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战斗者的一生
——追念我们的父亲邵荃麟
邵小琴 邵小鹰 邵小鸥
一、抉 择
一九二六年，上海黄浦江畔。一艘开往日本的大邮船即将启航，码头上熙熙攘攘。二遍锣响过，送行的人纷纷离船上岸。这时，从轮船的另一头匆匆走出一个手提小皮箱的青年人，帽子压得低低的，避开送他出洋留学的亲友们的视线，混在送人的人群中上了岸。一会儿，轮船缓缓地移动了，那青年目送着它驶向辽阔的东海，反转身来，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去。他就是我们的父亲——青年时代的邵荃麟。
父亲于一九○六年出生在浙江宁波一个富商家里，在父母的钟爱和舒适安逸的生活环境中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一九二五年他中学毕业后，考进复旦大学经济系。完成学业，继承家产，跻身于社会上层这样一幅当时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前景，已经很现实地展现在他的眼前。
然而，这时的上海已不仅仅是中外冒险家的乐园，这时大学也早已不再是苦难国土上的世外桃源了。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重重压迫下，革命思潮正在传播，人民革命运动已经兴起。正在大学读书的父亲也被卷进了时代的激流。他悉心阅读了大量书刊，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还是无政府主义的。地下党组织注意到他，便派人接近他，借给他一些小册子看。在党的帮助下，他结合中国的社会实际，经过反复思考之后，终于得出了结论：“看来看去，还是马克思讲的有道理。”他立即投入现实斗争，参加了学生运动。父亲在回忆他走上革命道路的这一段探索过程时，曾这样对我们说：“印度巡捕的橡皮裹着钢丝的鞭子把我敲得更清醒了。中国没有别的出路，只有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一九二六年一月他参加了共青团，同年三月转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就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献给了中国人民雄伟壮丽的革命事业。
入党后他担任共青团复旦大学小组长，后调任团江湾区委书记。在一次机智地躲过了反动军警的大搜捕以后，他被开除学籍。那以后他便以全部精力和时间从事地下工作，先后担任团浙江省委和江苏省委书记，党的浙江省委常委。然而，被学校开除的消息却震动了他的家庭，为了阻挡他投身革命的洪流，家里决意送他留学日本。但这时的父亲已经属于另外一个阶级——无产阶级了。他躲开送行的亲友，跳下了轮船，也就同时彻底摆脱了家庭的羁绊。
如果说父亲在他选定自己的人生道路时曾经历过激烈的乃至痛苦的思想斗争，那么在那以后的几十年中，在革命征途上，在种种严峻的考验面前，他付出的是全部精力和心血，而最后是生命。敌人的恐吓、盯梢、追捕和审讯，叛徒的出卖，秘密绑架，还有来自革命营垒内部的诬陷中伤，艰苦的生活和繁重的工作负担，疾病的折磨，死亡的威胁——这一切接踵而至，几乎没有间断过。
父亲选择自己的道路不是出于一时热情，而是经过了严肃认真的思索，因此一经选定，他就义无反顾，哪怕千难万险，也要走到底。一九三四年四月，他在上海任反帝反法西斯大同盟宣传部长时，由于叛徒出卖被捕。敌人对他进行了秘密审讯，又妄图利用叛徒的对质迫使他屈服，父亲义正词严的驳斥，使敌人的阴谋诡计一一破产。父亲后来曾对我们回忆起当时听到要解往雨花台的消息后那种异常平静的心情，他说：“那时我真的体会到什么叫‘视死如归’”。他也曾一度因受到诬陷而调动工作，但他总是以革命事业为重，顾全大局，置个人荣辱、利害、恩怨于度外，尽管遭到冤屈和打击也始终如一地辛勤工作，没有躲开、躺倒，一直到周恩来同志代表党纠正了错误，严肃处理了诬告者。
