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啊，台湾》等四部彩色纪录影片在京上映
新华社北京八月二十八日电 以今日台湾和台湾同胞在祖国大陆生活情景等为内容的《啊，台湾》，《阿敏的故土》，《骨肉亲》，《爱国一家》等四部彩色纪录影片，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毕，八月二十八日起在北京市上映。
影片《啊，台湾》在优美动听的歌声中开始，画面上首先出现了台湾的海边景色、森林、农田、渔港、阿里山云海、日月潭风光等地理风貌；接着，台湾的香蕉、稻米，世代开发宝岛的汉族、高山族同胞也摄入了镜头；影片还拍下了造船厂、炼油厂厂房、加工出口区制作车间、渔民捕鱼作业、城市建筑群和街道之夜等景象。同时，影片还以丰富的史料说明台湾历来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归回祖国，完成国家统一大业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影片《阿敏的故土》，介绍电力工程师蔡文庆、甘蔗专家钟维望、年轻的科学家吴国祯等三位台湾同胞在祖国大陆幸福的生活，及他们对台湾亲人的怀念。这部影片还纪录了一九七七年旅日台湾同胞棒球队和旅美、旅加拿大台湾同胞篮球队回国省亲的情景。《骨肉亲》纪录了大陆渔民热情接待、帮助台湾遇险渔民的动人场面。
《爱国一家》反映了爱国人士董其武、程思远、黄维、杜聿明等工作、生活近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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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辅导员》杂志复刊
据新华社北京八月二十八日电 共青团中央主办的《辅导员》杂志在被迫停刊十三年之后，最近复刊，新出版的第一期将于九月一日起在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发行。
《辅导员》杂志是共青团中央指导少先队工作的刊物。它的任务是：宣传新时期的总任务和党的教育方针，报道少先队工作的经验，报道优秀辅导员的事迹。《辅导员》辟有《少先队工作研究》、《教育札记》、《阅读与欣赏》等专栏。
《辅导员》杂志现为季刊，从明年一月起改为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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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邓副总理会见比兰德拉国王和王后
比兰德拉国王和王后离开北京
李先念副总理、姬鹏飞副委员长等到机场欢送
新华社北京八月二十八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今天上午前往宾馆会见比兰德拉国王和王后陛下，并同他们共进早餐。
我国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驻尼泊尔大使彭光伟，尼泊尔外交大臣沙希、驻中国大使卡纳尔等，会见时在场。
新华社北京八月二十八日电 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比尔·比克拉姆·沙阿·德瓦陛下和王后艾什瓦尔雅·拉吉雅·拉克西米·黛维·沙阿陛下，结束了对我国的友好访问，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哈瓦那，出席第六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
比兰德拉国王和王后陛下一行将在乌鲁木齐停留一夜。
到机场欢送尼泊尔贵宾的有李先念副总理和夫人林佳楣，姬鹏飞副委员长，韩念龙副外长，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彭光伟等。
机场上举行了欢送仪式。军乐团奏尼泊尔王国国歌和中国国歌。比兰德拉国王由李先念副总理陪同，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比兰德拉国王在登上飞机前，同李先念副总理热情握手告别。
