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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邯郸钢铁总厂在调整中前进
全厂原有九座高炉，经过实事求是进行调整，停掉六座小高炉，确保三座中型高炉的生产，产量、质量稳步上升，成本和原材料消耗显著下降
本报讯 邯郸钢铁总厂实事求是，采取果断措施，先后停掉六座小高炉，集中力量对三座中型高炉进行挖潜、革新和改造。今年一至五月份，生铁超额一万五千多吨完成国家计划，接近历史同期最高水平，与九座高炉并存时的一九七五年同期相比，产量提高百分之三十点八七；生铁合格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六；成本和原材料消耗显著下降。
邯郸钢铁总厂原有两个炼铁分厂，中、小型高炉共九座。国家计划供应的精矿粉和本厂烧结矿的生产能力，只能满足三座中型高炉的需要。而六座小高炉的原料全部用的生矿，含硫高达百分之二，含铁量却只有百分之三十六，粒度大、粉沫多，焦比高，基本上是吨铁吨焦。同时小高炉耗电量比中型高炉几乎高一倍。结果，成本高，质量低，从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八年，共亏损一千六百万元。这些小高炉的设备陈旧，设备事故经常发生。
邯郸钢铁总厂的六座小高炉陆续停产以后，把燃料、电力、原材料和管理力量，都集中到三座中型高炉上，确保重点高炉的生产。针对生产中的问题，他们首先在六百二十立方米高炉上进行技术革新，安装了二次过筛，使用了富氧鼓风，这样就可将烧结矿中百分之十左右的粉沫筛掉，使空气的含氧量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三，从而使炉子跑料速度加快，缩短了冶炼时间，每天提高产量一百吨左右，合格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六。
这个厂经过调整效果显著。一、提高了质量。长期以来，六座小高炉生铁的质量一直上不去，影响了邯钢产品的信誉。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厂生铁合格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六。二、降低了成本。吨铁成本由原来的二百三十六元九角九分下降到一百八十七元七角九分。三、减少了消耗。今年一至五月份焦比降到六百七十公斤，还节约电二千多万度。四、转亏为盈。今年一至五月份每人实物劳效比原来提高了一倍以上。五、减少人员，便于管理。这个厂原有职工一千六百多人，小高炉停产后，可节省八百多人，行政管理人员可减少一半以上。
耿自成 王树学 李孟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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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从实际出发整顿“五小”工业
根据本地的资源条件和各个企业的生产情况，对地方工业和“五小”工业进行必要的调整，“五小”工业的发展，将不是慢而会是快。邯郸钢铁总厂，经过调整高炉的生产，产量比调整前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质量、利润比以前提高了，成本、消耗比以前下降了。这有力地说明，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不仅不会降低生产速度，相反地能够更好地促进生产的发展，达到增产节约的目的。
毛泽东同志说过：“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做经济工作，也应如此。我们当前面临的实际情况是，现有的燃料、动力和原材料，“养活”不了现有的三十五万个工业企业。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必须从这个基本事实出发。为了使国家有限的物力财力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有的企业势必要停下来，有的企业势必要转产。把关停的企业节省下来的燃料、动力和原材料，供给那些质量高、消耗低、收效大的企业，让他们吃饱，吃好，开足马力上去，这样，国民经济才有可能按比例高速度发展。否则，齐头并进，万马奔腾，“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大家都吃不饱，打消耗战，就不可能有高速度。这已被多年的实践证明了。
