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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经党中央批准
北京市委决定为“三家村”冤案彻底平反
新华社北京八月二日电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正式决定为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制造的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彻底平反。
北京市委在《关于“三家村”冤案的平反决定》中指出：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诬蔑邓拓（原北京市委书记兼北京市委党刊《前线》主编）、吴晗（原北京市副市长）、廖沫沙（原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三同志是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并强加以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种种罪名，完全是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有组织、有计划地制造的大冤案，应予全部推倒。经中央批准，决定撤销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位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恢复这三位同志的政治名誉；恢复邓拓、吴晗同志的党籍，恢复廖沫沙同志的组织生活；为被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致死的邓拓、吴晗同志举行追悼会。召开平反昭雪大会，宣布平反决定；宣布为凡因“三家村”冤案受到株连的同志和家属一律平反。
决定还宣布，北京市委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关于撤销《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前线》编委会和撤销范瑾同志（原北京市副市长、《北京日报》社社长）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都是错误的，应为上述单位和个人恢复名誉。决定指出，在林彪、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那个顾问的压力下，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六日，《前线》、《北京日报》的《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一文的“编者按”和材料是不实事求是的，应予撤销。
林彪、“四人帮”一伙制造震惊中外、祸延全国的“三家村”冤案，从一开始就激起了人们的极大愤慨。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干部和群众强烈要求为这个大冤案平反。北京市委的这个决定下达后，全市人心大快。大家表示：一定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决不能再让林彪、“四人帮”这类的野心家、阴谋家逞凶肆虐，决不能再让“三家村”这样的冤案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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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扩大权力以销定产工厂办活了
四川第一棉纺织印染厂根据市场需要，按照供销合同，积极主动大量生产多彩的花布和价廉物美的涤棉产品，人们竞相争购
新华社成都八月二日电 在盛夏的四川城乡市场，四川第一棉纺织印染厂生产的各色绚丽多彩、图案新颖的花布，以及大量价廉物美的涤棉产品，成了最畅销的热门货。在各个经销这些布匹的商店里，人们从早到晚竞相争购。这是扩大企业权力，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实行以销定产之后出现的新景象。
今年上半年，这个厂几乎平均每天有一个新花色上市。由于源源不断地增加新品种、新花色，市场显得更热闹，工厂生产更兴旺。同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上半年全厂产值上升百分之十一点五，利润增加百分之二十一。按照这个增长速度，这个厂今年一年的上缴利润加税收，能建设一个同样规模的川棉一厂。
这个拥有纺纱、织布、印染全套加工能力的纺织联合企业，过去产品全部由商业部门统购包销，工厂只是按照上级安排的计划生产，不问市场需要。由于生产的布匹品种、花色单调，货不对路，去年全厂有三分之二的产品积压在仓库里，卖不出去。如何改变这种被动局面，让工厂生产的产品适应消费者的需要，同时也给工厂发展打开一条出路，这是人们多年来一直在探索的一个问题。
今年，中共四川省委和省革委会在全省一百个企业中开展扩大企业权力的试点，这个厂被列为试点企业之一。根据试点规定，工厂只承担完成上级下达的总产值、利润等主要指标计划，至于具体生产什么产品，可以由工厂根据市场需要，按照与商业部门签订的供销合同，自行安排。消息传来，全厂上下为之振奋，感到这下工厂可以办活了。工厂立即组织力量调查市场需要，了解消费者的要求。他们把自己生产的各种布匹质量、价格与其它工厂生产的产品作了对比，及时调整产品结构，经同商业部门协商，努力做到薄利多销。他们用涤纶短纤与长纤棉花混纺，先后试制出精梳涤卡和精梳涤平布等新产品。这些产品不仅质地坚牢，细柔光洁，具有的确良的优点，而售价又便宜，只相当于普通棉布的价格。试销中，许多顾客排长队，争相购买。不少商店也派人来到工厂要求增产。今年以来，工厂两次增开机台，从三百多台扩大到了八百台，最后把全厂的化纤生产比重从过去的百分之五增加到百分之四十。
