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侨务工作的忠诚战士
——怀念方方同志连贯
方方同志是我党侨务工作的一个忠诚战士。他在革命的一生中，同广大归侨、侨眷和华侨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努力贯彻党的政策，对侨务工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三十年代到文化大革命前，我和方方同志经常有所接触，他一生的战斗经历，他的高贵品质和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都使我永远不能忘怀。革命的一生
方方同志是广东侨乡普宁县洪阳镇人。在青年时期，他受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思潮的激荡和我党革命的启导，奋身投入伟大的革命斗争。一九二四年，他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参加过平“广州商团”的战斗，后来参加了共青团。一九二六年春，他转为共产党员，在潮汕地区从事革命活动，组织工农赤卫军，开展武装斗争，先后领导过几个县市的革命工作。一九三○年，他到了闽西革命根据地，担任地方的领导工作。在他担任上杭中心县委书记，亲自领导县属才溪乡工作时，从关心群众生活入手，发动群众生产支前，扩大了红军。一九三四年一月在瑞金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表扬才溪乡是模范乡。方方同志在闽西还参加过几次反“围剿”，担任过红九团政委，领导建立了一个周围三百里地的游击根据地。中央红军长征以后，他在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任政治部主任兼第一作战分区政委，协助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同志领导艰苦卓绝的战斗。毛泽东同志曾对方方同志说：“你们三年的苦斗，有很大的功绩”。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前六年里，他在闽粤赣边区战斗，积极巩固、发展党的组织，进行武装斗争，培训青年和抗日骨干，组织抗日统一战线，做了大量的工作。随后他到重庆，跟周恩来同志去延安，参加整风学习。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到广州担任军调部和谈第八小组中共首席代表，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和叶剑英同志的指示，对美蒋作了顽强的斗争，取得了谈判的胜利，保存了华南人民武装力量，并使两广纵队胜利北上。
解放战争时期，方方同志在华南分局任书记。他和尹林平、夏衍等同志，遵循党中央的指示，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广泛地团结了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文艺界和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团结了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推动了华南和海外华侨的爱国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动员广大爱国华侨从政治上、物质上、人力上支援了祖国人民解放战争。同时，方方等同志做了一系列艰巨的组织工作和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打消了一些人要走所谓“第三条道路”的幻想。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方方等同志组织、护送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海内外爱国知名人士，北上解放区共商国家大事。方方同志还积极领导发展闽粤赣边、粤赣湘边、滇桂黔边人民武装力量，击破了国民党在华南的绥靖计划和企图偏安的幻想，为迎接大军南下，解放华南、云、贵，起了很大的作用。华南解放后，他担任华南分局第三书记，作为叶剑英同志的助手，在接管工作、建立和巩固政权、民主改革、恢复和发展经济等方面，做出了贡献。
一九五三年，他到中侨委工作。文化大革命前，侨务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凝聚着方方同志的一份心血。想不到他竟被林彪、“四人帮”以及那个臭名昭著的顾问诬为“在华侨工作中执行了资产阶级路线”，被残酷迫害，含冤而死，于今已有九年了！广大华侨、归侨、侨眷，以及我辈生前友好，深切悼念他，并因此更加仇恨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法西斯暴行！
坚持侨务工作的社会主义方向
