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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经过实践 是非分明
曹流 杜在
对于党的三中全会制定的关于发展农业的两个文件，广大农民象久旱的禾苗逢甘雨，打心眼里欢迎，齐声说：实在好得很！要坚决落实。可是，也有一些同志认为：“政策宽得没边，需要收；有些新提法过头了，需要纠。”到底谁是谁非呢？弄清这个问题，对于当前加快我国农业发展速度，是具有关键性意义的一着。
最近我们访问了河北省内丘县邓村大队，党支部书记邓不喜向我们谈了他的体会。他说：“党的政策好不好，不能光凭嘴说，看看俺们社员的干劲，场上的麦堆，副业摊的账本，你就啥都清楚了。”下面我们就以邓村大队的事实为根据，谈谈对问题的看法。
“生产队有了自主权，就会不听管，国家计划难落实”。这是一些同志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可是，半年的实践证明，满不是那回事。今年，国家给邓村大队下达的二千多亩粮食作物、一千多亩棉花、五十亩油料的种植计划，七个生产队都全部种足了。因为有了自主权，社员说：“国家叫咱当家作主，这么信得过咱，咱安排生产可不能忘了国家。”队干部也责任心强了，工作主动多了。这样，完成国家计划和征购任务，就有了可靠的保证。大队干部对我们说：给了生产队自主权，大队好做工作了；过去不给生产队自主权，国家计划往往落不到实处。有一年，大队硬卡着脖子让生产队种五百亩杂交高粱。群众因为没有种杂交高粱的习惯，缺乏管理经验，都不愿意种，于是明里暗里地顶。结果，卡来卡去，亩数也没种够。后来，高粱发生虫灾没治住，秋季减产十万斤，有个生产队四十亩高粱只拉回半马车高粱头。我们从这件事中悟出了一个道理：强扭的瓜不甜。不给生产队自主权，违背群众利益，不符合实际情况，上级想管也管不好，想做主也做不成。
“强调多劳多得，撑死劳多的，饿死劳少的，这不是往肥肉上贴膘，在瘦肉上刮油吗？”这也是一些同志担心的一个问题。是多劳多得好，还是吃大锅饭好？社员心中早有定论。他们说：“干不干都吃饭，勤谨的养活懒汉，是标穷哩！”今年以来，邓村大队农业、副业都实行了“五定一奖”，口粮分配也扩大了工分粮的比例。从夏季预分方案看，全大队二百九十六户，有二百八十七户比去年增加了收入。四十五户人多劳少的户也平均每人比去年多分了三十多斤小麦。社员郝密芬，全家七口人，只有一个女劳力，投工和去年差不多，今年比去年多分小麦一百四十五斤。事实证明：强调多劳多得，不会穷的越穷，富的越富，而是劳力多的越过越富，劳力少的也会由穷变富。正如社员说的：“肉肥汤也肥，大伙一长劲，集体富了，困难户也跟着沾光，大家都能过好日子。”
“社员都搞小自由，成了没王的蜂，不顾大集体，光顾小家庭，集体生产就会受损失。”一些同志还担心会出这样的问题。可是，事实也作出了相反的结论。社员们扳着指头给我们说了几个数字：社员养猪、养羊比去年增加了一百一十五头，养鸡、养兔增加了七百多只，自留地打的小麦每人平均多收了二十多斤。全大队百分之九十五的整半劳力完成了投工、投肥任务，小麦总产比去年增加了两成半，单产比去年增加了一百三十斤，副业收入也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一倍多。在邓村大队，我们看到的是集体、个人一齐上的喜人景象。他们的经验表明，对于社员家庭副业，只要积极扶持，又善于引导，使大家分清正当和不正当的界限，就能摆正大集体和小自由的关系；有了矛盾，也会自觉地服从大集体。集体大发展，社员有靠山，不正当的小自由就没人搞了。与此同时，社员有了小自由，一则家家手头活了，可以减轻集体的负担，再则家庭养殖业多了，肥料也多了，对集体经济发展还是个有力的支援。
最后，我们认为结论很清楚：不能“收”，更不能“纠”，党的三中全会制定的关于发展农业的两个文件，必须坚持贯彻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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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后
让事实说话