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就身处逆境，尽管有许多事情无法理解，他却以坦荡的襟怀向我们表示，坚信党的事业最终必将胜利。在身陷囹圄，生命垂危的时刻，他没有向身边唯一可以表白衷情的战友诉说他对妻子儿女的嘱托和对自己旦夕光阴的留恋，而是恳切地请那位同志帮助他剖析自己“革命几十年来有什么对不起党的地方”。父亲至死怀着对党的事业的忠贞信念，从没有丝毫后悔，始终无愧于自己在中国革命最动荡的岁月所作出的抉择。
二、历 程
漫长的革命生涯对于象父亲这样一个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来说，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个极为严峻甚至痛苦的改造过程。他自觉地磨练自己，一刻不放松对自己的严格要求，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早在一九二七年，父亲就在周恩来同志直接指挥下参加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四·一二”事变后，在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关头，他被党派到上海杨树浦区和法租界区担任书记，在腥风血雨中坚持同敌人斗争。此后，他调任浙江省委委员、团省委书记，亲身受到周恩来同志的关怀和教诲。
由于斗争生活十分艰苦，父亲得了严重的肺病，经常吐血。但这并未使他稍有懈怠。记得妈妈告诉我们，一次爸爸在对工人演讲，突然吐起血来，跑到水龙头边漱漱口，又继续讲下去。晚上躺在客店床上，一阵阵剧咳，他的血甚至喷到蚊帐顶上。后来组织上为了挽救他的生命，同意他与家庭取得联系，以便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他的父亲看到多年奔波在外的儿子，高兴极了，指望他从此回心转意。谁知时隔不久，身体刚刚有些恢复，他就又“失踪”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在杭州、龙泉、金华等地从事抗日宣传与组织工作。当地山乡的一些老人还都记得，那时他身着灰军装，腰间扎着皮带，清瘦的面颊上长着胡子，骨架单薄却精神抖擞，没日没夜地工作着，为新四军输送了大批青年。他自己也几次通过敌人封锁线，到新四军军部汇报工作。
皖南事变后，父亲按照党的指示在桂林领导当时国民党统治区规模最大的一个进步出版社——文化供应社。一九四一年，主持创办了综合性刊物《文化杂志》。当时，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刚刚问世，父亲立即撰文在这个杂志上宣传解释，在国统区起了很大影响。一九四四年夏，日本帝国主义占领衡阳，逼近桂林。当时父亲是党在桂林的文化工作组组长，当日寇即将占领桂林的紧急时刻，根据党的指示，他和同志们把党的资助和温暖送到许多人身边，又在拥挤的逃难人群中奋力送走一批又一批人员。在那样的大混乱中，一些好心的朋友劝父亲早点离开，因为他身体很坏，身边又有家小。但他坚持送走了所有的进步文化人士才撤退。实际上那时几乎已经走不了了，敌机加紧了对桂林的轰炸，火车站里车上车下都挤得水泄不通。偏偏父亲的肺病又发作了，发着高烧。母亲背着刚满周岁的小鹰，搀着病重的父亲，四岁的小琴牵着妈妈的衣服，真是寸步难行。母亲拚命才算把我们拉上一节敞篷货车的尾卡上。正在这时，敌机又来轰炸，人们四散逃命。日寇的飞机用机枪追着人群扫射，我们在枪林弹雨之中幸存下来。
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白色恐怖下，我们的生活十分动荡不安。为了斗争需要和摆脱特务盯梢，父亲经常带领全家抛弃全部家当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记得最后一次是一九四九年，父亲在香港动员了一大批同党还有一定距离，但又不愿随国民党去台湾的民主人士，乘船回到祖国的怀抱。那一天，当旅大港的轮廓展现在地平线上时，父亲是多么激动啊。这一次迎接他的已是人民自己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正在召唤着他！
