很大的努力，直到三十一日，这艘越南难民船的七十个难民全部被救上了妙峰山轮。目前，这些越南难民已安全到达了我国境内。
此外，我国租用的英国苯克轮船公司的路德苯克轮于八月四日九时二十一分，航行到北纬四点三度、东经一百零九点四度的海面上时，也救起了一百二十三个越南难民。
新华社赫尔辛基八月七日电 六日到达芬兰的第一批越南难民向芬兰电台和报纸揭露了他们在国内遭受迫害而不得不背井离乡、流亡国外的情况。
一位名叫郑百灵的难民说，在他九个月前离开越南时，国内的景况是使人无法忍受的，越南当局是残忍的，对人民的统治是残酷的。他表示，只有在越南现政权完蛋以后他才能返回自己的祖国。难民黎文福说，“我是教师，在教学工作中和当局有矛盾。我被迫向学生讲那些并非真实的东西”。汽车修理工陈高忠说，“我要养活老婆和孩子。由于被当局剥夺了生计，所以我们被迫出走”。
此外，一些难民还揭露说，他们在逃出越南以前，所有的财产都被当局搜刮一空。有的难民，除了孩子的旧毯子以外一无所有。
这批越南难民共四十五人，于八月六日乘飞机由吉隆坡抵达赫尔辛基，这是芬兰政府不久前决定接受的一百名印支难民的一部分。其余五十五名难民将定于下星期一抵达芬兰。（附图片）
越南锦普县难民彭亚七，几代靠捕鱼为生，他的捕鱼证件和仅有的一点钱财都被越南武装人员抢走，他被迫和老伴漂流到我国广西防城县企沙公社海岸。
新华社记者 陶俊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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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加拿大通讯
他们为什么来到加拿大？
新华社记者 张治平
八月六日清晨，一架加拿大空军波音七○七飞机降落在渥太华军用机场，运来了二百○二名越南难民。他们受到渥太华市长马里恩·迪尤尔和市民的热情接待。他们从香港飞到这里只要二十个小时，但是逃离那个“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故乡却要经历几个月甚至几年的苦难和险阻。
难民中有男女老幼，拖儿带女，个个显得精疲力尽的样子。当他们回忆起前不久那一段梦魇般的经历时，往往痛哭不止。他们比起那些在茫茫大海上淹死或饿死的同胞们，可说是幸运多了。他们能够在惊涛骇浪、海盗、越南巡逻艇、饥饿和疾病的轮番袭击下幸存下来，简直是奇迹。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不惜放弃一切所有，甘冒生命危险，逃离他们世世代代定居的故土？
下面是李球的口述。他同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暂时住在渥太华市中心一家旅馆里。一九七五年前，李球是西贡海关的一名职员。战争结束后，他靠经营一家小印刷所勉强糊口。他家祖先几代都是越南公民。就他记忆所及，当地的多数民族越南人和居于少数的中国血统的人的关系是融洽的，许多中国人参加了越南革命，或以不同方式支持越南南方的民族解放斗争。但是，解放后不久，越南政府就掀起一场全国性的排华运动。他们耍尽卑鄙、残暴的手段把中国血统的人驱赶出境。这是越南政府一个经过长期策划的恶毒阴谋。李球愤愤地指出：
“他们恬不知耻地公开向被驱赶出境的本国公民敲诈、勒索，而希特勒还只敢偷偷摸摸地干。”
李球追述说，解放后，他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审查——经济审查、商业审查、行政审查和文化审查。有一次一名越南官员向他叫嚷：“我们要用显微镜把每一个中国人从头到脚检查过。”越南政府就是这样把他的财物搜刮一光。一天，地方当局通知李球，要把他全家送到新经济区，还要他们自带粮食。他说：“那个官员告诉我，如果我不能去，我必须给他钱。于是，我只好出钱。过了几个月，另一个官员又来向我要钱，为了留在家乡，我付出一千多越元（新币）。去年，我的钱都用光了，再也拿不出。于是，他们完全停止了我家的粮食配给。我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出逃。”
李球说，“大多数官员是从北方去的，其中有些人贪污、抢劫，比阮文绍政府还要坏上十倍。我们宁可把所有家产都赔上也要逃走。所谓的非法离境，实际上是政府官员背后操纵的。为取得一张出境许可，每个成年人要缴纳八两黄金，儿童减半。我们知道有被淹死的危险，所以我们全家分成两批：我父母和一个兄弟走南路去马来西亚，我们夫妇和四个孩子走北路奔香港。这样，如果在海上遇难，可以多一个机会避免共归于尽。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我们在海防搭上一条九米长的木船，在海上漂流了几个星期。我们船上有四十六人，其中十九个是孩子。我们的粮食、饮水都很少，那些日子真可怕，有时狂风恶浪把孩子吓得哭叫不停，老人呕吐不止；有时一点风也没有，船动不得。人们疾病丛生、饥渴交加，直到二月二十二日，一阵顺风才把我们吹到香港。”