尼泊尔驻中国大使卡纳尔和夫人陪同比兰德拉国王和王后陛下到乌鲁木齐。尼泊尔驻中国大使馆外交官员，在北京的其他尼泊尔朋友，一些国家驻中国的外交使节，也到机场送行。（附图片）
邓小平副总理和比兰德拉国王握手。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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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邓小平副总理同蒙代尔副总统继续会谈
新华社北京八月二十八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同美国副总统沃尔特·弗·蒙代尔今天上午举行了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谈。
据悉，两位领导人就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
今天上午的会谈开始以前，邓小平副总理对蒙代尔副总统说，你昨天在北京大学发表的演讲大家听了以后很高兴。
蒙代尔副总统说，我能有这次史无前例的机会对中国人民发表演讲，感到十分兴奋。我代表美国政府和卡特总统为此向你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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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戴着枷锁攀登
编者按：这篇通讯是对年轻的地质科学工作者杨联康顽强的革命精神的颂歌，也是对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控诉。
杨联康无辜被判处十年重刑，带着沉重的枷锁，受着种种凌辱，过着非人的生活。但是，他为了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仍然奋不顾身地学习、研究、写作，平反出狱的时候，把二十多万字的学术论文和科普文章奉献给党和人民。他的先进事迹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好的激励和鞭策！
在我们面前摆着一堆大大小小五花八门的纸片，有的是又粗又厚的草纸，有的是铅皮一样的水泥袋纸，还有许多已经认不出是什么种类的碎纸。在这些纸片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中文字、外文字，有的还画着表格和地质草图。因为字迹太小，人们必须用放大镜才能看得清楚。
这并不是一堆废纸，而是二十多万字的科学普及读物和学术论文的原稿，是一个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而被判处十年重刑的人，在牢房里花了五年时间写出来的。
这个人的名字叫杨联康，是甘肃省地质局区域地质调查队的技术员。去年十二月，他带着这包文稿平反出狱时，才三十九岁。
横遭迫害
杨联康是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地貌专业一九六一年的毕业生。在中学时代他就立志做个地质工作者。上大学的五年里，他省吃俭用，积攒下一些钱，利用假期旅行了二十多个省市，考察名山大川，收集各种岩石标本。他在班上年龄最小，却成绩优良，还经常在报刊上发表科学小品。同学们亲切地称呼他“旅行家，音乐家，诗人，第四纪地貌学家”。
杨联康毕业那年才二十二岁，他怀着建设祖国大西北的激情，自愿到甘肃工作，目的是要研究黄河发育史，进而探讨西北四十万平方公里黄土高原的改造途径。他在参加工作两年以后，果然不负所望，取得了不少第一手的地质资料，在别的同志协助下，写出两篇学术论文：《兰州—临夏一带第四纪地层》和《宝鸡附近第四纪地质》。一九六四年十月，全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在陕西蓝田召开第二次学术会议，会前，杨联康收到了这次会议的一本论文集，其中有他的那两篇论文。杨联康要求参加这次会，领导上不准他去，他据理力争，结果被扣上“不服从组织”的大帽子，在大会上宣布停职反省，还扣发了他的工资。接着，队上开展“四清”运动，杨联康被当做重点批判对象。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多少无辜的人被整，杨联康更是逃脱不了。