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8月9日人民日报 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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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副总理听取全国商业局长座谈会汇报时指出
根据社会需要大力发展合作商业服务业
这些单位的职工政治上应当和国营职工一视同仁;基本工资应相当于国营职工的水平,工资奖励应当更灵活一些;应允许某些个体劳动者在当地工商行政部门管理下走街串巷
新华社北京八月八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新近在听取全国商业局长座谈会汇报时指出,合作商店和合作修理服务单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它作为国营商业服务业的有力助手,在活跃城乡市场,供应人民需要,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等方面,都有积极的作用。它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具有经营灵活、起早贪晚、方便群众等特点。
李先念同志说,这种商业形式,不仅在目前是需要的,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也是不可缺少的。各地要根据社会需要和当地实际情况,大力发展并把它办好。要在城市和农村,开办若干合作商店、合作饭店、合作旅社、合作运输以及各种修理服务合作社和合作小组。这对繁荣社会主义市场,服务人民生活,广开就业门路,安置待业青年,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李先念同志指出,合作商店和合作修理服务单位的职工,是社会主义商业职工队伍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政治上对他们应当和国营商业服务业职工一视同仁。合作商店和合作修理服务单位职工的基本工资,应当相当于国营商业服务业职工的工资水平,工资奖励应当更灵活一些。经营好的单位,职工的工资收入可以高于国营商业服务业职工的工资。他们的福利待遇,也可以高于国营商业服务业。当然,经营得差一些的,也可以低一些。
李先念同志说,合作商业和合作修理服务单位要有一定的公积金,用于营业设施的维修、改造、添置和扩建。要有一定的公益金,用于职工福利、劳保、救济和退职、退休的需要。这些资金要按规定留足,决不允许随意抽调,不许以任何借口,挪作它用,以保证合作商店、合作修理服务单位业务的发展和职工的福利开支。前些年,这方面问题不少,今后不能再这样干了。
关于合作商店和合作修理服务单位的货源,李先念同志说,主要由国营商业供应。同时,应当允许他们同工厂直接挂钩,或者同工厂建立固定的经销、代销关系。合作商店和合作修理服务单位在经营方式、企业管理、服务态度、服务质量等方面,要同国营商业服务业互相学习,互相竞赛,互相促进,共同提高。
李先念同志还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上,在以国营商业为主体的情况下,不但要发展集体所有制商业服务业,而且应当允许某些个体劳动者,在当地工商行政部门的管理下,走街串巷,从事理发、修鞋、磨刀、修伞、修家具、卖小吃等劳务活动,这对补充商业网点的不足,安排城市就业,方便群众生活,是有益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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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什邡县采取措施执行政策取信于民
保证夏收作物责任制奖赔兑现
全县已有十个公社召开奖赔兑现大会,发了奖金
新华社成都八月八日电 中共四川省什邡县委纠正农村中少数核算单位不履行夏收作物生产奖赔合同的偏向,保证合同兑现,使党的政策得到群众的信任。
今年,什邡县有一千多个核算单位、二千八百多个作业组实行了“定产量、定工分、定成本、超产奖、欠产赔”的责任制,由核算单位同作业组签订了合同。生产责任制的建立,调动了社员的积极性,夺得了今年夏收作物丰收。丰收后,绝大部分作业组都完成和超额完成了“三定”任务,核算单位决定按合同办事,予以适当奖励。但也有少数核算单位对于超产过多或达不到产量要求的作业组犹疑不决,甚至打算把合同“一风吹”,群众意见很大。什邡县委调查了这些准备毁掉合同的生产队和作业组,发现这些队、组,有的是干部或干部亲属所在的队、组,搞得不好减了产;有的是干部担心奖金发多了以后不好办;还有的是指标订得过高而没有达到,执行合同遇到了困难,等等。县委经过讨论,认为贯彻三中全会精神,落实按劳分配政策,是今年夏季夺得农业丰收的重要原因,必须说话算数,奖赔兑现,才能取信于民,进一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为此,县委在各种会议上反复强调执行政策、奖赔兑现的重要性,对于执行合同出现的问题,县委派干部到基层调查,提出解决的具体办法。