党的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情况到底怎么样？党在农村的政策是好还是不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是让事实说话吧。我们只要看看执行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的结果，是调动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还是损害了这种积极性？是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还是破坏了生产力？广大农民的收入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就会找到正确的答案。
实践证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在一些同志身上还是严重的。我们讲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有人就担心社员不服管，怎么办？强调多劳多得，有人就说会穷的穷、富的富，怎么办？……。看来，在农村补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这一课，太重要了。联系实际，深入讨论，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能使一些同志从思想上进一步肃清流毒，打破僵化半僵化状态，从林彪、“四人帮”多年鼓吹的、有很大欺骗性的假社会主义框框中解放出来，大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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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一事一议
“取消一禁令，多栽四百亩”
四川省南充县 陈艾生
我县二龙公社位于浅丘陵区，紧傍螺溪河畔，高塝田（山坡旱地）多，水利条件好。当地干部和群众积极把旱坡改成水田，扩种水稻。
前几年，上级为推广优良的矮秆稻品种，颁发了一道命令：水稻品种一律矮秆化，不准种高秆稻。那些新辟的高塝田，地不平，土质差，只宜栽不大费肥的高秆稻，也被迫改栽矮秆品种。结果，由于灌水深，秧插下去后，不是淹没了头，就是浮了蔸，缺苗情况严重；加上肥力不足，秧苗返青慢，分蘖少，产量很低。这样，社员感到事与愿违，得不偿失，索性不在高塝田种水稻了。
去冬今春，党的三中全会号召充分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以来，公社党委吸取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取消了那道命令。于是，多年没有栽秧打谷的四百多亩高塝田，都栽上了高秆稻，而且长势很好。社员高兴地说：“取消一禁令，多栽四百亩。”
这些年，我国南方水稻产区，大面积种植矮秆稻，增产效果远比高秆稻为优。这是公认的一项重大的品种改革，理应积极推广。
但是，在一切地方，一切田块里，是否必须“一律矮秆化”呢？那就值得考虑了。因为任何一种优良品种，只能在相应的条件下，发挥其一定的优点，取得高产的效果，否则必然适得其反。二龙公社在高塝田里种矮秆稻，反而比高秆稻的产量低，就是一个例子。
这一例子再次证明，办任何事情，用“一刀切”的办法是不行的，是不适合千差万别的具体情况的。靠简单的行政命令，强求一律，那就更为有害了。显然，必须首先调查研究，了解实际，请教群众，才可能有正确的主张，实行因地制宜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分类指导。二龙公社从一道命令的颁发到取消，经历了一个由“一刀切”到分类指导的过程。这样的经历是一个教训，很值得牢牢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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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也谈“一寸之争”
七月三日，本专栏刊登了“一事一议”：《“一寸之争”说明了什么？》一些读者看了之后，感到所反映的问题，还有一些方面值得研究。他们写信给本报，要求继续讨论，下面摘登两件来信。
修水县推广株距四寸行距六寸的插秧规格，是切实可行、有利于增产的好经验，为什么在那个生产队多年推广不开？“一事一议”说：“群众是最讲实际的，总是要亲眼看到‘增了产才算数’，才会下决心来做。”但从修水县这个生产队的问题来看，关键不在于忽视了实践。因为四、六寸规格在修水县已经推广多年，别人已经不知实践了多少次，这个生产队的同志也许曾看过或听到过了。