他被当作“旧学校培养出来的修正主义苗子”，定为重点批判对象中的重点。加在他头上的罪名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荒唐可笑：一九六一年，他曾在《北京晚报》上发表过一篇介绍燕山历史变迁的题为《夜话燕山》的科学小品，就被扣上“邓拓的孝子贤孙”的大帽子；他在北京大学毕业聚餐时，正好坐在陆平校长的旁边，就说他是“陆平的忠实门徒”。后来给他捏造的罪名越来越可怕了：“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一顶顶吓人的大帽子向他压来，对他进行无情的批斗。他到处上告、申诉。但那年头申诉就是翻案，翻案就罪加一等。一九七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杨联康被扣上“搞翻案活动”的罪名，五花大绑，非法送进了公安局的收容审查站。
高深的院墙，严密的看守，他再无处上告，只有用绝食来进行无声的抗议。连续七天过去了，杨联康水米未进。审查站的人把橡皮管子强行插入他的喉咙，给他灌食。由于橡皮管戳破了食道，杨联康口吐鲜血，审查站不得不把他送进医院急救。在医院里，他继续绝食。
“四人帮”刮一阵祸害全国人民的妖风，杨联康的“罪过”就加重一等。一九七四年三月九日，在批林批孔、反复辟的恶浪中，杨联康这个十年前的“思想犯”又凭空被加上“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在医院的病床上被捕了。由于长期绝食，当他被抬进看守所的牢房时，已经奄奄一息，全身只是一副骨头上贴着一层皮，几乎连脉搏也摸不到了。两条腿因为缺乏营养，肌肉萎缩，已经完全瘫痪了。
铁窗著书
深夜，牢房里一片黑暗、阴冷。杨联康蜷缩成一团，坐在地上，两只越来越大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铁窗。一连串的往事，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一九六一年八月十日下午，北京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陈毅副总理双目炯炯，精神抖擞，象当年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作战斗动员那样，向首都近万名大专院校应届毕业生发出新的进军号令：“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就是表现社会主义政治的。这就是党交给你们的最大政治任务……一定要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好！”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啊！为了永远纪念这一天，他一直珍藏着那张奶黄色的入场证，可惜在入狱前被抄走了。
杨联康想起了和他的密友的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一个人活着就要为后人留下点有益的东西，决不能在人世上空手而过，……”
十三年过去了，我做了些什么呢？难道三十五岁的年轻生命，就如此结束了吗？不，不能。我还没有为人民做什么事情，我无权轻视自己的性命。
在黑暗的牢房里，顽强的生命，重新燃放火花。杨联康决定不再绝食了，他要重新工作。他蜷曲着身子，艰辛地拿起了看守给他写交代的纸和笔，他要写一本介绍自然科学基本常识的书。
杨联康要写的这本小册子，并不是只向人们介绍一般的自然科学常识。正如他在出狱后为这本小册子所作的序言中说的，“由于人民缺乏科学知识，从而使林彪一类假马克思主义者乘机以售其奸”，推行“愚民政策”。他作为一个第四纪地质地貌学研究者，也就是研究人类出现以后地球变化的人，有权利，也有义务把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发展，正确地告诉人们。他深深相信，只要人民有了科学知识，一切谎言、欺骗、伪造、迷信、专横，包括象他那样的冤案、假案，一定会被戳穿。他，要学习哥白尼、伽俐略向中世纪至高无上的教会挑战的大无畏精神，向林彪、“四人帮”搞的现代迷信、现代宗教挑战。他奋笔疾书，每天工作到日尽灯灭。
四个月之后，初稿写完了，没想到，全部文稿被看守所的人抄走了。杨联康象母亲失去了孩子一般，心痛欲裂。