根据县委统一部署,各公社党委召开执行合同碰到困难的大队干部会,生产队长、作业组长会,讲明实行生产责任制对落实按劳分配政策的意义,帮助干部认识履行合同的严肃性。然后由公社干部同大队干部一起,深入到队、组,听取意见,针对不同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保证合同兑现。这些措施是:一,凡因干部所在组减了产、不能兑现合同的,要做好干部的思想工作,促使干部带头执行政策,保证奖赔兑现。二,对于担心奖的钱多了的干部,主要向他们讲清这是多劳多得的体现,奖的金额只是超过定产部分中的少部分,集体得的还是多数,解除干部顾虑,落实奖赔合同。三,对于合同指标确实过高的,则经过核算单位社员大会讨论,或按前三年平均产量为基数,或以各作业组平均产量为基数,适当调整指标,使奖赔也能兑现。经过上述工作,原打算把合同“吹”了的生产队、作业组都坚决按合同办事。目前已有十个公社召开了夏收作物生产责任制奖赔兑现大会,发奖金十二万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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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摆脱越南当局的政治迫害
黄文欢同志最近到达北京
黄文欢同志是越南共产党的元老、胡志明主席的亲密战友,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为越南革命和越中友谊作出了重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八月八日电 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黄文欢,摆脱越南当局的政治迫害,已于最近到达北京。黄文欢同志离开越南辗转来到北京后,受到中国有关方面的热情接待。由于年老体弱,他来到北京后一直在进行疗养。
七十四岁的黄文欢同志是越南共产党的元老、胡志明主席的亲密战友。他于一九四五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并任越北解放区党委书记。一九四五年越南八月革命胜利后,曾任国防部副部长。一九五○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七年四月任越南首任驻华大使。一九五六年八月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从一九五八年起至今,一直担任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在越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黎笋集团排挤出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
在越南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黄文欢同志在胡志明主席的直接领导下,为越南革命和越中友谊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胡志明主席逝世后,他继承胡主席的遗志,竭力维护越南人民的革命胜利成果,维护越南的真正的独立自主,维护越中友谊,因此遭到了黎笋集团的打击和迫害。(附图片)这是黄文欢同志在北京的近照。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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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充分发扬民主 接受群众监督
大庆党委发扬好传统组织基层检查团全面检查领导机关的工作
本报讯 记者陈坚发报道:最近,大庆党委组织基层检查团对大庆领导机关的工作进行一次全面认真的检查,真正发扬民主,实现广大群众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批评和监督。
大庆石油会战初期,会战工委经常组织基层检查团检查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的工作,出现了领导干部不搞特殊化,领导机关坚持面向基层,干部与工人不分职位高低,同甘共苦,艰苦创业的动人景象。今天,继承和发扬这一好传统,对促进工作重点转移很有好处。