群众对各种布匹的喜爱是不断变化的。对这种变化，过去工厂很少掌握，因而造成产品花色品种少，变化慢，不对路。尤其是在花布的创新方面，往往是由商业部门个别采购员说了算，而他们选定的花色品种又不一定对路。今年，川棉一厂通过以销定产，做到各种布匹花样设计灵活多样。工厂为此成立总工程师室，直接抓图案设计。他们组织设计人员走出去，征求顾客和售货员的意见。同时，工厂还注意同商业部门密切配合，把生意做活。
四川第一棉纺织印染厂实行以销定产后，更注意节约原料，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今年上半年，这个厂平均每件纱的用棉量比去年同期减少二点四八公斤，棉纱和棉布的入库一等一级品率分别达到百分之九十九和九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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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西南宁绢纺厂挖掘生产潜力，今年一至五月份生产的绢纺织品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二点七，入库一等品率达百分之八十八以上，品种比去年增加二十八个。这是纺织车间一角。
新华社记者 陈国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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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贵州又探明一个大型煤田
新华社贵阳七月二十八日电 贵州省新近探明一个远景储量超过一百五十亿吨的织纳煤田。这个煤田的煤质好，埋藏浅，易于开发。现在正加紧进行地质详查和精查工作。
织纳煤田的煤种以无烟煤为主，煤层多而厚，可供工业开采的煤层有二至十七层，煤层总厚度平均为十米左右。
这个煤田位于贵州高原西部的织金、纳雍和普定县境，面积约四千平方公里。它与我国正在开发建设的六盘水矿区相毗连。煤田南部有贵昆铁路通过，交通方便是开发这个煤田的有利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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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啤酒厂领导干部发生责任事故带头执法
厂长主动对自己实行经济制裁
编者按：天津啤酒厂厂长刘品同志发生责任事故，主动要求对自己实行经济制裁，表现了严格依法办事的精神。这种精神值得提倡。
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按客观规律办事，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的思想深入人心。许多企业建立和健全了规章制度，对促进生产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责任落实，奖惩分明，规章制度建立起来了，就必须人人严格执行。领导干部更应当首先这样做。古人说得好：“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要群众遵守制度，领导干部应首先严格遵守制度。领导干部出了责任事故，该实行经济制裁的，本人采取主动态度，给群众树立严格依法办事的榜样，那么，在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以及遇有责任事故实行经济制裁的时候，领导工作就好做得多了。
新华社天津七月二十八日电 新华社记者窦合义、夏林报道：天津啤酒厂厂长刘品前不久在工作中发生了一次责任事故，他主动要求对自己进行经济制裁，按规定扣发了一个月的奖金和百分之十五的工资。这件事在全厂引起热烈的反响，职工们赞扬他是执行奖惩制度的好带头人。
这件责任事故发生在今年三月三十日。这天，刘品在填写四月上半月的出酒计划单时，由于一时疏忽，把一罐特制酒当做普通酒出了厂，给国家造成三百元损失。事故发生后，刘品同志按照厂里奖惩制度的规定，立即起草了一份对自己进行经济制裁的决定：扣发五月份的奖金和百分之十五的工资。他亲自召集全厂干部开会宣读了这个决定，并当众作了检讨。
这个厂的其他领导成员和干部认为，刘品同志平时工作一贯认真负责，这次事故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损失也不算大，因此建议不扣他的奖金和工资。刘品却耐心地对大家说，这次事故主要是由于自己指挥错误造成的。厂里明文规定对事故损失应当赔偿，我是厂长就更应该严格遵守。如果领导不带头执法，怎么教育群众，规定了的奖惩制度又有什么用呢？！厂里根据刘品的要求，按照对严重事故的处理规定，扣发了他五月份的六元奖金和十四元八角的工资。
刘品主动对自己进行经济制裁的行动，促使全厂职工都更加注意加强企业管理。制酒车间专门召开职工大会，从这次事故中吸取教训，严格了车间、班组两级审核制度，并对特制酒、普通酒加了区别标志。从此全厂再没有发生过同类事故，各项指标都完成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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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能把落实政策的好事当“资本主义”来批谭实华向党报写信反映，巴东县杨家坪大队借口贯彻四项基本原则指示，乱批党的正确政策，影响坏，损失大，搞乱了人心
新华社编者按：这里发表的是一位读者关于反对乱批“资本主义”的来信摘要，以及本社记者关于此事的调查。
不要小看发生在湖北省巴东县杨家坪大队的这场风波。
