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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上对下都有交代
段君毅同志亲自检查阅批的人民来信的处理情况
本报讯 最近，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段君毅同志亲自检查了从去年十月到今年四月经他阅批的四十七件人民来信的处理情况，其中有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和中央有关部门批转给他的十五件。在省委信访部门逐件了解、处理情况的基础上，段君毅同志直接听取了省直七个单位对二十四件来信的处理情况，并派人到开封、南阳、许昌地区对部分信件的处理进行了核实。经过检查，在四十七件信中，所反映情况属实或基本属实的三十九件，情况不实或主要情况不实的八件。已处理的四十三件，正在处理的四件。对于已处理的信件，凡署名的，一般都听取了本人的意见，少数同志还有意见的，又进一步做了工作，力求基本满意。
这四十七件信，主要涉及六个方面的内容：
一、给省委和省委少数领导同志提出批评建议的七件。这些信件，都由省委各书记或有关书记作了传阅，一些重要内容的信件还在一定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借以改进工作。
二、反映领导班子和揭批查遗留问题的十三件。对这类信件，一般都在上级党委派人查明情况的基础上，结合组织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整顿领导班子，解决遗留问题。如对洛阳地委清查办部分同志反映原地委第一书记张学清同志在揭批查中捂盖子的问题，在省委派人摸清情况后，对张学清同志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帮助，并将其调离了工作。
三、要求解决冤、错、假案和复查历史遗留问题的十五件。对这类信件，一般都责成有关部门进行调查研究，凡情况属实的，都迅速予以解决。如去年十月，郑州市张雪藜等三人给段君毅同志写信，反映他们因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写诗悼念周总理而被打成“反革命”。省委责成郑州市委查明属实后，迅速召开了平反大会。
四、控告干部违法乱纪、包庇坏人坏事的四件。其中两件经过查证落实作了处理，另外两件正在查证处理。如新乡地区地方铁路局黄继庚来信反映，他家曾遭受该局柯应亮组织人毒打，其子被打致死后，其女多次来省上访，要求惩办打人凶手，问题得不到解决，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在省委门前自杀。这一案子情况复杂，长期得不到解决，其中与个别领导干部有关。最近，省委主管政法工作的领导同志亲自抓，经过新乡地区检察院和法院查证落实后，已对三个打人凶手依法判处。
五、反映工农业生产问题的三件。如李先念同志批转来的反映河南棉花、蚕业生产下降和谷牧同志批转来的反映文峪金矿资源遭到破坏的信件，省委都责成有关部门作了调查研究，制定了改进措施。
六、要求调动或安排工作的五件。对这类信件，经有关部门查清情况，要求合理、条件允许的，都予以适当解决。
通过检查说明，大部分来信都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多数部门和单位处理这些信件也是严肃认真的。但也有个别单位对处理群众来信重视不够，作风拖拉，有的层层照转，不查不办，以致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或者处理过程中兼听各方面意见不够，没有同本人见面，问题解决后本人还有意见。这些问题，在检查中发现后，都及时进行了纠正，改进和推动了信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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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鄞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审批案件中，认真听取受处分党员的意见
切实保障党员的申诉权利
编者按：审查党员案件的时候，认真听取本人的意见，是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坚持实事求是，保证处理正确，避免造成冤、假、错案的一项必要措施。中共鄞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审查处理案件的作法是好的，值得提倡。
中共浙江省鄞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审查处理党员的过程中，切实保障党员的申诉权利，认真听取被审查党员的意见，受到全县党员的好评。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发下后，鄞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同志反复学习，并总结过去审查处理党员的经验教训，深深感到保障党员的申诉权利，耐心听取本人的意见，这一条十分重要。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由于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了破坏，这个县在审查处理党员时，不听取被审查党员的意见。本人对处分决定一表示不同意见，往往就被斥责为“态度不老实”，甚至给戴上大帽子，罪加一等。那时处理党员，一般上纲过高，处理偏严，处理面也比较大，有不少冤、假、错案。现在，他们改变了那种审批案件仅凭上报材料签署意见的做法，坚持找被处理的党员谈话，把基层党组织报来的处分决定同本人见面，认真听取本人的意见。