基层检查团由基层单位的领导干部、工作人员、老工人、模范标兵及家属的代表组成。他们分作十一个小组按部门进行对口检查。受到检查的各部门领导干部主动向代表们汇报本部门工作情况及存在的问题,接受代表们的查询。代表们是代表广大群众行使民主权利,实行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监督的,因此,在检查中边听、边看、边问,十分严肃认真。在检查中,大庆党委全体领导干部面对面地听取了基层代表的批评和建议。主要内容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情况,政治工作、生产管理、体制改革、岗位责任制、机关作风、关心群众生活等等。例如,基层代表在检查大庆文教办公室的工作后提出,大庆现有的文教管理体制应该进行必要的改革,不然很难提高教育质量。现在是担负工业生产任务的各指挥部兼管中学,大队兼管小学,有的单位由于对教育工作重视不够或者由于缺乏一定的条件和手段,教师不足,校舍拥挤等困难得不到及时解决,有的甚至经常让学生停课劳动,这都不利于提高教育质量。而大庆主管文教的部门却既不管人事,又不管财务,对中、小学的困难和问题也就无力帮助解决。基层代表们建议,大庆党委应尽快采取措施,对大庆教育战线实行人事和财经的统一管理,以利于提高教育质量,为现代化建设培养更多的人才。
检查结束后,大庆机关各部门连日来纷纷根据基层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认真进行了研究讨论。大庆政治部的干部对于基层代表向他们提出的五个方面共八十一条意见都一一作了认真讨论,制订了改进措施。他们还提出,基层代表由于时间短和其它原因,有些意见可能没全部讲出来,应该借这股东风,发动广大机关干部经常主动诚恳地征求基层的意见,努力把新形势下的政治工作做得更好。大庆生产办公室的干部把基层检查团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归纳整理,凡属可以立即解决的,都落实到处、室,落实到人头,限期整改;暂时不能解决的,切实做好安排,列入工作计划或规划,逐步加以解决;涉及全局性的问题,提请大庆党委共同研究解决。目前,机关其它各部门正在进一步落实和改进基层代表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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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又一座大型化肥厂基本建成
洞庭氮肥厂投料试车一次成功
据新华社长沙八月八日电 我国从国外引进设备的又一座大型化肥厂——洞庭氮肥厂基本建成,最近投料试车一次成功,进入试生产阶段。目前,一包包优质尿素正源源不断地运往各地,支援农业生产。
参加这项工程建设的干部、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虚心学习外国先进技术,认真吸取国内已建成投产的同类工厂的建设经验,克服许多困难,加快了工程进度,确保了工程质量。与此同时,工厂狠抓了生产准备工作,做到了投料试车一次成功。从投油到出尿素只用了十四天半,在我国已投入生产的同类大型化肥装置中时间是最短的。经过考核,这个厂的生产能力、产品质量都达到了设计要求。
洞庭氮肥厂的合成氨装置和尿素装置是从美国和荷兰引进的;配套设施是由我国自行设计、制造和施工安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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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怎样让农民尽快富裕起来
——上海郊区二十个生产大队的调查对比
内容提要:上海市农业办公室会同郊区十个县,选择十个收入高和十个收入低的大队作了对比调查。这些大队的土地与劳动力比例差不多,粮棉种植比例也大致相仿。但是有三个“差得多”:社员分配水平差得多,集体家底差得多,对国家的贡献也差得多。为什么生产条件基本相同,而社员分配、集体积累等却很悬殊?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差距: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工副业发展的差距,管理水平的差距。要使农民尽快富裕起来,这十个收入高的队的实践经验是:一、大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集中精力打好农业翻身仗。突出抓两条:一条是大搞治水改土,增积有机肥料,改变生产条件,为高产稳产打好基础;一条是狠抓科学种田,在茬口安排、选用良种、科学管理等方面下功夫。二、积极搞好工副业生产。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在抓好农业生产的同时,因地制宜,广开门路,积极发展畜禽饲养业、水产养殖业、种植业、手工编织等副业生产,办好社队工业。三、提高领导水平和管理水平。收入高的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领导班子稳定团结,有创业思想,有发展规划,懂生产,会当家,管理水平高。