为什么我们一些干部总是把眼睛盯在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所允许、所鼓励的社员“小自由”上，动不动就要“割资本主义尾巴？”为什么有些地方刚刚落实了一些农村经济政策，就被一阵冷风吹掉了？这说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相当之深。看来，要把农村的事情办好，还必须继续批判极左路线，而且这种批判必须是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结合实际的而不是空泛的。这就要抓住类似巴东县杨家坪大队事件，抓住类似正定县留村公社毁瓜事件，来发动群众进行批判。通过这样的批判，把我们的一些同志从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同时，也使广大农民敢于拿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同那些侵犯农民利益的行为进行坚决斗争。
新华社武汉八月一日电 湖北省巴东县税家公社杨家坪大队谭实华给党报写了一封题为《党中央发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指示后巴东农村出现了乱批“资本主义”的现象》的读者来信。来信说，巴东县税家公社杨家坪大队在宣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时，竟把贯彻三中全会精神、贯彻党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的两个文件以来所办的很多事，当成“倒退”和“资本主义”来批判。时间不长，但影响坏，损失大、搞乱了人心。
党中央发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指示，这个大队在公社党委统一部署下，五月九日，召开了群众大会。大队党支部书记在大会上说，四项基本原则是“纠偏”的，以前我们贯彻两个文件“搞过了头”，现在要重新开头。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联系本大队实际批
“资本主义表现”，把按照中央文件办的事情当“资本主义”批了。这样一批，给贯彻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刹了车，甚至又要开倒车。第八生产队社员王伧寿听说屋后种瓜是“资本主义”，他把用木板拦个箱子种的四窝瓜，神不知，鬼不觉，打夜工连土铲掉背进猪圈烂粪去了；第七生产队一户老贫农也照此办理；第四生产队一户社员大门前栽了一窝竹子，三刀两砍也让竹子见了阎王……。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因为大会宣布，由住队干部摸底，挨户登记造册，搞了资本主义倾向的要办学习班，接受批判。他们怕办学习班，怕批、怕斗就自觉地把“资本主义”毁了，以免挨批斗。
这样乱批资本主义，引起了混乱。我听到两个农民背地里嘀咕，一个说：“我说房前屋后不能乱种植吧，这算我又聪明了一回。”另一个说：“原来说可以这样搞，是上级宣传的，现在说搞不得还是他们，真叫我们左也难，右也难。”一个说：“我看不一定三中全会的文件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对立的，可能有人理解有出入。”另一个拍拍对方的肩膀说：“伙计，还是不搞的好。‘四害’横行那多年还是活下来了，这次何必那么过激，看一看以后再说吧！”
经过这场“运动”，据统计，全大队十个生产队（有两个队未统计到）有一百二十五户在房前屋后种瓜、果、药材等，共二十二种，最少是一窝、一根的，最多有三十多窝的，怎样“纠偏”呢？全大队统一造册，收归集体，自留地种得好的“批评教育”，私人养猪自食不留饲料粮（卖给国家照留），想抓钱的副业都收归了生产队。
有的生产队干部背地里说：“我们又要吃极左路线的亏了！”
调 查 附 记
今年五月，巴东县税家公社杨家坪大队社员谭实华给党报来信，反映这个大队在开展“四个坚持”的教育活动中，把前段一些已经落实的农村经济政策当成“资本主义”来批的问题，我们专程前往调查，情况基本属实。
今年以来，杨家坪大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后，全大队普遍建立了作业组，加强了责任制，体现了按劳分配原则，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根据有关政策规定，自留地、饲料地都得到落实，社员家庭副业也开展起来。但是，今年四月以来，这个大队在贯彻落实中央有关农村工作两个文件的过程中，把“四个坚持”同三中全会精神对立起来，把前段工作中出现的支流当成主流，把刚刚拨乱反正的一些东西，又当作“资本主义”批了。虽然时间不长，但影响极坏。群众反映说：“现在的政策是丈二和尚摸不着，昨天说是对的，今天又说是错了，真叫人难办！”
杨家坪大队出现的问题，和公社党委、县委都有关系。事情的经过大体是这样的：从四月二十八日开始，税家公社党委召开了历时四天的大队正、副书记、大队会计会议，学习了中央有关农村工作的文件，强调干部要理直气壮地抓阶级斗争，批判资本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因为税家公社是县委的点，县委书记参加了会议，并讲了话。五月八日，公社党委书记、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召集杨家坪大队党支部成员开会，会上研究确定，开展“四个坚持”教育不能空对空，必须联系实际，大家很快凑一大堆这样那样的“资本主义表现”，其中包括有按照中央文件办的种种好事。九日，召开群众大会，由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讲了“资本主义表现”以后说：阶级斗争这根弦松不得。看来，要总结过去的经验，再不能松家伙了。大队党支部书记按照公社的意见，着重就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的问题作了补充发言。他讲道：有了自留地种瓜种菜，还在屋边种什么瓜，种什么菜？多种一窝，就多一分私心！接着，公社党委书记针对部分干部、社员提出的疑问，当众宣布：凡是“六十条”即《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上有的就姓“社”——社会主义；凡是“六十条”上没有的就姓“资”——资本主义。“六十条”上那有房前屋后种菜种药的条款？并在会上不点名地批判几户社员搞“资本主义”。还威胁说：你们不要认为现在不准批了，不准斗了，不准挂黑牌子了，就不怕，但性质还是要定的，而且要定准，资本主义！