解放后，父亲在文化界担任领导工作，接触工人、农民的机会较少，深感这方面的不足。一九五八年以后，他不顾身体虚弱，几次下到农村去。他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十分珍视到基层视察的机会，努力向人民学习，把倾听群众意见作为党交给自己的重要职责。一次，他在浙江听取传统戏老艺人的意见，午饭开过了一个多钟头，艾芜伯伯多次催他吃饭，他还在继续和老艺人们交谈，认真地作记录，疲劳使他的声音微弱到别人难以听见的程度。即使是到外地专事养病，他也总是尽量广泛接触群众，了解当地实际情况。
所有同父亲接触过的同志都知道，他的身体非常差。他的肺部X光片显示出很多的钙化点，而且还有空洞。是什么力量支持着他长久地坚持工作呢？这不禁使我们想起父亲对小琴入党时的赠言：“把革命红旗举到底”。正是这种信念鼓舞着他夜以继日，呕心沥血，把自己的一切献给革命事业。一九六五年，他因为所谓“中间人物论”的问题，受到严厉的批判。也正是在这时，他以自己入党后第一个党小组中每个成员的经历告诫小琴：在革命的征途中，会有人光荣牺牲，会有人落伍开小差，会有人变节当叛徒，也会有人胜利后止步不前，革命到底是不容易的。父亲的这一席肺腑之言，我们终生难忘。
三、品 格
熟悉父亲的同志，都对他的襟怀坦白、忠实积极的品格留有极深刻的印象。
从建国之初起，父亲担任了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的职务。他积极团结同志，尽最大努力帮助一切对人民和革命有过贡献的作家，发挥他们的作用。他热爱作家，尊重作家对现实生活的独到见解和艺术上的创新精神。他对我国的作家，是那样的熟悉和热爱，时常如数家珍地谈起他们的创作和生活。我们记得那时家里的客人常常络绎不绝，有老作家，也有青年人。父亲总是那么认真地听他们讲述心得体会和创作甘苦，倾心地同他们交谈。“口无恶声，胸有成算。急人之急，损己利人。”这是聂绀弩伯伯对他的评价。我们想，唯其如此，同志们才能把自己的心声向他倾吐。身为作协领导人的父亲，深知在几十年的中国革命中造就的这样一大批作家是多么的可贵，因此，当激烈尖锐的群众运动到来往往要发生一些“左”的错误，误伤一些好同志的时候，父亲在多数情况下能保持冷静的头脑，一方面坚持原则，一方面尽一切努力保护有可能受不公正待遇的人。有人曾形容他是一棵老树，把自己摆在防风前哨上，努力减轻着身后树木和幼苗的灾难。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中，他不顾自己正发着高烧，多次和一个在他领导下工作多年的老同志长谈，最后又抱病撰写长文，对这位同志进行了全面分析，在极困难的处境中帮助他避免了更大的不幸。
反右派运动后，有些同志在政治上受到了错误的批判，父亲仍旧把他们看作朋友，热诚相待。他曾打听被错划成右派的青年作家的命运；也曾不避嫌疑和一些被错划成右派的伯伯、阿姨来往。他在谈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曾说：“评价一部作品，应看其政治和艺术的效果，不能因为作者某一时期的经历遭遇而否定他们的艺术成就。”说这些话在当时是需要勇气的。
父亲对专业作家和业余文艺爱好者都抱着极大的热忱。《红岩》出版前，他多次把作者请到家里来逐章逐节地讨论。他也熟悉《创业史》的创作过程。由于他热爱作家，大量地阅读他们的新作，所以能用生动的语言描绘出许多作家的风格。对于一些青年作者，他甚至熟悉他们的身世。有一次他拿着《苦菜花》这本书，很有感情地对我们从主人公冯大娘一直讲到作者冯德英。即使对一些素不相识的人，父亲也一样热情相待。记得有一次，一位战士给他来了一封长信，向他提出了各种文艺问题。不久，父亲就抱病给这位战士回了一封长达八千余字的信，鼓励他走上文学道路。
父亲忘我地工作，完全置自己病弱的身体于不顾。尽管妈妈和许多老朋友无数次地劝告他，但他却总是放下笔又拿起书，即使在养病时也不能改变紧张的工作习惯。他的精力全部放在工作上，极少过问家庭琐事，甚至连我们到底上几年级了都搞不清楚。他对子女的要求是严格的。小鸥高中毕业时，老师到家里来征求意见，准备送他出国留学。父亲却提议让他先在国内锻炼几年再说。