鄞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同志在实践中体会到，听取被审查党员本人的意见，有个真听和假听的问题。真听，就要真心实意、诚恳认真，决不能看作是例行公事，敷衍塞责，或者歧视、厌恶。他们总是耐心地让被审查者把话讲完。遇到有的人有顾虑，不敢讲出自己的真实意见时，就做过细的思想工作，帮助打消顾虑。望春粮管所凤岙粮站有个党员干部，因为贪污公款，党支部上报要将他开除党籍。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同志在找这个党员干部谈话时，发现他担心如果对党支部的处分决定表示异议，会被说成是态度不好，加重处理，因而不敢暴露自己的真实想法。纪律检查委员会针对这种思想，帮助他端正认识。他打消了顾虑，大胆地谈了自己的意见。根据调查证实，党支部上报的材料与事实有出入。再者，他已积极作了退赔，表示要改正错误。经与党支部反复商议，决定将处分改为“留党察看两年”。这个党员感动地说：“我犯了严重错误，党组织不嫌弃我，而是满腔热忱地挽救和帮助我。我一定要痛改前非，争取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鄞县纪律检查委员会根据需要深入调查研究，坚持做到三看：一看事实是否准确，二看处分决定是否恰当，三看组织手续是否完备。在取得确凿证据、材料准确的基础上进行处理，做到定性准确，结论恰当，处理正确。他们特别注意纠正那些搞逼供信造成的冤、假、错案，以及借机整人、打击报复等案件。
通过听取本人意见，如果发现处理党员的组织手续不符合规定，例如，在通过处分决定时，没有通知本人出席会议，没有听取本人意见，没有经过本人签字等，就要求重新办理这些手续。邱介公社张家行大队党支部，在召开通过处分一个党员的支部大会时，没有通知本人出席会议。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审批此案时，在同本人谈话中了解到这个情况，就要求大队党支部重新召开支部大会，让他到会申述自己的意见。根据他的意见进一步调查，证实原审查报告中关于他所犯错误的主要情节与事实有出入，造成严重后果的直接责任不在他身上，原来的处分决定显然过重，于是决定实事求是地减轻处分。
经过调查、复议后，如果党员本人还有不同意见，县纪律检查委员会明确宣布，允许他们保留意见，并可以向上级党组织直至中央提出申诉，决不扣压和打击报复。
今年以来，鄞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审批的二十一个案件，都是按照上述原则办理的，不仅防止了冤、假、错案的发生，制止了打击报复，也有利于分清功过是非，对被处分的人和其他党员都是很好的教育。不少党员高兴地说：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又回来了！
本报记者 吴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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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郭修真的“三把火”
北京铁路局党委书记郭修真同志是今年三月到职的。四个多月来，他从整顿党委领导班子作风入手，做了三件好事。同志们反映这“三把火”烧得好！
一次无声的教育
郭修真同志到铁路局后，经常乘坐公共汽车上下班，有时还骑着自行车到下边去。有一次，北京分局召开领导干部会议，请他去讲话。他骑着自行车提前赶到会场。这对一些坐着小汽车来听报告的基层领导干部是一次无声的教育。大家看到“一把手”这样严肃地对待生活细节，开始注意改变这些“小不在意”的作风问题。北京分局的领导干部基本上做到私事不用公家小汽车，有的分局长也骑着自行车下基层。路局一个常委是工人出身的新干部，过去经常要车接送。郭修真同志就主动找他谈心，指出只有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才能永远不脱离群众的道理。这个常委听后很受启发，在生活作风上对自己要求严格了。过去因为机关车少人多，司机班工作很紧张。现在情况变了，司机班也能抽出人员学习技术和保养汽车了。
科研人员办公的困难解决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局科研所技术队伍扩大了，但是一直解决不了办公房间拥挤的问题。五十七名工程技术人员，只有三间半房子，每人平均不到两平方米，两、三人合用一个办公桌，一些人只好背着书包搞科研。郭修真同志听到这个反映以后，心想：科研所连办公房子都没有，怎么搞科研？科研是关系铁路现代化的一个不容拖延的问题。于是，他首先自己从带套间的大房间搬出来，并适当调整了个别副局长和局办公室干部的房子。结果腾出了三个办公房间，初步解决了科研所的房子困难。
敢于纠正不正之风
短短的几个月，郭修真同志走遍了三个分局的主要基层站段，还找了机关处室干部座谈，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他发现，当前一些干部、群众积极性所以调动不起来，原因很多，而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搞特殊、走后门，对群众情绪影响最大。因此，他下决心从局党委领导班子抓起，从群众最关心、意见最大的问题上抓起，对准林彪、“四人帮”留下的不正之风，再一次点了火。他先从自己做起，对找上门来要求解决子女工作的同志进行说服教育，堵死后门。又主持开了党委常委生活会，把机关和基层党员对局领导干部提出的批评意见一条一条地摆到桌面上，组织大家检查认识，开展批评自我批评，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并付诸行动，把两个走后门上“七·二一”大学的党委常委的子女退了回去。大家针对存在的问题订出了一些改进措施。现在党委常委和副局长都参加了处、室的党小组，按时过组织生活，接受党员的监督；改正和防止了分配住房、乘坐汽车的一些不合理现象，发影戏票、买东西方面的特殊化毛病也得到了纠正。在最近全局领导干部会议上，郭修真同志向到会干部汇报了局党委领导班子整顿党风的初步情况，宣布纠正不正之风的初步措施，得到了大家的拥护。