为什么群众还不愿推广呢？我感到，问题在于相信不相信先进的耕作技术和别人的正确实践。如果对于前人已经实践成功的经验，我们还要从头实践，岂不是要永远跟在别人后头爬行吗？为此，作为基层领导，这里还有一个如何打通群众思想，使县里要求的插秧规格能够顺利推广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热情耐心地向社员做好宣传教育工作，使群众真正认识到县里要求的插秧规格符合他们的实际，从而乐于去做。陕西省宝鸡市 李?虎
在农村中，类似“一寸之争”这样的事还不少。推广新经验、新技术往往遇到阻力；一些同志总是怀疑观望，经过多次反复，认定是成功的了，才迟迟接受。这似乎成了一些人认识事物的常规。
显然，对这样的“常规”不想办法破一破，农业是谈不上加快速度发展的。怎样去打破这个常规呢？我认为抓紧普及农业科学知识这点不能小看。在“一寸之争”中，群众老是固守着五、七寸的插秧规格不让，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为什么要密植？”“怎样的密植才算合理？”这些科学知识还没有在群众头脑中生根。这就要求我们今后在普及农业科学知识方面下功夫，通过各种渠道，把那些适合当地条件、有实用价值的科学知识送到农村去。辽宁省北镇县 阎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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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运用经济手段挖掘运输潜力
——四川初步解决地方运力紧张局面的一些做法
今年以来，四川地方运输事业出现了可喜的变化，许多专业运输单位过去是等货上门还“吃不了”，现在主动找货源还往往“吃不饱”。在运输调度部门，那种排长队请求安排运力的现象很少发生了。车站、仓库等各种货场上已基本上看不到大批货物积压待运的状况。
四川省境内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丘陵、山区，交通运输历来比较困难。解放后，交通运输事业虽然有较大发展，但是长期以来运力紧张，车站、码头、仓库经常有大批物资积压待运。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去年第三季度。
那么，为什么现在情况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是货运量减少了吗？不是。今年上半年，四川省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九；农业在连续两年大幅度增产的基础上，今年夏粮又告丰收，整个社会货运量是增加的。是汽车、船只等运输工具在这半年里有了显著增加吗？也不是。这主要是按经济规律办事，较好地发挥了现有运输工具，特别是自备车、船的运输潜力的结果。
四川省目前拥有民用货运汽车六万二千多辆。其中，属于交通部门专业运输机构的汽车只有一万四千辆，不到五分之一，五分之四以上的汽车属于其他企业事业单位所有。过去，许多企业事业单位所属的运输部门都是“吃大锅饭”，自备汽车和船只的利用率很低。不少单位没有很好发挥自备汽车的作用，动辄找专业运输公司运货。这样，五分之四以上的汽车运力没有充分利用，大量货物运输任务压到五分之一的专业营运汽车身上，使地方交通运输显得十分紧张。
过去，四川也曾经采取过“搞会战”、“统一指挥”等办法，组织企业事业单位的自备车辆参加社会运输，但因为是单靠“行政命令”和“长官意志”办事，对出运力的单位和个人并无实际利益。所以企业事业单位的运输部门对这种做法多半是消极应付，即使勉强参加，效率一般也不高。
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特别是今年以来，有关部门大力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注意调动集体和个人的积极性，情况就大为改观了。他们的具体做法是：
第一，加强对自备汽车的计划管理和经济核算。许多企业事业单位象对其他下属部门一样给自备汽车队（或运输科）下达各项经济指标，明确规定上缴利润或运输收入的指标，实行单独考核；并且将考核成绩作为劳动竞赛中进行评比和发奖的根据。
第二，实行单车核算和超额利润提成奖。单车核算，就是根据每辆汽车的具体情况下达各项经济计划指标，每月单独考核。这种办法可以较好地反映出驾驶员的劳动成果和贡献大小。单车核算是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实行超额利润提成奖的基础。超额利润提成奖，是每辆汽车在完成计划规定的上缴利润指标以后，对超额部分按比例提取奖金。
