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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解放思想 深批极左 繁荣创作
安徽、上海分别召开座谈会，讨论发展戏剧、电影创作问题
本报讯 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最近在合肥召开戏剧、电影创作座谈会。全省五十多名戏剧、电影作者，评论工作者和有关新闻、出版单位的代表参加了座谈会。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万里同志，省委书记赵守一同志，先后在会上讲了话。
与会同志就贯彻“双百”方针、解放思想、扩大题材范围、历史剧创作及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与会同志认为，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和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向文艺创作，尤其向戏剧、电影创作提出了新的要求。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们在创作上是有成绩的，但是还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迅速增长的需要。要适应人民的需要和四化建设的需要，就要切实贯彻党的“双百”方针，进一步解放思想，繁荣文艺创作。大家认为，当前进一步解放思想的阻力，主要的还是来自极左的流毒没有肃清。现在创作上还有很多禁区，不少人还心有余悸。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继续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并联系建国三十年、特别是反右斗争以后二十多年的实际，认真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肃清极左的流毒。
关于创作题材问题，大家认为，社会主义的文艺当然要努力反映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尤其全党全国工作着重点转移之后，我们在创作上面临着一个新的课题，就是要努力表现人民群众在四化建设中的英雄业绩。但是，文艺为四化服务并不是都要写四化。这两年多来，出现了一批揭露“四人帮”罪行的作品，反映文化大革命的作品，有的人就提出什么文艺“向后看与向前看”的问题，实际上这是在制造新的禁区。文艺是反映生活的，对于我们生活中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为什么不能写？文艺创作的天地应该是无比广阔的，写现代的题材，可以为现实的政治服务，描写近代的和古代的历史题材，同样可以为现实的政治服务。
大家认为，我国历史悠久，可写的东西很多，因而历史剧的写作应该受到重视。在历史剧的“古为今用”问题上，讨论中还有不同认识。但大家一致认为，这些问题是可以而且应该进行深入讨论的。
大家认为，当前要把创作迅速搞上去，还必须认真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我们现在作品的发表、出版，戏剧的上演，电影的拍摄，有许多制度、办法不合理，关卡太多。经营管理上也存在不少问题。还有一些具体掌管业务的领导同志民主作风不够，不熟悉艺术规律。这些问题不解决，“双百”方针就不能得到真正贯彻执行，按艺术规律办事也就成为空话。大家要求，创作、出版上也应当制定一些法律，使艺术民主制度化，使作家创作的自主权在政治上和法律上得到可靠保障。
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同志在讲话中谈到文艺创作的任务时说，当前全党、全国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搞四化，文艺创作要为这个任务服务。贯彻“双百”方针，关键一个是“放”字，一个是“争”字。科学技术不争不行，文艺理论也要争，形式、技巧、艺术问题都可以争。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不敢写，领导和作者思想解放都不够。
万里同志最后说，加强党对文艺的领导，不是干涉文艺创作，而是支持文艺创作。具体来说，第一是支持，就是切实贯彻执行党的方针和政策，贯彻“双百”方针；第二是保证，就是保证“三不主义”，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允许大家批评；第三是帮助建设一支好的文艺队伍，还要给文艺创作人员创造一些良好的条件。