方方同志生长在侨乡，长期从事革命活动于侨乡，还曾远渡多数侨胞居留的南洋，对华侨、归侨、侨眷有着深刻的了解和深厚的感情。他到中侨委工作以后，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协助廖承志同志，始终不渝地坚持侨务工作的社会主义方向，贯彻执行党的侨务政策。他认为，华侨、归侨、侨眷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同时又具有他们的特点；他们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支力量。他遵循“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的方针，开展归侨、侨眷的工作。他经常教育干部：侨务工作如果脱离党的总路线，就会迷失方向；如果脱离外事工作的总方针，就要犯重大错误。广大归侨、侨眷绝不能脱离全国人民和社会主义整体，应引导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大同”，我们要在这个基点上“一视同仁”；但是他们又有着特殊的问题，这是“小异”，是局部，因此我们必须据此“适当照顾”他们，正确处理他们的特殊问题，使他们和全国人民一道走社会主义道路。
方方同志坚决反对那种轻视华侨工作，认为华侨工作可有可无，甚至把它当作包袱的错误论调；他对违反侨务政策，如在就业、升学、入党、入团、参军、婚姻等问题上歧视归侨、侨眷的言行，作了不调和的斗争。另一方面，他对侨眷、归侨也不是无原则的迁就。他一贯强调要克服单纯照顾、放弃教育的观点，认为“照顾必须和教育相结合，教育是积极的，照顾是消极的；在教育中予以照顾，在照顾中加强教育，就具有积极的意义。”在侨眷、归侨和华侨学生中，如有极个别的害群之马违法乱纪，甚至情节极端恶劣，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秩序和治安，危害到国家利益的，他一贯主张作深入细致的分析，坚决地、严肃地分别进行教育处理，该法办的就按法律程序予以法办，不姑息迁就。他生前亲自参与处理过这类案件，得到广大归侨、侨眷、华侨学生及其家长和海外侨胞的拥护。
为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解决上述“同”与“异”的矛盾，方方同志向来很重视走群众路线，进行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解决问题。他一般每年必有两次深入侨区基层，调查了解情况，检查侨务工作，为时一般长达三、四个月。有时行程万里，不辞辛苦，日夜工作；有时抱病出差，不顾劳瘁。他的足迹遍及南方数省的侨乡、国营华侨农场、工厂、学校、侨汇商店、华侨旅行服务社以及各地侨联，广泛接触各阶层的华侨、归侨、侨眷和侨务干部，掌握第一手的材料，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加以分析研究，作为处理侨务工作的依据。在机关工作时，他也经常向各级侨务干部、华侨、归侨、侨眷进行调查，了解情况，研究解决华侨问题的途径。正因为如此，他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向中央提出改革性的建议，经中央同意后施行，推动侨务工作不断前进。
建国以后，有几十万华侨和华侨学生陆续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学习，如何妥善予以安置，是经常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一项繁重而艰巨的工作。为此，国家创办了几十个国营华侨农场和华侨投资企业、华侨中等补习学校以及暨南大学和华侨大学。在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祖国培养和输送人才上，方方同志费了许多心血。特别是开办几十个农场，从选点建场、发展生产到总结推广经验，他都亲自参与其事，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多年来有许多华侨回国参观，需要做好接待工作，他在建立和扩展华侨旅行服务社的服务工作网、指导组织接待华侨参观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
躬行实践 光明磊落
方方同志生平重视实践，不尚空谈。在六十年代的头几年，他经常提醒侨务干部，要多做少说，做了再说。还语重心长地劝告干部“不要搞场面，不要出风头”；“要多做点滴的工作”。他厌弃那种“平时不工作，尽养‘病’，运动来了就整人”的人。文化大革命前夕，他在侨务政工会议上强调：“政治要体现在业务，落实在业务”；“不要做空头政治家”。他说：“比如农场领导，要研究华侨农场生产经营，工资分配等问题，这样才能把政治落实到业务上来”。他脚踏实地，紧抓业务的实干精神，对侨务干部影响很大。
方方同志善于针对一定的对象，作具体分析，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做好工作。为了使归侨、侨眷更好地接受党的领导，他在一次全国侨联的座谈会上，对党外中上层人士说：“我奉劝大家几个字，就是定、信、跟。下定决心，相信党，相信毛主席，跟共产党。相信而不是迷信，不是盲目的信……”。他要大家全面地学习毛泽东思想，说明毛泽东思想集中了群众的智慧。他针对侨眷、归侨中的资产阶级分子思想改造问题提出：“不要把‘和风细雨’四个字搞臭，细雨才能下透，和风吹来暖洋洋，才能使人真正接受。狂风吹倒人，怎能改造人呢？暴雨冲坏了庄稼，有什么用？”他在广州侨联会上说，要“……结合各阶层归侨、侨眷的特点，采取和风细雨，细水长流，分别对待的方针，进行根本改造，争取他们中的多数以至大多数人逐步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对侨乡的广大归侨、侨眷，他强调“要针对他们的不同阶层，不同觉悟程度，不同思想特点，以及他们缺乏农业生产知识和劳动习惯的情况，逐步加强以生产为中心的思想教育。”方方同志在归侨、侨眷中采取的改造思想和培养劳动观点的方法，加速了归侨、侨眷的前进步伐，这已为事实所证明了。