郑方坚又是一番经历。今年早些时候，他带着两岁的儿子从泰国的一个难民营来到蒙特利尔。他说：“我离开越南不是为了想吃一点面包黄油，主要是因为在越南没有希望。”郑方坚生在西贡市区，他同妻子、独生子、父母和几个堂兄弟共住在一间木屋里。多年来，他靠在街头摆摊卖米饭过活。
一天半夜两点钟，警察来到他家硬说他倒卖黄金，给他带上手铐就带走。他在监狱被关押了二十四天，直到他的妻子设法拿出一千七百五十元才获释。警察也承认没有查出他倒卖黄金的证据，但又说他当商贩就是非法的，还要逼他到新经济区去。他知道到那里去是没有活路的，所以决定出逃。他说：“那是他们逼迫你作出选择的一种手法，你要么就花钱出国，要么就到新经济区去。”当时他的钱只够一个大人和一个孩子出国。所以他必须把妻子、父母留在越南。他们这一批共三百四十八人坐在一条破烂不堪的木船上渡过了通往泰国的海峡。他上船时，警察又一次搜查他的行李，把稍值点钱的东西都搜走了。他乘的船一天夜里遇到暴风雨即将沉没时，其中许多人被一艘泰国渔船救起，但已有一百多人被淹死。这是去年冬天的事。
最近来到加拿大的越南难民逐渐增加，这一类惨绝人寰的故事也广为流传开来，使越来越多的人们明白了印度支那难民问题的根源所在。越南政府制造和输出难民的暴行，总有一天要受到历史和正义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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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英联邦首脑会议通过一项最后公报
指责越南驱赶难民威胁东南亚安全
新华社卢萨卡八月八日电 英联邦国家政府首脑会议在八月七日通过的一项最后公报中指出，越南驱赶难民问题“给东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带来了严重的政治、社会经济和安全问题”。公报说，如果越南难民外流不加制止的话，“将给这个地区带来不稳定的影响”。公报希望越南“采取积极态度，参与寻求解决这个难民问题的有效的和永久的解决办法”。
在谈到东南亚局势时，公报“谴责在东南亚地区的一切武装干涉行径。这种行径侵犯了普遍接受的尊重一国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的原则”。公报指出，“这一地区的人民有权在没有外来干涉、颠覆或高压下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公报要求“所有外国军事力量迅速撤出冲突地区”。它还警告说，东南亚的冲突可能扩大到更广泛的地区。
路透社在评论公报的这一段内容时，认为这是“间接地批评了越南侵略柬埔寨和要求河内撤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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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泰国军队加强戒备
新华社曼谷八月六日电 据泰国《星暹日报》今天报道，泰国国防部长炳·廷素拉暖上将八月五日强调指出，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泰国军队的神圣职责。
炳上将是就越南军队集结泰柬边境危及泰国安全对记者发表谈话时讲这番话的。
炳上将说，在印支局势动乱的情况下，泰国军队已高度警惕，以便做到有备无患。他说，为了实现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军队需要人民的支援。在当前全国团结一致是很重要的。
另据这家报纸八月六日援引泰国军方人士的话说，河内之所以对美国第七舰队营救漂流在大海上的越南难民发出猛烈抨击，是因为害怕美国获得有关柬埔寨磅逊港的情报。越南为向苏联提供海军基地，正在修建磅逊港。这位军方人士指出，磅逊港供苏联海军使用后，苏联可以在南太平洋威胁西方国家的海上石油供应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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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柬电台谴责国际扩张主义破坏不结盟运动