第三，按行车里程计算行车津贴，多跑多得，少跑少得。一般标准是：驾驶运货重车，每公里给行车津贴八厘，驾驶空车，每公里给四厘；带拖车的再加一厘，高原行车加二厘。
第四，实行节油奖。每节约一公斤汽油（约值七角钱）提取七分作奖金，奖励驾驶人员和修理工。
这四条措施，把国家、集体和个人的物质利益紧密地联系起来，有效地调动了自备车辆单位和驾驶人员的积极性，汽车利用率普遍提高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以上，有的提高了一倍多。许多有多余运力的单位主动参加社会运输；不少驾驶员不仅超额完成运输任务，而且主动联系货源。成都市煤建公司过去每年有二十万吨生活用煤要靠专业运输公司运输，现在全部自己运。不少企业事业单位自备汽车经常有大约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运力参加社会运输。它打破了地方专业运输部门“官办运输”、“独家经营”的垄断局面，促使他们迅速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改进服务态度，提高运输效率。
据有关领导部门反映，企业事业自备运力大量进入社会运输市场以后，在运输计划的管理体制上还必须作相应的变革，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以调动各方面运输力量的积极性。对于国家掌握的大宗、重点物资，由运输计划部门重点安排运力，保证运输；对于一些批量不大的非重点物资，则不必管得过多过死，可以由各运输单位自己联系，安排运输。市场调节作为计划调节的补充，可以使大宗物资、小批物资和一些零星物资，都可以得到及时运输。
在发挥自备运力的作用的过程中，当然也会产生一些新的问题，需要因势利导地加以解决。例如管理体制问题、按货物流向组织合理运输问题等等。只要大家解放思想，坚持按经济规律办事，前进中的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新华社记者 杨福田
（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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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批评与建议
普通客车要提高服务质量
我们因公由西安去北京，来回乘坐的都是直达快车。列车员热情扶老携幼，对答如流地解答旅客提出的问题，及时为旅客送水、送饭，认真地清扫车厢。整个列车从头到尾，里里外外整洁美观，给人以舒适的感觉。
可是，我们到宝鸡和天水，乘坐的普通客车，服务质量远远落后于西安至北京的直达快车。以五月十六日由西安开往成都的三四一次客车为例：我们所坐的九号车厢，一连四五个小时，没有看见列车员扫过一次地、送过一次水。厕所内废纸乱扔，脏水满地。我们顺便到其它车厢看了看，大都如此，个别的好一些。五月十八日，由西安开往西宁的三四三次客车的服务工作更糟。一是脏：车窗和车门的玻璃满布尘土、煤灰和水迹。车内尘土飞扬，纸屑、果皮遍地，厕所臭气熏人。二是乱：行李架上杂乱无章，无票乘车的人很多。查票时，有的钻在坐椅下，有的藏在厕所内，个别人甚至打开车门，躲在门外的车梯上。火车到站后，有的车门不开，旅客上下堵塞，不少人从车窗爬进爬出。而列车员不去照管，却忙着去买蒜苔、青笋、香椿等。车开后，他们又集中精力在车厢过道用秤分菜。
列车是旅客之家。人民列车应为人民服务。建议象三四一、三四三这样的客车，认真提高服务质量，改进服务态度，热心为旅客服务。
侯嘉荫 李广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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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没有一人脏 哪来万人洁”
——记北京市清洁工人的新一代
近几年，北京市的清洁工人队伍增加了一大批新生力量。仅去年一年，就有四千多名知识青年走上这个岗位。他们在老工人的带领下，日日夜夜扫马路，装垃圾，掏大粪，为把首都建成清洁美丽的城市而辛勤劳动。全年光清运出去的垃圾就有一百三十多万立方米，等于搬走三座景山。