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勇于挑重担，敢于承担责任，是方方同志的风格。文化大革命中，他曾对被关在一起的同志说：“即使侨务工作有错误，由我一人承担好啦！何必连累那么多人呢！”这是何等高尚的风格！平时他就是常用“功归人，过归己”来自励勉人的。
方方同志是一个铮铮铁汉子，不是随风转舵的人。一九六四年他在广东省侨务工作会议上讲过：“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持真理，不要做革命的投机者。什么宁‘左’勿右，假如这是认识问题，那么应该好好学习；假如是见风转舵，那是革命的投机者。”“我们在执行政策的时候，要提高自觉性，这样就骨头硬，胆子大，不会刮一阵风就手忙脚乱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他被揪走前的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当中侨委有的干部在检查自己顶不住压力而失密时，方方同志就插问：“不保卫党的机密，对吗？”他还责成党委办公室同志：“要保卫党的机密，死也要死在保险箱旁！”他在受监管的五年里，受尽折磨，但始终站稳立场，坚持原则，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宁死不屈的威武气概。他顶住了各种压力，坚决不承认“侨务政策是修正主义”，即使到了用火烧他的脸庞和眉毛，逼迫他说出党的机密的危急关头，他仍然斩钉截铁地回答：“这是党的机密，你们无权知道！就是烧死我，我也不说！”他就是为党为人民以“负最后胜利之责”为荣的！他这种临难不苟的精神，真是令人肃然起敬！
光明磊落，不搞阴谋诡计，爽直敢言，襟怀坦白，是同志们对他一致的看法。他曾不止一次毫不讳饰地说：“我这个人犯过错误，但我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犯的错误，到了我去见马克思的时候，我的墓碑可以刻上‘犯了错误的共产党员方方之墓’的碑文”。
方方同志对党无限忠诚，对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非常敬仰和热爱。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的波涛汹涌中，工作千头万绪，日夜操劳，还经常过问侨务部门的事情，对方方同志也象对其他受迫害的老同志一样，关怀备至。在方方同志失去自由和病重期间，总理对他的健康十分关切。当方方同志将从北京被拉往天津批斗时，总理闻讯，立即出面干预，说：“方方病得那么重，拉那么远去批斗，怎么受得了？”坚决予以制止。方方同志病危时，总理立即派人到医院嘱咐：“要尽一切力量抢救。”方方同志自知不起时，曾对儿女说：“要坚信党和毛主席、周总理必有为我昭雪的一日。”
今天，“四人帮”一伙已经被粉碎了，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拨乱反正，侨务工作也重振起来，党的侨务政策正在逐步落实。林彪、“四人帮”强加给方方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已被推倒，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为正义已伸、方方同志的沉冤已雪而欢欣鼓舞。我们要向前看，要学习方方同志的革命精神和高贵品质，动员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华侨，为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团结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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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恢复保卫工作的优良传统
慕翔
由于工作关系，我常有机会见到一些领导干部，了解到一些对领导干部的保卫工作情况。一个突出的印象是：若干年来，保卫工作越来越森严，越神秘，也越来越脱离群众。林彪、“四人帮”更把它发展到了以人民为敌的地步。
领导干部，特别是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肩负着全民族的重任。保证他们的安全，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工作，是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因此，保卫工作是完全必要的；从事保卫工作，是一项光荣的职责。