据新华社北京八月七日电 民主柬埔寨电台今天广播一篇评论，谴责国际扩张主义及其同伙破坏不结盟运动。
评论说：“自从不结盟运动诞生以来，大国一直企图把它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但是，不结盟运动大家庭成员国坚决反对，因为这不符合不结盟运动的愿望和基本原则。”
评论说，自从一九七六年科伦坡不结盟首脑会议以来，“国际扩张主义及其同伙越南和古巴不断地进行分裂不结盟运动成员国的阴谋活动，它们把不结盟运动成员国分成进步国家和反动国家，妄图把不结盟运动引导到为国际扩张主义及其同伙效劳的路上去。但是，它们的罪恶阴谋遭到不结盟国家的强烈谴责和反对。”
评论指出：“现在，越南地区扩张主义、国际扩张主义及其同伙，正在利用将在其同伙国家召开的哈瓦那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进行频繁的阴谋活动，妄图把民主柬埔寨排除在不结盟运动大家庭之外。这是国际扩张主义及其同伙分裂和破坏不结盟运动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一个重要步骤。”
评论指出，如果它们今天把民主柬埔寨排除在不结盟运动之外，今后就可能把其他敢于坚持不结盟运动立场和原则的小国也排除在不结盟运动之外，以便达到它们分裂和破坏不结盟运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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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朴正熙集团加紧镇压在野党和民主人士
新华社平壤八月八日电 最近以来，南朝鲜朴正熙集团加紧镇压在野党和各界民主人士。
今年五月，南朝鲜知名人士金泳三重新当选为在野党新民党总裁以后，提出了在南朝鲜“恢复民主”，撤销“紧急措施”，“释放政治犯”和由南朝鲜居民直接选举“总统”等促进南朝鲜社会民主化的主张。此外，金泳三还提出他本人愿同金日成主席会晤，商谈南北统一问题。这一系列主张既符合南朝鲜人民的要求，也有利于朝鲜的祖国和平统一事业，在南朝鲜各阶层人民中引起了很大反响。
在这种情况下，南朝鲜当局于六月十一日、七月五日和三十日，三次出动警察袭击新民党党部，没收了新民党的机关报，并且散发金泳三是“容共分子”的传单。特别是七月三十日这一次，南朝鲜当局以新民党机关报刊登了金泳三在国会的讲话“违反第九号紧急措施”为由，逮捕了该报主要负责人和两名新民党人士。
与此同时，南朝鲜当局还加紧了对各界民主人士的迫害。由于民主人士金大中发表了批评当局侵犯人权的言论，今年六月十一日又一次受到汉城地方检察厅的审问。前“总统”尹谱善和宗教界人士咸锡宪从今年六月初以来一直处于被软禁之中。七月四日，有九名南朝鲜人士因要求释放诗人金芝河等“政治犯”而被拘留。
朴正熙集团的反动镇压活动进一步激起了南朝鲜各界人士的斗争。新民党多次发表声明抗议当局的暴行。金泳三也表示，当局“可能加强压力和迫害，但我不怕被投入监狱，
（我们）将战斗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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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迅速批准十六名南朝鲜人入境
新华社东京八月八日电 苏联政府八月六日向南朝鲜政治学会会长朴东绪等十六人发放入境签证，以便让他们出席十二日到十八日在苏联国立莫斯科大学召开的世界政治学会。
据日本《读卖新闻》八日报道，朴东绪等四日向苏联驻日本大使馆办理申请入境手续。苏联政府仅隔两天就批准他们入境。报道说，南朝鲜学者参加在苏联召开的学术会议，并非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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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耿飚会见挪威广播电视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八月八日电 耿飚副总理今天上午会见了由挪威广播公司总经理托洛尔夫·埃尔斯特为团长的挪威广播电视代表团。
