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犯了错误切不可讳疾忌医
《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
在我们党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有为数很少的干部跟着林彪、“四人帮”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这些干部经过揭批林彪、“四人帮”的伟大斗争，总起来说是个什么情况呢？可以这样说：大都说清了问题，分清了是非，提高了觉悟，得到了大家的谅解。不少同志解脱之后，服从组织安排，在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立新功，补旧过，重新取得了党和群众的信任。但是，确有些犯错误的干部态度不好，不是努力改正错误，而是相反，一有机会就不认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加快落实政策的步伐，强调发扬民主，加强法制，安定团结地发展四化建设，有的人就以为有机可乘，把自己跟着林彪、“四人帮”犯错误而受必要的审查，同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冤案、假案、错案等同起来，混为一谈。他们或者颠倒是非，无理取闹，把自己打扮成所谓新的冤案、假案、错案的受害者；或者口口声声讲实事求是，而他们所要的“实事求是”，就是对自己的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能推则推，拒不认错；有的甚至打击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积极分子，扬言“现在不是我给你们说清楚的时候了，是要你们给我说清楚”，等等，企图从根本上否定揭批查运动。
处理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冤、假、错案，同处理跟着林彪、“四人帮”犯有这样那样错误的干部的问题，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问题的性质不同，处理的方针也不同。前者是把它纠正过来，后者是区别不同情况，进行教育和挽救，作出正确结论和恰当处理。
“四人帮”是一伙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是我们党和人民的凶恶的敌人。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充分发动群众，揭露和清查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彻底肃清“四人帮”在各方面的流毒和影响，这是完全必要的，十分正确的。难道“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种种倒行逆施不应该揭批，不应该查清吗？整个揭批查运动，党的方针政策是既坚定又慎重的。我们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我们把受“四人帮”影响说了错话做了错事，同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严格区别开来；把参与某些篡党夺权阴谋活动但是尚属受人利用，犯政治错误的人，同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骨干分子严格区别开来；在骨干分子当中，又把那些愿意悔改，积极揭发“四人帮”的罪行，与“四人帮”划清界限的人，同继续顽抗的死硬分子严格区别开来。我们对于那些究竟属于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一时还划不清楚的，总是先作人民内部矛盾对待。对犯了错误的干部作组织处理时，凡是可轻可重的，宁可从轻。人们看得很清楚，现在的这些做法，完全恢复了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代所确立的方针、政策和好的传统，坚决摒弃了林彪、“四人帮”那一套栽赃诬陷、刑讯逼供、无情打击、一棍子打死的法西斯手段。揭批查运动对于粉碎资产阶级帮派体系，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现全国安定团结，推动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为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起到的巨大作用，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有的人把党和群众帮助自己同林彪、“四人帮”划清界限看作是“打击”，是毫无道理的；对揭发批评了自己错误的同志记仇，寻机进行报复，这是党的纪律绝对不能允许的。
有的人说，对跟着林彪、“四人帮”犯错误的干部要实事求是。这话当然是对的。实事求是首先是实事，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有多大错误就是多大错误，既不能把三分说成七分，也不能把七分说成三分。现在的问题是，有的人分明有错误却不正视错误，想方设法回避、掩盖错误，原来存在并承认了的错误又要推翻，原属恰当并同意了的审查结论又要修改，实际上他要人家对他“实事求是”，就是要人家帮他抹煞事实。这怎么行呢！我们党历来对待犯错误干部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个方针对于跟着林彪、“四人帮”犯了这样那样错误的干部同样适用。贯彻执行这一方针，从犯错误干部本身来说，就要承认自己有病，连病都不承认有，或者把大病说成小病，讳疾忌医，那又怎么能治好病呢？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这一段历史，不是普普通通的历史，在这场严重斗争中犯了错误，那是绝对不应该也不能够抹煞的。如果一个人真的珍惜过去为党和人民做过好事的历史，今后还决心为党为人民多做工作，那就应当真正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正视自己的问题，深刻吸取教训。
