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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有益的试验
——湖北省江陵县郝穴镇经济协作片的调查
编者按：人民银行江陵县支行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下，在一个城乡经济密切联系的地区组成协作片，根据市场需要安排生产和进行协调，使整个协作片象一部有调节装置、可以自动运转的机器。这个协作片，作为计划经济的补充，产生了明显的效果。
人民银行遍布全国，与每个单位都有经济联系，是一个十分灵敏的晴雨表，在客观上具有组织经济协作的力量。全国县属的镇有二千八百多个，这些地方的经济计划程度一般都比较差，如果能象郝穴镇经济协作片那样，通过银行逐步把城乡经济有机地组织起来，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就大了。
湖北省江陵县郝穴镇经济协作片，是郝穴镇和周围四个公社的经济协调组织。它是由人民银行江陵县支行在一九七五年促成，并在当地党委领导下由银行负责主持的。几年来，它对于沟通城
（镇）乡关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活跃市场，起了明显的作用。实践证明，它是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组织经济工作的一种好形式。
郝穴镇是个内河港口，南临长江，北靠内荆河，历史上就是工农业产品的集散地。它与附近的熊河、白马、普济、沙岗四个公社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每年有价值近二千万元的工业品从这里运往四社，四个公社也有二千多万元的农副产品运到郝穴镇。
这一镇四社是平行的，过去没有一个部门统一领导和调节，它们之间的经济存在着脱节现象。一九七四年，郝穴镇麻纺厂因买不到原料而停产，使用的贷款陡然下降十万多元。普济、熊河两个公社收购的黄麻却因为麻纺厂生产情况不好大量积压，调不出去，占压银行贷款二十多万元。熊河、郝穴镇到处是甘蔗，附近只有一家小糖厂，产量很少，市场上长期买不到糖；因为缺糖，食品厂的糕点产量减少，商业销售额下降。
人民银行江陵县支行根据这些情况，决定打破行政区划，为黄麻的购销穿针引线，并组织食糖生产。在银行的帮助下，麻纺厂调进了四十万斤黄麻，当年麻袋产量比一九七三年增加百分之八十三，扭亏为盈。郝穴镇副食加工厂用一个月时间准备了生产食糖的设备，收购了一百多万斤甘蔗，到年底产糖九万多斤，加工糕点二十万斤。
这两件事，引起了当地党委和银行的重视。郝穴镇办的企业有二十四个，社队企业有四百零七个，没有一个列入国家计划，产品列入地方计划的也只有七个。这些企业的供、产、销怎样管好？农村社、队在完成国家收购任务之后，还有剩余的农副产品可供加工，也有大批劳动力可以利用，这方面的潜力怎样发挥？郝穴镇和四个公社所需的商品，有一些经常供应不足，怎样解决？他们议论，如果有个组织从中穿针引线，沟通一镇四社的联系，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就可以使这些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就银行来说，对生产的支持，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变成“修理行业”，必须从经济区发展的整体上疏通供、产、销的渠道，使他们衔接起来，能够自动运转。于是，包括一镇四社的经济协作片在一九七五年初应运而生了。
协作片的领导小组由一镇四社负责财贸工作的领导同志组成，下设工业、商业、交通运输等几个协作小组，办事人员由银行信贷员兼任。他们根据实际情况，组织了六条协作线。
一是甘蔗线。四个公社生产一定数量的甘蔗，供给郝穴镇食品厂制糖，用甘蔗渣酿酒，余渣送给造纸厂造瓦楞纸，再由纸箱厂糊成纸盒。
二是黄麻线。收购的黄麻在完成上调任务后，剩下的交给麻纺厂织麻袋，次麻交给公社麻绳厂制绳，社队还组织人力将麻梗打成可以造蚊香、炸药的麻梗粉。
三是稻草麦草线。公社供销社收购稻草、麦草，供给造纸厂造草纸、瓦楞纸，供给草袋厂织草袋。
四是油脂线。收购棉籽，榨食用棉籽油，废油脚用来做肥皂。
五是犁铧线。关闭熊河犁铧厂，由设备、技术条件较好的郝穴镇和普济公社的两个犁铧厂生产犁铧；四个公社供销社回收的旧犁铧全部交给这两个犁铧厂。
六是农机修理线。郝穴镇的机械厂、轧花厂、农具厂、工具厂负责四个公社的农机修理，并提供设备和技术，为四个公社建立以农机修理为主的农具厂。
一九七六年，协作片又帮助镇办企业和社队企业挖掘潜力，组织了包括日用竹器、家具、学生课本、线袜、副食在内的小商品生产，共有十一大类，上百种产品。协作片具体帮助企业与商店、供销社直接挂钩，订立产销协议书，打通供销渠道。