会后，各生产队按照公社的要求，对房前屋后种的瓜、菜、药进行了登记（有的队抵制，没有登记）。社员们都被公社党委这一作法吓住了，纷纷拔掉了自己在房前屋后种的瓜、菜、药。第六生产队只三十三户，有二十五户在房前屋后种有瓜、菜、向日葵、药材等，一夜之间就拔得光光的。有些社员虽然没有拔，也不敢管理，让它荒废了。
对于杨家坪大队批资本主义，不准在房前屋后种瓜、种菜、种药材的做法，干部社员很想不通。第六生产队队长陈永星说：“在房前屋后种树栽竹可以，是姓‘社’；在房前屋后种瓜种菜又不可以，姓了‘资’；怎么同一块地上冒出两个‘姓’来？真把我们搞糊涂了！”第八生产队有的社员说：“我们这里还是过去那一套：荒得种不得，闲得做不得，烂得拣不得，穷得富不得。”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拔掉房前屋后的瓜、菜、药材、向日葵等，当地干部并没有动手。然而这正表明极左路线的流毒在这里远远没有肃清。据了解，在“四害”横行的那些日子里，这个公社批“资本主义”，搞得特别凶，采用了“铁扫帚”的办法，专门组织了民兵小分队，每到一处，就“扫”得社员哇哇叫。据统计，干部、社员被捆绑吊打的有十一人，游斗或“亮相”的十九人，弯腰、架“喷气式飞机”的十三人，揪嘴巴“喝西北风”的两人。群众一提起批资本主义就心惊肉跳；就连一些调皮的孩子，一听说要批“资本主义”，也就乖乖地老实了。因此，群众反映说：“我们还在吃极左路线的亏。”
巴东县委和税家公社党委通过学习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已经认识到不准农民在房前屋后种瓜、种豆问题的严重性，认为事情虽小，但说明极左路线的顽固性。最近，在县委书记亲自参加下，公社党委召开了会议，决定采取措施，及时纠正这一错误。
新华社记者 杨正文 田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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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认真补好真理标准讨论这一课
这场讨论是在斗争中发展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已经在我国热烈地进行了一年多，这是一次大规模的、生动活泼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和思想解放运动。它在思想理论战线和实际生活中已经产生了巨大影响，对全党、全国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从我省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一成果也是非常明显的。随着实践的发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重大意义，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同志深刻认识了。
同一切事物的发展都不可能是笔直的一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它的进程中也遇到了“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潮的干扰。这个讨论，既然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就不能不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它一开始就以尖锐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它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实践第一的观点去检验过去的一切，就必然冲破林彪、“四人帮”所设置的种种禁区，冲破他们鼓吹的什么“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以及“紧跟”、“照办”一类的现代迷信，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去总结过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肯定经过实践检验证明了的一切正确的东西，纠正经过实践检验证明了的一切错误的东西。并且研究四化建设中的新情况，解决四化建设中的新问题。这就不能不为那些坚持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人和受毒很深、思想僵化半僵化的同志的反对。于是有人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指责这个讨论是什么“砍旗”、“丢刀子”。当然，他们不可能阻止这个讨论的继续进行，也不可能阻止解放思想运动的奔腾向前。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这个讨论，并且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把这个讨论和思想解放运动进一步推向前进。然而，社会上有那么极少数人，打着解放思想、发扬民主的旗号，煽动闹事，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党中央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之后，这股右的错误思潮是有些收敛了。但是，那股本来就存在的“左”的错误思潮又突出起来了。有些同志思想僵化、半僵化，或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对三中全会采取的某些方针、政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怀疑和动摇。而极少数怀有恶意的人，否定或反对我们党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是什么“右”了，“修”了。这后一种人，主要是那些角刺人物和跟着林彪、“四人帮”犯了严重错误的人，他们唯恐天下不乱，暗地串连，散布流言蜚语，蛊惑人心，制造混乱，甚至有人猖狂反扑，有错不认错，认错又翻案，反要领导给他“倒说清”。