本报讯 电影战线如何适应新的形势和群众的需要，繁荣电影创作，提高影片质量，多出引人入胜的好影片？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于七月十六日至二十日召开电影创作会议，电影工作者就这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探索。参加这次会议的电影编剧、导演、编辑、演员、领导干部共五十余人。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陈沂参加了会议，并讲了话。
与会同志认为，要繁荣电影创作，提高影片质量，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解放思想，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继续冲破他们设置的种种禁区，扩大创作题材。有的同志提出：要鼓励大家去开阔题材面，古代的，唐太宗、汉光武、司马迁等人物可以写；近代的，杨度、谭嗣同、廖仲恺等人物也可以写。我们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各个历史时期的许多重要事件、人物都可以写。当代生活可写的题材就更多了，揭批林彪、“四人帮”的题材，还远远没有写深写够，知识青年的题材还没有去碰。许多同志说，题材无禁区，但作家选择什么题材以及如何表现他所选择的题材，要受正确的世界观的指导。为社会主义服务，为献身四化建设的人民群众服务，是我们的政治方向，但是不能把为政治服务，狭隘地理解成为某项中心工作或具体政策作图解。
与会同志还就当前出现的那种认为文学、电影只能歌颂光明，暴露阴暗面就是缺德的论调，展开热烈讨论。大家说，文学的职能从来就是两方面，歌颂与暴露，这是矛盾的对立统一。看不到实际存在的缺点、问题，作粉饰太平的歌颂，其实是对人民的欺骗，对革命事业十分有害。粉碎“四人帮”以来，大量优秀作品歌颂了党和人民的胜利，揭露了林彪、“四人帮”的罪恶和余毒，这不是亿万人民拍手称快的大好事吗？电视剧《永不凋谢的红花》，歌颂了张志新同志共产党人的正气，也暴露了“四人帮”的极端反动和残忍，就使人民获得深刻的教育和启示。
与会同志还迫切感到，繁荣电影创作，提高影片质量，不仅要继续解放思想，还必须强调深入生活。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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杞人忧春 廖冰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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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问题不应该成为禁区
——从《“炮兵司令”的儿子》的争论谈起
蓝芹
前不久，在上海市大中学校学生的文艺会演中，出现了一出独幕讽刺喜剧《“炮兵司令”的儿子》，在评选节目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嗣后，《文汇报》在六月二日报道了关于这出戏的分歧和争论，在六月十日发表了《“炮兵司令”的儿子》的剧本，并在报纸上开辟专栏，连续发表不同意见的来稿来信，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这场争论又一次告诉我们，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坚决贯彻“双百”方针，对于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是多么的迫切和重要。
《“炮兵司令”的儿子》所以引起这样大的反响，是由于这出小戏提出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很尖锐的问题，进行了辛辣的讽刺，积极地干预了生活，触动了某些人的灵魂。而这也恰恰是目前争论的症结所在。
现在，争论已经涉及到创作上和理论上的很多问题，诸如题材问题，文艺作品的讽刺问题，发扬艺术民主问题，等等，而争论的焦点，又在于典型问题。
有些同志提出：既然文艺是塑造典型人物的，那么舞台上的人物就应该代表大多数，就应该把延安、西安分清，特别是在粉碎了“四人帮”之后的今天，而这个戏没有反映出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个主流，客观上丑化了我们的干部，孙处长（剧中被讽刺的对象）并不典型，剧本歪曲了生活。