耿飚副总理向挪威新闻界朋友介绍了我国工农业生产建设情况。他说，朋友们这次来访进一步增进了中挪两国人民和广播工作者之间的友谊和了解。埃尔斯特总经理说，了解别国情况是彼此友好相处的基础。
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挪威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谢贝格参加了会见。
挪威朋友是八月五日抵达北京的。张香山局长为朋友举行了欢迎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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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友好往来
友好往来
△ 八日晚上，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会见并宴请由丹中友协副主席凯尔·拉森率领的丹麦友好人士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丹麦友好人士代表团是应对外友协邀请于八月七日抵京的。他们将在访问北京、上海、成都、西安、洛阳后回国。
△ 日本广播协会交响乐团一行一百二十人应邀前来我国访问演出，八日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乐团将在北京、广州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演出。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一周年前夕，日本广播协会交响乐团将同中央广播乐团联合演出贝多芬第五交响乐。
晚上，日本音乐家应邀出席中央广播事业局和中国演出公司为他们举行的欢迎招待会。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文化部副部长周而复，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以及首都音乐家，同日本朋友欢聚一堂。日本驻中国大使吉田健三和夫人，也应邀出席招待会。
△ 中国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外贸部副部长郑义山八日乘火车离开北京，前往蒙古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一九七九年相互供应货物议定书。
△ 中国成套设备出口公司和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纺织工业总局就萨那纺织厂的改造方案达成协议。双方于八月七日在协议上签字。
根据协议规定，该厂的改造由中国方面提供技术改造方案，全部设计、设备材料和生产所需一切费用由也门方面承担。
△ 第十五届“黑海杯”女子篮球邀请赛八月五日在罗马尼亚康斯坦察市结束。罗马尼亚队以四胜一负的成绩获得冠军，中国队也是四胜一负，获亚军。中国选手宋晓波在比赛中共得一百二十九分，被评为本届最佳运动员。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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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札记
高帽子下
汝生
最近，莫斯科的《新时代》杂志大肆吹捧哈瓦那，说什么在当今的世界上，古巴乃是一个“光辉的典范”，一颗“巨大的明星”，简直把个古巴吹上了天！
对克里姆林宫来说，古巴的确不愧是雇佣军的“典范”，打手中的“明星”，即使冠以“光辉”、“巨大”等字眼，也不算过分肉麻。古巴充当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的“打手”、“代理人”、“机动纠察”、“宪兵”，在世界的许多地区横行无忌，制造事端，起到了莫斯科自己所起不了的作用。有了“西方古巴”这样一个“典范”和“明星”，如今又有了“东方古巴”。如果莫斯科在世界其他地方再来几个这样的“古巴”，对它实现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好处之大是难以估计的。