杨联康并不气馁，他毅然决定重写，而且还要写一本介绍人类过去和未来的著作。他打算从二三百万年前古猿怎样变成人写起，一直写到公元三千年，甚至公元五千年的人类又是怎样发展下去。
就在这个时候——一九七四年的七月八日，杨联康被兰州市七里河区法院正式判处了十年徒刑。杨联康上诉被驳回，定为“终审判决”。接着被投入了甘肃省第一监狱。杨联康坚决不承认自己是罪犯。监狱叫他填写“在押犯人登记表”，他把这个表的名称一笔抹掉，改为“无罪非法被判控告表”。在“案由”一栏里，他严正地写上：“我无丝毫问题，非法对我迫害。”他抗议按犯人口粮标准吃饭，拒绝穿囚衣。他仍然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地质工作者，象在入狱前那样，每周要作个工作计划，把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的。
监狱里没有笔，没有纸，也没有墨水。他用自己仅有的一床棉被，向别人换来一支只能蘸着墨水使用的破自来水笔。没有纸，他把发给自己的草纸节省下来用，草纸写完了，就两手撑着木块，拖着僵硬蜷曲的双腿，在院子里挪来挪去，收集碎纸片。监狱用青霉素药瓶装点墨水供犯人写检查，他偷偷地积攒起来。不多久，破自来水笔给别人偷走了，他爬到厕所里折下扫帚上的细竹竿，又在小木箱上扯下一条铁皮，偷偷地磨成刀片，把竹枝削成蘸水笔用。不久，竹笔也给偷走了。他发现厕所旁扔的一些苇箔，有取之不尽的苇秆，可以削成苇笔，简直欣喜若狂。从此，不必为丢笔而发愁了。他吸取上次稿件被偷的教训，白天不论走到哪里，都把文稿挟在腋下，晚上则把它
当枕头。
夏天，杨联康不顾监狱里成群的蚊子、臭虫叮咬，在那破纸片上，写了这面写那面，写满了一片又一片。冬天，铁窗外挂着一尺长的冰柱，牢房里不生火，象一座冰窖。杨联康只穿一身单裤褂，披一件千疮百孔的老羊皮袄，用冻得麻木的手坚持写作。芦苇秆做的笔从手指缝间滑下来，他活动活动手指头，再把它拣起来，继续写下去。一九七五年隆冬，他正在写《物质的层状结构》，阐述他对自然界从微观世界到宏观世界一切物质进行科学分类的一种新的设想。为了配合写作，他爬到冰天雪地里，找来冻土，用满是冻疮的双手，把冰冷的水和泥，捏成浑天仪、地球仪、原子模型和层物模型。模型和仪器做好了，文稿写完了，杨联康的双手，烂得几乎连碗筷也拿不起来了。
坚持斗争
杨联康同外界失去了一切联系。他发出的一封封申诉信、抗议信，都被扣下了。朋友们和亲属们，谁也不知道他的死活。
一九七五年四月初，在北京一家工厂当电焊工的杨联康的弟弟杨联仪，突然收到哥哥寄来的一个小纸条，上面只写了一句话：“联仪，见信速来兰”。联仪辞别了双亲，匆匆启程去兰州。那是一个黄沙弥漫的日子，联仪一下火车就按照人们指点的地方奔去。他来到黄河北岸的大沙坪，高高的墙头，密布的铁丝网，遮住了他的视线，只见警卫森严的大门上挂着一块“甘肃省第一监狱”的牌子。看到这个情景，联仪眼前一阵发黑，瘫倒在地上。
经联仪再三请求，监狱允许他见哥哥一面。只见从牢房里推出了一辆送煤的小车，车上坐着一个蓬头垢面的人，这个人形容枯槁，两条腿紧紧地蜷曲着。联仪怎么也不相信这就是他那健壮而又活泼的哥哥。
杨联康看见弟弟，忘记了自己两腿已经瘫痪，他张开两臂想一下子抱住弟弟，结果却翻身从车上滚下来。他一把拉住弟弟，喊着：
“联仪呀，你到党中央告他们去！我杨联康究竟有什么罪！他们为什么迫害我，不让我工作啊！”
联仪强忍住泪水，但说不出话来。他打开背包，拿出妈妈买的罐头和点心给哥哥。杨联康猛一挥手，罐头和点心全部洒落在地上。“我要的是平反，你听见了吗？告他们去，为什么不让我工作！”
忠厚老实的弟弟，害怕哥哥这么大嚷会招来苦头，满含着眼泪劝哥哥冷静一点。
“不，不对。你现在就去党中央控告他们！”周围的人围上来了。
“联仪，你一定要去党中央控告他们，你一定要去啊！”杨联康两眼深陷，消瘦的脸面，由于激怒而抽搐着。
见面不到十分钟。看守指挥着一些人，七手八脚地把他抬上小车，急急忙忙拉走了。
顽强学习
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的喜讯传到了监狱。对他的监禁，没有过去那么森严了。一九七八年二月，五届人大召开了，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号令，杨联康激动得几天几夜没有睡好觉。他的脑子里浮现出西北黄土高原上的一个个等待治理的荒坡，一座座渴望绿化的秃山，一块块急需改造的塬区。他奋笔疾书，赶写着《关于建设西北黄土高原的意见》。