上海郊区十个县,共有二百零四个公社,二千八百多个生产大队,二万五千多个生产队。一九七八年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分配平均每人二百三十元,有三百一十二个生产队超过三百元。但发展不平衡,有一千四百八十五个生产队平均每人分配不到一百二十元。
怎样使农民尽快富裕起来?市农业办公室在每个县选择两个以种植粮棉为主、收入差别较大的生产大队,会同县委一起作了调查对比。这二十个大队的土地与劳动力比例差不多,平均每个劳动力都占地两亩左右;粮棉种植比例大致相仿。但各队的经济状况有三个差得多:一是社员分配。高的队每人平均达三百二十五元,低的队仅一百九十元。二是集体家底。高的队每个劳动力拥有固定资产五百六十一元,低的队仅二百九十三元。三是对国家的贡献。每个劳动力向国家提供的商品粮,高的队从一九六六年的五百五十六斤增加到九百八十斤,低的队反由五百八十斤下降为四百七十二斤;提供的棉花、油料、生猪也相差三分之一左右。这些大队的基本条件差不多,为什么收入、家底、贡献差得多?主要是他们之间农业劳动生产率高低不一样,工副业发展快慢不一样,领导水平和管理水平不一样。
先决条件在于大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这二十个大队中,农业劳动生产率高的十个队,去年平均每个劳动力生产粮食三千一百六十斤,比低的队高百分之三十三;棉花一百五十四斤,比低的队高百分之三十六;油菜籽一百四十三斤,比低的队高百分之二十三。土地是农民的主要生产资料,只有集中精力首先把农业搞上去,才能为四个现代化多作贡献,才能使农民的收入有较大的增加,生活得到不断改善。这十个生产水平高的队,坚持因地制宜,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大打农业翻身仗,主要抓了两条:一是大搞治水改土,增积有机肥料,改变生产条件,把农田建成能排能灌、有机肥足、熟土层深的丰产田,为高产稳产打好基础;二是狠抓科学种田,在茬口安排、选用良种、科学管理等方面下功夫,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他们去年平均每亩土地产值二百六十三元,比低的队高百分之三十三;每个劳动力创造农业产值七百五十九元,创造纯收入五百四十一元,比低的队分别高百分之五十四和六十八,即多收入二百二十元,扣除公共积累后,平均每人可多分八十元。这就是说,去年他们比低的队社员多收入的一百三十五元中,有八十元(占百分之六十八)是来自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宝山县海星大队和羌家大队的调查对比,更具体说明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是农民能不能尽快富裕起来的前提条件。这两个大队的土地与劳动力比例,粮棉种植比例都基本相同。海星大队一千五百一十二亩耕地,百分之六十九是潮沙地,土壤板结,熟土层浅,通风透气性差。他们抓住改良土壤这个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环节,增积有机肥料,每亩施上猪羊粪和草塘泥一百二十担。去年亩产粮食二千六百三十七斤,皮棉一百八十斤,油菜籽四百二十六斤,每个农业劳动力创造纯收入七百五十九元,由农业提供的分配金额,按农业人口平均,每人为二百四十元。而羌家大队,原来的土质条件比海星大队好,由于农业没有抓好,肥料积得少,每亩只施有机肥二十担,产量上得很慢。去年亩产粮食一千六百零二斤,皮棉一百三十斤,油菜籽二百六十八斤,每个农业劳动力创造纯收入三百七十六元,从农业收入中提取的分配,平均每人只有一百四十元。
重要的问题是积极搞好工副业生产
在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前提下,及时地把多余劳力用于发展工副业生产,创造更多的财富,是社队增加收入的重要方面。去年收入高的大队,投放于工副业的劳力占百分之三十,工副业纯收入占农工副纯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三。而收入低的队,投放于工副业的劳力占百分之二十二,工副业纯收入占农工副纯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三。这说明,在搞好农业生产的同时,加快发展工副业生产,收入就增加,社员分配水平和公共积累也就提高得快。川沙县珊黄大队和邓一大队的情况是一个鲜明的对比。