有的同志不是从实际出发，积极做好调整工作，而是等待、观望，错误地认为，调整是放慢生产速度。这是当前妨碍调整的主要思想障碍。华国锋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是一个保证我国现代化事业真正能够脚踏实地地向前发展所必须采取的完全积极的方针。”所有企业都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这个方针，要坚持在调整中前进，在调整中提高。如果不自觉地进行调整工作，该下的不下来，必会影响该上的上不去。有些同志口头上也知道调整的必要性，但是一涉及本部门、本单位的利益，就想不通了，就有抵触。有些事情，从一个地方来说，也可能有道理；但从全局来看，那就不对了。要懂得局部必须服从整体的大道理，胸怀全局，以国家和整体的利益为重，因此就要认真地而不是马虎地、切实地而不是敷衍地搞好调整，不断提高按经济规律办事的自觉性。
调整是一件复杂、细致的工作，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可搞一刀切。总的来说，凡是那些并非生产必需，由于管理不善，技术落后，消耗又高得出奇的“煤老虎”、“电老虎”；那些重复设厂，产品供过于求的加工企业；那些原材料没有来源，“搞无米之炊”，以及同大企业争原材料、盲目发展起来的企业；那些产品质量低劣、没有销路、长期亏损的企业；那些污染严重，危害人民身体健康，短期内解决不了的企业，都要采取措施进行调整。但是，到底那些要改变生产方向，那些要按专业化协作原则合并改组，那些要暂时停下来，那些要下决心关掉，必须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由地方党委分类指导，统筹安排。对于这些企业的职工，应当妥善安置，使他们各得其所。总之，我们对调整工作，一定既要积极而又稳妥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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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辽宁省农业特等劳动模范王建树
把心血倾注到发展集体生产上
前不久，辽宁省革委会授予岫岩县石庙公社青后生产队队长王建树“农业特等劳动模范”。这件事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因为王建树这个人不是个普通基层干部，他曾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但是，熟悉王建树作为的人，一致称赞省革委会的这一决定。
一九六四年，王建树被选为生产队队长。他时刻把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倾注到发展集体生产上。他和群众一起，清理了生产队的各种帐目，建立和健全了一整套生产、劳动、财务等管理制度，订出了切实可行的生产计划，并把计划张榜公布，实行民主办队，受到社员的拥护。王建树带领社员群众开石棉矿，又建成了石棉瓦厂、水泥瓦厂、农具修配厂等工业。每年仅工业收入就达十二万多元。有了资金，他们就购置了各种农业机械和水利电力设备，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他们垒坝拦河，削高垫低，把四百多亩支离破碎分成七十七块的耕地，平整成七大块，地平路直，水渠纵横，安装了喷灌。现在，全队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电气化和水利化。王建树又领导社员建立了机械化养鸡场，条件很好的养鱼池，干净舒适的奶羊场，布局合理的果园。五业俱兴，六畜兴旺。去年，全队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粮食二万六千七百斤，劳动生产率比一九六九年提高十九倍；亩产提高六点八倍，总产量提高了五倍。