在我们的记忆中，父亲从没逛过商店，这么多年来只亲自给我们买过两样东西：一个书夹子和一盒冻疮药膏。他从解放初就许愿带我们去一次故宫，但这个诺言却一直没有实现。只有一年的“六一”儿童节，父亲在文联大楼的小吃部里请我们吃一顿小笼包子，我们都高兴极了，因为这是他唯一的一次请我们的客。但对从外地来的一些老同志老朋友，特别是过去同情过革命，为革命做过一些工作的民主人士，父亲总是忘不了请他们吃饭。
四、斗 争
今天真相已大白于天下。林彪、江青一伙炮制那个《纪要》，决不仅仅是为了文艺问题，而是要把它作为他们向全党全国开刀的一把利剑。无论如何，文艺界成了他们打击的第一个目标，而父亲也难免于在这场浩劫中首当其冲。
早在一九六三年四月，父亲在中宣部召开的一个会议上作过系统的发言，对张春桥、姚文元反对周恩来同志提出的“十三年要写，一百○八年也要写”的指示的行径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从张春桥杀气腾腾的讲话中意识到这场斗争的严重性，但是他不但没有沉默，而且同张春桥一伙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这场斗争种下了这伙阴谋家必欲置父亲于死地的种子。
作为党的一名文艺战士，父亲从五十年代末期起就对“左”的错误潮流进行了抵制，他坚信只有“百花齐放”的方针才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正确道路。坚强的党性和长期的经验使他看问题不能不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即使他的看法同当时的一些潮流和口号、同某些错误的“长官意志”大相径庭。一九六二年一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之后，经中央批准，由作协召开
“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父亲主持了这次会议。参加会议的作家们以极大的责任感深入探讨了许多新问题。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对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艺是大有裨益的，然而这样一个会议却被“四人帮”打成了“向社会主义疯狂进攻的黑会”。父亲在会议上针对人物创作上的简单化问题，提出了在写英雄人物的同时，也要注意描写中间人物的主张，强调了革命浪漫主义要建立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的意见。这些意见竟被“四人帮”列入所谓“黑八论”。父亲因此被打成“坚持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方向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
文化大革命初期，父亲相信这是一场群众运动。在他受到日复一日的“批判”时，对报上每篇关于他的文章都认真看，并把它们剪贴起来，集成厚厚的一本。我们几个孩子，看到敬爱的父亲成了“黑帮”，心情是非常复杂的，有疑问，又非常难过。父亲批评我们软弱，教育我们不要抱怨，要正确对待群众的冲击，要相信党。可是他哪里知道，这阵冲击的恶浪会一直把他冲上死路呢？父亲在挨批斗回家后，总是看书沉思，他想不通林彪、“四人帮”强加给他的所谓“中间人物”论的罪状。他用毛主席的有关论述反驳他们的诬陷。父亲有满腔的话要说，但却没处去说，只好让小琴作假设论敌，她学着报上的观点来批判他。然而每次“批判”，女儿总是败下阵来。我们心里越来越明白了，父亲的观点是被人肆意歪曲的。小琴再也不忍细看父亲那严峻的、日益削瘦的面孔，额角上隆起的青筋和瘦骨嶙峋的双手，那手指被一支接一支的烟卷熏得焦黄，烟灰一段一段地掉落在地上……。然而，父亲那雕像般沉思的形象，永远铸进了儿女们的心灵。