问题是从塑造典型人物方面提出来的，结论却回到政治上来——什么是我们干部的主流，典型应该代表大多数。姑且不说对《“炮兵司令”的儿子》这出戏，该不该这样提出问题，就以对典型的要求来说，也是很不确切的。典型，从来都不是社会学统计数字的总和，而是社会的阶级的活生生的性格，如恩格斯所说：“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这是因为，文艺是以形象，以感性的形式反映现实生活的。在这里，一切生活现象都应以生活本身的丰富多采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一个阶级也决不会是只产生一种唯一的永远互相重复的典型性格，而是以“生活本身的形式”产生无限丰富的典型性格，以具体的、富于个性的形象，来反映社会的、阶级的本质。如果认为典型只是某种大多数的代表，那么，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不朽的文学典型阿Ｑ，也会被斥为没有反映出中国农民的“主流”，客观上丑化了中国的农民。读过《阿Q正传》的人谁都知道，鲁迅不仅把阿Ｑ写成为极端落后的农民，还在雇农阿Ｑ的性格里概括了非“主流”的精神胜利法，当辛亥革命浪潮冲击到未庄时，鲁迅又突出地描写了阿Ｑ的向往革命，要求革命，从阿Ｑ性格里发掘出作为农民阶级的革命本质。这一切，都是典型只代表大多数的理论所不能解释的。
由此可见，把艺术典型的创造，简单地看成是赤裸裸地写本质、写主流的同义语，用“生活的主流”硬套作品中的典型环境和时代精神，或者搞几条所谓阶级本质的抽象概念，来衡量、评价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人物，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典型观点。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炮兵司令”的儿子》就是塑造了典型性格。创造具有时代概括意义的艺术典型，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它需要作家艺术家付出艰巨的创作劳动。但是，典型问题也决不因此而成为创作上的禁区，成为窒息一切新创作的条条框框。一切新生的事物，都是勇于探索，勇于突破，但又往往还不完善，还不成熟。在这个时候决不能束缚作者的手足，而是需要给以热情的鼓励、帮助和扶持。象《“炮兵司令”的儿子》这样的作品，当然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工提高，因为它本来就是三位同学的习作。对于这样一些作品，如果用“不够典型”、“没有反映我们生活中的主流”等并不正确的典型观点去批评它，就会造成理论上的混乱，使作者莫衷一是。这是不符合解放思想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当然，新生的事物既然破土而出，也就吓不倒、压不死。正是这篇青年人的习作大胆解放思想，敢于接触大家都有感受、至今还没有人抒写的现实生活中的尖锐问题，无情地鞭挞了如孙处长这种干部的党风不正、思想不纯的坏现象。如果讲要写出时代精神的本质来，这就是极可贵的时代精神的本质。因为这种党风不正，思想不纯，正是近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践踏党的原则、败坏党的作风所造成的，它的流毒仍在腐蚀着党的有机体，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前进步伐。揭露它，鞭挞它，批判它，唤起人们共同对这种丑恶现象进行斗争，恢复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为实现四化扫清道路，这正是时代和人民要求革命文艺喊出的心声。
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鲁迅曾经这样讲到过讽刺文学：“讽刺作者虽然大抵为被讽刺者所憎恨，但他却常常是善意的，他的讽刺，在希望他们改善，并非要捺这一群到水底里。”《“炮兵司令”的儿子》对孙处长的讽刺，其基本倾向，也并没有离开这种善意，因而应当肯定。
鲁迅说得好：“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我们的文学艺术家应该鼓起勇气，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打破各种老的或新的条条框框，解放思想，放开手脚，大胆地去写，包括采取讽刺文学这个形式，用讽刺的烈焰烧掉污秽和垃圾，让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在清洁的大道上胜利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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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点感谢