今年年初，当地党组织对他错划右派的问题也进行了改正，并根据本人申请和多年的表现，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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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徐永山保养使用拖拉机成绩突出
吉林省革委会授予特级驾驶员称号
吉林省特级驾驶员、共产党员徐永山驾驶的一台“东方红—75”链轨式拖拉机，十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技术状态，平均每一标准亩作业所用修理费，只有一分多，相当于规定的二十分之一。
徐永山是吉林省怀德县陶家屯公社石柱沟大队农机队长。十年来，他用这台机车翻地、耙地、压地、播种、中耕，参加农田工程建设，作业二万二千多小时，完成十一万五千五百多标准亩工作量。由于徐永山精心维护保养，认真驾驶操作，这台机车的马力足，性能好，一次也没有大修过，仅换过一些零件，花费一千二百多元；同时由于保养、使用得好，比规定标准省油百分之十七，共节省修理费和油料费三万二千二百多元。
徐永山保养使用拖拉机取得的突出成绩，受到群众的赞扬。去年年底，吉林省革委会授予他特级拖拉机驾驶员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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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记者来信
一套进口设备的遭遇
编者按：一机部花了大量外汇，从国外进口了一套高压造型设备。因无人负责，这套设备竟被弃置在渭河滩上，听任风吹雨淋，腐蚀生锈。工人同志们一再提出意见，主管部门的一些领导同志却见惯不惊，无动于衷，至今仍未采取任何措施，作好善后工作。我们在增产节约运动中，一定要充分发动群众，揭露和纠正各种浪费恶习，改进经营管理。只有这样，才能把我们有限的财力物力用到急需的地方去，充分发挥经济效益。
一九七五年初，一机部为扩大陕西汽车厂的生产规模，花了六百多万元，从国外进口了一套技术上比较先进的高压造型设备，这套设备共计八十三箱，二百七十余吨。一九七六年一月底到货，至今三年多过去了，仍然原封未动地堆放在这个厂附近的渭河滩上。
记者在这里看见：设备放在一个石棉瓦棚下，四周敞开。棚上的石棉瓦有的已经塌落，不少裂开缝子，下雨、消雪时漏水的痕迹历历在目。有的包装箱板已经折断破裂，机器露在外边。设备的电气部分，在职工食堂的一角，用木板隔开保管着，也是件件满布尘土。这个厂的工人告诉记者：这套设备按国外包装措施，限期仅为半年。这几年放在潮湿的渭河滩上，局部已经生锈。面对这些遭到冷遇的设备，工人们气愤地说，举国上下都在争分夺秒地为实现“四化”贡献力量，为什么进口的设备竟连放三年不安装投产？这些设备都是用人民的血汗换来的，为什么有关部门对国家财产这么不负责任？
记者先后走访了一机部、陕西省机械局和陕西汽车厂等单位。他们提供的情况，说明我们在进口、管理和使用国外设备方面，存在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
一、引进国外设备缺乏周密计划。最初，陕西汽车厂按原定基建计划，只是需要增添两台铸造设备，并未打算成套进口设备。但是，申请报告送到上级机关后，领导者们只注意到生产规模需要扩大，就决定进口一套设备，但对进口设备怎样使用和管理却考虑的不周到。待到设备陆续到货了，矛盾才一个个地显露出来。例如，进口的设备效率高，产量成倍地超过实际需要；因外汇不足，只引进了全套设备的一半多，其余部分需要国内配套；设备的件数多，占用面积大，原铸造车间容纳不下，需重新征地另建厂房安装等。由于筹建计划变动频繁，一再推延，迟迟不能落实。
二、协作配合不好。要尽快地发挥进口设备的作用，需要各方面的配合、协作和支援。这套进口设备不能很快投入使用，有关部门认识不统一，行动不协调，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以基建拨款为例：本来一机部已经批准陕西汽车厂另建厂房安装设备，并同意拨付一定数量的投资。但由于当时基建战线拉的太长，一些应该上的项目安排不上。另外，主管这项工作的几个业务局因对陕西汽车厂进口这套设备有不同的看法。为此事，陕西汽车厂和陕西省机械局，从一九七六年下半年到一九七七年底，先后十多次派人和打报告向一机部申请拨款。直到去年六月，才拿到少量投资，仅够支付“三通一平”费用，所以不能按预定计划开工。同时，在工程的设计等问题上，一机部和其他有关的部门，也没有给予有力的支持和配合，致使扩建设计迟迟拿不出来。