有的人在得到组织上的从宽处理以后，竟然责问过去为什么要批判他，应当给他说清楚。可以明确回答这个问题，这叫做：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这是我们党对犯错误干部的一贯政策，是一个完整的政策。所谓从严，是要从原则的高度对错误作出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进行严肃认真的批评教育；从严的目的是为了促使犯错误的人猛省，接受教训，痛改前非。使犯错误的人弄清思想，分清是非，团结这些同志一起工作就有共同的巩固的思想基础，也就为处理从宽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以为批判从严就不能从宽处理，或者用处理从宽来否定批判从严，都是不对的。清查中只要把自己的问题检查交代清楚了，有改正错误的表现，得到群众的谅解，组织上按照党的政策，从宽处理或免于处分，这是对犯错误干部的爱护和信任，怎么可以因为没有给你处分就认为自己没有问题，就要否定以前应该受到的批判和教育呢！
当前少数犯错误干部想推倒错误、不认账的情况并不一样。极个别的人，从粉碎“四人帮”以来一直坚持错误立场，对党组织和群众的教育挽救、对揭批查始终抱着抵触情绪。除此而外，应该说主要还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有的是对揭批林彪、“四人帮”这场伟大斗争以及自己所犯的错误认识不足。有的是没有接受教训，旧病复发：过去搞“踢开党委闹革命”，当了震派，现在又无理取闹，以为闹可以解决问题；过去以风为准，看风使舵，成了风派，现在又闻风而动，借落实政策推翻自己的错误。还有的是私心杂念太重，对于自己的错误，或者说说可以，写成文字就不干；或者怕承认错误以后，对自己的前途有影响。不管哪种情况，犯了错误，总是以认错改错为好。如前所说，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并不因为你不承认就不存在了。我们由衷地希望跟着林彪、“四人帮”犯有这样那样错误的干部，真正能够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正视自己的错误，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接受党组织和群众的帮助教育，改正错误。不要讳疾忌医，采取不承认主义。一个人从犯了错误到认识错误以至改正错误，要有个过程，认识上有一些反复往往是难免的，所以我们党常说要一看二帮，要耐心等待犯错误的干部觉悟。但这决不是说，对待错误问题可以采取不严肃的、不负责的态度。一会儿承认一会儿又推翻，那股风刮来了就认账，另一股风刮来了就推掉，这样的反反复复，对革命事业和对犯错误干部本人都没有好处。
各级领导要加强对犯错误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要认真听取他们的要求和意见，合理的就采纳，不合理的要说服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态度。各单位在抓紧对犯错误干部的结论定案工作的时候，更要针对他们的思想实际，把工作做深、做细。同时，要十分注意掌握党的政策，防止只强调问题的一个方面，忽视另一个方面。比如，不能一说组织处理从宽，就连犯错误干部应该作结论的都不作了。个别单位如果确有结论偏严、处理偏重的问题，应当按照党的政策积极纠正。由于这方面的原因，犯错误干部通过组织提出申诉是可以的，不能说是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抓住组织上工作中的一点问题，要借机把自己确实存在的错误全部推掉，甚至把错误的也说成是正确的，这是我们不能允许的。
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国各族人民，全党和全军的同志，都在一心奔四化。犯有这样那样错误的干部，应该和大家采取同一个步调。其中多数已经这样做了。少数人不仅自己在错误中纠缠，而且纠缠党组织和别人，这是很错误的，应该及早改变过来。端正态度，振作精神，积极投身到四化建设中，将功补过，同全国人民和全党、全军同志采取同一个步调，这才是犯过错误的干部应该采取的正确的态度。
（原载八月五日《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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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切实做好婴幼儿保健教育工作
方毅同志在托幼工作会议上作重要讲话，要求各级领导和社会各方面重视托幼工作，提高保教工作者社会地位，培养又红又专保教队伍，发展托幼事业
新华社北京八月八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八月七日上午就当前做好婴幼儿保健和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以及应当提高保教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培养一支又红又专的保教队伍等问题，作了重要讲话。
他在教育部、卫生部、劳动总局、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联合召开的托幼工作会议上讲话说，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是关键、教育是基础，婴幼儿的教育又是教育工作的基础。托幼工作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各级领导和社会各方面应该给予这项事业以足够的重视。
方毅同志在谈到托幼工作的重要意义时还说，托幼工作是一门科学。国内外教育学家、心理学家、儿童保健专家认为，婴幼儿时期是一个人的身体和智力发展的关键时期。有些学者还认为，从出生到七周岁，是婴幼儿智力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如果从小就对婴幼儿进行合乎科学规律的保育和教育，婴幼儿将会发育得更健康、更聪明，学的知识也更多。