各条协作线从集镇延伸到农村，把镇办企业和社队企业，工业和农业，以至商业、运输业，都沟通联系起来。没有原材料——主要是农副产品，协作片组织四个公社安排生产；没有设备，主要由郝穴镇组织生产或支援；缺乏资金，人民银行酌情给予贷款。几年来，在协作片的组织和协调下，一镇四社的经济出现了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
首先是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工业基础较强的郝穴镇，获得了比较充足的原料，生产发展速度比过去快得多。组织经济协作以前，一九六五到一九七三年九年内，全镇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二；而近五年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二十七。一九七三年有各种产品一百五十项，一九七八年增加到三百九十七项。镇上居民的就业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
四个公社有了郝穴镇的支援帮助，工厂企业从一九七四年的七十七个，增加到一九七八年的四百零七个；工业产值从一百九十五万元，增加到一千二百三十九万元；利润从三万元增加到一百六十二万元。以白马公社为例，一九七四年以前，这个公社说起来有榨油、养鱼、被服、加工、铁木器生产等九个企业，实际上连板车都不能修理，全年产值七万元，利润才六百元，只相当于卖四、五头肥猪。组织协作以后，郝穴镇支持白马公社十台车床，替他们培养了二十四名技术工人，还把有的产品扩散给他们生产。到一九七八年，这个公社有工厂企业十三个，工人六百八十人，年产值达到一百五十六万元，利润上升到十万八千元，是一九七四年的一百八十倍。
经济协作也很有利于农业的发展。白马公社每年需要上万个犁铧，过去到处求人，也不能及时解决。一九七二、七三年，他们硬着头皮自己生产，一没有生铁，二没有焦炭，三没有技术，一年多时间赔了九千元，只好关厂。建立经济协作片以后，他们需要的犁铧，由郝穴镇犁铧厂保证供应，而且质量好，不误农时，过去一个犁铧每天只能耕六至八亩地，现在可以耕十几亩地。一九七七年七月，普济公社两万多亩棉花发生蚜虫，公社负责人给郝穴镇打了个电话，当天就运来了药剂，很快控制了虫害的蔓延。农业机械的修配力量也增强了，基本做到了一般农机具小修、中修不出公社。
经济协作还为农村多种经营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途。熊河等四个公社一九七三年多种经营的种植面积是三千九百多万亩，到一九七八年扩大了一倍多，许多闲散土地被利用起来了；社队多种经营的收入，也从二百八十六万元增加到四百七十二万元。
组织经济协作以后，农村供销社的购销业务显著活跃。如普济公社供销社每年仅收购过去从未收购过的稻草、麦草就将近一百万斤，扩大收购额三万元。协作片每年还要开两三次物资交流会，更加提高了商品零售额。据统计，一九七七年的商品零售额比一九七六年上升百分之二十，一九七八年又比一九七七年上升百分之十一。郝穴镇与几个公社之间的物资交流频繁，镇、社的各种车辆被调动和组织起来，较好地发挥了效能。由于生产发展，经济繁荣，财政收入也有显著增加。一九七八年郝穴镇上缴税款一百四十多万元，比一九七三年增加一点九三倍；四个公社增加百分之四十八。而江陵县的国营企业去年不仅没上缴一分钱的利润，反而要国家弥补亏损六十七万元。
本报记者 鲍光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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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了增产粮食
——福建农业科学家刘中柱和“球肥深施”法
去年九月，在菲律宾举行的国际“氮与水稻”学术讨论会上，中国专家刘中柱的报告吸引了来自二十三个国家的九十多位科学家。他的报告刚结束，人们纷纷上前向他表示祝贺，对他在报告中介绍的提高化肥利用率有显著增产效果的施肥新技术——“球肥深施”的科研成果给予高度评价。国际肥料发展中心副主任斯登戈博士说：“我们正在对化肥造粒与深施技术进行研究，想不到你们中国已经基本解决了。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进展。”最近，斯登戈还给刘中柱写信说，他在国际水稻研究所看到福建农科院送给该所的球肥机和深施机很感兴趣，认为这个技术有可能在国际著名产稻国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得到应用。