然而，与莫斯科相反，在世界人民的眼里，古巴却是一副“恶仆”的形象。鲁迅先生曾对这种“恶仆”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指出这种人“一味权势”、“只会作恶”，依靠的是恶势力，专门凌辱百姓。事实不正是这样的吗？哪里有古巴雇佣军出没，哪里就动荡不已，烽火连天，国无宁日，民不聊生。古巴某些人曾经野心勃勃地扬言：“在当今的世界上，不再有任何远近了”，摆出一副随时随地替莫斯科效劳的架式。可见，对各国人民来说，古巴并非什么“典范”和“明星”，而是“麻烦”和“灾星”。
莫斯科现在特别热心于给哈瓦那戴高帽子，显而易见，这是由于第六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即将召开，古巴将是这次会议的东道国，古巴领导人将成为下届不结盟会议的执行主席。对莫斯科来说，利用古巴破坏不结盟运动，改变不结盟运动的正确方向，把不结盟运动拉入苏联霸权主义的轨道，乃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它是决不会错过的。
然而用标着“典范”、“明星”字样的高帽子把古巴塞给不结盟运动，倒使广大不结盟国家要仔细看看，在这顶帽子下面藏着的究竟是什么货色。莫斯科把不结盟国家的鉴别力和警惕性未免估计得太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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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蓬勃发展的南斯拉夫电视事业
中国广播电视代表团
中国广播电视代表团应南斯拉夫广播电视组织的邀请，不久前到南斯拉夫进行友好访问。蓬勃发展的南斯拉夫广播电视事业，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代表团先后访问了七座中心电视台，了解了南斯拉夫电视事业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规划。
南斯拉夫的第一座电视台，是一九五六年在克罗地亚共和国首府萨格勒布建立的。现在，六个共和国和两个自治省的首府以及科佩尔地区，分别建立了中心电视台，组成了全国电视网，播送黑白和彩色两套节目，每日平均播十五小时左右。通过五百多个转播站，全国各地都能收看电视节目。居民拥有的电视机数量也不断提高。一九六一年全国只有六万二千架，平均每八十四个家庭有一架；近年来已增加到三百八十万架，平均每一点七个家庭就有一架。
南斯拉夫不设全国性的中央电视台。全国性的广播电视组织是一个联合机构，负责协调节目制作、交换，并同各国电视机构有广泛的合作关系。
南斯拉夫是多民族国家，各电视中心都十分注意使用本地少数民族的语言来播送节目。象诺维萨德、斯科普里等电视中心，日常都使用五种语言播送节目。
南斯拉夫各电视中心都是一个自治体系，按新闻、音乐、编播、技术、录制、行政管理等分别组成共同体。各共同体派代表组成全台的工人委员会，决定机构、人事、基本建设和工资分配等重大问题，实施最高的自治权。
各电视中心还成立议会和节目、技术、法律委员会。议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工人委员会是它的执行机构。议会成员，一半由各共同体派出代表，一半来自社会，以保证电视工作和社会保持密切联系。
节目委员会分级成立，各级节目委员会的成员三分之二是来自社会各界。他们充分反映各界的意见和要求，参预电视节目方针的制定。
南斯拉夫同行说：“我们办电视是不依靠国家投资的，是靠收看费、节目制作和广告收入。观众离开我们，电视就失去了生存的依据。”为了保证电视节目的社会化，各电视中心成立研究机构，定期列出题目，广泛进行社会调查，了解社会的需求。
南斯拉夫电视工作者告诉我们：“南斯拉夫的新闻原则是为人民服务。报道最现实的人民生活，是我们的中心工作。”电视对共盟和人民负责的一致性，是南斯拉夫电视工作的出发点。在实际工作中，他们力求使电视屏幕成为劳动人民的“喉舌”和“讲坛”。诺维萨德电视中心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新闻节目主编米洛拉德·斯捷万切夫同志对我们说，不久前，诺维萨德电视中心举办了一个节目——《多兰茨同志答公民问》，这个节目长达一个半小时，观众当时向多兰茨同志提出一百五十个问题。观众随时打电话提问，电视屏幕随时映出提问人打电话的镜头，多兰茨同志随时回答。这使观众成为电视节目的直接参加者，生动地体现了南斯拉夫联邦宪法中关于公民有新闻报道权的规定。主编同志深有感触地说：“这是群众最好最大的一种集合形式。”