三、官僚主义、文牍主义严重。从高压造型设备进口到现在，有关领导部门来往的公文，初步算了一下，将近三百种、一千份以上，浪费了许多人力和时间。这种公文旅行，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事情越来越复杂。群众评论说：为啥背靠背地发了这么多文件，却没有召开过一次面对面的会议来讨论和解决问题？他们还说：“如果领导干部都从公文堆里解放出来，从办公室里走出来，真正到基层和群众中听听意见，说不定问题早就解决了！”
四、不按实际情况办事，靠“长官意志”指挥。这套进口设备落到今天这种地步，是和“长官意志”有直接关系的。原来厂房地址选定在五丈原下岐山县的陕西汽车厂附近，而且已经开始征地。可是工厂原来的个别领导人，为了下一步好把整个工厂迁进大城市，却硬要建在离厂几百里以外的西安市。这个设想碰壁以后，只得又改回原处。既耗费了人力和财力，又使工程计划耽误了近半年。
工人群众看到国家花钱进口的设备被“遗弃”，心急似火烧。现在，这套设备到底要安装在那里，一机部和陕西省机械局意见还不一致。筹建工作已经全部停止，领导机构也解散了。五十二名经过国外和国内培训的技术骨干和工人，除四、五个继续留守外，其余都另行分配工作了。只有那套高压造型设备，还静悄悄地长睡在渭河滩上，焦急地等待着人们去唤醒它！
今年初，记者曾写材料在内部刊物上发表，对此事进行过批评。当时有关部门专门派了调查组，也开会讨论过几次，可是，时过半年，这套设备还是躺在原地睡大觉。为让各方面重视这件事，记者认为有必要将此事在报上公开发表。
本报记者
侯嘉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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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三气”孔明 于汶
诸葛亮：此物在我（五丈原）门口竟能三年不动，气煞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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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工作研究
也要积极开发鲁皖豫黔滇五省煤炭
从关于开发“北煤”的两篇文章谈起
北煤南运是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特别是在全国各地区煤炭资源与消费的地理分布特点不一致的情况下，经过几十年的历史发展过程所形成的。它涉及资源分布、矿区部署、供需平衡、运输线路以及生产布局（尤其是耗煤工业布局）、经济区划等多方面的复杂因素。因此，我们既不能超越现实条件硬要加以扭转，甚至不切实际地强求南方各省煤炭自给或基本自给，同时也不能只强调华北煤炭资源的优越性，放松对其他地区包括南方有条件开发的地区煤矿的发展，而应该是综合研究，全面规划，合理布局，各得其所。只有这样，才能在整体上取得更好的经济效果。
《人民日报》在今年二月二十六日和五月十四日先后刊出的《集中力量开发“北煤”才能见效快》和《加快山西省煤炭的开发和利用》两文，根据比较充分的事实，从一定角度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种精神很值得提倡。尽管在个别观点上尚值得进一步讨论，但提出今后应集中较多力量开发“北煤”，特别是加快山西煤的开发与利用的建议，我们原则上是同意的。
不过，我们还认为，在大力开发山西煤炭的同时，也应积极开发紧邻南方八省一市的山东、安徽、河南，以及贵州、云南等五省（以下简称五省，其中山东、河南和安徽大部分煤田，从地理位置和成煤时期来看，也属“北煤”范围）的煤炭。主要理由是：
一、五省煤炭资源条件与山西相差并不很大。五省现已探明的煤炭储量接近全国的五分之一，其中贵州储量仅次于山西和内蒙古，居第三位，其余各省储量也很大。如安徽、河南和云南的储量都已超过了目前煤产量居全国第二位的河北，山东储量也超过了煤产量居第四位的辽宁。而且在五省已探明的储量中，现在即可供给建井的储量甚大，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而包括山西在内的全华北地区，其同类储量也仅比五省总和多百分之三十左右。