这位深受欢迎的中国专家刘中柱，是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土肥研究所所长。他之所以在科研中取得这样的进展，是因为他有着对科学的献身精神和惊人的毅力。他今年已经四十九岁了，还在农学院当学生和研究生的时候，就立志要为加快我国农业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可是，在林彪、
“四人帮”摧残科学、毁灭人才的那些岁月，他被批判审查了好几年，直到一九七○年夏天，才被宣布“解放”。那时农科院撤销了，实验室的仪器、设备无影无踪了，连自己的书籍和资料也下落不明。怎么办？他坚信生产需要科学技术，群众需要科学工作者。于是，他来到了位于福州远郊的岭头公社贵洋大队吾洋生产队，决心把自己的知识贡献给农村。
刘中柱到了这里，白天，他同社员一起，顶着烈日，在稻田里除草、治虫。晚上，他不顾疲劳，向社员传播科学种田的知识。他在劳动中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同时帮助生产队落实科学种田的措施，解决生产中的一些问题。这年晚季，他和一位农民技术员在一丘串灌田里做了一个水稻不同密度和肥料关系的对比试验。结果发现，即使一亩田追下二十多斤尿素，一个多月后，稻株照样封不了行，禾苗依旧又黄又瘦。这说明，山区串灌田，化肥随水流失相当严重，化肥利用率不高。
如何提高化肥的利用率呢？刘中柱记得以前读过的一些文章里，提到别的国家正在研究扩大化肥肥效的问题；他又想起福建山区有些地方插秧时，把秧根粘上草木灰猪牛粪等以增加肥效。看来，要做到科学用肥，改化肥表施为深施是一条路子。
要闯出这条路子对刘中柱来说并不容易。他原是从事生理生化基础科学研究的，对土壤肥料这门学问还不够熟悉。而要解决提高化肥利用率的问题，必须掌握这门学问。刘中柱靠坚强的毅力，迎难而进；研究资料，勤做实验，取得了化肥深施的许多科学数据。接着又研究出把化肥做成球粒，施到二寸左右深度的土壤中去的“球肥深施”法。这种施肥方法可以防止肥料挥发流失，能把化肥集中施在根系吸肥最有利的部位，扩大作物吸收范围。这样可提高化肥利用率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提高作物产量百分之十至十五。
在试验推广球肥深施的地方，他听到社员群众反映说：“球肥深施好是好，就是太费工，种田人又多了一次弯腰。”这说明，要把球肥深施真正应用于生产，靠笨重的手工造粒与深施是不行的，必须解决机械造粒和机械深施的问题。省农科站土肥组对要不要搞造粒机械、深施机械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的认为这是不务正业。有的认为机械这玩意我们不懂，怕吃力不讨好。刘中柱说：“我们搞农业科学研究，要为生产服务，不攻下机械造粒这道关，球肥深施就难以推广。我们对机械虽然是外行，可以向内行请教呀！”他终于说服了大家，把研制球肥造粒机与深施机作为全组的主攻课题。
他们经过反复试验，终于成功地研制出球肥造粒机。试验结果，这种机具比手工造粒提高工效上百倍。经过几年来的不断试用改进，现在已经定型成批生产。目前，福建省已拥有球肥造粒机、深施机六千多台，还为全国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提供了四百多台样机和八百多份图纸。刘中柱和他领导的土肥所为在全国大面积推广化肥深施作出了贡献。现在他们正在进行多元素复合球肥造型和深施的研究。荣誉不负攻关人。去年，球肥深施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荣获了成果奖。国际水稻研究所现在已开始仿制试用这两种机具。
目前，刘中柱和土肥所的同志们，正在向土肥研究领域的另一座高峰——“周年养萍”挺进。刘中柱说：“球肥深施是节流，周年养萍（即在同一块稻田里将红萍与水稻进行较长时间套养）是开源；解决好肥料的开源和节流问题，是四个现代化对我们科技工作者的要求，也是我们土肥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本报记者 肖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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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因地制宜调整农业布局 加速发展农林牧副渔
浙江农村出现五业兴旺大好形势
据新华社杭州八月二十六日电 新华社记者郭说传、沈世纬报道：中共浙江省委从浙江“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实际出发，采取措施调整农业布局，加快山区、渔业建设，促使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