艾振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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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身居领导岗位 不当特殊党员
——北京部队某部领导同志坚持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组织生活
北京部队某部领导同志，多年来坚持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支部和小组过组织生活，不以“特殊党员”自居，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之下，有效地增强了党的观念，密切了上下级之间的关系。
这个部队的领导成员，都是有三十年以上党龄的老同志，在党的长期培养教育下，养成了坚强的党性和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多年来，他们只要在机关，接到党支部、党小组开会的通知，都能自觉参加，有时因开党委会参加不了，就事先请假，事后主动询问有什么决议、要求，以便贯彻执行。今年四月，潘宗道同志从外地养病回机关，主动找到党小组长进行详细的汇报。陈一鸣同志分配在组织处小组过组织生活。有一段时间，党小组看他工作很忙，身体又不好，有几次开会没有通知他。他发现后，及时向党小组长提出，在这些问题上不能迁就照顾。在交纳党费这个问题上，他们也从不马虎。今年五月，阎川野同志下部队刚回机关，要去交党费，身旁的一位机关干部建议让公务员送去。他说，交党费不光是几个钱的问题，是个组织观念问题。他坚持亲自把党费送到了党小组长手里。
这个部队的领导同志在参加支部、小组过组织生活时，自觉做到不把行政身份带到党内来，不做结论性发言，不以领导口气提要求、做指示，而是以平等的态度和大家讨论问题，积极发表自己的意见，虚心接受同志们的批评和帮助。去年下半年，各级领导班子进行调整时，叶金刚同志向党小组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分配，决不计较地区环境、生活条件好坏和职务高低。蔚锦茂同志，在“四人帮”横行时，对批判、迫害老干部的极左做法深为不满，曾一度产生年纪大了，身体差了，早点退休算了的想法。粉碎“四人帮”后，他解开了思想疙瘩，表示要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这些思想变化的情况，他都毫不隐讳地在党小组会上说了。潘宗道同志在参加干部处党小组的一次党的生活会上，有的同志提出他在工作多、任务重的情况下，往往有急躁情绪，批评同志不大注意方法。潘宗道同志诚恳地接受批评，认真作了检查，在以后的工作实践中克服得比较好。
这个部队的领导同志，对基层党组织交给的任务，愉快承担，坚决完成。几年来，机关每次讲党课的任务，不论分配给哪位领导同志，都能认真准备，圆满完成。刘祥之同志每次讲课前都亲自作调查，亲自写讲稿，使党课讲得联系实际，针对性强，效果较好。他们对所在党组织的支部和党员队伍建设十分关心，主动多作工作。蔚锦茂同志在装甲兵处一次党小组会上，发现有一位参谋对工作调动思想不大通，小组对他进行帮助后效果不明显，就主动承担起做这个参谋的思想工作的任务。通过多次谈心，终于使这个同志愉快地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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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员“特殊”在哪里？
全国农业劳动模范、饶阳县常安大队党支部书记 宋欣茹
我是一九三九年在白色恐怖下入党的。那时村里的党组织还是秘密的。入党那天，党组织负责同志说：“宋欣茹同志，我们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要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不能把自己混同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但又不能把自己看成是高于老百姓的‘上等人’，搞特殊脱离了群众。”这句话象刻到脑子里一样，四十年来一直要求自己照着这样去做。抗日那会儿，我在村里当妇救会主任，白天藏在青纱帐里打游击，夜晚进村惩办日伪汉奸，宣传革命道理。那时，我怀了孕，炮火连天，东跑西颠，心里很着急。可是，一想到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劲头就来了，照样和同志们一块去破路、割电线。我有两个孩子，就是这样死在肚里的，还有一个孩子是因为得病没空照顾死的。我公公和丈夫也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去世了。那时，我才二十九岁。贫下中农替俺难受，阶级敌人却幸灾乐祸，说：“叫她整天革命，不到一年死了两口，看她还革命不！”听到这话，我擦干了眼泪说：“革命革定了！共产党员誓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决不能为自己的小家庭才活着。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再豁上俺这条命也心甘情愿！”