另一方面他们又“倒打一耙”，攻击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什么“致乱之源”，似乎只有他们才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在他们看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大批老干部又都成了“正在走的走资派”，都要“统统打倒”。其实，他们坚持的正是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他们的目的就是妄图改变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使我们倒退到粉碎“四人帮”以前的那种状况中去，这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思潮。这种极左思潮，对于那些思想上僵化半僵化，或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单凭朴素的阶级感情办事的同志来说，是有欺骗性的。因而它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我们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就必须坚决批判“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潮；而把这一讨论深入到基层干部和群众中去，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去，用这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把广大干部和群众武装起来，正是战胜这两种错误思潮，推动四化建设的强大动力。
摘自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河南日报》
在基层开展这场讨论很有必要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同基层的关系很大。无论是在领导机关还是在基层，都有一个执行什么思想路线的问题，都有一个用什么标准来判别是非的问题，也就是说办事情、处理问题，是从实际出发还是从“本本”出发的问题。特别是在基层，党的方针政策最后都要在那里得到落实。在贯彻党的三中全会精神，拨乱反正，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中，基层遇到的思想认识问题和实际问题是很多的，而其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如何分清正确政策和错误政策的界限。比如，文化大革命中曾经被批判过的东西，是不是就是错误的，现在把它恢复过来是不是就是“走老路”，就是“资本主义复辟”。要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掌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观点。
只要把实践效果当作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不是以“本本”或某些领导人的个人意见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那么在拨乱反正、落实政策中遇到的种种思想阻力，就会迎刃而解了，就能较顺利地把干部和群众的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的精神上来。
在基层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仅大有必要，而且完全可以讨论好。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都是在三大革命斗争的第一线，他们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他们对什么是正确的政策，什么是错误的政策，感受最深刻、最具体。他们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吃尽了苦头，对极左那一套无比痛恨。他们对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衷心拥护，从实践中越来越感到这些政策是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救国救民的政策。那种认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基层不容易开展起来的担心，是多余的、不必要的。
在基层搞好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有几点是必须注意的。一是要认真学习一些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重要文章或讲话材料，弄清这方面的一些基本道理，掌握思想武器。二是要紧密联系本单位的实际，针对在落实三中全会方针政策中碰到的思想阻力，特别是针对那些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进行具体的透彻的分析，以澄清是非，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三是要同总结经验教训结合起来，引导大家从本单位、从历史实践的对比中，去识别哪些政策是正确的，哪些政策是错误的，从而从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四是领导要解放思想，放手让大家开展讨论。如果领导干部的思想处于僵化或半僵化状态，怕开展这个讨论会影响“高举”，会否定上级领导，否定文化大革命，因而缩手缩脚，那么，这个讨论肯定是搞不好的。
摘自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日
《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