一九六六年,这两个大队畜牧业、副业的纯收入都是二万元,一九七八年珊黄大队猛增到二十二万三千元,增长十倍,而邓一大队仅增长一倍,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原因就在珊黄大队对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利用得好。他们安排六十二名社员专门饲养生猪、出口鸡和蛋鸭,组织一百五十四名妇女搞“三绣”(刺绣、机绣、网绣),并利用海塘草多的条件,抽出三十多个劳动力每年刈青草五、六个月,饲养奶牛一百一十六头,年产牛奶三十八万斤。而邓一大队,不仅没有积极利用各种资源,发展副业生产,反而把原有的一些副业生产放掉了。如为外单位洗尼龙布,认为油水不大,放给了生产队,收入从前几年的五万多元减到二万多元。畜牧业只养了少量猪、禽,又因管理不善,连年亏本。队办工业也没有珊黄大队搞得好。因此,两个大队的分配水平悬殊很大。去年珊黄大队平均每人分配三百三十六元,邓一大队只有一百七十三元。又如南汇县周南大队和红光大队,农业生产水平差不多,都是粮翻双纲,棉超双百,油菜籽过三百,但周南大队的工副业生产搞得好,社员的分配每人就比红光大队多九十五元。
事实证明,在抓好农业生产的同时,再插上工业和副业两只翅膀,集体经济就能腾飞起来,农民生活就能日益富裕起来。
关键的一着要提高领导水平和管理水平
二十个大队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和工副业发展的快慢之所以如此悬殊,关键在于领导班子。收入高的队,班子稳定团结,有创业思想,有发展规划,懂生产,会当家,管理水平高。收入低的队,领导班子中有的闹派性,不团结;有的变动多,不稳定;有的青年多,没经验。管理水平不同,经济效果就大不一样。青浦县林家草大队去年亩产粮食超三纲,皮棉过双百,每个劳动力创造纯收入七百九十六元,社员分配平均每人三百二十三元。而芦花大队就低得多,亩产粮食一千四百斤,皮棉一百八十斤,每个劳力创造纯收入仅三百七十九元,社员分配一百五十元,不到林家草大队一半。原因就在林家草大队的领导班子,在指挥农业生产上,趋利避害,会动脑筋,肯下功夫。他们把全大队五十四块高低不平的圩田,改造成南北一个向、大小一个样的六块大圩田,块块建成四沟配套的吨粮田。搞副业生产也很精明,根据本队的条件,先从投资少、收效快的项目开始,抓了杞柳的种植、编织,逐步把机耕路、圩堤、沟渠、河坡、宅前宅后等十边地都种上杞柳和竹木。五十多亩水面全部养鱼,种上水生作物。还根据社员体力强弱、技术高低,因人制宜地建立了长年固定和临时性的各种专业队。如把老年辅助劳力组成一个绿化队,负责管理十多万棵树,每株一年增收一元,平均每个社员一年就可得益一百多元。每年修下的树枝用于烧窑制砖,一年又可收益七千多元。社员高兴地说,队里的树是“摇钱树”,是“土地银行”。而芦花大队,十边地荒芜,水面没有很好利用,猪、禽的饲养管理也很差,连年赔钱。从一九七○年到一九七八年,仅养猪一项平均每年就亏六千一百多元。
上海县新龙大队和跃农大队也是一个生动的对比。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八年,两个大队新增劳力同是二百七十多个。新龙大队把增加的劳力投放到队办工业和发展养猪、养鸡、养鸭、养鱼、种蘑菇、种杞柳上,还根据靠近集镇的特点,在农闲时间组织社员搞短途运输等劳务,去年收入六万七千元,仅这一项平均每人可增加收入七十九元。跃农大队则相反,担心搞多种经营亏本,坐等上级安排工业生产项目,结果大批劳力没有出路,“一千多人都是围着农业这只锅子吃饭”,社员平均每人收入比新龙大队低百分之七十五。
这次调查,引起了郊区农村干部社员的很大兴趣和反响。宝山县海星大队的群众说:“我们与县里城镇工人比,收入差不多,算是比较富裕了,就是农忙辛苦一点;与市区工人比,还是短裤穿袜子——脱一节。”对富裕的标准,议论也较多。他们认为,达到县里城镇工人的收入水平,是第一步;接近市区工人的收入水平,是第二步。用这两个标准来衡量,十个收入高的队每个劳力年收入五百一十三元,和郊区城镇工人平均月工资四十五元左右基本相平。工人有奖金和福利,农民有自留地、家庭副业的收入,而且农村开支小,生活已不低于城镇工人了。在这些收入高的队里,“集体经济有靠头,社会主义有奔头”,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比较坚定,不安心农业的现象已很少见了。
从二十个大队的调查来看,上海郊区虽有人多地少等不利因素,但也有城市支援力量大和自然条件好等有利条件,发展社队工业、畜牧水产、外贸出口、食用菌、林木花草和手工编织等的潜力是很大的。这就是说,只要全党重视,政策对头,措施得当,领导有力,在提高农业生产的同时,加快发展工副业生产,使农民尽快地富裕起来,是完全可能的。上海市革委会农业办公室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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