素称“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浙江省，茶叶、蚕茧、柑桔、络麻等产品在全国一向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十多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加上实际工作上的缺点，多种经营生产受到严重摧残。粉碎“四人帮”两年多来，浙江省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虽然比较快，但是，农业内部各业比例失调的状况并未扭转过来。一九七八年，全省的农林牧副渔总产值中，林业只占百分之二点六，牧业只占百分之十二点五，渔业只占百分之四点六。
针对这个情况，浙江省委从去年开始就注意调整农业布局，强调各级党委都要在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把林、牧、副、渔各业，把多种经营生产搞上去。为了促进山区经济发展，今年，省革委会适当调整山区粮食征购指标，并拨出三亿斤粮食帮助部分山区逐步停耕还林。
为了调整好农业布局，省委要求各地从实际出发，努力按照自然规律办事。在省委、省革委会有关部门的统一安排下，各地按照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根据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对布局不合理的种植业和养殖业进行合理调整，建设一批生产基地。目前，全省木材、毛竹生产主要集中在龙泉、庆元等八个县，络麻生产主要集中在钱塘江两岸的五个县，蚕茧生产主要集中在杭嘉湖和绍兴地区的十二个县，茶叶生产主要集中在二十个县，棉花生产主要集中在八个县。另外，充分利用山区牧草，大力发展各种草食性动物，建设一批山羊、奶羊、菜牛、兔子等生产基地。多种经营的生产基地建立后，各地采取措施，加强领导，逐步实行种植、饲养、加工相结合的一条龙生产体制，以综合利用各种资源。
为了加快浙江农业全面发展的速度，省委在积极调整农业内部布局时，还强调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从去冬开始，省委先后组织有关部门对林区、渔区和经济作物集中产区的社员口粮、若干农副产品的价格和奖售标准等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着手加以解决。过去棉农的口粮偏低，“扩粮挤棉”的现象比较严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省革委会有关部门采取措施，降低棉区春粮定产指标，给棉区增加销粮指标，使重点产棉区社员的口粮水平不低于附近产粮区。
今年，一个五业兴旺的大好形势已经开始在浙江省农村出现。全省春粮比去年增产百分之二十二以上，油菜籽比去年增产百分之八点五，早稻总产和亩产比丰收的去年有新的增长，春茧产量高于去年，春茶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九点四，猪、牛、羊、禽、蜂发展都很快。渔业得到了恢复。全省植树造林、育苗和桐油套种进度均超过去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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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利润留成政策 发挥集体所有制优越性
成都塑料薄膜厂全员劳动生产率居全省前列
新华社成都电 本社记者贺晓林报道：成都塑料薄膜厂发挥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去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达到六万三千元，高于四川省平均水平的七倍多，居全省首位。平均每个职工创造利润九千多元，在全省也是屈指可数的。今年上半年，这个厂全员劳动生产率为二万八千二百元，仍居全省前列。
成都塑料薄膜厂为什么能创造出这样高的劳动生产率呢？主要原因是集体所有制企业经营的好坏，同企业和职工的切身利益有直接关系。搞得好，企业多受益；搞得不好要吃亏，用这个厂职工的话来说，叫做“后面有鞭子赶，前头有糖吃”。这个“鞭子”和“糖”，就使企业有了内在的动力。所谓“有糖吃”，是指去年成都市二轻局规定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完成利润计划后，企业留成百分之二十，超过计划部分的利润留成百分之五十的政策。去年，成都塑料薄膜厂从利润留成中共得五十万元。