方毅同志指出，目前，我们还有一些同志不重视托幼工作，把它看做是“婆婆妈妈”的一件小事，有的甚至把抓托幼工作和抓生产对立起来。这都是错误的。方毅同志强调说，儿童一代是否具有健康的体魄，良好的品德和发达的智力，直接关系到民族的兴旺和国家的前途。在孩子身上舍得花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绝不只是消费，而是一项建设事业，是为未来投资，是一项崇高的事业。做好婴幼儿的保育教育工作，不仅是百年树人的大事，而且对解决当前不少职工和科技人员要求入托孩子，以集中精力从事四化的愿望，也是十分迫切和重要的。
在谈到应该尊重保教人员时，方毅同志说，解放以来，我们已涌现出不少全心全意为托幼事业贡献终身的保教工作者。他们的道德品质是高尚的，他们的劳动是辛勤的，应该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逐步解决他们的经济待遇问题。对他们的先进事迹应当大力表扬。要重视评选先进的保教工作者。对工作特别出色的教养员、保育员，应给予特级教师、特级保育员的光荣称号。他说，旧社会人们看不起教育小孩的，说什么“家有三斗糠，不作猴儿王”。我们要改变这种旧观念。应当提高保教工作者的社会地位，使他们受到社会舆论的尊重。对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受到迫害至今尚未平反的保教工作者，应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方毅同志还说，托幼工作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作。关于经费问题，要照顾现实，积极争取，能解决的问题尽量解决。被其他单位占用了的托儿所、幼儿园的房屋，要商量退出来。要注意逐步培养一支又红又专的保教工作队伍，使我们的托幼事业逐步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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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适应科技事业发展需要和加强科学院的学术领导
中国科学院决定增加补充学部委员
新华社北京八月八日电 中国科学院决定增加和补充学部委员，准备工作正在积极进行。
中国科学院学部自一九五五年成立以来，在制订全国科学发展规划，促进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参加科学院的学术领导，以及团结院内外科学家，发展国际间的学术交流等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文化大革命期间，学部被迫停止工作，学部委员大都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判斗争，一些人甚至遭到残酷迫害。
不久前召开的数学物理学化学部、生物学部、地学部、技术科学部等四个学部的常委联席会，就增补学部委员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大家认为，中国科学院是我国自然科学研究的综合中心，各学部实际上是全国性的权威学术机构，为适应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需要，加强科学院的学术领导，增加和补充一批优秀科学家参加学部的工作，充实和健全学部机构，是完全必要的。
中国科学院原有学部委员一百九十人，其中三分之一以上已经去世。现有学部委员平均年龄已达七十三岁。经增补后学部委员的总人数拟定在三百人左右。候选人的产生，采取由学部委员推荐和各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专业学会推荐的办法，最后召开全体学部委员会议，进行投票选举，由科学院报国务院批准。
这次增补，将保留一部分名额给台湾省、香港和澳门的科学家。今后，还将聘请在国际学术界有地位的、对我国科学事业作出贡献的外国（包括华裔）科学家，担任中国科学院国外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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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社会科学院十九个研究所相继成立学术委员会
新华社北京八月八日电 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十九个研究所最近相继成立了学术委员会。
新成立的这些学术委员会是各研究所在学术方面的权威组织。它们的任务是：主持所内重大学术活动，审议研究所与国内的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计划；评定重要的科研成果，审议科学奖励的项目和名单；审议所内科研人员的学术职称。
各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由专家和学术水平较高的研究工作者组成。委员的人选照顾到学科的代表性和不同观点的学派，也注意选拔学术上有突出成绩的中年和青年研究工作者。各研究所还聘请了一些院外的我国著名学者、专家。
各个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人数一般在十五到二十人左右。委员人选经所内研究人员充分酝酿和反复协商，在民主的基础上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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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快乐的暑假
西子湖畔杭州市儿童公园的游泳池，是孩子们消夏的好场所。 新华社记者 吴元柳摄安徽省嘉山县图书馆及时举办假期阅览室，供中小学生在暑假期间阅读。 荫曾摄（新华社稿）
上海市中学生生物夏令营的同学在天目山捕捉昆虫，培养对生物科学的兴趣。
新华社记者
张刘仁摄
北京市教育局和北京市总工会在暑假期间，组织部分中小学教师和校外辅导员到避暑胜地北戴河作短期休养。
新华社记者 喻惠如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