在这批青年中，已涌现出许多优秀分子。东城区清洁三队的崔跃，被人们誉为“年轻的时传祥”。七年前，崔跃和四个同学一起被分配到这里。干了一段以后，那几个人认为“掏大粪又脏又臭，没出息”，拔腿走了。而小崔不动摇，说：“三百六十行，行行不能少，我们干的也是革命工作嘛！”小崔进清洁队的第一年入了团，第二年入了党，第三年担任了党支部副书记。有人议论说：“这回，崔跃要离开粪桶了。”但他坚持不脱产，和大家一起掏粪。有一次，他跟班劳动，一个幼儿园的阿姨告诉他：“我们的厕所被小孩子乱扔东西堵塞了。”按说，这不属于他们的工作范围。但小崔二话没说，就动手清理，把半截身子伸进厕所沟槽中，直到把粪便管道疏通了。几年来，小崔肩挑重担，工作出色，被命名为北京市劳动模范，当选为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
西城区清洁二队的张俊夫到清洁队不几天，就向党支部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请组织上考验自己。可是，小张碰到了苦恼的事。有人给他介绍对象，见面时，姑娘一听是清洁工，就说：“再见吧！”这对他刺激不小。后来，队里抽了十几个青年去学开车，没有他，思想更加波动起来。扛长工出身的老队长梁增福找他谈心。老梁问：“小张，你说没有清洁工行不行？”小张睁大了眼睛：“那怎么成啊！”老梁说：“是呀，一天不装垃圾，就要堆成山，三天不掏大粪，就要流成河！”接着，老梁又说：“搞好环境卫生，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健康，影响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如果你不干，我不干，让谁来干呀？青年人应当带头同旧的陈腐观念决裂。”在党组织的教育下，张俊夫进步很快，积极工作。去年“七一”，他光荣地入了党。
王长瑜生长在干部家庭。插队两年后回城分配工作。开始很高兴，但一听说到清洁队，心里就凉了。因为家长坚持要他服从分配，小王只得去报到。可是情绪低落，一个月上不了半个月班，哪个班都不想要他。小王的爸爸知道以后，对他批评得很严厉，还几次到清洁队，配合党支部做思想工作，帮助小王安排生活。后来，王长瑜终于变了。过去，他最不愿意在自己家附近干活；现在，人们常看到他在家门前打扫街道。有个熟人问他：“怎么还干这个工作？”小王认真地说：“这有什么不好？清洁工是家家都需要，户户离不了。没有一人脏，哪来万人洁！”
在繁华的王府井大街，有个女工清扫小组。她们不怕脏、不怕累，清扫街道。王府井每天行人达二十多万，清扫的任务很重。她们每天三班倒，昼夜巡回保洁。这个小组还开展“学雷锋，办好事，树新风”的活动。碰到孩子找不到大人，就把孩子送到附近商店广播室；有时行人忽然发病，就帮助送医院治疗；发现有人丢失的钱包、提包等物品，就及时送到派出所。有一次，李素华在大街上拣到一个小铁盒，里面装有三百多元、三百多斤粮票，便马上送到派出所。多年来，这个小组一直被评为“三八红旗组”。
本报记者 颜世贵 段存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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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安市特级理发师柏顺富工作积极技术精湛
他的收入超过西安市第二商业局长
据新华社西安八月三日电 新华社记者郭汾祥、周建英报道：西安市大上海理发店的特级技师柏顺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十个半月的定额任务，平均每月获得基本工资加利润提成一百七十六元九角，超过了西安市第二商业局局长和西安市服务公司经理的收入。
柏顺富有四十多年工龄。长时期来，他上班早，下班迟，努力挤出更多的时间为顾客服务。今年上半年，他完成的定额任务，相当于青年理发员十四个半月的定额任务。柏顺富不仅工作积极，责任心强，在技术上也精益求精。他善于根据顾客的年龄、脸型、身材、职业，设计不同的发型。一些脸部或头发有缺陷的顾客，经他梳理后也能适当地弥补这些缺陷。有位大学女教员，柏顺富为她理发三十年。现在她姑娘长大了，她又带着女儿和外孙女一同前来理发。还有不少外地的顾客，赶来要求柏顺富理发。
陕西省革委会授予柏顺富“特级技师”的职称。他已成为西安市理发行业多劳多得的榜样。一些原来怕推行超额利润提成奖会扩大差别、会冒尖的干部，现在思想解放了。今年以来，全市有一半以上的理发员突破了劳动定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