时隔不久，父亲被抓走了，在狱中，遭到惨无人道的折磨。对他精神的侮辱，肉体的摧残令人发指。他的病弱之躯，得不到及时治疗，时常以难于下咽的食物充饥。仅从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一个月，就对他进行了三十一次法西斯式的审讯，由此可以看出林彪、“四人帮”的穷凶极恶和父亲不屈不挠的精神。一九七一年六月十日，我们热爱的父亲戴着强加在他头上的“叛徒”帽子，负屈含冤，病死狱中。父亲死后，我们只得到了一个简单的通知，并被蛮横地剥夺了为他办理后事的权利。
父亲离开我们整整八年了。他没有留下任何遗产，甚至连他的骨灰，我们也无从查找。他用几十年的心血写就的大量手稿、笔记全部被抄得片纸无存。他留给我们的，只有一个为党的事业兢兢业业奋斗终生的战士形象和那些谆谆教诲。父亲得到平反昭雪的消息传出后，我们收到了大量饱含阶级情谊的来信，接待了许多父亲生前的战友。龙泉山乡八十岁高龄的老人获悉父亲死的消息之后，彻夜不眠，挥泪书写祭文；与鲁迅同时代的老作家写下痛悼父亲的挽诗；青年诗人写下了诉说着自己的怀念的诗篇……。我们从这些来信、谈话中，看到的是对林彪、“四人帮”的强烈仇恨，和对真正革命者的深情。
父亲的音容永不淡漠！他的教诲刻骨铭心！为了人民的事业，包括父亲在内的多少先驱者付出了血的代价，他们的血不会白流。他们会看见，在祖国大地上，鲜花正在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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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你，祖国（外二首）
〔罗马尼亚〕米哈依·奈古列斯库
我们所看见的都是爱，
是祖国；
伟大的土地啊，
将我们化为春天吧
让我们变成那迎风摇曳的枞林
让我们纯结的心灵长出
芳草——
在言语间，在夜晚，
在山泉间
都有道路通向未来之门……
在生命离去的时候，
对你的爱却要返回
在那无语的石上我默默地刻写着你……
晚上
我不曾是您忠诚的孩子，
我不懂得将您的墓地的十字架
铭刻在我的心里……
您不要将那秋天的狗
唤来跟在我的身后吧。
那是我的过错
在人世间我身边只有黄昏的余辉，
在这个严酷的冬天夜晚
我这个不肖的孩子
嚎啕着呼唤您的名字。
永远是
有一个词儿
人们永远只能理解到它的一半意义；
它的一半总是飘忽的风
永恒的二分之一。
有一条边界线
人们永远只能用想象力通过去，
那是诱人的领域，它痛苦地燃烧着
剩下的是怀念的灰烬
——爱情……
〔毛春普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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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革命文物
一面象征团结战斗的农会旗
广东省博物馆 杨森 黄道钦
在海丰红宫红场旧址纪念馆里，有一面彭湃同志制定的农会旗（见图）。
这是海丰县第一面农会旗，是用红黑两色布分四块联合缀成的。为什么要用红黑两色呢？在一八九五年，农民起义首领洪亚重领导的“黑旗帮”与陈宗富领导的“红旗帮”因意见不一，在大嶂山发生了摩擦，最后破裂。打这以后，海丰各乡村各姓氏有了红、黑旗之分。军阀陈炯明和在海丰的反动派，为了巩固其在农村的统治地位，就利用和操纵红黑旗两派，肇事生端，造成相互对立，互相残杀。彭湃同志为了使红、黑两派的农民消除隔阂，团结一致，打倒共同的敌人，在制定农会旗帜时，既不用红旗，也不用黑旗，而是用红、黑两色制作新的旗帜。在彭湃同志的领导下，海丰广大农民群众高举这面团结、战斗的农会旗帜，同仇敌忾，万众一心，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的伟大斗争，并且迅速向东江各县发展扩大。陆丰、惠阳、紫金、五华等县也相继成立了农会，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
毛主席曾多次对彭湃同志和海丰农民运动作过高度的评价。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延安谈到共产党人应该联系群众，做好群众工作时，赞扬彭湃同志是农民运动的大王。（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