电视要体现共盟的路线、方针、政策，但同时又必须坚持面向群众、面向生活，做群众的“益友”、“顾问”和“知心”。记者要选择与人民生活有直接关系的、为群众最关心的事实，通过视觉形象去艺术地加以表现。斯科普里广播电视台总台长助理卓兰·文格洛夫同志介绍说：联邦议会号召居民在旱季节约用电。电视台不是抽象地在屏幕上照念文件，而采用了形象化的宣传形式：在屏幕上和观众一起把可以不用的电灯关闭，十五分钟以后，由技术人员通过电子计算机把节电的数字公布到荧光屏上，和观众一起计算出这十五分钟内所节约的电，可以供两个工厂生产若干时间；如不节电，我们的工厂就要停产，大家的生活也要受到影响。这使观众感到亲切，收效很好。还有一次，在共和国议会上，一个小城市的代表反映群众对当地公路修筑不善有意见。记者迅即到当地拍下公路修筑不善的具体场景和当地居民谈话的实况，在电视屏幕上播放。
南斯拉夫观众最感兴趣的是国内国际新闻。观众越是感兴趣的节目，电视台总是越要花力量去把它办好。一九七七年，铁托总统访华是当时南斯拉夫人民最关心的大事。随访的电视摄制组通过卫星地面接收站，每天向祖国发回一小时至八十分钟的访华节目。南斯拉夫全国广大人民欢欣鼓舞地观看了自己的领袖在中国受到隆重欢迎的情景。这些报道最后编成的纪录片，在一年一度的玫瑰港电视节上荣获一等奖，并发行到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为了使电视更好为劳动人民服务，各电视中心建立了一系列工作制度。以斯科普里电视中心为例，它每年九月把下一个年度的节目计划公诸报端，根据群众的意见反复修改后，才正式订出一年的固定节目单。电视台各类节目的负责人要定期到各地区举行座谈会听取意见。电视台每年还向观众家里发出专函征集意见。南斯拉夫的同行说：“我们和群众的关系是‘服务于主人’的关系，要服务得好，就要想方设法请‘主人’提要求、出主意。‘我办你看’的冷漠态度，在我们这里是行不通的！”
南斯拉夫各电视中心办节目都讲究时效，当天的事当天报，下午的事晚上报。他们说，一件事到了第二天就不成其为新闻了。贝尔格莱德电视中心每天播六次新闻，新闻部一天要制作两个半小时的节目。各电视中心每次播出的十五分钟或半小时的新闻节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技巧多变，简练明快。新闻评论往往穿插其间，或单独构成专题。除了专职评论员外，各行各业的专家也经常出入电视中心，成为电视屏幕上的主角。
根据南共联盟关于“要开展具体的批评”的意见，各电视中心在评论节目中都重视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南斯拉夫朋友告诉我们，在诺维萨德，有一个共盟盟员因为批评了领导人而被开除。电视评论员经过调查了解，把这个事件搬上电视，组织群众讨论。结果，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这件事得到了应有的处理。也有这种情况：某单位明明有问题，记者去采访却受到对方阻难。这时，节目主持人就自己上电视，向观众公布对方的情况及其态度。这样，群众就会起来解决问题。当然，如果批评失实，被批评者可以根据通讯法提出指控；根据情况，评论员本人，以至他所在的编辑部负责人，直至台长要上电视更正，认错。影响严重的，有关人员要受到处分。主人说，这叫“承担社会公众舆论的责任”。但是，也有另一种情况：批评者没有错，被批评者硬说有错。斯科普里广播电视总台长助理卓兰·文格洛夫同志说：“我就有这种经历。我曾经评论过马其顿共和国议会把电影方面的资金百分之八十用在兴建电影院上，百分之二十用于拍摄新影片。当时没有新片可放，还建筑新电影院干什么？评论以后，议会副主席说我错了，可是观众支持我。我对他说：“咱俩可到电视上面对观众去辩论。结果，副主席没敢上电视。”
除了电视新闻外，系列片是电视中的一个宠儿。无论哪个电视中心，系列片都被安排在观众最多的十八时至二十一时之间。电视节目的播出量大，既要依靠电影厂、剧院的支援，又要积极生产自己的节目。电视台生产的系列片，特点是多、快而短小，生产周期短，成本低。每集系列片，前后内容有联系，各自又都独立成片的，不独播出时方便，也适合群众的兴趣。目前，南斯拉夫各电视中心，每年要联合生产五十二部影片，各自组成系列。摄制任务互相协商分担，拍成后互通有无，轮流播映。摄制系列片主要依靠社会力量，在各方面的支持下，这项工作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南斯拉夫电视工作者十分关心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几年来，中南两国电视方面的合作，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通过这次访问，两国电视工作者增进了相互了解，两国电视工作者之间友谊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