“十多年来我对黄土高原近三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怀有深厚的感情，早想用我所学知识为哺育我的二千四百万高原人民贡献一点力量。”从写在意见书前面的这一段话里，人们看到的是一颗对党对人民赤诚的心。他在这份意见书中，建议对黄土高原采取按部位分区发展的方针，除了川区和塬区发展农业之外，其余地方应当大力发展林业和牧业，锁黄龙于绿色长城之外，建草场于荒坡野滩之上。在他的心目中，黄土
高原那种百业兴旺、五彩缤纷的美好前景，似乎就在
眼前。
一九七七年九月，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它象一股春风吹进了监狱，吹进杨联康的心房。尽管当时他仍然身系囹圄，他却在加紧赶写《关于研究黄河发育史的建议》，向我们祖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科学盛会献上一份礼物。
黄河发育史，是中外学者经过长期努力而尚未揭开的一个谜，它很早就深深地吸引了杨联康。他知道，这个课题的意义实在太重要了，不搞清黄河的生长发育历史，就不可能改造黄河，也不可能改造黄土高原。而改造黄河，是中华民族从夏商开始就为之奋斗的宿愿，是造福子孙万代的大业。因此，从一九六一年杨联康到甘肃工作时起，他就为之付出过艰苦的劳动。为了追寻黄河中大量泥沙的来源，他曾经冒雨爬进一条深沟中去观察，几乎被淤泥活埋。为了摸清黄河河底的岩层，在兰州的八年中，他曾经在每年五月到十月间，不管风吹雨打，几乎每天都横渡黄河三四次。杨联康是多么迫切希望飞出牢房，扑向黄河。他甚至要求监狱为他安排一次科学讲座，他要讲黄河……
人们以为他疯了，杨联康的父母也以为他疯了。一九七八年一个深秋的夜晚，家里收到他从监狱寄来的一封信。信中出人意外地提出，他要报考研究生。他在信上解释说，今年他已经三十九岁了，再过一年就超过了规定的年龄，让家里赶快给他寄些学习材料。老母亲看到这里，眼泪止不住簌簌地落下：“这孩子疯了，他现在还在坐牢，身体也残废了，怎么还想考研究生？”
不，杨联康没有疯！他是在发疯似地要学习，要工作，要为祖国出力。他曾经学过四种外文，为了不至荒废，他想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在不允许犯人讲外国话的监狱里学外文。他从监狱里借到一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把书后面的注释和人名索引中的三千一百个外文单词摘录下来，在一张案板大的废纸上编成《主要欧洲文字词汇索引》。他用这种方法，对几种欧洲文字从章法、句法到词法进行反复对照比较，不仅复习了过去学过的英、德、俄、日几种外文，而且初步学习了法文，丰富了自己的欧洲文字知识。
* * *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间，杨联康亲属的申诉信，终于送到了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同志的手中。宋平同志非常重视这个案子，立即派省委组织部和办公厅负责同志前去调查处理。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杨联康接到了平反出狱的通知。
这一天，杨联康兴奋地在一张纸上写了如下的几句话：
十二月十五日：感谢华主席、党中央。第二次生命不属于个人。随时听从党的召唤，为四化倾注全部心血。
这一天，杨联康交给党组织一份入党申请书。同时带出了他称之为《狱中论文集》的写在一大堆碎纸片上的文稿，目录有：《人类历史纲要》（附《人类总数》）、《物质的层状结构》、《二三百万年以来的兰州》、《关于研究黄河发育史的建议》和《关于建设西北黄土高原的意见》。
面对着这位年轻地质科学工作者，在非人生活下奉献给党和人民的这份礼物，中共甘肃省委的几位双鬓斑白的老同志不禁热泪纵横。一位大学校长翻着这堆文稿，为“四人帮”如此摧残人才而义愤填膺。
在松柏掩荫下的北戴河地质疗养院，记者最近去看望杨联康。可喜的是他已能够站立起来，架着拐杖在院子里行走了。他仍然每天五点半就起床，除了吃饭、治疗之外，按照一个地质科学工作者的要求，用工作和学习把时间填得满满的。
新华社记者 张家炽 王作言 姬乃甫
（本报有删节）（附图片）
杨联康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平反出狱后，又全力投入学习和整理修改文稿。
新华社记者 杨武敏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