——谈谈美术电影片
华君武
孩子们最喜欢美术电影片，简直可以说是孩子们的恩物，走进美术电影的专场，就象置身于喧闹的鸟市，唧唧喳喳，一片欢笑声、惊叹声。剧中人物的喜怒哀乐，感染了孩子们。一只小猫、一只小鸡都在教育我们的孩子去辨别是和非、善和恶、美和丑。应当感谢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同志们，他（她）们默默无闻、辛辛苦苦、长年累月地在创造许多有思想、有艺术的动画片、木偶片、剪纸片，教育我们的儿童。
中国人大概有些老成的毛病，年纪大了也就不屑于去注意儿童们的事情，所以对儿童的读物、图画、电影大多是不熟悉的，对中国的美术电影恐怕也是生疏的，中国美术电影究竟搞了多少年并不清楚。在城市长大的老汉，也许还知道有个“米老鼠”，但那是美国华尔脱·迪斯耐创造的动画片的主人翁。
当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快要胜利的前夕，在我们东北的东北，离佳木斯不远，有个小小的兴山镇，东北电影厂就在这里。电影厂除了生产故事片和新闻纪录片外，也生产了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一部木偶片《皇帝梦》。前者是表现中国人民解放军执行毛主席战略战术思想，围歼国民党军队的。后一部顾名思义，当然是讽刺那个独裁的蒋介石。这就是新中国最早的两部美术片。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人数很少，其中一位还是日本朋友。经过三十年的奋斗和国家的扶持，现在已经生产了一百几十部美术片，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已是拥有四百多人的大厂。这就是中国美术片的发展史。
美术电影是外来的艺术，如何“洋为中用”，如何使它具有民族风格和气派，这是十分重要的问题。现在不能说每一部美术片都已经具备了或解决了民族风格的问题，但是从一部分美术片里，已经看到了美术电影的艺术家们探索的成果，已经创造出和外国美术片迥然不同的风格。中国传统绘画的水墨画技法已经巧妙地运用在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和《牧笛》上。中国古典神话《西游记》中的《大闹天宫》已经搬上了动画片银幕。优秀的中国古典文学无疑给动画片增添了民族风格的光彩，但是不能忽视艺术家在塑造孙悟空和天兵天将的形象和动作中，吸取了中国民间艺术的优秀的传统。从一些木偶片和剪纸片里，也看到艺术家们在传统的木偶剧和皮影戏里吸取了养分。我认为这种努力是很值得称道的。
前不久，我看了福建泉州木偶剧团演出的木偶剧《火焰山》和《水漫金山》。中国传统的木偶戏，无论是人物造型，或是表现技巧，真是生动丰富极了。人们喜爱这些木偶戏，因为它是根植于中国的土地上的，充满了中国人民喜见乐闻的中国气派。中国南北都有地方特点的皮影戏（可惜很多已被林彪、“四人帮”破坏了，老艺人受迫害致残致死，再也无法抢救了），这都是中国美术电影可以大大吸取丰富养料的对象。
如果说我们某些向外国学来的美术门类，几十年了，现在还不能摆脱外来的影响和束缚，还不能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而只有三十年实践的中国美术电影却已经迈开了第一步。我想这也是应当感谢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同志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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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电影优良传统的生动体现
——影片《叶塞尼娅》、《玛丽娅》、《冷酷的心》观后
林洪桐
墨西哥电影周放映的三部彩色故事片《叶塞尼娅》、《玛丽娅》、《冷酷的心》，以其浓郁的民族色彩，健康向上的思想，曲折感人的情节吸引着我们，使我们从思想上、艺术上都收益不浅。