“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在一定的意义上，只有有了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才能把保卫工作做得更好。过去，在残酷的战争年代里，以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中央领导同志，不管是在武装敌人尾追或是包围之下，还是在深入敌人心脏，处于龙潭虎穴之中，都能万无一失，安全往返，并把革命从一个胜利引向又一个胜利。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我们有一批出色的、忠于人民的保卫工作者；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建国以后，保卫工作逐步神秘和森严起来。察其原因，大概是在起初向苏联学习的时候，有的同志生搬硬套来的。但是，当时我们保卫工作的传统还有着一定的影响，所以，比较起来，在林彪、“四人帮”横行以前，脱离群众的现象还不很严重。
林彪、“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步伐以后，他们那个臭名昭著的“顾问”和曾经篡夺过公安大权的那个亲信，都十分“热心”于保卫工作，他们每到一处，都如临大敌。除了少数经过“筛选”的人以外，都不许接近。他们不但自己惧怕群众，也深怕其他领导同志由于同群众接触得多了而识破他们的阴谋。因此，他们又把这种“保卫”工作强加给其他领导人，把这些同志“保卫”得几乎与世事隔绝。
当然，林彪、“四人帮”一伙并不是对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能使用这种手段。比如，对于敬爱的周恩来同志，他们就用不上，也不敢用。周恩来同志一向反对脱离群众的那种保卫工作，更何况是以人民为敌的“保卫”工作！二十多年来，周恩来同志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从国内到国外，象在革命战争时期一样，从不顾个人安危，经常深入广大群众，身体力行地使自己身边的保卫工作保持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粉碎“四人帮”两年多以来，一个可喜的现象是，有更多的领导干部看到了林彪、“四人帮”一伙破坏保卫工作的严重后果，并且象周恩来同志一样，从个人做起，正在恢复和发扬着我们党的保卫工作的优良传统。有的同志职务提高了，不准别人为他提高保卫工作的规格，受到了人民群众的赞扬，也进一步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这些同志的作为，象征着我们党和国家的兴旺发达。
但是，也有个别领导干部仍然喜欢林彪、“四人帮”一伙搞的那种保卫办法，出门时“车如流水”，前呼后拥，沿途岗哨林立，甚至断绝交通，引起群众的议论。可见，我们要想在保卫工作方面完全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把已经“改造”成为“包围”的“保卫”，再改造成为正常的保卫工作，尚须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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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黑龙江妥善安置重返农场的知识青年
本报讯 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管理总局各单位热情欢迎重返农场落户的知识青年，认真安排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使知识青年体会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决心在边疆为四化建设贡献青春。
不久前，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管理总局党委组织了知识青年慰问团，分赴京、津、沪、杭、哈等城市，在城市有关部门和知青家长的配合下，向盲目回城的知识青年介绍农场的大好形势和当前农业生产的情况，鼓励他们迅速返回农场干四化。不少知识青年认识到，从我国当前的实际出发，一些知识青年必将继续走上山下乡的道路；边疆需要我们，有志青年就应该服从需要，志在四方。据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各城市先后有二百五十多名已办理了返城手续的知识青年要求重返农场；同时，还有四千余名长期滞留在城市的知青也先后返回农场。