五省煤炭的分布相当集中，尤其是鲁西南、两淮、豫西北、黔西和滇东五个富煤区，已探明储量合计可达山西的一半左右。它们各自的探明储量，不仅都数倍、上十倍地超过了我国目前煤炭产量最多的矿务局之一开滦煤炭基地，而且也分别超过或接近于苏联的顿巴斯、波兰的上西里西亚、英国的约克—诺丁汉等一些国外的大煤炭基地。而这些煤炭基地的煤炭年产量，一般都在两、三千万吨至一、两亿吨之间。五省的富煤区，都分别具有建设多处大中型甚至特大型煤矿区的条件。
五省的煤炭品种比较齐全，可供炼焦、动力、民用等多方面的需要。它们的煤质除少数煤田外，大多属于中灰、低灰与低硫煤。虽然个别煤田埋藏较深（如淮南），有的地质构造较为复杂（如六盘水），但总的看来其赋存条件有利于开采，开发的经济效果也不错。就以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五年的二十七年情况为例，在这期间五省用于煤炭基建投资的累计数，比山西省、华北地区（包括山西省，下同）和南方八省一市分别多二点一九倍、零点二七倍和零点三三倍，而同期五省煤炭新增生产能力的累计数，也相应比这些地区分别多一点七六倍、零点二五倍和零点五八倍。可见五省煤炭的投资效果只略次于山西和华北地区，而明显地优于南方的八省一市。从若干主要矿区的吨煤投资看，五省也只比华北多百分之五至二十左右。此外，在劳动生产率和原煤单位成本方面，倘若以现有主要矿区的历史较高水平相比，全员效率一般也仅比华北地区低百分之十五，而要比南方八省一市高百分之七十至九十，吨煤生产成本大体上也只比华北高百分之十，而要比南方八省一市低百分之三十五至四十五。
二、五省离南方重点缺煤区较近，在煤炭运输方面居于特别有利的地位。目前南方八省一市普遍缺煤，其中又以宁沪杭地带、武汉及其附近地区和珠江三角洲为最严重。因为它们既是这些省市内工业发展水平最高和工业分布相当密集的地带，又是煤炭资源很少的地区。这些年来，它们的煤炭缺口数，一般都占到南方八省一市煤炭总缺口数的五分之四左右。而鲁、皖、豫、黔、滇五省不仅从整体上说是同整个南方八省一市相邻，而且其主要富煤区又恰恰都分别靠近这些严重缺煤区。例如鲁西南、两淮富煤区就紧邻宁沪杭缺煤地带；黔西、滇东富煤区距离两广缺煤区也比其他任何大煤炭基地都近；而豫西北富煤区距武汉煤炭消费中心也不远。所以它们之间的运输距离都比华北到这些缺煤区近得多，据我们粗略估算，大约可分别近三百至二千公里，平均至少可近六百公里以上。这样，如果多开发五省煤炭，就可以相对减少大量的煤炭运输工作量。如仅以五省多开发三千万吨的煤炭计算，那末就将相对减少煤炭运输周转量近二百亿吨公里左右，即大约相当于全国铁路煤炭运输总周转量的六分之一，而煤炭又是最为大宗的货运物资之一，因此，这对减轻今后交通运输特别是已相当紧张的铁路运输的压力，将有重要意义。这样也就相应地减少了煤炭运输费用，同时可以相应地节约一部分交通运输的基建投资。
三、从地区能源平衡与煤炭经济区划出发，也应充分发挥五省煤炭的作用。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有必要也有条件建成几个有比较完整体系而又各具特点的经济大区。对于工业比较发达，能源消耗较大，而煤炭资源又相对不足的华东和中南两个大区来说，就应采取多种途径解决地区能源平衡问题。就煤炭本身的供求而言，应是外区供煤与本区产煤并重。现在五省煤炭还仅承担南方八省一市年用煤量的六分之一左右，从前述各种条件分析，只要近期加快五省几个主要煤炭基地的建设进度和努力增加煤炭生产，在不远的将来将这一比重提高到四分之一以上是有可能的。如再从远一些看，华东用煤还可进一步提高山东、安徽的供应比重，中南用煤除由河南继续增加供应湖北、湖南外，广东、广西的缺煤似以由贵州、云南主供较为合理。
我们这样考虑，绝非认为就此可以削弱山西煤炭的大发展，而是使之能够集中力量，更好地承担起向全国供应优质煤炭（包括焦炭、肥煤、无烟煤及动力煤）的任务，更多地满足煤炭出口的需要。
我们这样考虑，也绝不是主张不开或少开南方煤田，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在八省一市资源条件具备的地方，积极开发南煤，实事求是，人尽其力，物尽其用，才是我们的本意。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各个地区的长处，从而促进我国燃料动力基地的布局更合理。李文彦 陈航