对于墨西哥电影，中国人民并不陌生，五十年代在我国上映的墨西哥影片《生的权利》就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接着一批优秀的影片《躲藏的激流》、《被遗弃的人》、《珍珠》、《偷渡的苦工》和《白玫瑰》、《在那些年代里》又相继与中国观众见面，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墨西哥是拉丁美洲最早有电影的国家，早在一八九六年法国卢米埃尔发明电影的第二年就开始拍摄影片。墨西哥的电影艺术象它的文学和绘画一样，有着自己民族的优良传统，在拉丁美洲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世界影坛上也有一定的影响。
墨西哥的影片注重反映本国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民族问题，坚持自己的民族风格。不少影片表现了墨西哥真正的风貌和民族的自尊，传达出墨西哥人民的心声。如这次电影周上映的《叶塞尼娅》，反映的是“吉卜赛”女郎叶塞尼娅与白人军官奥斯瓦尔多之间真诚相爱的故事。它以十九世纪中墨西哥人民在自由派领袖华莱士领导下进行“改革战争”为时代背景，使叶、奥间的爱情纠葛与这次正义战争联系在一起。正是因为奥斯瓦尔多投身于华莱士的正义事业，毅然离开新婚的家庭去执行军务，才使他们夫妻分离；更是由于战争的胜利，叶塞尼娅和奥斯瓦尔多才得以破镜重圆。这是从侧面反映了这场“改革战争”，赞扬了奥斯瓦尔多的正直品德，并赋与影片主题以严肃的色彩。影片《冷酷的心》热情地歌颂了莫尼卡和“魔鬼”胡安所具有的真、善、美的品质，鞭挞了阿依曼丑恶的灵魂，并揭露了资产阶级法治的虚伪性。
墨西哥不少进步电影反映了低层人民的生活，同情被歧视、被侮辱和被损害者，热情地歌颂他们的反抗精神。《叶塞尼娅》就生动地表现了流浪的吉卜赛人对白人种族歧视的反抗。叶塞尼娅的性格和台词中处处渗透着这种反抗精神。他们用偷白人贵族的钱进行反抗，“谁欺侮我们吉卜赛人，就便宜不了他”！“这不是偷，这是报复”。叶塞尼娅与奥斯瓦尔多恋爱的过程也反映了这一点，当奥斯瓦尔多未征得叶塞尼娅的同意而强吻她时遭到的是石头的痛击。叶塞尼娅发现这个白人不是玩弄她而是真心地爱着她时，才把整个心交给他。叶塞尼娅到旅馆白人餐厅里吃饭和后来回到生育她的白人贵族家里的两场戏，更是生动地、富于戏剧性地表现出吉卜赛人的反抗性格。影片《冷酷的心》颂扬了被社会遗弃、连自己姓名都没有、被人称作“魔鬼”的胡安的善良和正直。
电影周上映的三部影片所反映的爱情主题是健康的。《玛丽娅》中埃弗拉因知道玛丽娅得了不治的癫痫病之后，仍决心在学业结束后要和玛丽娅结婚。玛丽娅也抱着“爱情是不受时间的限制”的想法，痴情地等着埃弗拉因，生动地展示了他们纯真、无私的感情。叶塞尼娅和奥斯瓦尔多的爱情经历了重重的波折和矛盾仍然永不变心。《冷酷的心》歌颂了纯洁、善良的莫尼卡和胡安经历了曲折和严峻的生死考验而结合的真挚爱情，鞭打了以虚伪、自私、冷酷的心对待感情的阿依曼，并展现了她那可悲的结局。
墨西哥影片的另一个传统是艺术上有特色和造诣较深。例如《叶塞尼娅》精心构思了姐妹俩不同的遭遇、不同的命运两条线索，结构上不是平铺直叙，而是从姐姐叶塞尼娅入手，采取锁闭式的戏剧结构，一步步地将她的身世层层揭开，造成一个个的悬念。又设计了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使矛盾纠葛到一起，一环扣一环地把戏推向高潮。创作者通过一个道具——白人的护身符，一个人物——姐妹俩都热爱着的奥斯瓦尔多，巧妙地将两条线交织在一起，有条不紊地构成一个又一个强烈的、富于戏剧性的场面和引人入胜的情节。这部影片也很鲜明、生动地塑造了各种人物的性格——叶塞尼娅和路易莎虽是两姐妹，但由于生活在不同的环境里，产生了迥然不同的鲜明性格。姐姐从小过着吉卜赛的流浪生活，形成泼辣、热情、奔放、富于反抗的吉卜赛人性格。妹妹在贵族家里娇生惯养，三天两头进皇宫，养成天真无邪、娇嫩柔弱的千金小姐性格。影片中配角的独特个性也都栩栩如生。我们忘不了那个爱喝酒、爱唠叨、风趣、善良的吉卜赛老太太玛亨达，也记得住那两个凑到一块就吵嘴的老头子——外公胡利奥和爷爷罗曼，以及同样有一颗善良的心而相貌、性格、阶层截然不同的两个好妈妈。这些都不是通过图解式的台词介绍，而是通过性格化的动作和语言，以及富有生活气息的细节处理，形象地体现出来的。
这三部影片的摄影优美，充满着浓厚的民族色彩。镜头讲究、造型艺术美并善于运用色彩的变化和对比加强影片的感染力。影片《玛丽娅》一开头就以浓烈的墨西哥的民族情调和富于特色的田园风光，把我们带到这块美丽的土地上。
影片也还有不足之处。有些情节的发展脱离现实的必然性，往往为了追求圆满的结局而调和了矛盾。如《冷酷的心》中表现的雷纳托最后与胡安的和好。又如《叶塞尼娅》中奥斯瓦尔多参加了正义的华莱士部队，在政治上与其教父罗曼是对立的，但影片却抹了过去；妹妹路易莎最后将奥斯瓦尔多让给叶塞尼娅，根据还不够充分；等等。这些，损伤了影片的社会意义，冲淡了对观众的教育作用。另外，《玛丽娅》的情节也稍嫌简单，人物还不够丰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