这个管理总局各单位的领导和群众，欢迎知识青年返回农场。不少单位派出专人到车站热烈欢迎重返农场的知识青年。总局党委专门做出决定：原来是请探亲假回城的，虽超假了，路费仍可报销；原来是请病、事假回城的，按规定路费自理，如经济确有困难的，可向农场组织申明，由农场酌情给以补助；长期逗留城市的知青返回农场后，工作岗位原则上不变，如原岗位已有人顶替了，再分配适当工作；已婚的知青夫妇双方均在农场的，如距父母（包括养父、母）住地单程超过五百公里的，可以有三次公费探亲假，时间相隔原则上为四年，如有特殊情况，经农场批准，可提前探亲；自一九七九年起，所有下乡知青，无论婚否，一律按国家有关取暖补贴规定，与老职工一样发给取暖费；凡下乡到农场的知识青年，与下乡到农村插队的知青结婚，不论男女，均可到农场落户，符合条件的，一般可吸收为正式职工；凡回城后已安排工作，志愿重返农场的，可办理调转手续回农场，有关问题可按调转规定，工龄连续计算；对超过假期规定长期留滞城市，不超过一年的，回场后工龄也可连续计算，超过一年的，扣除超假时间后再连续计算；对返回农场的知青，要做到政治上不歧视，生活上妥善照顾，工作上适当安排，并注意发挥其专长。
这些规定使一些原来担心重返农场，会受到冷遇和歧视的知识青年消除了顾虑，愉快地投入了农业生产。八五七农场有一对已婚上海知青不在一个单位工作，领导上根据他们的要求，很快把他们调到一个单位，使他们更安心边疆建设。向阳农场汽车连驾驶员史滨来重返农场后，党支部安排他回原岗位工作。他说，回到北大荒，我心情舒畅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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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批回沪知青重返农业战线
本报讯 最近，一批回沪知青志愿重返农村和边疆。这些青年，大多数是今年初回上海的。对于一些返回城市后一时无法安置工作的知识青年，各区、街道、里弄的党组织，坚持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鼓励他们重返农村、边疆，收到了较好的效果。闸北区一百二十五名返城知识青年，要求重返黑龙江各农场。苏家巷街道九十四名返城的知识青年中，就有八十七名已返回农村。这些青年在党组织的帮助下认识到：应该向知识青年的榜样杨永青学习，为农业现代化贡献力量。一些符合政策的回城知识青年，为了主动承担国家困难，也要求重返农村、边疆，受到群众的称赞。小北门街按政策办了回沪手续的知识青年顾生发说：我虽人在上海，心里却惦着边疆的建设。每当想起自己的第二故乡，一种热爱边疆建设的感情就油然升起。我忘不了当年立志在边疆干一辈子的誓言，想念着自己亲手驾驶着拖拉机耕耘过的土地。现在，他放弃在上海的工作，又愉快地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第二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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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记者来信
要热情欢迎知青回农村
最近，有些自行退职回城的知识青年，陆续重返农村和边疆，受到有关单位的欢迎和妥善安置。
但事情并非完全如此。不久前，我在云南西双版纳采访时，就发现有的单位把重返边疆的知识青年拒之门外。某单位有个知识青年，今年四月初自行退职回到城市。后来他提高了认识，又重返边疆。但是，他回到原单位后，要求帮助解决吃、住问题，回答是：你不是我们单位的人了，我们不好解决你的吃、住问题。他要求复工、落户，领导说：这个问题，虽然国务院和省革委会发了通知，但州委没有下文件，也没有具体指示，我们不好办。州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同志登门做工作，希望这个单位按照党的政策办事，结果还是不行。问题又反映到这个单位的上级机关，一位办公室副主任亲自给这个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打电话，但是电话里回答说：“就是撤我的职也不接收；哪个要接收，哪个来处理！”最后，甚至州委一位副书记出面，要这个单位按上级通知办，可是直到我们离开西双版纳时，这个知识青年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据了解，类似这种情况，在西双版纳还有多起。一些知识青年，由于原单位不同意落户，拒绝安排，不得不准备再次回城。
对重返农村和边疆，要求复工、落户的知识青年，不应采取这种错误态度。过去，这些青年在建设农村和边疆的斗争中出过力，流过汗。即使有的人有些缺点、错误，或者当初为了回城说了一些过头话，做了一些过头事，但是，现在他们向热爱边疆、保卫边疆的对越自卫还击战中的英雄们学习，向重返农业第一线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团委副书记杨永青学习，又重返农村和边疆，我们就应该为这些青年的进步高兴。有关单位应该欢迎他们复工，允许他们落户，并鼓励他们在农村和边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准许自行退职回城的知识青年回原单位复工，这也是国家统筹解决知识青年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做好这项工作，有利于全国的安定团结，也有利于四个现代化建设。因此，有关单位应执行政策，对重返单位的知识青年，要热情欢迎，妥善安排。故意刁难是不允许的。
贾昭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