战争年代，那些抱着私心眼儿入党的人，经不起严峻的考验，投敌叛变了。在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的许多党员担负着各级领导职务，有权先办哪家事？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还是为个人或少数人谋利益？这种考验也是严峻的。我在大队里掌权，招工、招生、当兵都得走大队这道门坎。我想，荣誉和权力是党给的，是人民给的，如果用来为个人的三亲俩厚开绿灯，就要损害党的崇高威信，玷污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一次，我的一个外甥女听说县被服厂招工人，就兴冲冲地找来说：“姨，你是老模范，跟县里领导熟，说句话让我去吧！”我一听就腻味了，说：“老模范是带领群众干社会主义的，可没担负着给你走后门的责任！”外甥女一听就哭着走了，回去对她妈说：“俺姨文化大革命叫人家折腾得那个样儿，咱那么疼她，这会儿她官做大了，一点事也不给俺办！”接着，俺姐姐来了，我说：“不是不给办，而是不能办。因为搞特殊，就要脱离群众呀！”凡是亲戚朋友托俺走后门、办私事，俺都一概拒绝。我想，一人做官，一家子又找工作又上大学，连扁担勾子挂犁楔的亲戚也跟着沾光，那还算什么共产党员？不跟旧社会的赃官一样了吗？
我还常琢磨，一个人职位高了，“官”做大了，不是人也“大”了，而是担子重了，责任重了。一个党员干部，不论职位多高，在党内也是个普通党员，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丝毫不应当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要说有点特殊，就应当象羊群里的“羊呼噜”，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着大伙前进！我们有些同志犯错误，就是因为把自个跟群众的位置摆颠倒了，觉着自个“大”的不得了，吃公家的，拿集体的，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群众顶看不上这号不值钱的人。社员都知道我的脾气，不管是来检查工作的领导，还是下乡的干部，我没陪着在大队吃过一顿饭。去年麦收，县里的工人老大哥下乡支农，队上给炸的油条，炊事员见我去了，就挑了一个又酥又香的拿来，说：“老社长，你不吃？尝一尝吧！”我说：“尝什么！又不是没吃过，咱常安千数口子都来尝尝行吗？”
我今年六十七岁了，在新长征中，要继续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
（河北《共产党员》杂志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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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老坎”书记
有人称那些认真、老实、克己奉公的人叫“老坎”。四川省汽车运输十二队党总支书记熊志文同志，就是这么一个很有点儿“老坎”的书记。
有人说开汽车是一个“吃香”的工作，“马达一响，黄金万两”，“走拿一路，坐吃八方”。十二队有一百多辆汽车，运行八县一市，左钩右挂有上百个城乡单位，可算是远近“兜得转”的了。然而，熊志文同志从不拿汽车为自己办私事，也不允许别人拿汽车去捞便宜。他常讲：汽车是人民的，只能替人民办事。因此，不管是谁开“家乡车”、“亲友车”、“协作车”、“后门车”，他都坚决抵制，不怕得罪人。
有一次，熊志文跟一个在贵阳采运汽车配件的同志通长途电话。刚要说完，正在旁边的一位公司领导干部伸手拿过话筒：喂！老李吗？你们搞两箱香烟回来，香烟！……不好搞？想办法嘛，你们有汽车开去，灵活一点嘛……。熊志文越听越不是滋味，急忙一把接过电话筒：喂，老李，刚才说的香烟，不能搞，对，不能搞。不要去开后门，乱搞协作，影响国家正常的商品供应计划。“叭”的一下，把长途电话挂上了。
多年来，熊志文硬是坚持至亲好友乘车一律按章购票，一丝不苟，自己的爱人、孩子也不例外。
一九六七年，他的老伴第一次来车队，熊志文同老伴见面没有来得及问别的，就问：“你买车票没有呀？”老伴赏了他一句：“好笑人，不买车票咋个来得了嘛！”“把车票拿来我看。”熊志文看过车票，放心了，才没有多言语。
“不能拿‘书记’的招牌去揩公家的油，占国家的便宜。”熊志文经常拿这句话来要求自己，告诫亲友。有个老朋友找熊志文介绍搭车，说：“你写个二指宽的纸条就行了嘛！”熊志文实在推不过，就答应了——自己拿出四元一角钱，买好长途汽车票，送到老朋友的手里。以后，这个老朋友再也不好意思找他搭车了。
先进单位喜事多。十二队人来客往，一年到头少不了几十起，一、二百人。有领导来队检查工作的，有外地来参观学习的，但这个队有个老章程，叫“热情接待，概不陪吃”。
一次，从外地来了一个参观团。中午，熊志文带客人进了职工食堂，忙着擦桌子、摆筷子、端菜、盛饭。客人都已上桌了，但熊志文却不落座，客人向他招呼：“熊书记，怎么呐，一起吃嘛，一起吃嘛！”熊志文象往常那样连声回答：“不啦、不啦，一样、一样。”便转身走向职工队列，排到最后一名，掏出饭菜票，买来饭菜，同职工们坐在一桌吃了起来。
“罗汉请观音，客少主人多”。熊志文十分鄙视这种慷公家之慨的吃喝风，吃过去，吃过来，吃了公家，吃了群众，怎么要得呢？炊事班的老师傅说：
“熊书记来车队十六年了，迎来送往，不晓得有多少客人，可他连葱花儿也没有沾一点哟！”在熊志文的带动下，这个队从领导到办事员，个个照办：热情接待，概不陪吃。
本报通讯员 何承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