由于有内在动力，这个厂不断改善经营管理，有不少好的经营管理方式。首先，在干部使用上十分灵活。厂里的管理机构采取基本定员，遇到工作紧张时从车间借少量人员突击，完成任务后立即回去的办法。因此，全厂行政管理人员比较精干，包括技术人员和十几名半脱产的车间干部在内，只占职工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六。
这个厂的财务管理除了搞好各个生产环节的成本核算外，还十分注意杜绝任何加大成本的因素，努力增加利润。包装原料的牛皮纸袋，卖给废品站按废纸价格每斤只有四分，他们就跑远一点卖给街道生产组做纸制品，每斤可卖一角二分，仅此一项，全年就收入一万元。
这个厂还十分注意提高产品质量，获得用户的信任，使生产任务经常保持饱满，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发挥。
由于发挥了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企业的积累多，职工的待遇和福利不断提高。目前，这个厂的职工奖金已高于有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的退休金、粮食补贴、病假、探亲假期间的工资待遇、医药费用和家属看病等福利，都赶上了全民所有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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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无锡、苏州加强对闲散人员的组织领导
个体手工业和小商贩重新活跃起来
据新华社南京电 新华社记者张力、姚燕戈、魏辅政报道：最近，在江苏省南京、无锡、苏州三个城市，多年来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的个体手工业和小商贩，又重新活跃起来。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花色品种多样，经营方式灵活。有的穿街走巷，上门服务；有的随到随修，立等可取；有的加工费和修理费按件议价，双方还可以讨价还价，做到双方满意。
盛夏季节，大人小孩都喜欢戴顶草帽遮遮烈日。可是在国营商店里，大都是几十年不变的老式样，缺少新颖的款式。我们在苏州的街头上却看到了另一种景象，一些做工精巧、色彩鲜艳的草帽十分畅销。有人说，个体手工业和小商贩就会钻这种空子，做冷门生意。我们看这正好是发挥了他们的长处。他们为调节市场补充了各种小商品，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要，把市场搞活了！
有些事情，国营企业、集体企业不易办好，个体户可能办得好些。无锡就有一个例子。居民都喜欢吃螺丝，过去是由个体商贩经营。因为他们会经营，螺丝弄得又新鲜又干净，群众乐于买。有一个时期为了限制个体户，把螺丝交给水产公司经营。结果，由于周转环节多，经营不得法，大部分螺丝活的变成了死的，死的又变成了臭的，最后变成了垃圾。
这三个城市，都办了不少国营和集体的修旧门市部，承担了城市中大量的修旧任务，贡献是很大的。但是，群众要修个棕绷床或藤椅之类的大件家具，就感到很为难。既不能带着它去挤公共汽车，又很难找到车辆拉到修理站。自从有了一些穿街走巷登门上户修理的个体户后，居民就方便多了。
正是由于个体手工业和小商贩有这些特点和优点，所以多年来虽然将它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割，但是割掉了它又生了出来。
为什么有些同志对个体手工业和小商贩总是害怕呢？主要是受到极左路线的影响，担心“出资本主义”。据我们向这三个城市有关部门了解，一九五六年以来还没有发现有个体户暴发成资本家的事例。经批准营业的个体户，在货源和价格方面有一定的限制，加上本小利薄，一般说来，他们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生活。但是，他们风里来雨里去，所付出的劳动是有益的，对商品的流转和网点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给人民生活带来了许多方便。对个体手工业和小商贩加以帮助，加以组织领导，让他们在健康道路上发展，还是安排社会闲散人员就业的一个门路，也是消除不安定因素的一个重要措施。在我国目前经济情况下，个体手工业和小商贩是割不掉的“尾巴”，也是不应割的“尾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